庐山会议闭幕后第四天，毛泽东离开庐山到南昌。从南昌乘专列到杭州。在这里休息了两天，后经上海、南京、徐州、济南、天津，于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沿途中，不断找当地一些地、县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
这时，各地、各部门陆续报来一些令毛泽东十分高兴的消息。九月三日，中共河北省委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目前工业战线上已经立竿见影，钢、铁、煤的生产急剧上升，农业生产竞赛运动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九月六日，甘肃省委的报告中说：中央反右倾指示下达后，工业系统即开始检查和批判右倾思想和松劲情绪，对于过去降低的计划指标，重新作了调整。九月十一日，甘肃又报：自从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以来，我省各项工作飞速发展，变化很大，粮食问题也是如此。目前全省夏田普遍丰收，秋田生长很好，丰收在望。九月二十四日，石油工业部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中说：石油工业在一九五九年仍然是一个大跃进的形势。九月三十日，浙江省委报告：以八中全会决议为武器，在干部中开展一次反右倾、鼓干劲的整风学习运动，使总路线在广大干部的思想深处生根。十月三日，四川省委在报告中说：在九月上、中旬各地相继召开了干部会议，以传达八届八中全会精神为纲，安排当前工作，掀起了一个反右倾、鼓干劲、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的新高潮。对这些报告，毛泽东都仔细阅读并批转各地参考，还写了一些给予肯定的话。
十月八日，毛泽东接到薄一波前一天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我的家乡――和平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韩生智同志给我写来一封信，我看了感到十分兴奋：一、公社化后粮食大增产，工业也搞得很好；二、今年每人平均分到三十斤麦子（保证了国家征购任务后），我的家乡主粮是杂粮；三、公共食堂五十九座，看来是基本上都到公共食堂了；四、群众情绪高涨，等等。特将这封令人兴奋的信打印送您一阅。”①
九月六日，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题名《驳“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谬论》。文章说，国家统计局在学习、讨论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时，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和比例关系问题进行了讨论。多数同志根据统计数字，驳斥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关于一九五八年以钢为纲和全民炼钢铁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失调的论点。大家一致认为，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向前发展的。
不久前，毛泽东也曾认为，一九五八年的主要教训之一是综合平衡的问题，而这时作为职能部门的国家统计局，却以一系列统计数字说明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基本上是按比例地和平衡地发展的。这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它同对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估计密切相关，也是庐山会议后期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自然引起毛泽东极大的兴趣和关注。他立即写信给陈伯达：“‘驳谬论’一篇，你看了没有？如未，请看一下，想一想，是不是有道理？此篇各个论点，是否都是对的？或者还有某些不对的呢？请你找国家统计局的主要几位同志，例如四五位，或者七八位，到你处开一次座谈会，切实研究一下，以其结论（最好写成文字）告我。这是大问题，应当废寝忘餐，全力以赴。”②
陈伯达九月八日报告毛泽东，说：九月七日下午，召集国家统计局五位同志和其他一些研究经济问题的同志开了一个座谈会，会上大家基本上同意统计局提出的关于去年大跃进中比例关系的看法，认为去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是相适应的，而不是比例失调。其中个别的、局部的失调，只是大踏步前进中的暂时性现象，经过调整，已经有了很大改善。③
这一系列的报告、来信和文章，使毛泽东感到欣慰，他更加相信，反右倾的决策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
毛泽东并不满足于书面的报告。形势究竟如何，他还要到实际中去亲眼看一看，心里才踏实。从九月十八日起，毛泽东开始他为期一周的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视察。
十九日，在天津郊区看了一个农场的水稻，据农场负责人报告，亩产八千到九千斤。
二十一日，到济南，在专列上接见了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和历城县东郊公社党委书记郑松。舒同、郑松分别汇报了山东三年、五年经济规划和东郊公社的情况。舒同汇报封山造林时，毛泽东问：“你们年年谈造了多少林，封了多少山，我怎么从北京到上海，在飞机上看不到？”舒同没有回答。接着汇报全省计划组织九百万劳动力上阵搞山水林田，毛泽东问：“能组织这么多人吗？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统筹安排，要注意群众的生活问题。”毛泽东又问郑松：“东郊公社今年秋季生产如何？玉米、大豆每亩能产多少？”郑答：“玉米亩产五百至七百斤，间作大豆一二百斤。”毛说：“每亩一年增产几成就是很大的成绩了，你们比过去翻一番还多，这是很大的跃进。”毛泽东兴致很高。他突然提出要横渡黄河，说：“全国的大江大河我都渡了，还没有渡黄河，我明年夏天到济南来横渡黄河。”大家说，黄河的漩涡很大很多。他说，漩涡不可怕，你们可以事先勘查一下嘛。而且不容别人分说：“就这样定了，我明年七月下旬八月上旬来，你们先找人作点准备。”
吃过午饭，毛泽东来到山东省农业科学研究所，看了棉田。又冒雨到东郊公社的大辛庄大队，专门去看那里的玉米、大豆生产情况。他问郑松：“亩产多少？”郑答：“这片丰产田可达八百斤。”毛说：“加上小麦，就是亩产一千好几百斤，这是个大跃进啊！”④
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到达郑州，在这里呆了一天多。北返路经河北磁县时，下车看了看人民公社的棉田。后经保定，二十五日回到北京。
毛泽东此行主要是要了解农业生产的实际情况。他一路所见所闻，似乎都是粮棉高产，一片丰收在望的景象。其实，由于各地事先安排，他所看到的，不是农业研究所的试验田，就是很少数办得特别好的人民公社的几片丰产田。这些虽然是第一手材料，也没有根据说都是虚假的，但是它们在全国并没有多大代表性。而这些不全面的情况，却被毛泽东看作判断形势、作出决策的重要依据，对他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继续关注和指导全党的“反右倾”运动，不时批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报告，推动运动深入下去，继续向着“左”的方向发展。
“反右倾运动”，在党内开展了过火斗争，许多敢于讲真话、说实情的同志，遭到无理批判，有的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有的甚至被打成“反革命分子”。这个运动进一步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党内政治生活出现极不正常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赫鲁晓夫又提出中印边界冲突问题。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印边界发生了一次武装冲突，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偏袒印度的声明，把中苏两党的争论公开化。在这次会谈中赫鲁晓夫又无理地指责中国说：中印边界冲突，中国为什么开枪？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们两党的分歧。”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⑤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毛泽东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十月十八日，毛泽东在颐年堂会见日共代表团。谈话中，讲了一段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他说：“整个国际形势是好的。西方统治集团，美国集团，这个集团的大部，都对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抱着恐惧。我们利用他们的困难争取和平时间，这是可能的。而且不会是很短的和平时间，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历来是这样估计的，情况是向好，不是向坏。战争的情况也要估计到。总的情况来看，争取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是可能的。”“我们并不想去解放台湾、金门、马祖，看情况的发展再去解决。澳门也不去解放它，同国际上有关联的地方，要看情况。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⑥
“争取十年、二十年的时间搞建设。”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战略思想。他渴望在这段时间里，把钢铁尽快搞上去，把粮食尽快搞上去，把整个工业尽快搞上去，超英赶美，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地位，以争取主动。
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离京南下，经天津、济南、徐州、合肥、马鞍山、南京、上海，十月三十一日到达杭州。一路上参观视察，除了农业，重点是工业，特别是钢铁生产。看了安徽的马鞍山钢铁厂、东风钢铁厂和一个化肥厂，还看了一个人民公社的食堂用沼气烧饭、照明的情况。
十月三十日，在南京到上海间行进中的专列上，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曾希圣、刘顺元、惠浴宇、陈光、彭冲等谈话，向他们详细了解情况。
毛泽东最关心的仍然是农业，尤其是粮食生产。他问：“你们情况如何？”
答：“情况还好。”
问：“比夏季有点起色吗？”
答：“同夏季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是一心一意了。”
毛泽东问江苏负责人：“你们今年粮食有没有希望多少增一点产呢？”
答：“粮食情况今年比较好。”“今年的好处是大面积的高产，这一点比去年好。无论如何明年春天的问题不会再是今年春天那个样子了。”
毛泽东紧跟着问了一句：“明年春天会比今年春天更好一些？”
答：“恐怕好得多。”
这时，有人插了一句：“我觉得，这个粮食问题，心已经是比较放下来了。”
毛：“心放下来了？”
答：“心比较放下来了。”
毛：“还是不要放下。搞十年吧，搞十年能够储备一年就好。能不能够？”
答：“大概差不多。”
在粮食问题上，毛泽东记取一年多来的深刻教训，头脑冷静多了。然后，他又问到经济作物和多种经营的情况，重申他的“大农业”思想：农业包括十二个方面，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还有畜牧业，林业，渔业，还有别的副业，都要发展。
在谈话中，毛泽东再次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个问题，是一个历史性的问题。虽然搞了十年，经过那么多风波，问题还是存在，并且相当严重。以后若干年，甚至于几十年，还存在这个问题。总之，阶级不消灭，总是存在这个问题。他提出，在秋收之后，要在群众和干部中间，用批评的方法来开展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教育。最后，他又问了一下江苏工业生产情况。⑦这时已经是下午六时多了，专列驶入上海，停在上海徐汇支线顾家花园。
上海市负责人柯庆施、陈丕显上车迎接毛泽东。
柯庆施问他：“现在是不是下去一下？”
毛：“不下去。”
柯：“他们有个晚会。”
毛：“什么晚会也不看。”
陈丕显：“游泳吧！”
毛：“现在怕游水。现在我有肠子病，昨天晚上吃了八片磺胺剂，把它压了一下，同时又把窗户开开，大吹其风，温度降了，一睡就睡十个钟头，直到今天下午四点。已经有两个月没有游水了，怕下水，身体搞得不行了。”
毛泽东就在专列上与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刘顺元谈话，谈话涉及工业、交通、副食供应、防治血吸虫病等等。
毛泽东很相信国内的经济形势已显著好转。他说：“庐山会议后，八月上旬起，设备、条件还是那样，但是产量、产值就变了，而且变得很显著。变得不显著，人家不信。沪东造船厂今年反右倾以后，有个故事，说是争取六十天要送一条船下水，后头十九天把一条船的基本建设就搞成了。”（柯、陈更正说：“是江南造船厂。”）
毛泽东又说：“从中央材料看见的，说是湖南株洲一个工厂只有三十辆汽车，坏了二十六辆，只有四辆了。庐山会议后，那个劲就起来了，两三天工夫，就修好了二十四辆。从前不知什么道理，工人就没有劲了。总之，今年这个经验很大就是了。”⑧
故事也好，材料也好，这类信息不断地向毛泽东传递而被他愉快地接受，经多少次的反复，在他的头脑里形成一个概念：通过反右倾运动，把群众的劲鼓起来，就能把生产搞上去，而且立竿见影。这大概就是他后来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的渊源。
不久前，毛泽东看了一篇文章，介绍河北吴桥县王谦寺公社一个很穷的生产队，大养其猪，不仅解决了吃肉问题，而且解决了肥料问题，粮食产量一年翻一番，穷队变成富队。十月三十一日一清早，他在专列上给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此件很好，请在新华社内部参考发表。看来，养猪业必须有一个大发展。除少数禁猪的民族以外，全国都应当仿照河北省吴桥县王谦寺人民公社的办法办理。”“各地公社养猪不亚于吴桥的，一定还有很多。全国都应大办而特办。要把此事看得和粮食同等重要，看得和人吃的大米、小麦、小米等主粮同等重要，把包谷升到主粮的地位。”“苏联伟大土壤学家和农学家威廉氏强调地说，农、林、牧三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要把三者放在同等地位。这是完全正确的。我认为农、林业是发展畜牧业的祖宗，畜牧业是农、林业的儿子。然后，畜牧业又是农、林业（主要是农业）的祖宗，农、林业又变为儿子了。这就是三者平衡地互相依赖的道理。美国的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我国也一定要走这条路线，因为这是证实了确有成效的科学经验。”⑨
毛泽东提出中国要走种植业与畜牧业并重的道路，这是一个富有远见的思想，是符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实际情况的。
信写好后，毛泽东立即要柯庆施当天上午印出二十份，发给柯庆施、陈丕显、曾希圣、叶飞、杨尚奎、刘顺元每人一份。中午，毛泽东把柯庆施等六人请到专列上，议论这封信。
毛泽东说：我想和你们商量商量养猪的问题。那个东西印出来了，是个初稿，想和大家商量一下。我看，农业恐怕要抓住这两个东西就好办事，一个水，一个猪。只要水和肥料充足，粮食就能上得去。化学肥料放到第二位，主要靠粪肥。一亩一口猪，不增产我就不相信。⑩
毛泽东正在想方设法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的时候，发现了吴桥县的这个典型，高兴极了。他感到找到了解决农业增产的两个关键问题，一为水，二为肥。而肥料主要靠粪肥，养猪是第一位。毛泽东这封信发下去以后，全国兴起了一个大办养猪的运动。
毛泽东的这封信包含着真理性的内容。大力发展养猪事业，是十分必要的。但是，在当时那种人民公社的体制下和政治气氛中，他提出的大办养猪事业的意见，却成为一九六0年农村刮“共产风”的风源之一，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谈话结束后，毛泽东乘专列来到杭州。
①薄一波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10月9日。
②毛泽东给陈伯达的信，手稿，1959年9月6日。
③陈伯达给毛泽东的信，手稿，1959年9月8日。
④毛泽东接见舒同等人时的谈话记录，1959年9月21日。
⑤毛泽东同赫鲁晓夫会谈纪要，1959年10月2日。
⑥毛泽东同日共代表团谈话记录，1959年10月18日。
⑦毛泽东同安徽、江苏两省负责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⑧毛泽东同柯庆施等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0日。
⑨毛泽东给吴冷西的信，手稿，1959年10月31日。
⑩毛泽东同柯庆施等人的谈话记录，1959年10月31日。
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为此，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十一月三日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对这个问题怎样处理。另外，赫鲁晓夫十月三十一日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①；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②等等。这篇报告引起周恩来等的注意，也需要向毛泽东汇报请示。同时，还要谈谈一九六0年国民经济计划问题。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接下来，谈中印边境冲突问题。
周恩来和雷英夫③用地图向毛泽东详细讲述了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的情况。毛泽东听完后，胸有成竹地说：“我想提这么个议，为避免边界纠纷，按照习惯的边界，整个全线各退十公里，印度也退十公里，中国也退十公里，有二十公里的距离，因为边界没有定，以待谈判解决。尼赫鲁不是主张在朗久双方后撤吗？这二十公里的距离内，由不带武装的民政人员照旧管理。武装不要存在，以免引起冲突。不是无人地带，而是无枪地带。如果说十公里不够，那么还可以研究一下，可以更长一点。如果说双方各退二十公里，就是四十公里的距离。”
大家一致称赞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招，认为这样做是很主动的。
毛泽东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临时想出来的，他已经考虑一阵子了。他说：“你们还没有来，早两天我在车上就想这个问题。这回你们想来谈，我说是不是这么个方案。”
毛泽东说：“这要双方达成协议，或者用换文，或者怎么样。如果他答应，我看两国总理可以见面，在北京或者新德里都可以。我有这么一个盘子，就是要和平。现在为解除这种状况，双方各退若干公里，搞一个无枪地带，只许民政人员照旧管理，以待谈判解决。谈判解决这个时候，关于中印边界，还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太迫近了也是危险。”
对于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大家的估计是，尼赫鲁很难不同意。但毛泽东估计到了另外一种可能性，他说：“还有可能，他就不退。”
毛泽东说：“中印关系的问题很好解决，因为这不是我们生死之争的地方。我已经把这个意思告诉了他们。我说，我们的威胁来自东方，不是你们。”
最后，毛泽东提出，用两国总理通信的办法处理这个问题，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④
毛泽东这次谈的，有两点值得重视，都是属于涉外重大方针的。其一，坚持和平解决中印边界问题，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盘子”。其二，中国的威胁主要来自东方，这个判断决定着中国长期以来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
在谈到一九六0年的经济计划时，周恩来说：“一九六0年计划数字，现在总是看涨，我们是控制了。”毛泽东说：“下面有劲，不要越涨越搞得被动。”周恩来和彭真都说，钢的产量计划是一千八百万吨，死啃那个一千八。毛泽东紧接着说：“死啃一千八，搞个半年再讲。六月间那个时候，有可能的话，内部搞一个指标，搞一千九。”毛泽东总想把钢铁搞得多一些。
彭真谈到农村整社，说现在各地方都展开了。毛泽东说：“现在是怕‘左’，广东就有那个苗头，他们自己也知道，积极分子劲一来了，就批评那个有右倾思想的人太凶。还是要细致，批评要彻底，但是方法要真正讲道理，以理服人，不要人多一股气势，过于紧张。”彭真说：“现在已经起来了，要专门讲一下方式。”毛泽东说：“起来了是好，但是反右又必出‘左’。”
对“反右倾”运动中出现的“左”，毛泽东已多少有所察觉，但他认为只是有这个苗头，并没有把它看成一个严重问题，采取措施加以纠正或者防范。
然后又谈到水利。一九五九年中国是个大旱年，入冬以来各地都在大搞水利，特别是河北、河南两省。胡乔木讲了一下他在河北的所见所闻：“我在河北走了几个地方，一路上就是像打仗一样，白天晚上，来来去去，都是上水库的同从水库回来的，他们轮班。大车和背上一大堆行李，另外还有送给养的，因为给养都是由各个公社负责。路上完全像支前一样，比支前紧张得多。邯郸农村劳动力的半数以上到水库了，半数以上的意思，就是剩下的只有妇女，男劳力很难留下。他全区不过六百万人，不过两百万劳动力，他就有一百六十万人上水库。”
这种景象，可以说是当时大搞水利的一个缩影。
周恩来接着说：“岗南、黄壁庄、王快、西大洋⑤这些扫尾的工程还要搞，这边密云水库还可继续。现在冀东还要修两个水库，原来六个要收尾，又增加了三个。跟他算来算去，总要少一点，不然，到了春天农忙一来要受影响的。这是河北，河北算最大头。河南也算个重点。现在冀、鲁、豫、苏、皖是一个重点区，然后黄河的水土保持就是晋、陕、甘、宁夏，然后就是旱区四川、湖北，还有……”
毛泽东：“安徽大旱。”
周恩来：“比湖北还好一点。”
彭真：“三十一号到一号这几个地方都下了雨，鄂东下了雨，川西也下了。”
毛泽东：“下了四天雨，对秋收不晓得有无妨碍？”
胡乔木：“问了，如果再下就不利。现在这样的雨比较小，下三天影响还不大，再下就不好了。”
周恩来：“河南有一千多万亩重新种了，种上出来又干死了。”“现在最急的还是一个农业上的水利，水利为先，的确要多搞，要好，但也不一定用的劳动力太多。第二是铁路，第三是电。还有农业机械。”⑥
从这段谈话中，可以看出那一年旱情的严重程度，可以看出中共领导者们如何关心水利和水土保持问题，更可以看出，中国的广大农民为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付出了多少的汗水和多大的代价，今天当人们享受着当年大修水利带来的好处时，不应当忘记他们。
第二天，十一月四日，周恩来、彭真等返回北京。毛泽东要王稼祥继续留在杭州，准备他们两人一起，与参加华东协作区会议的省、市委第一书记们谈谈国际问题。
周恩来回到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基本通过周恩来给尼赫鲁的信。信中提出了中国政府关于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同时建议两国总理在最近期间举行会谈。信是七日发的，八日由中国驻印度大使交给尼赫鲁。十一月十六日尼赫鲁致信周恩来，表示准备就中印边界问题同周恩来会晤，但不同意双方武装部队从实际控制线各后撤二十公里的建议。这一点被毛泽东估计到了。关于中印边界问题，往后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美国政府对外策略的变化，以及赫鲁晓夫对这种变化的态度，引起毛泽东的重视。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第一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⑦
以上就是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的由来。毛泽东提出这个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但这一方针在实施过程中，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历史背景下，发生了“左”的偏向，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走向了极端。但无论如何，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在这些日子里，毛泽东所关注的，一是国际问题，一是国内经济问题。这两个问题，在庐山会议后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直贯穿在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中。有时候偏重于国际问题（这种时候更多），有时候则偏重于国内经济问题。
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主要就是讨论这两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薄一波、陆定一、罗瑞卿、胡乔木和各大协作区的负责人柯庆施、陶铸、李井泉、王任重、林铁、张仲良、欧阳钦等。会议地点在南屏游泳池。
会议第一天，李富春作一九六0年计划的报告，然后讨论。十二月三日起，讨论国际问题。
毛泽东有两次讲话。第一次是关于一九六0年的计划，主要内容如下：
一九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