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把宣读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戏称为“解读天书”。在新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程潜功说陈明仁起义成功，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陈仪动员汤恩伯投诚，却成为蒋介石的阶下囚。民主人士接受任命成为共产党政府的京官。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参加共产党。众领袖铲上为纪念碑奠基。
新政协筹备会终于召开
1949年6月15日傍晚，北平的大街小巷已是万家灯火。7时40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会议的100名代表已在中南海勤政殿的座位上就坐。
毛泽东及其他领导人走进了会场。
毛泽东身着深灰色中山装，面带喜色高兴地向会议代表招手，然后坐在大会主席台右前排101号座位上。
周恩来坐在毛泽东的右边，朱德坐在毛泽东左边。
周恩来任大会的临时主席，并致开幕词，宣布新政协筹备会正式成立和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
毛泽东走上主席台。
代表们长时间地欢声雷动。掌声停下后，毛泽东用洪亮的声音发表讲话：“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今天开幕了。这个筹备会的任务，就是完成各项必要的准备工作，迅速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以便领导全国人民，以最快的速度肃清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力量，统一全中国，有系统地和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和国防的建设工作。我国人民希望我们这样做，我们就应当这样做。”
接着，毛泽东又回忆了发动筹备新政协的过程，并介绍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和统一战线政策和外交政策等，他提醒人们对帝国主义和中国残余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继续破坏中国革命的各种阴谋活动应予以密切的注意。
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勤政殿里久久回荡着：“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全中国人民是如此热烈地盼望我们召开会议和成立政府。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开始的工作，是能够满足这个希望的，并且不需要多久的时间就能满足这个希望。”
最后，毛泽东用慷慨激昂、充满信心的语气结束了讲话。他说：“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着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疗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随后，毛泽东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民主联合政府万岁！”“各族人民大团结万岁！”会场里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和口号声。
接着，朱德走上主席台说：“今天，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了。经过这个筹备会的工作，将要产生一个真正民主团结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并经过这个会议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国的历史，从此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全国人民都要感到万分的兴奋和愉快！”
22年前，朱德率领军官教导团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成了这次起义的重要领导之一。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独立掌握武装和领导人民大众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
朱德仿佛又看到了前方战场飘扬的战旗、弥漫的硝烟，仿佛又听到了战场上激烈的厮杀声。在讲到中国人民的军队时，他意味深长地说：“这支中国人民的武装力量，是在长期的艰苦的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它经历过无数次的考验，也遭受过不少的挫折与失败，但是它从来没有在敌人面前屈服。它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下，和敌人进行顽强的战斗，夺取了敌人的装备而装备了自己。今天，这支人民武装是空前的壮大起来，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了。”
最后，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向大家表示：“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民主运动的最忠实的支持者，现在是新政协及即将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的最忠实的支持者和坚定不移的柱石。他预祝新政协筹备会的成功和新政协会议的迅速召开，预祝独立、民主、统一的新中国即将出现于世界。”
勤政殿又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民盟中央委员沈钧儒在1946年参加过旧政协，现在又站在新政协筹备会会场的讲台上发言，他感叹说：“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协议被蒋介石彻底撕毁，到今天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开幕之日止，足足经过了三整年的时间。这三整年的时间，是用千百万人民的血与泪写成的历史，是中国的革命对于反革命进行最后清算斗争的历史，同时也就是四亿七千五百万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及伟大领袖毛泽东先生领导之下争取彻底解放的历史。”
已是73高龄的老人目睹20世纪上半个世纪中国政坛所发生的一切，深感人民民主政权来之不易。
他充满信心地说：“钧儒和此次民盟出席代表以及全体盟员深深地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和英明的人民领袖毛主席领导之下，在筹备会全体同仁的一致努力之下，我们一定能够胜利完成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使命。”
郭沫若代表无党派民主人士也走上了讲台，他说：“旧政协是反动派做主体，反动分子占绝大多数；新政协是革命的民主势力作主体，反动分子是一个也不会参加了。
“因此我感觉着，今天的新政协筹备会的开幕，正好像在黑暗中苦斗着的太阳，经过了漫漫长夜的绞心沥血的努力，终于吐着万丈光芒，以雷霆的步伐，冒出地平线上来了。
“我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出土。我更不能不以满怀的热诚，庆贺这新生的太阳永远上升，永远不会下降。
“这是规模宏大的新民族史诗的篇章，是畸形儿的旧民主主义转换到新民主主义的光荣的开始。”
第二天，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继续进行，会议通过了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的各单位代表名单，筹备会常委名单，还有新政协筹备会各小组名单。
新政协筹备会由新政协原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1948年“五一”口号之第五项之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共23个单位的134人组成。
这些单位和人士包括：
中国共产党（7人）：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陈云、薄一波、李维汉；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7人）：李济深、何香凝（女）、李德全（女）、张文、李锡九、陈劭先、梅龚彬。
中国民主同盟（7人）：沈钧儒、章伯钧、张澜、张东荪、周新民、罗隆基、楚图南。
中国民主建国会（5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施复亮、胡子婴（女）。
无党派民主人士（6人）：郭沫若、马寅初、李达、林砺儒、符定一、吴耀宗。
此外，中国民主促进会有马叙伦等4人，中国农工民主党有彭泽民等5人；中国民主救国会有史良（女）等5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有谭平山、陈铭枢等5人；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有蔡廷锴等4人；中国致公党有陈其尤等4人。
在人民团体方面，人民解放军有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陈毅、聂荣臻、叶剑英7人；中华全国总工会有李立三、朱学范等7人；解放区农民团体有7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有廖承志、冯文彬、谢雪红（女）、胡乔木、吴晗、钱三强6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有蔡畅（女）、邓颖超（女）等6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有谢邦定等4人；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有周建人等4人。
另外，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筹备的还有产业界民主人士陈叔通、李烛尘、吴曼梅等7人；文化界民主人士沈雁冰、叶圣陶、郑振铎、侯外庐、田汉等7人；民主教授张奚若（清华大学）、邓初民（香港达德学院）、许德珩（北京大学）、翦伯赞（燕京大学）、梁希（中央大学）、张志让（复旦大学）、洪琛（厦门大学）等7人；少数民族代表乌兰夫（蒙古族）、张冲（彝族）、天宝（藏族）、朱早观（苗族）、朱德海（东北朝鲜族）等6人；海外华侨民主人士陈嘉庚、司徒美堂、庄明理等7人。
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指出筹备会的主要任务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各单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草案；起草共同纲领和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人选。
当晚，筹备会常委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齐燕铭、余心清、周新民、连贯等为副秘书长。
会议决定，设立大会秘书处、庶务处、招待处、新闻处四个工作机构，以梁蔼然为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为庶务处处长，申伯纯为招待处处长，宦乡为新闻处处长。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共开了5天。在6月19日的会上，周恩来就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称谓与实质问题作了说明。他说：“无党派民主人士，是在中国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发展形成的，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压迫，许多志士仁人虽没有组织起来，但却在领导和联系着一批民主人士从事民主运动。”
会上，通过了《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代表名额的规定》。
为了筹备新政协召开的各项具体工作，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把参加筹备工作的代表分为6个工作小组，分别担负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名额，起草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起草共同纲领草案和宣言，拟定国旗、国徽和国歌方案等任务。
会议结束后，各项准备工作全面铺开了。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以后又召开了7次会议，对筹备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讨论和决定。
6月21日晚，在勤政殿召开第二次会议，通过五项决议。7月5日，在怀仁堂召开第三次会议，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各党派各团体为纪念“七・七”抗日战争十二周年宣言》及其他会务工作。
8月26日至27日，在勤政殿召开第四次会议，对参加新政协的名单草案、新政协组织法和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进行讨论。因筹备会秘书长李维汉脚跌伤住院，其职务由林伯渠代理。
9月13日，召开第五次会议，对人员名单、两个组织法草案和共同纲领草案进行了讨论。
9月16日、17日、20日，在勤政殿相继举行第六、第七、第八次会议，对几项重大的筹备工作进行了最后的讨论和决定，并确定于9月21日晚7点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9月17日下午3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了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周恩来代表常委会作了关于筹备工作的报告。
会议决定：
批准常委会的筹备工作报告；
基本通过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并授权常委会提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同意由原担任起草大会宣言和拟定国旗、国歌、国徽两项工作的第五小组和第六小组直接向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提出报告。授权常委会决定召开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日期。
会议还通过了常委会所提出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及秘书长名单。
毛泽东也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头戴列宁帽，身着灰色军上衣、草青裤子，脚穿黑皮鞋，进入会场时他向与会者频频挥手。但因工作劳累，脸上显出疲劳的神色。
9月18日晚6点，北平党、政、军及各群众团体等20个单位设宴欢迎到达北平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代表。
宴会在瀛台大殿举行。这里曾是“戊戌政变”后光绪皇帝被囚禁的地方。
席间，华北人民政府主席宣必武和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致欢迎词，然后，由郭沫若代表到会全体政协代表致答词。
在宴会上，与毛泽东同坐“第一桌”的，有何香凝、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叔通、许德珩、郭沫若、李立三等人。
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不断为老人们夹菜敬酒。
他说：“我们这一桌什么人都齐了：有无产阶级李立三，有无党派民主人上、文学家郭沫若，有民主教授许德珩，有工商界前清翰林陈叔通，还有妇女界思夫人及华侨两老人。这是统一战线的胜利。”
他又问司徒美堂高寿。司徒美堂回答：“已经83岁，在美国生活了69年。”
毛泽东说：“好呀，老当益壮，干一杯！”
司徒美堂递给毛泽东一支吕宋烟，毛泽东当场吸起来。烟灭了，又收回放在口袋里。
毛泽东把剩下的烟头放在衣袋里的习惯，是在战争年代艰苦的生活环境里养成的。
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解读无书”
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里，明亮的灯光下，毛泽东饶有兴味地读着一部“天书”――一份长长的名单。
他看得十分专注，偶尔提起笔来增添一个名字。
中共中央统战部把参加新政协的单位人选和各项统计资料，印了一本很厚的表册，呈送中央。毛泽东翻了翻这本精美的表册，风趣地说这是一部“天书”。
此“天书”分为五类：党派代表；区域代表；军队代表；团体代表；特邀代表。前4类共45个单位，正式代表510人，候补代表77人。第5类特邀代表75人。正式代表和候补代表总数共662人。
毛泽东对这些名单是很熟悉的，这是根据他的统一战线恩想确定的“圣贤榜”。
这份政协名单的代表性十分广泛，包含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解放军、少数民族、国外华侨与宗教界的代表，充分反映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阶段共产党人和一切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同时还包含了近百年来我国民族民主革命各个历史时期为人民事业作过贡献的知名人士和代表人物。从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各个革命时期的代表性人物都吸收了，乃至前清末期和北洋时期较有声望以及后来同情革命，并为人民作过好事的人物，也被包纳进来。
1949年9月7日，周恩来作了关于中国人民政协几个问题的报告，着重谈到政协名单中特邀代表的产生经过。他对毛泽东审阅和批准的那份“天书”，向政协筹委会做了介绍，他郑重而庄严地说：
“..有了领导力量，同时又照顾各方面，这就是参加人民政协的四十五个单位产生的原因，但单单如此还嫌不够，便又设了一个特邀单位。其中有的是中国四个革命阶段中始终站在正义一面的，如孙夫人及其领导的救济团体。其次，我们也邀请了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业建设的，因为他们是国家建设人才，如中央研究院陶孟和先生，资源委员会钱昌照先生。第三类是一向或在某时期和我们有某种联系和朋友来往的，虽然后来这种关系被割断了，但是还有正义感，对人民事业有同情心。一旦解放了，便站在我们的一方面。像福建的萨镇冰先生，在福建解放后表示愿意与当地人民一道参加建设工作。第四类是从事民主运动在解放军服务很久的朋友，如陈瑾昆先生。第五，参加这次和平运动有功的，虽然和平未能全面实现，但这个和平运动，在人民中起了作用..这个运动经过上海人民代表团颜惠庆先生北来的努力，以及后来南京和平代表因张治中、邵力子等先生对八项二十四款和平条件的同意，更证明了这个事实。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邀请了他们。程潜先生也是响应这个号召投到人民方面来的。起义将军我们承认他们，承认他们代表解放军。我们解放军有他们作代表也是光荣的。像吴奇伟将军、曾泽生将军、张转将军。另一方面也有参加到特邀单位中去的，海军、空军的代表也在特邀单位中。
“在这四个阶段的单位不能容纳的代表我们都容纳了下来，起义的将军代表也正是照顾了各个方面。而决定全部代表人选是根据人民民主革命的原则。我们重视由革命战争中锻炼出来的朋友，在土地改革、敌后根据地斗争中级炼出来的朋友，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主运动中锻炼出来的朋友，脱离反动派阵营起义的朋友，保护器材对国家有功的朋友，使这成为全国人民力量代表集中的大会。”
“天书”产生还很费周折。
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和名单，是一件极缜密、极严肃、极敏感的工作，稍有不慎，稍有纰漏，就会举座不安。提名采用了两个渠道，一是组织或个人推荐，一是本人申请。按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的规定，对所有提名都进行逐个审查，反复研究。
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全力以赴抓了三个月，毛泽东、周恩来还时常参加讨论，增添不少名字。
首先考虑的是广泛的代表性，足以体现全国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所有爱国民主力量的大团结。它既要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不能机械地按人口比例来分配名额，要充分照顾各个方面；同时，要慎重掌握敌我界限，防止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混入。
中央统战部确定名单后，报给周恩来审核。周恩来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筛选，以他的周全性格和宽容胸怀，几乎把各民主党派领袖和各民主人士无一遗漏地包纳进了“天书”。代表名单初步产生后，又经过筹备会反复协商，征求各方面意见，一共花了3个月，才确定参加新政协的名额和名单。新政协的这一阵容，从组织上充分反映了我国革命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复杂曲折的历程，也充分反映了中共及其领袖吞纳百川的宽阔胸襟。
程潜与陈仪的不同命运
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开幕前，毛泽东还邀请了一位国民党嫡系将领当代表，他便是长沙起义、谣传被共产党“囚禁”的陈明仁。
作为动员陈明仁本部起义、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的程潜，在参加政协会议期间常常想：国民党省主席陈仪先生如今还安在么？他在台湾的监狱日子如何打发呢？
陈仪并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消息。8个月后，他上了刑场。
如果他动员起义成功，像程潜游说陈明仁一样，那么，上海会成为第二个北平。但这只是假设。
囚于台湾的陈仪和在北平的程潜，他们都曾动员起义，但结局却一悲一喜。
比较起来，陈仪的有利条件要比程潜多得多，他和几乎以父子相称的汤恩伯友谊根深。而程潜同手握湖南省兵权的陈明仁，只能算是萍水相逢。
萍水相逢的程潜一举成功；而友谊极深的陈仪却被出卖，冤死台湾。
抗战胜利后，陈仪出任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日军投降后，他决心使台湾经济腾飞，并保留了部分日方技术人员，采取了一系列的力图保持台湾经济相对独立的措施。但是，国民党的各方势力也伸向宝岛，陈仪的措施只是杯水车薪。“二・二八”起义后，陈仪引咎辞职，离开台湾。蒋介石曾把陈仪视为心腹，并聘他为国民政府顾问。1948年夏天，蒋介石的失败已见端倪，他发现他所倚重的将领都不可靠，想采取“家天下”的手段，便在湖南任用程潜，在上海任用陈仪。
陈仪可以说是汤恩伯的再生父母。如果没有陈仪，汤恩伯只是金华的一介书生，而不可能得到中将军衔，成为蒋介石的亲信。汤恩伯这个名字，就是要不忘陈仪提携之恩而改的。他人前人后称他有两个父亲。然而，就是这个自称“孝子”的人出卖了陈仪。曾有朋友告诉陈仪，汤恩伯已不同于过去，而陈仪却不相信汤恩伯会出卖他。
与陈仪接洽起义的地下党员胡允恭按事先商量好的计划，来到上海，准备去见汤恩伯。但通过组织知道了汤恩伯的态度，于是坚决割断了一切联系。
但是，陈仪却依旧对汤恩伯十分信任。
他没想到，汤恩伯已被纳入蒋介石的亲信范围；更没有想到汤恩伯的两手阴谋：一手是原则同意起义，只说时机未到；一手是将陈仪的亲笔信上交蒋介石，以巩固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
蒋介石不放心陈仪的念头是从杭州布兵开始的。他多次叫汤恩伯去杭州布防，但陈仪婉言拒绝地说：“只要你们沿江沿海守住，杭州还用得着打仗吗？杭州历来是历史文物重要之地，而不是兵家要地。”“我是沙漠人，在孙传芳时代我就受杭州父老之托，要使杭州免于战火。杭州是国际上著名的风景胜地，无论北伐战争还是抗日战争，都未波及到这座花园城市，难道我今日能忍心杭州的百万乡亲和历代名胜古迹付之于炮火中吗？希望你不要再提杭州设兵一事。”
汤恩伯听话地把兵力布于宁波、嘉兴、平湖一带，借保护总统安危抽出一部分驻扎在奉化，以作卫戍部队。
蒋介石接到汤恩伯的密报，差点儿气昏过去，他直骂自己瞎了眼。
陈仪被囚之后，再也没见过汤恩伯。直到蒋介石在台湾公审陈仪，汤恩伯才佩带中将军衔，出庭作证。
程潜和陈明仁的关系远没有陈仪和汤恩伯关系密切，陈明仁投考广州讲武学堂时，被程潜录用。程潜是讲武学堂校长。二人既是同乡，又是师生，仅此关系而已。
陈明仁曾有过比汤恩伯更辉煌的历史，那是他指挥的四平保卫战。四平解围后，陈明仁被提升为第七兵团司令官，蒋介石亲自授予他国民党最高奖赏的青天白日勋章。陈明仁正准备衣锦还乡时，被陈诚告了一个御状。于是，陈明仁被调任南京总统府任了闲职。
陈明仁心碎了，他用美援大米筑工事，便成了罪状。他不禁心灰意冷，眼药自杀未遂。从此，他以赌场为家，直到1949年2月，蒋介石才又重新起用他。
陈明仁赴湖南老家担任程潜的副手。
大起大落的遭遇，使陈明仁急起他同耿飓的一段奇遇。
当时，陈明仁是七十一军军长，驻防四平。兼任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的中共代表耿飘率领第二十八停战小组来到四平。
尽管在一个多月前，陈明仁曾软禁过以耿飚为首的军调小组的成员，但这次对他们比较客气，不但宴请他们而且还邀请耿飚与他睡一张床，盖一条毛毯。两个人从政治谈到经济，从军事说到文化，最后谈到中国的前途上。
“我们国民党打了那么多的胜仗，顶多两年，不超过三年，非消灭共产党不可！”陈明仁充满信心地说。
而耿飚却不慌不忙地说：“国民党撕毁停战协议，向解放区发动战争，但是到处碰壁。远的不说，就说四平之战，是我们给予你们沉重打击后主动撤离的，这难道是你们胜了吗？至于内战前途，我敢保证，不出二年，国民党一定失败！”
这时，陈明仁气极了，他从床上蹦起来，扯着嗓子喊道：“你敢跟我打赌吗？”
“行，打赌就打赌。”
两位不同政见的老乡勾了勾小指头。
1950年年初，耿飚出任大使前回了一趟老家，在醴陵碰上正在整编部队的陈明仁。陈明仁第一句话便是：
“你赢了，我输了。”
“不对，应该说我们都赢了。”耿飚幽默地说。
陈明仁笑了。
在长沙起义前几天，蒋介石曾托人捎给陈明仁一份手令，命他死守长沙，否则便向湘西撤退。撤退之前，主张和平人士一律处决。
程潜主张和平，蒋介石心中有数，但他不相信陈明仁会与程潜一条心。
当时，白崇禧的军队退入湘境，力量十分雄厚，对长沙10万守军监视很严密。白崇禧还派专机送来一纸命令：
“立即包围水陆洲，实行兵谏，必要时采取断然措施。”水陆洲便是指程潜驻地。
陈明仁刚到长沙任职，程潜就邀他到卧室叙谈。程潜开门见山地说：
“子良弟，我已思谋良久，打算和共产党合作，走和平之路。这样可以缩短进程，影响大西南，保存国家元气，尤其是可能使家乡避免炮火涂炭。你意如何？”
关于程潜主张和平的风声，陈明仁早就听说，因此对他的话并不感到突然。沉吟片刻，陈明仁说：“我跟您想到一块儿去了。自从我胞弟陈明信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释放回来，自从蒋介石听信谗言革除我兵权以后，我就不愿意为一个人充当炮灰了。不过，老师您要注意，现在情况复杂，我们既要对付白崇禧，又要对付蒋介石，军警特各类人物面孔千姿百态，可不能书生气啊！”
陈明仁有过被革职的深刻教训，干什么都小心起来。他说：“老师，我只跟你联系，不与任何人发生联系。公开场合我仍唱花脸。这样可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减轻武汉方面的压力。”
陈明仁不是汤恩伯。
1949年9月7日，毛泽东亲往火车站迎接前来北平参加一届政协的程潜将军以及陈明仁。在路上，毛泽东和警卫员有一段对话。警卫员问他：“主席，程潜将军和你关系那么好，为什么不在大军渡江时举行起义，来个两面夹攻呢？这样不是作用更大吗？”
“程潜将军虽是湖南省主席兼战区司令，但他手下没有几个兵。陈明仁倒是有兵，但他们不是主力部队，经不起白崇禧反动派的压力。只有我们渡江后，消灭了国民党的主力部队，他们才有可能起义。”
毛泽东又说：“程潜将军是国民党元老派人物，在国民党内有一定的影响。去年在国民党召开的国民选举中，他是候选人之一，结果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如果程潜当选上副总统，和谈也许会谈成功。”
火车刚到站，毛泽东就快步迎上去，先握住程潜的双手，说：“颂公，别来无恙，一路上劳累了。你看，你的老朋友、学生们和部下郁在恭候你呢。”程潜连声道：“谢谢，谢谢。”接着，毛泽东又握住陈明仁的双手，说：“陈将军，你打仗勇敢，和平也勇敢。”陈明仁被平易近人的毛泽东感动得不断点头。互相寒暄了几句，毛泽东亲自搀扶程潜上了车，然后自己坐进去。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程潜、李明扬、陈明仁同游天坛，刘伯承、陈毅、粟裕作陪。到祈年殿前，毛泽东特地从人群中召唤陈明仁：“子良将军，来来来，我们两个单独照个相。”“这..”陈明仁感到意外。“主席请你，你就莫装斯文罗！”陈毅调侃道，并把陈明仁推到了毛泽东身边。陈明仁恭敬地站在毛泽东右边，照了个双人半身相。
照完相、毛泽东又亲切地对陈明仁说：“子良将军呀，现在外面的谣言很多，说你被我们扣起来了，还说杜聿明、王耀武被我们五马分尸干掉了。我想让你在政协会开过后，去山东济南看看他们，把情况向外介绍解释一下，写些信给你那些还未过来的亲朋故旧，促使他们早些觉醒，及早回来。”
陈明仁爽快地答应：“主席，我一定照办。”毛泽东又说：“你还可以把这张照片分送给你们黄埔同学，只要送得到
的，都送一张，好吗？”237陈明仁也满口答应了：“好，我一定送。”毛泽东又紧盯一句：“那你打算洗印好多张呢？”陈明仁伸出两手掌说：“我打算洗10打，120张。”毛泽东笑道：“不够，不够，至少要洗50打。”陈明仁说：“50打，50打，我广泛地送。”毛泽东笑了：“后天是21号，我们的新政治协商会议就要开幕了，各方
面的代表人物都有，唯独缺少蒋介石嫡系将领。你来了，代表性就全了。
“无书”仍有遗憾
经过周密审慎的寻觅筛选，排出的新政协代表名单应该是万无一失、各方咸宜了吧。但还是出现了“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安”的遗憾。
问题出在少数民族代表名额上。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的名单，在少数民族单位中没安排满族的代表，只在其他单位中有满族代表，如齐燕铭、罗常培等。名单一公布，在满族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北平一些满族人还哭了起来。
事情报到毛泽东那里，他严肃地说：“一个民族没有代表，整个少数民族为之不欢。”后来，召开政协第二届委员会时作了补救。其实，在拟定代表名单过程中，已意识到少数民族的代表少了些。在代
表总数中，少数民族代表共有28位，占百分之四点二三，在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比例显然太小，代表面不够广泛。
但客观原因是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多数还没有获得解放，情况还不明了，难于准确推荐出代表人物来。李维汉为此还专门与革命队伍内的少数民族代表朱早观、奎壁、杨静仁、天宝等进行座谈讨论，物色到一些人选加以弥补。
但即使是这样，“天书”仍不可避免地留下了遗憾。
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名单一公布，党内一些人便有了非议。一长串的名单中，大部分名字是那么陌生，也有熟悉的，却是过去在战场上经常要喊“打倒”、“活捉”的敌方将领。
傅作义、张治中当上了中央政府的委员；程潜、龙云当上国防委员会的委员。
于是在政协开会的时候，一些中共代表不愿接触民主人士，对国民党起义将领更为反感，吃饭也不和这些人同坐一桌，更不愿与他们住在一起。为此，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做了大量的工作，并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周恩来深谙治国的要旨，他非常重视对民主人士的权力安排。他所设想的新政权的权力结构中，各民主党派的领袖和少数著名民主人士占着相当比重，在权力金字塔中他们是塔尖的组成部分。他认为，各民主党派的主要人物在政府中都应有所安排。
周恩来是相当细心的人，他知道安排民主人士的阻力主要在党内，他不但要在言行上造成一个尊重民主人士的气氛，也要在行动上做出让民主人士信服的共产党的表率。
1949年8月13日，周恩来为怀仁堂的音响问题亲自给总参通信部部长王诤打电话：“现在我们准备召开大型的政治协商会议，地点选在怀仁堂。这次会议是共产党做东道主，请全国的民主人士来北平开会，成立人民自己的国家。这是第一次，一定要搞好，可是现在怀仁堂的音响是个大问题。”
周恩来把这个问题提高到政治问题上：“民主党派对从山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有一种说法，打得了天下，管不了天下，土包子没有管理国家的能力。显然，他们对共产党不那么服气，说政协会议内容再好，人家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个会议就是失败的会议。因为声音不好而影响会议，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最后，周恩来变得异常严厉起来：“如果解决不了声音问题，我要杀你脑壳！”
在第一届政协会议前夕，经过专家的努力，怀仁堂音响问题解决了。
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来北平的第一次国宴，是给从香港绕道东北赶来北平的民主人士洗尘。
这批民主人士中外闻名，有李济深、沈钧儒、谭平山、章伯钧、蔡廷锴、马叙伦、郭沫若等四五十位，他们都是阅历丰富的老宿巨擘。
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他挑选了当时北平最好的饭店――旧北京饭店设宴招待，并叫中南海布置科长钟灵前去进行布置工作。距宴会开始还有一个小时，周恩来就赶来了。他走进宴会大厅，掏出一方白手帕，顺手从餐桌上抓起一双筷子擦了几下，两道淡黄的渍痕触目地留在手帕上。周恩来的突然袭击使钟灵十分难堪。他以为北京饭店是一流的大饭店，卫生服务都是过关的，根本没想到周恩来会从筷子上挑了纰漏。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要以为这是单位的事务性工作，这里面有政治。”
钟灵赶紧找到人，重新将碗筷消了毒，洗得干干净净后再放到桌上。
周恩来还以特具的细致周到，让从大洋彼岸美国赶回来参加新政协的华侨领袖司徒美堂感佩不已。司徒老人归途匆匆，来不及准备秋衣，周恩来见老人衣裳单薄，便叫人带他去大栅栏的老字号瑞蚨祥，为他特制了一件极珍贵的水獭领子的狍毛大衣。司徒老人体衰足跛，中南海大殿堂的台阶他已攀登吃力。心细的周恩来看到眼里，叫大会秘书处特制一把藤椅，由两名工作人员像抬轿子一样把老人抬进会场。
司徒美堂十分感动，他用广东话风趣地说：“特赐金銮殿乘舆。”
所有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都受到过周恩来的恩泽。周恩来真诚自然地做着这些事，除了表达他对民主人士的尊重和信任，也为了影响和带动党内干部贯彻统一战线，吸引更多的人来共同执掌刚打下的江山。
新年阁让党外人士做大官待方针确定、气氛造成后，周恩来开始组阁了。
他把“内阁”成员细细过了一遍，锐利的眼睛瞄住傅作义、黄炎培、李书城三个名字。
对傅作义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在西柏坡曾有过许诺。中央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程潜、张治中、龙云、傅作义都是委员。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北平有着特殊贡献，一定要给他安排一个部长职位。周恩来便提名他当水利部长，并安排当时的北京市委副书记李葆华到水利部当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傅作义工作。在酝酿配备水利部班子时，他请傅作义推荐人选，并对李葆华说：“凡是傅作义提的人我们都要用。”
结果，傅作义向周恩来推荐了两位民主人士，一位是张含英，曾是国民党黄河治理委员会负责的技术专家；一位是刘瑶章，曾任国民党河北省党部秘书长。不久，张含英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刘瑶章被任命为水利部办公厅主任。
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虽然几十年活跃于社会舞台，却一直不愿做官，不做官成为他的人生信条之一。他不肯从政，一方面是对当时的当政者失望；另一方面也出自于他对高高在上不务实际的官僚的反感，而立志要一生务实，做实事。他几次回绝国民党政府给他的教育总长、省长等官职。
在中南海怀仁堂的宴会上，毛泽东端着酒杯走到他面前攀谈。毛泽东问他：“南京政权有一个时期要你去当教育总长，你为什么不去？”
毛泽东这个问题问得很实在。黄炎培扼要回答后，回到家里犹觉意兴未尽，躺在床上难以入眠，便起身提笔疾书，给毛泽东写信：“我是受过孙中山先生初期领导革命时的洗礼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那年，人会誓词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后来没有完全实践..一般国民党员更是鱼龙混杂了。我认为不是光明所在，始终没有加入国民党..不看清真理，决不盲从的。..但使我认为可能是真理所在，就是1945年的延安之行..”
9月，黄炎培在全国政协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周恩来还要请他再上台阶。10月11日，周恩来驱车到黄炎培寓所，向他通报和商议政府组成人选，恳谈两个小时。周说，在由他担任的政务院总理之下准备设四个副总理，有陈云、邓小平、郭沫若，另一名就是黄炎培，同时兼轻工业部部长。
这一安排使黄炎培十分意外，不但要他做官，还要他做大官。他激动得老泪纵横，但却并没有立刻答应。
在1946年春，旧政协协商组织联合政府，内定要民盟的七个人担任国府要员，一人任部长，一人担任不管部的政务委员。大家请黄炎培考虑任职，他却表态说：“1.须绝对光明磊落，如果真正由民众选出，我决不推辞；2.有一班支持我的好友，须尊重这班友好的意见，这是我向来的作风；3.如今还有两个客观条件的限制：一是年纪渐渐老了；一是我还有各种经手的事情还未了结，需要善始善终地处理好。”实际上，他是婉言推托。
1948年，苏渊雷教授曾写信询问他，为何还抱有不做官的宗旨，他在复信中说：“承齿及弟数度不为官，此事不能不加以剖明。民六、民十、民十一，当时实因职教社初成立，若干事业甫经展开，弟对职教确信为能解决人类种种问题的最扼要办法，一迄今犹信。若一行作吏，势须抛弃半途，实违宿愿。其间尤为民十、民十一中华职业学院正陷入最艰苦时期，经济濒于绝境，一经抛弃，立即破产，炎将永远为职业教育罪人，故宁舍彼就此。弟认做官亦是正当职业，如好人不做官，做官者都是坏人，如何得了，故薄官不做，在野鸣高，弟以为不是直理，不可为训，先生以为如何，率臆候教。”
如今，他所钦佩的周恩来亲自上门恳请他做官，他不得不认真考虑了，但他最初的反应还是不做大官。他说，1946年他才68岁，就觉得年纪老了，做不动官了。如今已72岁了，还能做官吗？
周恩来说：“这不同于旧社会的做官，现在是人民政府，不是做官，是做事，是为人民服务。在政治协商会议上，由各党派一起千斟万酌制定共同纲领，就是为人民服务的剧本。我们自己编了剧本，自己怎么能不上台唱呢？”
第二天一早，黄炎培请了几位好友来长谈。大家深明大义，一致建议他接受此项任命。周恩来也不断催促，并再次亲自上府，黄炎培终于痛快地答应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时，黄炎培即兴赋诗，诗中说：“红场三十万众，赤旗象征赤心，赤心保卫祖国，赤心爱护人民。”10月19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政务院副总理和各部部长的任命。21日举行了就职典礼。
11月1日，黄炎培在轻工业部开始办公，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自民国三年（1914年）2月辞官以来，35年，不衰老而复为此，但我不认为是做官。”
周恩来亲自提名辛亥老宿李书城当农业部长，大出人们意料之外。
但周恩来有更深远的考虑，他觉得李书城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当过黄兴的参谋长，以后又投身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起过重要作用。中共“一大”也是在他家召开的，他的弟弟李汉俊是一大代表，早期在中共党内有过贡献。
周恩来派薄一波找李书城谈话，并对薄说：“他有这么一个历史，要照顾这个历史，你去跟他谈谈，说要提他为农业部长。”李书城老先生便这佯出任了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部长。
在周恩来的细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的主要领袖或社会贤达、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安排了相当职位。政务院及其下属机构的负责人中，各党派民主人士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占了相当比重，4个副总理中共产党占2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2人；21个政务委员中，共产党员10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11人；政务院下属30个机构的负责人93人中，共产党员51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42人。民主人士对此十分感动，称赞道：“周总理真不愧为‘周’总理啊！”
除周恩来外，其他共产党领袖人物也非常注意开国之初的统战工作。进北平开会的陈毅给傅作义让房，又送傅作义小汽车，很会做统战。他得知党内代表们有情绪时，便两次召集二野、三野的代表开会，十分严厉地说：“我们有些同志就是不懂统战工作，周副主席作了几次报告，对这个精神还是不理解。外边有个说法：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这是牢骚话！是很错误的。”他又以傅作义、程潜为例，肯定了他们起义壮举，说他们为和平解放大城市，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立了大功。“如果不这样，敌人伤亡一千，我们伤亡八百，有什么好处？”
为了确保政府人选的通过，参加政协一届会议的共产党建立了统一的党组，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党组秘书长是童小鹏，他负责与党员联系，登记编组，过组织生活。
临时党组是由统战部和组织部共同组织的一个班子，主要任务是协助党做工作。
政协正式大会开始前，党组召开了一次党员大会，强调了开会时共产党员应注意的事项。党组要求党员代表服从组织，服从大家制定的共同纲领，党员要保证对非党员的投票选举。党组告诫政协党员代表，非党员参加政协、政府是经过各方面协商的，党员要拥护共同纲领，不要投反对票。党员代表还被告知，政协会上的发言，不能把党员排在前面。会议代表的住宿也作了精心安排，党员非党员交叉着住，便于党内外人士交流沟通，消除隔阂。
当局恩来得知有些党内代表不愿与党外人士尤其是起义将领共桌吃饭时，严肃地告诫党员代表说：“要广交朋友，要和他们同吃住、同学习、同开会。与他们搞好关系，加强团结，这是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需要。”
由于采取了组织措施，强调了组织纪律，政府人选得以顺利通过。但一些党员代表只是组织上服从了，思想上并没想通，情绪还很大。针对这种情绪，刘少奇、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给全体党员代表作了统一战线的专题报告，使代表们大开眼界。
10月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出席会议的原国民党部队的起义有功人员。他客气地对起义有功人员说：“开会期间很忙，没有同大家单独见面。会议结束了，你们也快回去了，今天请大家吃顿便饭。”
他端着酒杯，到各桌同每个人亲切碰杯，一再说：“感谢大家。”他的态度谦恭，诚挚，平易，随和，饭后还执意要出门送大家，使起义有功人员感佩不已，同时也使广大党员得到了教育。
济济一堂的政协会
1949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布置得焕然一新。主席台上，挂着孙中山、毛泽东的巨幅画像。
画像中间，挂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会徽。晚上7点，当毛泽东和中共代表团成员进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会场时，怀仁堂里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长达两分钟之久。毛泽东走上主席台，宣布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开幕。乐队奏起了《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场外，54门礼炮隆隆齐鸣。礼炮声和乐曲停止后，毛泽东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致开幕词：“诸位代表先生们：全国人民所渴望的政治协商会议现在开幕了。我们
的会议包括600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就表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会场里又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破坏了，但是已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毛泽东回顾了三年解放战争进程和旧政协召开的经过后，指出：“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全新的基础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
毛泽东的致词透出一个伟大的领袖所具有的远大胸怀和目光。他说：“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庄严宣布：“我们团结起来，经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是一个已经站起来的伟大民族的心声。”代表们又报以长时间的热烈的鼓掌。接着，刘少奇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讲话。他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第一届全体会议，业已开幕了。从此，中国的历史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人民民主时代。我代表中国共产党的全体党员，以极端愉快的心情庆祝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开幕，庆祝即将由这个会议产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中央人民政府的成立。”
刘少奇强调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被人讥笑为一盘散沙的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民，一旦在正确的领寻之下团结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它的光芒将照耀全世界，它将迅速地肃清一切残敌，克服一切困难，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最后，刘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以一个政党的资格参加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其他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一起，在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的基础上忠诚合作，来决定中国一切重要问题。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
当刘少奇讲到这里时，台下的政协代表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
第三个在大会上发言的是孙夫人宋庆龄女士。
她是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大会并讲话的。她激动地说：“今天，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动力，中国的人民在前进，在革命的动力中前进。这是一个历史的跃进，一个建设的巨力，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先生的民族、民主、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作为孙中山最亲密、最忠实的革命战友和生活伴侣的宋庆龄，看到孙中山为之毕生奋斗的革命目标今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就要实现，她的心情的愉悦可以想象。
宋庆龄讲话之后，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主席张澜，解放区代表高岗，人民解放军代表陈毅，民主建国会代表黄炎培，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新疆代表团团长赛福鼎，特邀代表程潜、张治中和华侨代表司徒美堂先后讲了话。
何香凝已是70多岁的老人。她在发言中说：“我预祝在我们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全国上下在它的领导下一致实现共同纲领之后，我们的政治将走上光明的道路，好像太阳初升似的光辉灿烂，照遍全世界。
“只要我们能实现共同纲领，保持和加强我们的团结，共同向帝国主义作斗争，遵守孙中山先生的亲苏政策与毛主席的建国方针，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团结奋斗，那么，我们国家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我们人民的前途是无限幸福的！”
曾被毛泽东面誉为“老成谋国”的张澜，深有感触地说：“今天我站在这个讲演台上，看到这个庄严伟大的会议局面，我立即产生了一个感想。中国今天这个新民主主义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英明领导的结果，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战斗和全国各民主党派，各民主阶级的民主分子奋斗牺牲的结果。我们今天应首先感谢他们。我个人今天愿首先向中国共产党的毛主席，向中国共产党，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表示敬意。”
陈毅在讲话时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400余万指战员，能派遣代表出席人民政协大会，躬逢空前的人民革命盛况，认为是无上光荣。在此，我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战员表示无条件拥护人民政协大会，愿在大会领导之下将人民革命战争进行到底，保证新中国建设的顺利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随时准备着，听候中央人民政府的调用，为消灭残余敌人和保卫新中国的独立自由而奋斗到底！”
在这次会议上，人民解放军的代表――战斗英雄李国英、魏小堂、魏来国、刘梅村被选入主席团，当他们登上主席台上时，全体代表热烈鼓掌以示欢迎。
民建代表黄炎培在发言中，很恰当贴切地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比作建一所新的大厦，把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各地区、人民军队、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比作大厦的柱子，把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比作大厦的钢筋水泥，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比作大厦的理论基础。
他说：“这所新的大厦有多大？有九百六十万多平方公里。中间住着多少人？有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连我在内。”
会场里响起一阵笑声，接之而来的是一阵热烈鼓掌。
最后发言的是司徒美堂。他代表美洲华侨出席政协会议，在发言时感叹道：“国外华侨一向热爱祖国，效力革命，但后来得不到祖国真正的爱护，以致在国外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压迫，回国内便受贪官污吏的剥削欺骗，所以很长时期热望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的出现。今天，由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的英勇奋斗，这个愿望达到了，使我感到万分的兴奋！”
他又称赞道：“华侨远处异地，国内情势，未能透彻明了，现在我回到解放了的北平一看，觉得中共人员那种刻苦踏实英勇牺牲的精神，对建国大计那种反复协商，尊重各方面意见的优良政治风度，实在值得我们佩服，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并进而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大因素和保证。”
最后，他代表华侨表示：“我们华侨相信，我们的新政府是为争取广大人民利益的，我们坚决表示拥护！”
新政协出现了一位加黑框的代表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行了一本精美的纪念册，上面收录了大会所有的文件。在第359页，有一封罩以黑框的唁电。这是全体代表一致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的临时决议，由中国人民政协主席团以大会名义，向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杨杰将军的家属，对中国人民政协代表杨杰将军被国民党暗杀一事致电吊唁：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
惊悉杨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电致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杨杰家属礼鉴：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电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唯一加黑框的代表。他曾加入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任驻苏大使，解放战争时期参加爱国活动，在政协开幕前两天在香港被害。
暗杀杨杰可以说是蓄谋已久。蒋介石到台湾，部署好云南战事后，便密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立即去香港刺杀杨杰。
蒋介石几次布置毛人凤暗盯李宗仁，还准备在李宗仁乘飞机擅自飞出南京时，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如无美国鼎力支持，李宗仁早就成为蒋介石的刀下鬼。
蒋介石说过，他对背叛他的人比恨共产党还要更甚，向来都不见容于党内党外异己，稍有违抗，他就要采用极端手段予以对付。
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也差点遇害。
张澜曾作为晚清秀才被选送到日本学习。日本的维新富强以及中国受侵凌的屈辱史，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反对东京留日的中国学生为慈德祝寿，并建议慈禧退朝，还政光绪变法维新。他的一系列举动被清廷驻日公使视为大逆不道，将他押送回国。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讲话，强调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面前的是和平民主建国，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张澜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民参政会，声明民盟决不参加。他还领衔与郭沫若等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呼吁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进行内战。同时，他以民盟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会面。邀请国民党参谋长陈诚来参加商谈避免内战的问题。他的举动受到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成为蒋介石的眼中钉。
当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特务公开杀害后，张澜在成都主持了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的追悼会。
散会以后，张澜还没走到会场门口，突然遭到特务群起袭击，被打伤了头部。
1949年春末，蒋介石知道自己呆在大陆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不允许张澜活到共产党时代。于是，武装特务包围了张澜休养的疗养院。该院主持人郑定竹医生以身家性命担保，医护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勉强允许把张澜软禁在病房里。
但蒋介石还是不罢休，他非杀了张澜不可。
后来，他身边的谋士也觉得蒋介石这招着实不聪明，说：杀了民主人士反落口实，还不如不杀好。
蒋介石终于哑口无言。
毛泽东亲自介绍赛福鼎加入中共政协一届会议期间，招待民主人士的宴会很多，周恩来特意嘱咐厨房要为伊斯兰教和回民专开一席。
新疆代表赛福鼎・艾则孜为此十分激动，在北京期间，他亲身体会到共产党对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的尊重。
赛福鼎当时就向毛泽东提出入党要求。因为新疆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党组织。
1949年10月23日，毛泽东介绍赛福鼎入了党。
赛福鼎和新疆代表来到北平的第二天，齐燕铭就告诉他们，下午5点一刻，周恩来要来看望他们。
但时间到了，周恩来没到，齐燕铭却来了，他向新疆代表们说：“周副主席有个重要事情正在处理，一会儿就到，请你们谅解。”
10分钟后，门外走来一个身穿蓝色中山服、脚穿布鞋的人。赛福鼎以为是工作人员，没在意。“您是赛福鼎吗？”“我是。”赛福鼎随口答道。“我是周恩来，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周恩来边说边伸出手来。赛福鼎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与周恩来紧紧地握手。“欢迎你们到北平来，我没能及时看望你们，很抱歉。”周恩来话题一转，“让我们一起向来北平途中飞机失事遇难的烈士表示哀悼。”在政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饯行便宴上当着新疆代表的面问：“飞机的情况怎么样？”“新疆的飞机已经安排好了，飞行员技术也很好。”周恩来说。“今天夜里组织一个由苏联专家参加的技术检验小组，重新检查一遍飞机。”毛泽东又叮嘱道，然后转身对赛福鼎说：“明天早上你们没有接到恩来的电话不要起飞。”赛福鼎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次日早上8点，周恩来打电话请新疆代表去机场。赛福鼎他们赶到机场后，一夜未睡的周恩来早就等在那里。他说：“根据主席指示，机场人员连夜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飞行安全有保障。我们已经向毛主席报告过了，你们可以起飞。”飞机飞上了蓝天，坐在飞机上的赛福鼎还沉浸在幸福之中。他又想起了刚到北平时与毛泽东见面的情景。那是在怀仁堂看戏时，戏刚一开演，一位身材高大的人从后面走上前来，挡住了赛福鼎的视线。这时，周恩来赶来，介绍说这是毛泽东。
赛福鼎立刻站起来，又惊又喜。毛泽东一边与他握手一边说：“欢迎你们，先请你们看戏，下次再见。”以后，毛泽东又多次接见新疆代表，有两次是单独在驻地。毛泽东说：“维吾尔民族是个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古老民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对内地也产生过影响。现在解放了，更应该有较大的发展。新疆的自然条件有很多优势，自然资源丰富，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好，人民是会高兴的，民族经济文化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毛泽东还询问了新疆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情况，指出在新疆最为重要的工作就是要使各民族紧密地团结，首先要加强少数民族人民与汉族人民之间的团结，而这一团结的关键是加强少数民族干部同汉族干部之间的团结。
作为新疆代表的赛福鼎在大会上讲话说，新疆人民从最近几年的斗争经验中，已经了解到只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胜利，才能有新疆人民解放运动的胜利。
新疆代表粑维吾尔族衣帽献给毛泽东。毛泽东把绒帽戴在头上，赛福鼎帮他披上了绣花披风。会场上笑声和掌声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就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继续举行。大会听取了主席团的报告，通过了主席团关于设立6个分组委员会的提议。
6个分组委员会包括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宣言起草委员会、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和代表提案审查委员会。
9月23日、24日、25日三天，继续举行会议。9月27日，大会发言结束。当天，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
9月29日，政协大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全体委员名额、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关于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的规定、主席团常委会关于代表提案的审查报告等议案。
9月30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
当天，大会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全体委员。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6人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大会在选举时极为郑重。当天任会议执行主席的刘少奇、李文三、沙千里、梁希、盛丕华担任选举总监督，另外再由主席团指定60人监票。当选举结果报告给代表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当大会执行主席宣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时，各代表一致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毛主席万岁”。
在选举完毕、检票人进行检票之时，全体政协代表又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通过了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致敬电，通过了竖立“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和纪念碑碑文。
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300年不变色
在讨论和通过建立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定时，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他说，在天安门广场建纪念碑，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这里也是全国和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周恩来的提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同。下午6时，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开始举行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词：“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恃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建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现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礼。”
周恩来致词后，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碑文由毛泽东所撰，周恩来手书。碑文如下：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英勇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最后举行莫基仪式。毛泽东与各单位首席代表执锨铲土，以示他们对烈士们的崇敬。新中国建立后，北京市政府担负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会”，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建工部等中央单位和地方17个单位组成。彭真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雕塑专家刘开渠和北京市府秘书长薛子正3人任副主任委员；梁、刘两人领导整个纪念碑的方案制定工作。经过征集意见、确定方案、采运石料、雕刻安装等程序和近9年时间的辛勤劳动，人民英雄纪念碑于D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五一节举行揭幕仪式。
从此，人民英雄纪念碑以中华民族特有的风采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中央，成为世人瞩目的建筑和中外人士瞻仰的场所。人民英雄纪念碑碑题、碑文以阴文镌刻，以紫铜为胎，采用我国传统的
镏金工艺做成金字镶嵌进去。参与镀镏的老工人说，碑文字体能保证300年不变颜色。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于1949年9月30日晚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刚选出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主持。当毛泽东主席和其他6位副主席登台时，怀仁堂里又响起了长时间的掌
声。毛泽东宣布闭幕式开始，朱德致闭幕词。最后，全体代表起立，乐队奏国歌《义勇军进行曲》。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主席台上冉冉升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全体代表的共同努力下，胜利而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这头睡狮就此醒来，即将向新时代挺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