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元旦，八十高龄的毛泽东迎来又一个新年。
这一天，周恩来将年前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向毛泽东写了书面报告。会议商定了当前需要做三件事：一、通知新调任的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出席年底或元旦在当地举行的军民联欢会，并由新华社公开报道；二、将毛泽东在十二月间的几次谈话要点下发各地各部门，传达到县团级领导干部；三、在政治局内成立读书班，联系当前实际学习毛泽东近来关于外交工作和议政、议军等问题的指示。①中共十大以后，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重要报告，都由周恩来起草而和王洪文共同署名。这次报告也是如此。
一月上旬，周恩来又主持召开过几次政治局会议，对工作作出具体部署。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来关于这几次政治局会议讨论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与王洪文共同署名）中，只讲到“批林整风”，全都没有提到“批林批孔”。
就在这个时候，一场声势浩大的“批林批孔”运动却在全国范围内迅猛展开，来得十分突然。
前面说过，一九七三年下半年，毛泽东曾几次谈到评法批儒的问题，并写了《读〈封建论〉呈郭老》的诗，着眼点是针对那些怀疑以至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提倡“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以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这样重要的位置。
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火药味越来越浓。如有的文章写道：“党内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尊孔崇孔’，利用孔子思想作为他们进行反革命活动的精神武器”；他们“大肆宣扬‘孔孟之道’，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原理，推行其右倾投降的机会主义路线”。②毛泽东在外事方面对周恩来的批评，更使江青等认为有机可乘，可以借此一举打倒周恩来，扫除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严重障碍。
一九七四年元旦，江青等控制下的“两报一刊”联合发表社论，十分引人注目地提出：“要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中外反动派和历次机会主义路线的头子都是尊孔的，批孔是批林的一个组成部分”。③
十二日，王洪文、江青又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④十八日，中共中央以当年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值得注意的是，《通知》中还没有出现“批林批孔”的提法。
参与整理《林彪与孔孟之道》这个材料的迟群（这时任清华大学党委书记、革命委员会主任）等当众炫耀说：编辑《林彪与孔孟之道》，是一九七三年下半年里江青亲自抓的一件事，是作为“当前的一个大方向”来看待的；江对此“像抓样板戏一样”认真仔细，不仅反复审看，还多次作出指示，指导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改”。⑤他们没有一个字提到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事先是否知道这件事。几天后，迟群等又给江青写信说：“您亲自抓批林批孔，抓部队、国家机关的政治思想建设，抓教育革命，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大事。⑥”这里只讲江青“亲自抓批林批孔”，连毛泽东也没有提到，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中央一号文件下达后，江青显得格外兴奋和忙碌。她指使迟群等先后前往陆军第二十军防化连、海军机关、国务院文化组和中共北京市委等地，以江青的名义向这些单位送去有关“批林批孔”的信件和材料。春节期间（一月二十三日起），江青对迟群等说：“你们都是我的炮队，我把你们放出去替我放炮。⑦”二十四日，江青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又要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一月二十五日，是农历正月初三。在江青策动下，这天下午在北京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党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为了使大会的主要发言者迟群等明白她要开这次会的“背景”，江青在会前对迟群讲了许多攻击周恩来的话。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
在“一・二五”大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说：党内“历次机会主义的头子”，“都是推行孔孟之道的”；“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不抓“大事”而埋头“小事”就要“变修”。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提出：“不准批孔就是不准批林”；“要反对折中主义”，“凡是主张中庸之道的人，其实是很毒辣的”。他们所谓“折中主义”、“中庸之道”，历来是指周恩来的。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⑧这里所讲“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到会的年迈多病的郭沫若，也被江青当场点名。
“一・二五”大会前后，江青等还制造了一系列事端，包括批判教育界和文艺界的所谓“黑线回潮”，⑨追查所谓“蜗牛事件”，⑩迫使《解放军报》变相停刊⑾等等，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本来，一九七三年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七点九，其中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百分之九点五，这是经过全国上下艰苦努力才取得的。但到一九七四年，在“批林批孔”运动冲击下，政治局势一发生严重的动荡，经济立刻出现严重滑坡。国内生产总值比一九七三年只增长百分之二点三，其中工业总产值只增长百分之零点六，几乎停滞不前，生产发展的速度明显下降。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原来没有想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样的批评，并不是在此时才开始，但毛泽东对江青的态度在这以后确实有了明显的变化。
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但自一九六六年九月毛泽东原住处丰泽园修理后两人就分开居住，毛泽东迁往中南海游泳池住地，江青住在钓鱼台。⑿“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对江青是信任和重用的。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在那几年能够到处兴风作浪，没有毛泽东重用是不可能做到的。以后，由于江青的种种表现和外界对她的反映，毛泽东对江青的不满越来越多。他曾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江青这个人，谁也跟她搞不到一起。”江青对她身边工作人员的恶劣态度，也使毛泽东觉得难以忍受。他曾指着江青生气地说：“你就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⒀”但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不可能同江青决裂。他总认为，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是有“功”的。他的办法，只是尽可能不见或少见江青。张玉凤回忆道：
“七0、七一年江青同主席见面的机会还多些，谈话时间也比较长。
“七二年春，江青来主席处，主席发过几次脾气，还给我们规定了：没有他的同意，江青不能随便到他的住处来，来了要挡。这以后，主席即使有时同意江青来，有些情况也同过去不一样了，以往江青见主席的笑容不见了。
“到了七三年，江青打电话要求见主席，主席总是推托，不见。江青要当面向主席反映什么情况是很难的，只有通过信件或请能见到主席的人把她的意见反映给主席。”⒁
毫无自知之明的江青，依然我行我素，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张玉凤回忆道：
“七四年一月二十五日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会后，王海容、唐闻生来主席处说起这次大会情况，主席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录音不要发。我打电话给总理。总理说：有的省已经发了，不过我马上通知他们不放录音，没有的就不发了。主席还让把大会的录音要一套来，他要听。录音带要来后，主席始终没听。针对一月二十五日大会的问题，毛主席后来在游泳池专门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会上，主席批评了江青擅自召开这次大会和到处送材料等。”⒂
①周恩来、王洪文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1月1日。
②劲云戈：《右倾机会主义和孔子思想》，《红旗》杂志1973年第11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儒家和儒家的反动思想》，1973年9月4日《北京日报》。
③《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社论：《元旦献词》，1974年1月1日。
④毛泽东对王洪文、江青请示转发《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的批语，手稿，1974年1月。
⑤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⑥迟群、谢静宜给江青的信，1974年2月6日。
⑦据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合议庭上公诉人赵世如对被告人迟群所犯罪行的发言，1983年2月5日。《历史的审判》（续集），群众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51页。
⑧江青、姚文元、迟群等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整理记录，1974年1月25日。
⑨1973年10月至1974年1月，迟群等秉承江青一伙旨意，在清华大学大搞所谓“反右倾回潮”，将几十名师生列为审查重点，进行批斗；同时诬陷和迫害原学校几位领导人。此后，文艺界也开始批判所谓“文艺黑线回潮”。“反回潮运动”波及北京和全国教育界、文艺界和其他领域，造成恶劣影响。
⑩1974年2月10日，江青到国务院所属第四机械工业部讲话，无端指责该部赴美国考察彩色显像管生产线的成员接受美方所赠礼品玻璃蜗牛是“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接受对方嘲讽中国“爬行”，是“崇洋媚外”，制造出轰动一时的“蜗牛事件”。
⑾1974年1月17日，《解放军报》刊登一篇根据周恩来、叶剑英有关讲话精神写的题为《既要讲批评，又要讲谅解》的文章，强调应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搞好领导班子内部的团结。不久，这篇文章便遭到江青一伙指责，称该文“离开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来讲团结”，“实际上宣扬了折衷主义、中庸之道”。《解放军报》为此变相停刊一百七十多天。
⑿访问张玉凤谈话记录，2001年11月1日。
⒀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6页。
⒁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⒂张玉凤：《回忆毛主席去世前的一些情况》，未刊稿。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二月六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
“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①
“一・二五”大会后，叶剑英在一月三十日致信毛泽东，以“检讨”的方式反映江青的所作所为。几天后，周恩来也向毛泽东反映有关情况，提出：在“批林批孔”中，如果“只研究‘走后门’一个问题，这又太狭窄了，不正之风决不止此；而‘走后门’又要进行分析，区别处理，才能收效”。②
毛泽东这些天正在高烧中，“只吃流汁”③，但仍靠他那看不清的双眼在二月十五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
“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④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看过批件，哑口无言。⑤
十六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
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⑥”在这以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
“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⑦
毛泽东的一次次批评，并没有使江青等悔悟。他们表面上不得不认错，内心却更加仇视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召集的一次会议上，王洪文指责一九七二年开展的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⑧不指名地攻击周恩来。此外，根据江青亲自拟题、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即迟群等领导的写作班子，后来用“梁效”作为笔名）所写的《孔丘其人》一文，含沙射影地把孔子刻画成“言必称仁义，口不离中庸”、“重病在床”的鲁国“代理宰相”，宣称揭露孔子对“反击开倒车、搞复辟的逆流，很有意义。”这篇文章受到江青等称赞，认为“写得较生动”、“通俗”⑨，被安排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
在邓小平复出后的工作问题上，江青也同毛泽东的意见唱反调。
这年三月中旬，开始酝酿出席四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人选，最初设想从外事部门选择一位部长率团出席会议。周恩来提议这件事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以研究原料和发展问题为主题，是联合国成立以来首次专门讨论国际经济关系问题的一次特别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愿望。会前，已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和政府首脑表示要出席会议，使这次会议的规格明显提高。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由谁代表不久前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中国政府在会上阐明对当前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为举世所瞩目。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是这时毛泽东思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年二月下旬，他曾先后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就“三个世界”划分等发表见解。他对卡翁达说：
“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美国、苏联原子弹多，也比较富。第二世界，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原子弹没有那么多，也没有那么富；但是比第三世界要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很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
他对布迈丁说：
“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⑩
①毛泽东对江青来信及所附材料的批语，手稿，1974年2月9日。
②周恩来就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批林批孔运动情况给毛泽东的报告，手稿，1974年2月6日。
③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④毛泽东复叶剑英的信，1974年2月15日。
⑤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版，第141页。
⑥江青给毛泽东的信，1974年2月18日。
⑦毛泽东致江青的信，1974年3月20日。
⑧王洪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集的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74年3月18日。
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对《孔丘其人》送审稿的批语，1974年3月26日、27日、28日。
⑩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和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谈话记录，1974年2月22日、25日。
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主张，从六十年代他提出的“两个中间地带”①等论点发展而来，反映了他对七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总体看法，也勾勒出中国今后的基本国际战略思想。毛泽东认为第三世界应该团结起来，反对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
这次联大特别会议，为中国公开阐明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主张，使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国政府在这方面的立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因此，毛泽东选定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那时毛泽东的身体很不好，“一个月发两次烧，要恢复很困难”，说话也不太清楚。②三月二十日，毛泽东通过王海容（这时任外交部副部长）转告周恩来：由邓小平担任团长好，但暂不要讲是我的意见，先由外交部写请示报告。二十二日，外交部向周恩来送呈《关于参加特别联大的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任团长，乔冠华、黄华为副团长。在向中央政治局大部分成员通报后，周恩来于二十四日将报告送毛泽东审批，毛泽东圈阅同意。可是，江青却在当天夜里把王海容等找到她的住地，对外交部的报告无端指责，强令他们收回报告、重新考虑团长人选。
江青如此反对邓小平出席这次联大特别会议，有着更深的用心。半年前，中共十大已向国内外宣布，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在近期内举行。在江青等看来，邓小平和周恩来、叶剑英一样，是他们自己“组阁”、夺取国家最高权力的重要障碍。三月二十五日夜，江青又连续给王海容打电话，逼外交部撤回报告；在遭到拒绝后，竟恼羞成怒，破口大骂。二十六日晚，江青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继续纠缠，声称她本人对邓小平出国一事“保留意见”。第二天，毛泽东提笔写信警告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③
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江青被迫停止了无理取闹。
三月三十一日，在邓小平主持下，制订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方针、对策和讲话等文件。四月二日，周恩来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些文件时，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都“托病”缺席。会后，周恩来、邓小平联名于四日致信毛泽东，报告联大讲话稿的修改情况。毛泽东就在信上批示：“好，赞同。④”那天，他还约周恩来、邓小平、乔冠华等见面，谈了出席联合国大会的要求。为了显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合国特别会议的重要性，六日，周恩来抱病前往机场，与数千名群众一起隆重欢送邓小平一行启程。十日，邓小平在纽约联大特别会议上发言，全面系统地阐述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提出正确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原则和主张，引起世界各国普遍关注。邓小平也被外电称作是“周恩来总理的亲密同事”、“一向只对付最重大工作的第一流的老资格领导人”和“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⑤
邓小平出国期间，周恩来继续承担着极为繁重的工作。本来，这年三月起周恩来的病情已日趋严重。每天尿血几十毫升至一二百毫升，每星期输血两次。医疗组认为必须进行手术治疗，制定出《检查治疗方案》，并向周本人和负责医疗工作的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等作了汇报。但在当时江青等不断发难、政治风波迭起的形势下，邓小平不在国内，周恩来无法放心。他置病体不顾，继续超负荷地工作，坚持等候到邓小平从国外归来，才在六月一日住进医院。
周恩来住院后，六月中旬，江青又召集“梁效”写作班子成员开会，更明确地提出要批“除了林彪、陈伯达以外”的“现代的儒”，话讲得比以前更加露骨。她说：“难道现在没有儒了吗？如果没有，为什么要批孔？为什么要搞这样大的运动？”“不要以为到社会主义就没有儒了，我们党内就出了不少儒。⑥”会上，迟群等解释道：当前要批的“现代的儒”，“不是指林彪、陈伯达”。⑦六月下旬，江青又到天津一些工厂、农村和部队，继续散布“儒法斗争持续到现在”之类的说法，煽动要“揪现代大儒”、“批党内大儒”。她还借国外传媒的某些提法（有外国记者就中国开展的“批林批孔”运动发表评论说：“以江青为代表的激进派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温和派之间的斗争还在继续”。），暗示周恩来就是她所说的“现代的儒”。⑧王洪文也攻击国务院决定从国外买船的做法是“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
周恩来病重期间，毛泽东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尽管这样，他在一九七四年五月间，还连续会见来自亚洲、非洲和欧洲的六批外国客人。来访者惊奇地看到，毛泽东虽年逾八旬，重病缠身，但仍头脑清晰、反应机敏，熟悉和了解国内外的许多情况。他不仅和不同国度的政府首脑、党派领袖纵论政治、军事、经济、社会、外交等天下大势，还同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侃侃而谈，交换意见。
五月三十日，毛泽东会见获得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美籍华裔学者李政道，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谈话涉及哲学、逻辑学、物理学等许多领域。当话题转入李政道所研究的宇宙间“对称”问题时，毛泽东赞赏李政道关于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是“相对对称”而不是“绝对对称”的论点，笑着说：“我这个肩膀就是这边高，这边低。我的眼睛这边好，这边差。”谈到高能物理研究时，毛泽东表示：高能物理本身也会不断地发生变化。他说：“我想有两个原因。一个呢，就是科学界还没有研究。一个呢，那个原子还有变化。”他说：所谓宇宙就是空间，是无限的。时间也是无限的。构成宇宙的是微观世界。我想，微观世界可能也是无限的。中国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人提出命题：“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有人说这是诡辩，但我不这么看。按照你们的说法，一个看不见的原子，一百万年还搞不清楚呢！如果哪一年搞清楚了，那科学家就不要了。他还谈到世界形势，说：“我的看法就是天下大乱，山雨欲来啊！”⑨
李政道后来回忆这次会见时说：“我们讨论了粒子和反粒子之间的对称以及它们产生和湮灭的动力学过程。看起来对称所具有的美感简洁性与其含义的深刻普遍性的统一，给毛泽东留下了很深印象。”⑩
①毛泽东：《中间地带有两个》，1963年9月，1964年1月、7月。见《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506－509页。
②毛泽东同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和外交部少数人谈话记录，1974年4月4日。
③毛泽东给江青的信，手稿，1974年3月27日。
④毛泽东对邓小平在第六届联大特别会议上的发言稿的批语，手稿，1974年4月4日。
⑤据法新社北京1974年4月2日、6日、7日电。
⑥江青接见“梁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成员时的讲话，1974年6月15日，记录稿。
⑦“梁效”及有关人员的揭发交代材料，1978年1月22日、7月6日。
⑧“梁效”成员的揭发材料，1977年12月14日。
⑨毛泽东会见李政道谈话记录，1974年5月30日。
⑩[美]李政道：《我同毛泽东的会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