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美国对代总统的请求表示无能为力，认为蒋介石仍在幕后控制一切。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吹嘘他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但却没有效住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军情紧急，匆忙间叶飞将军险人敌阵。凄楚中李宗仁仓惶飞离首都，“总统府”顶上的旗杆上降下了青天白日旗。陈毅在“总统府”给毛泽东打电话：“报告主席，总统府办公室的日历翻不动了！”
美国大使说：这是悲剧，但是我们无力阻止它发生
1949年4月中旬，南京本是春光明媚的时节，但由于和谈失败，战云笼罩，整个城市显得灰沉沉没有生气。人们在失望中等待，感觉到中国正面临一场巨大的变革。
南京西康路甲一号，美国驻华大使馆。
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等待中华民国李宗仁代总统的来访。离约定的时间还有一分钟，这位大使便站在露天的坝子边迎候。大使觉得自己欠这位代总统的情。
他很清楚今天李宗仁造访的目的，也同样清楚他不可能满足李宗仁的要求。但以他们过去的情谊，他认为今天他只有言语相慰了。
司徒大使原指望国民党换马后，局势能有点起色，但这种希望很快落空了。
李宗仁为挽救国民党的厄运，进行了一系列外交穿梭，甚至向美国的对头苏联暗送秋波。虽然这是背着美国干的，但司徒雷登还是获悉了李宗仁和苏联暗中来往的实情。
据可靠消息说，李宗仁已与苏联就调停内战达成了三顷协议：
1、中国将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严守中立；
2、尽量消除美国在中国的势力：
3、建立一个中苏合作的可靠基础。
3月，李宗仁打算访问莫斯科，以便要求斯大林出面调停中国内战。显然，李宗仁是想把赌注押在苏联人身上，同时，他还可能访问华盛顿和伦敦。
李宗仁没有公开他与苏联的往来，只是把他的访问计划告诉了美国，他是要让美国知道，你再不掏腰包，我就要改换门庭了。却不料美国根本不买帐，美国国务院的态度是，李宗仁的行为是“不可思议”的，即便访问华盛顿，也不会得到美援，而这时斯大林也清楚国民党已是落水之狗，没有必要在这时候与之做任何交易了。
李宗仁鸡飞蛋打，两边没得好。
司徒雷登看着李宗仁的汽车通过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门卫，驶进了使馆的大门。当轿车行驶到主楼前戛然而止的时候，不待使馆的侍从上来打开车门，李宗仁已自行开门，走出轿车。
司徒雷登迈下台阶，伸出双手，朗声说道：“欢迎你，代总统先生。怎么样，总统这个职位很不轻松吧？”
司徒雷登迎候的礼遇使李宗仁非常感动，他紧握住对方伸过来的手，苦笑着说：“多事之秋，我是没福份享受清福了，看来，人生最大不幸，就是生逢乱世。”
司徒雷登把李宗仁让进会客厅，虽然两个人都竭力做出轻松的样子，但是他们心里明白，即将开始的会谈，绝不是轻松的。
司徒雷登与李宗仁相交已久。早在抗战结束时，李宗仁就任北平行营主任，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当时身为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便是李宗仁行辕中的常客。
李宗仁在国民党高层中，素有开明派之称，而司徒雷登不满于国民党的一党统治，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一心要把美国式的民主搬到中国。因此，两人谈得很投机，从此奠定了他们间的友谊。
国民党在内战中败端已露的时候，司徒雷登便把希望寄托在了李宗仁身上。司徒雷登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在一般学生心目中，象征国民党统治的蒋介石，其资望已日趋式微，甚至曰之为过去人物者，”“李宗仁将军之资望日高。”
正是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李宗仁才以微弱多数击败蒋介石所属意的副总统候选人孙科。
1948年底，桂系大演“逼宫”戏，在国民党内掀起逼蒋下野的浪潮，幕后导演正是司徒雷登。然而，李宗仁没想到，当他登上代总统的宝座时，他在美国政界的行情已一落千丈。短短几个月，精明的美国老板看出，李宗仁是扶不起来的，国民党大势已去，美国要考虑的是如何从中国大陆脱身了。
虽然司徒雷登礼貌周到，但直觉告诉李宗仁，眼前这位老朋友已经离他十分遥远了。
寒暄过后，李宗仁以军人的直率开门见山他说明来意：“老朋友，中国有句俗话，无事不登三宝殿。我今天来，还是重提一个老话题，我希望贵国政府能够借给我的政府十亿美元，至少五亿美元，以帮助制止通货膨胀。”
司徒雷登立刻收起笑容，公事公办他说：“对不起，这一点，国务院已经做了答复，我想我不必重复他们的话了。”
李宗仁当然知道美国国务院的答复是什么。3月，何应钦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后，要求美国提供紧急援助，以解财政上的燃眉之急。美国国务院对此的答复为：“财政赤字乃内部问题，不能靠外援解决。”
李宗仁几乎哀求他说：“大使先生，你要知道这笔援助对我是多么重要！如果美国不给这笔援助，国民党便无法生存，也无法与共产党谈判。”
司徒雷登耸耸肩，做出为难的样子：“我很同情你，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实在无能为力。”
一阵沉默之后，李宗仁的脸色也变得难看起来说：“这么说，你们已决定看着我们垮台了？”
司徒雷登痛苦地摇摇头说：“老朋友，你不要再逼我了。我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年，我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给了这个国家，你应当知道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可是，局势已经恶化到无法收拾的地步，这是谁的错呢？你叫我有什么办法呢？”
李宗仁哑口无言，他难过地说：“请原谅我的唐突，不过，也请你体谅我此时的心情。”
悲愤交加的李宗仁最后向他的老朋友说：“有一句话，我还是要说出来。如果你们现在拒绝帮助中国来阻止世界共产主义的扩张，今后贵国要在远东做同样的事就要多花一百亿美元，还要使美国青年不得不流血，而且不会有
什么效果。坦率地讲，如果美国不愿在现在采取行动，而愿在今后采取行动，你们只能得到一顶帝国主义的头衔，不会得到别的。”
李宗仁慷慨激昂的最后冲击波并没冲开司徒雷登心理的堤坝。作为大使，他必须执行美国政府的政策。他以无可奈何的口气回答李宗仁说：“代总统先生，恕我直言。现在的问题是，你有其名而无其实，蒋先生仍在幕后操纵一切，政府实权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付诸东流。请原谅我的坦率。”
这番话无异于当面羞辱，饱经沧桑的李宗仁露出了痛苦与羞愧，司徒雷登见之不禁顿生恻隐之情，他叹道：“此事我也无能为力，美国在远东的外交政策已确定，短期内无改变的可能。”
许久，李宗仁又似乎看到了新的希望，以殷切的口吻说：“纵然美国不能从物质上给予我们援助，道义的支持总是可以的吧？我希望能以你的名义为我举行一个茶会，邀请英、法等国大使参加。这个要求，我想不算过分吧？”
对此，美国大使无法再予拒绝了。
在司徒雷登的安排下，英、法、澳大使应邀参加美大使馆举行的茶会。李宗仁首先发言。他从怀里取出一份文件，很激动地说：“各位大使先生，这是共产党提出的和谈条件，这些条件是国民党无法接受的，但是我的同僚们一致认为，既然盟国连道义上支持的表示都没有，我们也只好接受。
“我不明白，当西方正在建造堤坝阻止赤祸在西方泛滥时，让它在东方自由泛滥是明智的吗？
“诸位先生，如果中国现政府倒台，我相信整个远东会随着崩溃。没有人应该低估中国内部灾难的严重性，也不应袖手旁观。先生们，我再说一遍，我并不是要贵国政府向我国提供物质援助，我们需要你们尊敬的政府的道义支援。”
李宗仁讲完话，眼睛直盯司徒雷登，他希望得到他的附议。然而，这位大使避而不看李宗仁，他正与旁人搭讪。
英国大使起身发言。稿子是事先商量好的，他对李的处境表示同情，但认为1945年外长会议已有协议，不干涉中国内政，故无能为力，云云。在英大使发言时，司徒雷登始终眼望天花板，一言不发。
最后，李宗仁脸色阴沉地离开了美国大使馆“整个茶会对他来说简直是一场灾难，他明白整个西方世界已经把他的政权抛弃了。当他与司徒雷登握手告别时，他没有一丝愤慨，而只感到绝望悲哀。
“老朋友，我们下次再见面时，不知在什么地方了，我想肯定不是在南京。”
司徒雷登的痛苦是真诚的，他沙哑他说：“这是一幕悲剧，但是现在我们无力阻止它发生。请你相信，我也很难过，我的朋友。”
汤恩伯吹嘘他的长江防线固若金汤
1949年4月中旬，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长江以北厉兵袜马，而和谈前途又未卜之际，沉默了好几个月的蒋介石突然从溪口来到上海，部署淤沪地区和长江下游的防务。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向蒋介石报告说：“总裁放心，长江防线固若金汤。我们还在长江防线部署了机动部队，如共军由镇江、南京段江面渡江，我军可以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各部队，当由镇江沿公路及铁路逐节抵抗，退至上海，然后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蒋介石满意地点点头，又问道：“对方如由皖南方向渡江呢？”
汤恩伯很自负地回答：“如果不能在江面上阻截，我将命令第七绥靖区和第八兵团部队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万一不奏效，则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南京以东部队则要求他们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才退守淞沪。”
蒋介石在地图上比画了一阵，说：“亦只好如此了。长江要守住，上海要确保！”
但深谙军情的李宗仁却知道长江防线是怎样的捉襟见肘。他认为汤恩伯按蒋介石旨意部署的长江防线，是“最不堪想象的愚蠢的部署”。多年后他在回忆录里说：“汤氏把他的三十万精锐悉数调往上海一隅，征集民财，在四郊筑碉防守。南京、镇江、芜湖一线，则以战斗力极为薄弱的部队聊作应付。这种部署无异开门揖盗，共产党自然就更不愿与吾人谈和了。”
蒋介石虽然作了放弃大陆确保台湾的打算，但他还是很看重长江防线。当国共和谈破裂，解放军即将渡江之时，蒋介石在溪口发出的第一道命令是：“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一定要守住长江天险！”
当汤恩伯吹嘘的“固若金汤”的长江防线在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土崩瓦解，前线将领告急的电话一个接一个传到溪口时，蒋介石暴跳如雷，急令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和江防司令，要他们拼命堵截共产党的进攻。他朝电话里吼道：“如果长江守不住，你们要政府往哪里退却？”
实际上，长江守不住，早就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和以李宗仁为首的南京政府军政官员的预料之中。
1949年4月，一艘内河炮舰“长泰”号驶离上海吴淞港。码头上，军乐喧嚣，送行的国民党军政要员纷纷向炮舰挥手告别。这是在欢送美军顾问团的琼斯中校和米勒上尉巡视长江防线。自长江局势趋紧以来，国民党高级军政大员不断视察这条防线，在盛传共军要过江之时，美国军事顾问团也不失时机地派出两名军官，视察江防，给国民党军队打气。4月18日，美军顾问视察了江阴附近的二十一军防地，19日视察江阴要塞及驻守扬中的五十一军。20日和21日视察镇江、金山、焦山一线之后，这才打住。
经过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赖以发动内战的精锐主力基本被消灭，残存作战部队不足150万，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漫长的战线上，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七拼八凑建立起长江防线，也是捉襟见时，破绽百出。其部署是，从九江的湖口以西到宜昌，为华中白崇禧防区；从湖口往东至上海，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的防区。整个长江防线115个师70万人，在湖口至上海防线共18个军75个师45万人，平均一华里仅300人。湖口以西的防线就更加薄弱。国民党赖以生存的漫漫长江防线是如此的空虚。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这种防线的脆弱。
美军顾问团20日夜宿第四军军部，第四军军长王作华设宴款待。席间，江防副总司令李延年酒意微醺，拍着胸脯对王作华说：“王军长，你放心，如果共军在你们当面渡江，我马上调两三个军和两个游动炮团来增援你们，你放心固守好了。”
王作华喜不自禁，副军长李子亮闻言端起一杯酒，向李延年敬酒说：“李副总司令，那两三个军我不敢奢望，果真能派两个炮兵团来，那我们就谢天谢地了。来来来，我代表全军官兵先敬李副总司令一杯。”一名美军顾问见李延年和两位军长说得热闹，便问翻译他们在谈些什么，待他明白后，便问李子亮：“你们这个军有炮，有美国炮吗？”李子亮见美国顾问发问，便如实回答：“只有十二门日本炮，没有美国炮。”美军顾问大为不解地转脸问孪延年：“那么多美国大炮哪里去了？都迁到台湾去了吗？照这个样子能不打败仗吗？”美军顾问一句话，一盆凉水浇在众人头上。铜陵至九江四百里的江防是由刘汝明的第八兵团担任的，1月中旬第八兵团从裕溪口渡江，刘汝明以国共和谈、解放军不会过江为由，丢下部队到上海家中同姨太太寻欢作乐。国防部数次催他返回，他都置之不理，直至3月中旬，江防日渐紧张，他才返回任所。
刘汝明回到指挥部青阳后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要不要分兵驻守安庆。安庆是长江中游江北重要的据点，原由第七绥靖区夏威部一个师防守，八兵团接过江防后，按理应派乓接守安庆，但由于安庆位于江北，解放军一旦渡江，安庆首当其冲，所以刘汝明说什么也不肯派兵接防。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也莫可奈何，气得蒋介石暴跳如雷。
事情一直拖到月底，安庆防务仍悬而未决，国防部及京沪杭警备总部便派李延年来到青阳，和刘汝明商量解决办法。刘汝明将李延年客客气气让进自己的司令部，笑着问：“吉公，有什么吩咐拍封电报来不就结了，何必大老远的跑一趟呢？”李延年没好气他说：“我敢吗？子亮兄现在好生了得呀！”刘汝明知李延年是为安庆而来，却皱起眉头诉苦说：“吉公，我也是有苦难言呀！八兵团的老底你还不清楚？四百里江防，一里地才能摊上几个兵，我哪还有兵力守安庆？”李延年摆摆手，以一副公事公办的口吻说：“国防部的意思是把我的九十六军拨给你指挥，一个师守安庆，一个师加强江防守备。”刘汝明暗言，但脸上却面露难色，说：“吉公，这怎么使得？刘某承受不起呀！”李延年拖长音调道：“你就不必推托了，共产党过了江，还不是一块儿完蛋！”片刻，李延年又换了语气，说：“九十六军的部署，虽说汤总有令，但依我之见，还是不宜分割使用。”刘汝明把胸脯一拍说：“吉公放心，我决不能把我的部队留在江南，把配属的部队派到江北守城。安庆让那帮广西猴子守去吧，我不接防就是。”李延年脸色终于由阴转晴。李延年与刘汝明私下达成君子协定，九十六军便由浦口开往青阳，刘汝明命其担任大渡口东西的江防，五十五军和六十八军各让出五十里的江防阵地。李延年去了一趟青阳，安庆依然如故。刘汝明敢不接安庆防务，白崇橹却不敢擅自放弃安庆，自从发了“亥敬电”逼宫要蒋介石下野后，他格外小心谨慎，生怕给蒋介石抓住辫子。刘伯承看准白崇禧想撤出安庆又不敢的心理，命陈赓部攻占麻城，做出在团风渡江的模佯，刘伯承预料，武汉江防吃紧，白崇禧一定会从安庆撤兵。
刘伯承神机妙算，陈赓攻下麻城逼近团风后，白崇禧果然立即命桂系一七四师撤出安庆回防武汉。陈赓部虚晃一枪，见安庆乃一座空城，便挥师东下，集结华阳渡口一带，准备渡江。
第八兵团刘汝明部防区尚且如此，与其毗邻的芜湖地区的守备就更为糟糕。芜湖地区的荻港为八十八军守备，所辖两个师，三一三师是新建师，接守江防时尚未编成，许多新兵连枪都不会放。一四九师也仅仅成立一年多，而且一直在砀山修建营房，根本未进行过认真训练。这两个师均不堪一击。因原驻芜湖以西的二八二师起义，江防线上留下二百里长的空白，八十八军便被调上来填补空缺。当守江的命令传来时，八十八军全军上下笼罩着一片恐惧绝望与怨气。军、师主官根本没到过江边，也没有颁布过守备计划，整个江防工事极为草率。军长马师恭自知前景不妙，带着金条上了南京，在国防部积极活动，终于在渡江战役打响前10天，获准辞职。
尽管长江防线这样糟糕透顶，但无论是坐在溪口的蒋介石，还是武汉的白崇禧、南京的李宗仁，却都指望长江能给国民党带来转机，以期实现“划江而治”的美梦。
朱、毛发给邓小平一封密电
面对南京的顽固和蒋介石强硬派的对抗，人民解放军积极进行打过长江的准备。
1949年3月22日，蚌埠以南的弹丸小村孙家圩子，显得异常热闹。从清晨起，几十辆吉普车组成的车队，从四面八方渡过淮河，浩浩荡荡地驶进这个默默无闻的小乡镇。
从战火硝烟中冲杀出来的解放军将领们，在解放了大批中等城市后，仍习惯于在沿交通线的乡村建立指挥部。
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全体成员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和二野、三野兵团司令员们及参谋人员先后到达。中共中央已命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淮海战役总前委在渡江战役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中共中央还指定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参加以陈毅、饶漱石为主的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渡江前夕，邓小平被授予华东与中原的党、政、军、民大权。
淮海战役结束后，总前委频频开会，需要制定有关渡江作战及渡江后作战的战略方针。部队过江后，将要分布在广阔的江南连续作战，再举行这样的高级会议实属不易。
一间宽敞的民房内，一幅巨大的长江地区战略态势图占了一面墙，刺鼻的烟味和着爆发出的阵阵笑声，从室内弥慢开来。
会议由邓小平主持，首先听取了各兵团渡江战役的训练情况和后勤供给情况的报告。
然后，邓小平向会议报告他亲自起草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熟悉邓小平的人都知道，他的讲话一向语调平稳有力、高度概括、言简意赅。他说：“同志们，渡江战役我军的战役目标将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全部，歼灭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及浙赣线蒋军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皖南部和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会议室里立即涌起一股热烈的气氛，生性好说好动的陈毅笑着叫道：“讲得好！同志们哪，加把劲儿哟，等过了长江，可捞不着大仗打噗！”刘伯承笑着纠正道：“还不能这样说，三野的同志们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哩――上海。”智勇深沉的粟裕笑道：“总不会比淮海战役更难打吧？蒋介石把真正的希望寄托在上海，但是蒋介石的愿望没有一次不是落空的。”将领们听着这几位统帅风趣的对话，笑得更欢了。平时不苟言笑的邓小平这时嘴角也显出微微笑意。待会场平静下来，他又继续说道：“总前委统一部署是：刘伯承司令员、张际春副政委、李达参谋长指挥二野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及四野的一部，作为西突击集团，从枞阳至望江段渡江作战。三野代司令员代政委粟裕和参谋长张震，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第八、第十兵团为东突击集团，从张黄港至三江营段渡江作战。三野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为中集团，从枞阳至裕溪口段渡江作战。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由粟、张统一指挥。我和陈毅司令员在安徽肥东县的瑶岗设立大本营，统一指挥渡江战役，主持全局工作。”
停了一下，邓小平继续说：
“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战局的发展都会发生有利于我的变化，并有可能演化成敌人全面混乱的情况。因此党中央要求我们一举渡江成功。
“在我军渡江成功后，三野的两个突击集团应迅速合围，力求达到全部或大部歼灭敌江防部队的目的，不使其龟缩进上海、杭州，此着是全战役的关键。
“西突击集团过江后，一个兵团迅速直插浙赣线，割裂汤恩伯与白崇禧的联系，同时，作为战略预备队，做好预防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的准备。其余两个兵团准备东进，进攻南京。”
《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从宏观决策的角度，提出了渡江战役的作战纲领及部署，为渡江战役的胜利指明了方向。4月上旬，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经过两个月的休整和渡江作战的训练，陆续开到长江北岸。条条大道上滚动着钢铁的洪流，川流不息的饱车、辎重车一眼望不到尽头。中国的上空，即将被大江上的炮声掀开新的光芒。宽阔浩森的长江，在历史上多次大动乱的时期都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
这一次，1949年仲春，蒋介石集团仍然希望它成为“划江而治”的天然屏障，但稳操胜券的共产党人却相信，这一次，长江不会再成为民族分裂的界河了！在国民党和谈代表团到北平以后，毛泽东首先考虑的，仍是如何指挥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打过长江，打到南京去，解放全中国。有一次，卫士长李银桥和毛泽东一同散步，毛泽东忽然站住脚，问李银桥：“你相信蒋介石吗？”“不相信！”李银桥立刻回答。“这就对了。”毛泽东点点头，“这个人尽耍手腕，从来说话不算数！”果然，4月20日，南京政府拒绝了国共和平协定。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
各野战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同志们，南方各游击区人民解放军同志们：
由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和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代表团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所拟定的国内和平协定，已被南京国民党政府所拒绝。..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决心将他们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打到底。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国民党反动派在今年一月一日所提议的和平谈判，不过是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向前推进，以便反动派获得喘息时间，然后卷上重来，扑灭革命势力。拒绝这个协定，就是表示南京李宗仁政府所谓承认中共八个和平条件以为谈判基础是完全虚伪的。..在此种情况下，我们命令你们：
（一）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二）奋勇前进，逮捕一切估恶不俊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特别注意缉拿匪首蒋介石。
（三）向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地方军事集团宣布国内和平协定的最后修正案。对于凡愿停止战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者，你们即可照此最后修正案的大意和他们签订地方性的协定。
（四）在人民解放军包围南京之后，如果南京李宗仁政府尚未逃散，并愿意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愿意再一次给该政府以签字的机会。
以这个命令为起始，人民解放军几百万大军，在中华大地上，向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势力展开了一场大追剿的军事行动。
其实，早在1948年12月12日，中央军委就发给邓小平一封密电，将渡江作战方针的初步意见交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讨论。
这个电报机密度极高，只发到总前委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并责成邓小平在开会时给粟裕、谭震林一阅。阅后焚毁。
军委的计划是：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同时休整，同时举行渡江作战；渡江以后，华野、中野协力经营东南，包括皖南、苏南与浙江、福建两省，还有江西的一部分。
12月17日，军委电示：请刘伯承、陈毅两人来中央商议渡江问题。
12月19日，刘、陈北上，到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村，随即参加了1949年1月6日至8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会后，刘、陈、邓和总前委以主要精力筹划渡江作战。
1949年2月，根据中央军委1月15日的命令，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达（兼）。各兵团下辖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军共9个军，另野战军宜属五十八军（后又成立十九军）。
同时，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任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任参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刘瑞龙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七、八、九、十兵团共15个军和一个特种兵纵队。各兵团的主要领导人分别是：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第八兵团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
1949年2月8日，总前委召开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计划采取5个兵团从江阴至扬中、南京东西、芜湖东西、铜陵至贵池、安庆东西等地一线展开、同时渡江的战法。二野的另两个兵团以一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以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紧随最先突破部队渡江钳制。渡江时间初步确定为3月底，即洪水发生之前。
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
3月上、中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会议期间，毛泽东与陈毅、邓小平、谭震林等人一起研究了渡江作战问题，定于4月10日为发起时间。
根据当时各方面的情况判断，美国在解放军渡江时出兵干涉的可能性较小，但又不可不防“二野、三野并肩直指东南，就是准备在必要时对付美国的干涉。渡江时间越短，消灭敌军就越多，江南解放得就越炔，美国出兵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领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来到合肥东南的瑶岗村，正式实施对渡江作战的领导。各突击集团的指挥部也同时分赴桐城、无为、泰州。
就在这时，南京政府的和谈代表团飞抵北平。根据中央电报，中共代表团与他们的谈判有很大进展，南京政府有签字的可能。
如能和谈成功，武装强渡改为和平渡江，那意义的重大不言而喻。为此，中央军委估计渡江时间将因此推迟半个月左右。
但从部队基层反映上来的情况却十分严峻：
二野的指战员认为：长江水势4月末5月初将迅速上涨，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渡江会变得非常困难。另外，目前部队的食物已成困难。
三野反映：4月下旬开始雨季，江水日涨，现有船只三分之二为内河船，江中行驶困难；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粮草困难。
总前委亲自调查的情况表明：5月的长江水比7、8月还要大，两岸湖区均会被淹，长江水面极宽，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现百万大军拥挤江边，著行动过久推迟，将不得不后撤以就粮草。即使签字，也应设想敌人翻脸。
综合上述情况，总前委建议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中央军委既要考虑政治斗争的需要，又必须顾及渡江客观情况的严峻。
4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必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须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
百万大军渡江作战，面临很多很大的困难，其中最现实的问题是，指战员们大多数来自北方，是“旱鸭子”，不习惯水战。一坐上小船，头就发晕。
指战员中很多人对滚滚长江水望而生畏。虽经反复政治动员，思想认识有所提高、战斗意志有所增强，但信心仍不足。
各部队首长研究决定，把部队拉到江边进行演练，通过“谈水”、“看水”、“试水”等各种方法；请南方籍战士和当地居民讲解水性，组织北方籍战士练习游泳、用船和试制救生圈。没多久，指战员们就会了跑跳板，在船上坐得住，坐得稳，还能明确在100吨的木船上放些什么武器，在206吨的船上又放什么武器。经过几十天的苦练，在预定的渡江时间前，部队完成了训练任务。陈毅高度评价这次练兵说：“这次练兵把北方人变成了南方人，把陆军变成了水兵，把浩浩荡荡的长江变成了平阳大道！”在开展水上练兵的同时，还进行了渡江工具的筹建工作。当时，渡江的主要运输工具只能是木帆船，然而，国民党军溃逃时破坏掉了这些船只，或劫持到了长江南岸。这给部队渡江带来极大困难。参战部队请求地方各级党政领导发动群众解决这一难题。广大群众千方百计帮助筹集船只。渡江的困难一个一个地被解决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军情日益紧迫。17日凌晨1时，总前委电呈中央军委，提出渡江于22日夜举行的计划。凌晨3时，中央军委复电，指示总前委“确定于22日渡江不要改变，并必须争取一举成功。”17日下午15时，总前委又向中央军委报告，提出渡江时间提前改到20日夜，整个渡江部队于20日夜至21日夜发起渡江作战。
18日9时，中央军委复电，表示“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决定“二野三野各兵团于20日开始攻击，22日实行总攻，一气打到底”，并强调“不得有任何改变”。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渡江战役按预定计划进行。最先发起攻击的是中突击集团。它的总兵力为30万人。20日中午，突击集团指挥谭震林到第一梯队之一的二十四军，对渡江作战的准备做最后检查，同时再次向突击部队的高级指挥员们传达了中央关于渡江南进的有关指示精神。中午与军首长会餐时，谭震林举起酒杯祝愿：“同志们，祝你们首先打到江南去！”“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指挥员们齐声高呼。夜幕中，江雾升起，长江水拍击着堤岸。夜色中，渡江突击部队悄悄从各自隐蔽的地点向江边疾进。千百条战船，出其不意地从预先挖通的河汉港湾迅速进入起渡点。19时30分，谭震林向中突击集团发出开始攻击的命令。渡江战斗正式打响。刹那间，长江北岸万炮齐发，平静的长江波涛汹涌。中突击集团七、九兵团从预定的裕溪口至枞阳镇一线实施渡江。此地段江面较窄，是国民党军汤恩伯部与原西北军刘汝明部防区交接地带，空隙较大，防守较弱。中共地下党及其领导下的游击队长期活跃于这个地区，早就做好了迎接大军南下的准备。承担渡江第一梯队的二十一、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军先头部队，分别从土桥、姚沟、泥汉镇、姚王庙江段强渡。各突击部队在北岸猛烈炮火的掩护下，乘风破浪，奋勇前进。最快的船只用15分钟就驶达长江南岸。
随即，二十四军夺取了闻新洲、紫沙洲，全歼守敌一四九师一部，俘敌副师长以下1500余人，拂晓突破太平街三夹江。二十七军攻占黑沙洲，在获港、旧县交界处登陆，歼敌三一三师副师长以下3000多人。二十五军攻占鳅鱼洲，在汪家车站、横山桥地区登陆，俘敌500余人。二十一军则在贵池以北的长生洲、氽水洲登陆。
20日晚，中突击集团共有20多个团渡过长江，在无为沿线一带实施中心突破。
21日早晨，总前委呈报中央军委及所有参战部队，发出了第一份战报：“截至21日6时止，我已过江者，汁有二十四军全部，二十六军全部（四个师），二十五军七个团，共二十八个团。二十四军三个团正渡三官庙至夹江口段夹口，迫近铜陵。其余各部，均向纵深挺进中。”
21日，中突击集团先头部队继续猛打猛冲，猛追猛击，迅速占领铜陵、顺安等地沿江南岸重地。
22日凌晨1时，中央军委发来贺电：“庆祝七、九两兵团渡江胜利。”
匆忙间，兵团司令叶飞误入敌阵
突击部队渡怔进展顺利，但中路总指挥谭震林过江时却遇到危险。
22日晚，谭震林同王建安等人率领六兵团指挥部，在十多条警卫船的保护下，乘坐木帆船从北岸起渡。
船到江心时，突然遇上从安庆向南京顺流东逃的国民党军舰。敌军舰见有渡江船队，枪炮齐发，弹九如雨，江中升起了条条水柱。
情况万分危急。
谭震林等人沉着镇定，一面让指挥船上的船老大驾船躲开敌舰，一面指挥警卫船，迅速组织火力，向敌舰还击。
总前委指挥所里的陈毅、邓小平获悉这一紧急情况，担心谭震林一行的安全，多次来电询问。直到确知谭与七兵团指挥所已安全抵达江南坝埂头时，才放下心来。
曾与谭震林同船过江的伺志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还激动他说：“总前委成员之间休戚与共，相互关心，情同手足，胜似兄弟啊！”
由粟裕率领的八兵团、十兵团共8个军、3个独立旅，5万人。八兵团除两个军和一个警卫旅在江北负责歼敌，封锁江面，钳制南京、镇江等敌外，主力部队由三江营至口岸地段渡江。十兵团由龙稍港至张黄港地段渡江。
21日晚19时30分，十兵团第一梯队二十三、二十八、二十九军在预定地段并肩南渡，首先在天生港、长山等地突破敌防，歼敌一个团大部。紧接着，击退敌五十四、二十一、一二三军从申港、夏港等地进行的多次反击，歼敌五十四军八师一部，俘8000多人。22日中午，进抵百丈、横土、香山、南闸一带，还建立了滩头阵地。这时，因为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江阴要塞在总台长唐秉琳、流动炮团团长王德容、守备总队长李云葵、吴广文领导下宣布起义。解放军控制了炮台，封锁了江面。
八兵团也于21日晚突破江防，发起强攻。
三十四、三十五军围攻瓜洲、浦口、浦镇，二十军于21日晚由龙窝口、永安州段向扬中突击，22日攻占扬中，23日进达南岸。
东突击集团的十兵团正准备渡江，而江面上却没有一丝风。
木船渡江，无风就大大影响前进速度。兵团司令员叶飞急坏了，全体指战员也发愁了。真是‘天助我也’，谁知，快到启航时间时，北风呼呼刮了起来。指挥部所有的人都欣喜若狂地跑到外面。在渡江时，陈毅、粟裕给叶飞个别交待任务，指示他跟着第一队船登岸，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因为十兵团的作战地段在南京和上海之间，易遭东西两面夹击。让叶飞随第一梯队行进，目的是直接掌握情况，实施强有力的指挥。渡江时，叶飞站到了第一梯队师的位置。然而，身边竟没带电台。“叶飞上船后，发现身边只带了个警卫排，电台留在了兵团部。他很是恼火：怎么参谋机关连这件事都没安排好，即使轻装，也不能不带电台啊！渡船一路顺风，拂晓5点过到达长江南岸。登陆后，前进的预定位置是二十八军军部登陆后占领的一个村。天还没亮。叶飞与韦国清在路旁，让一个参谋先去联络。这位参谋人很机灵，他进村后询问哨兵时发现，面前所站的是国民党士兵。他急中主智，三言两语一问，估计这里可能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于是便对敌兵说：“师长到了。”说完，他把国民党军的这个哨兵带来见叶飞。叶飞问：“联络上了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没来？”参谋说：“来了。”叶飞一看，大吃一惊：怎么是个国民党兵？审问了哨兵之后，才知道二十八军军部还未占领这个村子，这里驻有国民党的一个团。叶飞暗忖：好险啦！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即使不当俘虏也要被打得稀里哗啦！随即，叶飞带领大家朝另一个村子进发，走出一里路，才见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十兵团指挥部由参谋长率领渡江。但是，等于22日晚上才渡到南岸。由于兵团部没及时跟进，身边又无电台，叶飞和总前委失去联络整整一天。总前委和东集团指挥部急坏了，不知道叶飞到哪里去了，部队进展情况也不清楚。事后，陈毅查明情况，问叶飞：“你怎么搞的？整天不与我联系，你跑到哪几去啦？”叶飞搪塞道：“电台和兵团部第二梯队过江耽误了。”好在部队顺利过了江，对胜利者就用不着指责了。由刘伯承、张际春等指挥的西突击集团，由二野的三、四、五兵团，共9个军，35万人，于4月21日夜间并列从贵池至马间宽约200里的正面，以安庆东西地段为重点进行渡江作战。21日下午16时，二野开始炮击。急风骤雨般的炮弹飞过长江。17时30分，炮兵转入摧毁性射击。
在安庆上、下游的主要突击地段，几百门大炮一齐猛烈轰击。
五兵团使用120榴弹炮射击。铺天盖地的炮火，使长江南岸硝烟弥漫。
五兵团佯攻部队向阜康圩、黄石矾、清节洲一带运动。
17时55分，突击部队离岸驶向江心。
突击部队只用了30分钟就登上岩岸，占领了阜康圩南和吉阳西北的山头，以接应友邻和后续部队渡江。三、四兵团同时渡江。由于准备充分，组织严密，三、五兵团第一次航行成功的6个步兵团，伤亡不到10个人。四兵团十三、十五两军的突击在彭泽上、下游遭到敌六十八军较为顽强的抵抗，伤亡较大。
四兵团司令员陈赓渡江时，还镇静地看着那茫茫江水，吟道：“晨光熹微，鱼贯入船，微风南送，疾驶如飞。”
西突击集团总指挥刘伯承在部队渡江之时，在作战指挥室里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不停地下命令及时了解部队进展情况，计算航速、航次和渡过的兵力。
至4月23日，西突击集团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把胜利牢牢攥在手中。
代总统仓惶离京，陈毅笑谈总统府
1949年4月22日，李宗仁应召携何应钦、白崇禧到杭州，同下野总统蒋介石会谈两个钟头，扫兴而归。
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大炮已射进南京城，南京的官员们的状态是“大难临头各自飞”。白崇禧飞回汉口去了，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何应钦也不愿回南京，而是飞去上海避风头，还邀李宗仁一起赴上海。李宗仁说他身为代总统应回南京看看，怕南京撤退时，他如不在场坐镇，兵荒马乱之时难免发生抢劫现象。
4月22日黄昏，李宗仁的座机在南京明故宫机场降落，迎接他的只有稀稀落落几个官员。
一行人凄凄惶惶地向城内驰去，沿途所见都是荒凉和凄惨的景象。街上行人绝迹，只有少数慌慌张张地在作撤退的准备。
刚从南京撤出的孔祥熙的大公子孔令侃跑到溪口，对姨父蒋介石说：
“南京城内乱得一塌糊涂，这些带兵的、吃政界饭的都是饭桶，共军还远在江对面，他们就飞的飞，跑的跑。国防部那些人逃到上海了，听说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也甩开司令部逃到杭州来了。他妈的，这些家伙死到临头，还到中央银行去抢钱！从南京到吴兴，一路上翻了不少汽车。共产党还没来，自己倒是乱了，真是兵败如山倒..”
李宗仁回到总统府心情很不好，巨大的失落感和被蒋介石愚弄的烦恼笼罩着他。他召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询问战局如何。汤恩怕说敌军已迫近城郊，今晚或许可以平安过去，明天的安全就难保障了。他说，解放军说进城就进城，劝李代总统赶快离开，至迟明天清晨要离开南京，否则，他就不能保证安全。
汤恩伯走后，李宗仁看着卓子上的台历发呆。台历正好翻到“4月22日”，农历己丑年三月二十五，星期五。
正在此时，他派往北平和共产党谈判的代表邵力子、章士刽等人联名来
电，以老朋友的口吻劝他在解放军人城时不必离开南京，如嫌南京不完全，不妨径飞北平，中共当以上宾之礼欢迎，并且在将来的联合政府里安排一个政府副主席的职务。这本是毛泽东、周恩来的好意，借邵力子、章士刽的口传达。而李宗仁却将电文掷进字纸篓，不予理睬。
已是深夜，南京四郊的炮声更骤，机枪声也更密。李宗仁知道解放军正在加紧进攻城外据点，总统府已保不住了。他灭了电灯，在黑暗中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总统办公室，回到卧室。一切都已结束，他李宗仁已无力回天。这么一想，心反倒宽松下来，平静地解衣而卧。
次日清晨，李宗仁正欲起床，汤恩伯打来电话，催他即去飞机场，晚了共军会封锁机场。李宗仁漱洗完，吃了早点，招呼总统府侍卫长李字清备车驰往明故宫飞机场。总统府随员30多人乘吉普车随行。
车抵机场，专机马达已轰轰作响，汤恩伯和首都卫戍司令张耀明在机前等候。李宗仁看了一眼空寞的机场，不禁悲从中来。他匆匆与二人交待一句“别毁了南京城”便钻进了座机。
飞机呼啸升空，李宗仁又令飞机在南京上空盘旋转两圈，以仿效当时离京的蒋介石。飞机转完两圈，驾驶员走进机舱请示飞行目标、本应飞往政府临时所在地广州的李宗仁却断然下令先飞桂林。
国民党的南京政府随着李宗仁的仓惶离去，正式宣告完结。李宗仁前脚一走，中国人民解放军便开进了南京。对那些打进南京城的解放军士兵们来说，攻占国民党政府的总统府，是最让他们兴奋的事情。总统府位于南京市黄埔路，往日这里戒备森严，人来人往，热闹非常，如今却人去楼空，无限凄凉。4月24日凌晨2点，渡江后到达南岸的三十五军一○四师三一二团政委在下关码头对该团特务连邴连长说：“你带上两个排，跟保卫股李股长快去占领蒋介石的总统府！”邴连长听到团政委的这一部署，马上带着队伍跑步前进。一口气跑到总统府门前，只见大门紧闭，里面静悄悄的。哪连长简短地向战士们作了布置，派4人封锁好大门，随后叫通讯员前去敲门。森严的大门“吱呀”一声开了。战士们喝道：“不许动！”端着枪冲了进去。经过一番紧张搜索，后门、边门、重要通道，全部布置了警戒。邴连长和李股长走进总统府大院。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领着一群人迎了出来。邴连长命令他们道：“现在城里打仗，你们不要出去。出去，要有我们连部的条子。”接着，李股长又给他们讲了解放军的政策。邴连长穿过大厅，步过长廊，爬上二楼，来到“总统办公室”，只见里面乱七八糟地散落着文件、纸片。一张玻璃台面的大桌子上，日历翻到4月22日。邴连长命令把所有办公室锁起来，由文书写好封条，盖上特务连连部的长条子印章，加以贴封，以保存档案资料和物品。
办完这一切，邴连长又回到大门口的院子里。这时天已发亮，他发现院子的中央竖立着一根旗杆。他灵机一动，和几位战士把连队的战斗红旗，亲手升上旗杆。这面战旗曾饱经战火的洗礼，如今，它成为南京城头升起的第一面共产党的红旗。当天，三兵团司令部发出的一份电报，报告总前委、中央军委并告三野，宣告说：“..我军已占领南京..”
电报还说：“三十五军已占南京，即负全责维持秩序，八兵团陈、袁、江应率兵团部之大部赶往南京主持（待交二野）并即任南京谷备司令、政委，仅留一部于镇江，其三十四军即分任镇江、丹阳、金坛等处警备。”
总前委邓小平、陈毅于同日中午致电中央军委：“中央军委：..我们遵命于明日（二十五日）夜到南京；并与伯承同志商定，二野于明日（二十五日）夜移动，二十六日夜可达南京。”
4月27日，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进入南京。一进南京城，他便命令司机直奔总统府，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步跨进最后一幢房子的二楼，命令特务连打开“总统办公室。”
大门推开，只见里面一片狼藉。蒋介石久久坐过李宗仁也沾了沾屁股的总统“宝座”出现在眼前。陈毅一屁股坐到“宝座”上，一眼看见桌上台历翻到4月22日。他习惯地地伸手想去翻，一转念却停住了。4月22日已成了国民党的历史，象征它22年的反动统治画上了句号。再翻已是人民掌权的历史，得另找一本台历。陈毅兴致勃勃地拿起“总统”办公室的电话，给北平香山双清别墅打过去。
陈毅兴奋他说：“报告主席，我在蒋介石“总统，办公室给您打电话，南京已经解放了，‘总统，办公桌上的台历再也翻不动了..”毛泽东在那边也风趣他说：“陈老总啊，你在‘总统府’的墙壁上题了‘刘伯承、陈毅到此一游’没有啊？”陈毅乐呵呵地说：“没有哩，要爱护公物嘛！再说刘老总还没有进南京城。毛主席，我等着听您的指示哩！”毛泽东对着话筒念了一句正在创作的诗：“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陈毅赞道：“写得好！我记住了。横渡长江的百万人民解放军正在分路南下，追击穷寇。第三野战军一路过浙皖边境，一路挺进丹阳，插向上海。第二野战军正在向浙赣边境的寿昌等地进军..”
横扫千军如卷席
接完陈毅的电话，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兴奋得毫无睡意，他在院子里踱着步，嘴里喃喃吟着诗句。他迈步走上凉亭，坐在椅子上。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报纸，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噢，这样快！”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念出了声。看完南京解放的号外，毛泽东的佳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七律一首也吟成了：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狮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南京一夜之间苍黄巨变。昔日的总统府、国防部大楼、行政院飘扬起了红旗，大街小巷里传出阵阵歌声和锣鼓声。
也就在这一天，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位小战士也来到了南京城。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只是把皮箱放在车上，徒步走上了中山北路。一路上，邓小平与黄包车夫亲切地交谈着。
邓小平步行进南京，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的操守和抱负。
威震中外的刘伯承将军以及宋任穷、柯庆施、张霖之等人从前线包了一辆破旧的长途公共汽车赶赴南京。车到南京中华门外就熄了火，司机修理了许久才又发动起来。司机问警卫员：“车往哪儿开？”警卫员向刘伯承请示：“首长，司机问车往哪儿开？”
即将担任南京市市长的刘伯承这时也不知车往哪儿开，他还不知市政府设在哪里？他想了片刻，爽朗地笑着说：“我就知道有个总统府，直开总统府吧！”刘伯承等人就这样来到了总统府。1949年4月28日，南京军管会成立，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市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长。
南京是江苏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地处长江下游的丘陵山区，北接辽阔的江淮平原，东连富饶的长江干角洲。境内山地、江河、平原交错，气势磅礴的长江从西滚滚流来，在市区北面向东奔腾而去。
紫金山（钟山），婉蜒于城区东北，石头山雄跨于大江之滨，山环水抱，形势壮伟。相传，三国时代的诸葛亮在赤壁之战前夕，曾到南京，驻马石头山。他登高环顾，赞叹道：“钟山龙幡，石头虎踞，真乃帝王之宅也。”以后，人们常用“龙蟠虎踞”来赞誉南京。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一书中赞美南京城：“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此佳境也。”辽阔壮丽的自然风光，风云际会的历史人物，使南京成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政治中心、军事重镇和文化名城。据《建康实录》记载，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灭吴，命范蠡建筑越城。公元229年，东吴孙权此地建都，称为建业。东吴在石头山上筑城，故南京又有“石头城”、“石城”之称。此后，东晋、宋、齐、梁、陈相继建都于此，此为南京古代史上的一个兴盛时期。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此建立大明王朝，并以应天府为南京，“南京”的名称从此开始。公元1421年，明成祖迁都北京，仍称这里为南京。公元1853年，太平天国建都于此，改南京为天京，前后达11年之久。1912年，孙中山在此就任临时大总统，建立中华民国。
1927年，南京被蒋介石确定为国民党统治的中心。
南京不仅是十朝都会，而且人杰地灵。
南朝大科学家祖冲之在这里运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在世界上领先了差不多千年之久。
以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明朝的南京国子监学生多达9000人，是15世纪中国规模最大的最高学府。
吴敬梓、袁枚长期居住金陵，写下《儒林外史》、《随园诗话》等文学名著。
1949年4月底，随着蒋家王朝统治的灭亡，南京，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渡江部队奉命扩大战果，向江南广大地区进军。
渡江战役成功后，总前委调整了部署，命令东、中集团向长兴、吴兴疾进，切断宁杭公路，完成战役合围，歼灭镇江、南京、芜湖地区甫逃之敌；中集团九兵团率二十一、二十二、二十四军向杭州挺进；八兵团率三十四、三十五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十兵团二十九军东取苏州，向上海方向警戒。
根据总前委的部署，第三野战军首长粟裕、张震于4月24日下令各部队迅速追击和阻击敌人，聚歼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方向逃窜之敌。具体部署为：
“二十军及二十六军，应即沿丹阳、麦溪、延陵、石马桥、薛埠、黄金山、后周镇之线（含）以西，不分昼夜地向南猛进，务须追歼敌人主力（不要为小敌所迷），以配合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及二十八各军歼灭逃敌。”
“二十三军即由金坛分路，由长荡湖地区迅速向南猛进（其主力以经长荡湖以东为宜），务须于今晚进至溧阳，徐舍镇、戴埠、张诸地区，寻求逃审之敌而截歼之。”
“二十八军及三十一军应以猛烈果勇之行动，排除太湖西岸敌人抵抗，于占领宜兴后，继续沿蜀山镇、夹沟镇、小城碉之线以西向南猛进，抢占长兴城、吕山桥等处有利阵地，坚决阻住由南京及广德方向向杭州逃窜之敌，以待我主力赶到围歼之。”
“二十五、二十七军沿宣城、广德至吴兴、杭州之公路南北、东进，务求于明（25日）后（26日）赶到天平桥、梅溪镇之线以东，以配合小山镇之二十八军打通联系。如二十八军尚未到达，则两军应继续前进抢占吴兴，以完全封锁敌向杭州之退路，不使逃窜。”
“三十五军已占南京，即负责维持秩序，八兵团陈（士榘）、袁（仲贤）、江（渭清）应率兵团部之大部赶往南京主持（拟待交二野）并即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仅留一部分于镇江主持，其三十四军即分任镇江、丹阳、金坛等处警备。”
三野各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疾进追敌。东集团取道丹阳、金坛、宜兴向傈阳，在傈阳以西、以甫地区歼敌二十八、四、五十一军各一部，俘敌2万多人。
27日，十兵团先头部队攻占吴兴。九、十两兵团在吴兴会师，封闭了合围口。此时，从南京、镇江南逃敌二十八、四十五、六十六、五十一军等，在解放军各路部队的围攻下，不敢沿京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南下郎溪、广德，企图从此处突围，直趋杭州。
正巧，解放军追击主力也到达这里，敌军被我军包围于太湖以西的郎溪、广德山区。从4月27日至29日，九、十兵团激战3天，将敌全歼于界牌、独山镇之间地区，共歼敌8万多人。与此同时，十兵团二十九军于27日解放苏州。
郎、广战役后，二十三军于4月30日向杭州疾进。
在渡江作战和郎、广围歼战中，第三野战军共歼敌13.9万余人。
此后，三野九、十兵团除一部逼近上海外，主力集结于太湖地区，从5月3日至10日，先后攻占嘉兴、海宁、桐乡、常熟等城，然后在这些地区休整，待命攻取上海。
七兵团取道泾县、宁国、安吉、武康线向杭州前进。5月3日，解放杭州。
根据总前委的总部署，为抓住时机歼灭逃敌，截断浙赣路，刘伯承、邓小平部署三兵团进击徽州地区之敌，五兵团进击衢州地区之敌，四兵团进击上饶地区之敌，各部部于4月26日向攻击目标前进。
从4月23日开始，二野各部对从青阳、彭泽等地向南、向西逃跑之敌五十五、六十八、九十六、一0六军等4个军，发起追击。
3个兵团在近百里宽的正面上，以歙县、衢州、上饶为目标，多路向南追击，一直追到浙赣、徽杭线，敌人纷纷向金华、衢州、上饶等方向逃窜。
至4月底，二野先后解放了太平、祁门、乐平、景德镇、歙县、屯溪、休宁等城，控制了屯溪、婆源、乐平一线皖浙赣边的广大地区，打破了敌军企图在浙赣线布防的计划。
5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署，命令三兵团向建德、金华、汤溪、龙游进剿分散之敌；五兵团向开化、衢州、江山、玉山、上饶地区进军，寻歼散敌；四兵团向横峰、贵溪、东乡地区进击。到5月6日，3个兵团均到达指定地点，从而控制了从义乌到东乡段长达800里的浙赣线。敌军纷纷向浙赣线以南的浙赣山区逃窜。
5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命令各兵团轻装前进，向南猛追。三兵团的追击为永康、武义、宣平、松杨地带；五兵团攻击龙泉、浦城、崇安地带；四兵团向松溪、临川地带挺进。
到5月14日，各部分别解放了丽水、青田、古田、南平、南城等闽北、赣中广大地区，并逼近闽江、赣江。
5月12日，第三野战军开始了上海战役。
为防止帝国主义国家可能进行的武装干涉，二野司令部下达了休整、战备训练指示，命令三兵团以金华、江山为中心，五兵团以上饶、太阳为中心，四兵团以鹰潭、东乡为中心，沿浙赣线进行休整各战。
此后，四兵团为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江，派一部分兵力进到丰城、樟树一线，准备迎击南撤之敌。5月22日，该兵团解放南昌。23日进占德安，解放永修。随后，在四野四十三军的配合下，控制了南浔路。五兵团一部解放了九江。
二野3个兵团在渡江作战中共歼敌10万人，攻占86座城市，解放了皖南、浙西、闽北、赣中的广大地区。
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横扫千军如卷席。全中国的解放已经指日可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