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三年，毛泽东的病情稳定了一些，批阅的文件、参加的活动、会见的外宾都比一九七二年明显增多。成立了一年多的第一个医疗组也结束了，有关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去。
其实，他的健康状况已远不能同过去相比。这一点，毛泽东自己也意识到了，并在会见外宾时多次谈起。二月一日，他会见越南客人黎德寿，黎说：“看到毛主席身体很健壮。”毛泽东说：“没有那回事。我是虚有其表，害了一年多的病，主要是肺有病，还有腿病。快了，要消灭了。①”二月十七日，他会见基辛格。周恩来陪同基辛格进入会客室时，毛泽东迎上前走了几步，说：“走几步吧！走几步，对我很困难。”基辛格说：“我看主席这次比上次好得多了。”毛泽东回答：“看起来是这样，实际上上帝给我下了请帖。②”三月二十六日，他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时说：“我们的报纸和我们总理都讲我身体怎么好，其实我经常害病啊！③”六月五日，他会见越南党政领导人黎笋、范文同。黎笋说：“看到主席身体很好。”毛泽东回答：“马马虎虎，不算很好。看样子，看现象，解决不了问题啊。④”九月十二日，他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时说：“我不行，一身病呢！⑤”十二月九日，他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时，比兰德拉说他的父亲是因心脏病去世的，毛泽东接着说：“我也有啊！你去宣传一下。我们总理总是不宣传，中国人民都不知道我害病啊！”周恩来插话：“我的心脏病可能更重一些。”毛泽东说：“你们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嘛。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外国人也不替我宣传。我一身都是病。两年之前，我几乎见上帝去了。上帝请我喝烧酒，他那里也有茅台酒呢，请我去喝呢。”⑥
毛泽东的眼睛也越来越看不清楚，老年性白内障发展得很快。八月二日，他会见青年时代的老朋友、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汤汉志，说：“我这个人不行了，一身病。你是医生，给我治一治吧。腿也不行了，气管也不行，眼睛也不行了。”汤汉志说：“主席为什么不戴眼镜啊？”毛泽东说:“什么眼镜对我都没有用。”“两个月前我还能看书。两个月以来就困难了。⑦”毛泽东大部分时间本来是读书和看文件，眼睛越来越看不清楚，使他十分苦恼。
随着毛泽东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随着很多人在林彪事件后对这场“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产生怀疑，毛泽东极其关心人们将来会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
这时，他已不再像前些年那样来谈发动群众“造反”，也不再说“乱是好事”，对过去几年里泛滥全国的“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一再表示不满，采取了一系列纠正措施。但他始终坚持发动这场“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是反修防修、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所必需，关系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因此，把它看作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两件大事之一。
这个看法，他说过多次。他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道：
“见过尼克松后，有一天他对我说：我这一辈子就做了两件事，一件是把蒋介石赶到那个小岛上，另一件是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我说：你做了那么多的事，怎么只有两件？他说：值得提的就是这两件。”⑧
他的机要秘书张玉凤也回忆道：
“七三年，在游泳池（指毛泽东当时在中南海的住处。――引者注）开政治局会议。他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我在场。”⑨
出于这种心情，毛泽东对人们从总体上怎样看待这场“文化大革命”异常敏感。
林彪事件发生后，在毛泽东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在一九七二年着力调整干部政策、经济政策以及其他方面的政策，努力恢复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正常运转，取得初步成效，并且明确提出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这是近些年来他一直坚持反对群众运动中各种无政府主义倾向的继续。他说：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鼻子底下就有；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就是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又说：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⑩
批判极左思潮的逐步深入，得到党内外干部和群众中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国内局势明显好转，但也引起江青等人的强烈不满。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以来江青一伙在政治野心和煽动极左思潮方面，同林彪集团并没有什么两样。
这年上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主要结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和经济政策展开。尽管江青、张春桥等人心怀不满，但许多问题（如一些干部的解放）是得到毛泽东首肯或是由他本人提议的，加上他们对经济工作一向很少过问，只得在表面上加以“认可”。这年下半年，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深入到教育、科技以及文化艺术等领域，涉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等敏感问题，江青等便发难了。
①毛泽东会见黎德寿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日。
②毛泽东会见基辛格的谈话记录，1973年2月17日。
③毛泽东会见喀麦隆总统阿希乔的谈话记录，1973年3月26日。
④毛泽东会见黎笋、范文同的谈话记录，1973年6月5日。
⑤毛泽东会见法国总统蓬皮杜的谈话记录，1973年9月12日。
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和王后的谈话记录，1973年12月9日。
⑦毛泽东会见美籍医生李振翩和夫人的谈话记录，1973年8月2日。
⑧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⑨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2月12日。
⑩周恩来接见回国述职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纪要，1972年8月1日、2日。
八月初，周恩来发表关于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批透极左思潮的讲话，江青当即表示反感，张春桥、姚文元也在几天后强调批林“不要过头”。①九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稿，其中写到“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被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删去。十月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发表有关肃清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影响的报道文章，江青一伙大兴问罪之师，提出要警惕“右倾思潮抬头”，并追查批极左的“背景”，组织文章进行反扑。
同年十一月，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终于明朗化。事情是由外事部门一份报告引起的。
为了总结外事部门几年来的工作，十一月下旬，中联部、外交部在给党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鉴于林彪一伙煽动的极左思潮在外事部门还有待进一步批判和肃清，准备召开一次全国外事工作会议，彻底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以便更好地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十一月三十日，周恩来批示同意这个报告。这件事却遭到江青等竭力反对。十二月一日，张春桥在要求送“总理再阅”的批语中竟质问：“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我正在考虑。”江青也写下批语：“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②江青一伙如此直接地向周恩来发难，是很不寻常的。
他们的用意很清楚，就是反对在批林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理由”是：林彪不是“极左”，而是“极右”；批“极左”会妨碍宣传“文化大革命”的“胜利”。
经历了八年“文化大革命”风浪磨炼的周恩来，深知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对江青一伙的反扑，他采取迂回的方式，避开正面的冲突和争论，在形式上作些让步。十二月初，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开会研究召开全国外事工作会议问题。根据政治局讨论的意见，外事部门删去了原来报告中有关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词句。但修改后的报告仍强调：此次外事会议“主要学习毛主席最近一两年来关于对外工作的批示”、“总理今年八月一、二日接见驻外使节的讲话（纪要）”，“以批林整风为纲，联系实际，研究和解决外事工作中的一些迫切问题”。这样，会议的主题其实并没有改变，还是要结合实际批判肃清外事部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推动今后外交工作排除干扰、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
这时，发生了一件事，导致毛泽东直接出面，对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的分歧作出“裁决”。
十二月五日，《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很同意”周恩来不久前关于人民日报社等单位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并反映了张春桥、姚文元等反对批极左的一些情况。第二天，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这封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主张由他们一起找写信人谈话，解决这个问题。江青向周恩来提出：“建议我们先谈谈，统一一下认识。否则，冒冒失失地找他们来，各说各的不好。”周恩来同意在政治局内部“先谈一下”。③当天，张春桥、姚文元已在散布：“主席说，林彪历史上一贯是右的。”“林彪的理论和实践都是右的。”张春桥还提出：“只讲极左思潮说服不了我。林彪也有个发展过程，只讲极左怎么行？”十二月中旬，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在住处召集小范围的会议，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等参加。毛泽东在会上说：那封信我看不对，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他认为：“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④
毛泽东本来也曾多次谈过反对极左思想。前面说过，他在一九六七年九月曾提出：“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现在要批评极左派思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