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旗是新中国的第一幅图画。周恩来宴请长者确定国名。张奚若说：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曾联松仰望北斗设计国旗。徐悲鸿为定国歌彻夜难眠，新中国纪年决定采用公元，毛泽东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国名中要不要“民主”二字？
建立一个新政权，创建一个新国家，首要问题之一就是，这个国家叫什么名？
在新政协筹委会组织条例中，就已提到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的方案。
在历时五天的会议中，无人对国名提出不同看法。直到最后一天讨论最后一份文件时，张奚若先生提出了质疑。
当时任清华大学教授的张奚若先生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焉有人民而不民主哉？旦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字，原意与人民相同。去掉民主二字从下面的解释也是很容易明白的：是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
雷洁琼发言说，如果国名大长，用时不用全称即得注明是简称。
黄炎培和张念让两位先生就国名问题发表了系统意见，被整理成书面报告，打印30份，抄送新政协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和各组长，他们认为：
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国。他们觉得民族和共和无并列之必要。汉语使用共和国一词纯系翻译西文列坡勃立克，这个词与共和二字在我国经典上的原意并无关系。西文一字当初并非不可译为民主国。因为西文的德漠克拉西与列坡勃立克的字面含义原无根本区别。不过前者指民主的政治体制，而后者指民主的国家。这个意见与张奚若先生的意见大同小异。
第四小组把关于国名的意见归纳了三种名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董必武关于草拟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经过及其基本内容有一个报告。他说，第一次小组会广泛交换了意见，因为没有准备，没有参考资料，有漫谈的性质。于是推举张志让等7人先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上讨论时，可获得若干基本的共同意见。第二次小组会时按提纲起草委员会所提“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讨论，基本意见趋于一致，有些意见留待起草委员会去斟酌。然后，公椎董必武等人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第三次小组会议通过，做文字修改后，提交新政协筹备会作了原则的通过，准备提交政协大会讨论。
关于组织法草案的总纲，董必武说，国家名称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或讲演，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张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著先生以为用中华人民民主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政协代表提案第四案是由马叙伦、陈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谭平山、梁希、许德珩、吴耀宗提出来的。
为提议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取消共同纲领和组织法中简称中华民国，另由政府以法令规定。提案请大会公决。
他们的理由是这次新政协筹委会所通过的国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确能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伟大胜利后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及人民。这一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变革，必须把旧民主时代遗留下来的、本质上不同的；并且为汉好卖国贼用过的在中国人民中间已没有一点好感的“中华民国”四个字，毫无保留地取消。
否则，在将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是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时候，喊起口号来，就会有两种称呼，把已经走向死亡道路的旧中华民国再喊万岁，人民显然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大多数人提议，主张统一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把简称“中华民国”几个字在中国人民政协所有的文件中一律予以取消。
1949年9月25日深夜，司徒美堂收到一纣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午宴请柬，上面写着：“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半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讨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二三十位七旬老翁接到了同样的请柬。
待老人们陆续到达之后，作为东道主的周恩来开门见山他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前辈。我们国家有句古话，叫做‘就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专门听取长者的发
“各位在讨论三大文件时，都看见了共同纲领中的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关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常委会特地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何高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旧感情。”
第一位发言的是黄炎培，他曾在江南乡试中举，也曾加入过中国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和反对袁世凯窃国的斗争。他认为，由于中国老百姓落后，感情上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反感。留个简称，是必要的。稍停，他又补充说，政协会议三年一届，三年后，我们再来除掉，并无不可。
接着，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老人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那是用许多烈士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就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
第三位发言者是辛亥革命后隐居了38年、生平不写民国国号的前清进士周致祥。他说，我反对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祸国殃民的、群众对它深恶痛绝的名称，20多年来已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这时，司徒美堂站起来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孙中山先生，但对于中华民国这四个字绝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多年来被蒋介石与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所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
“如果大家都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又臭又坏的中华民国的臭招牌。这国号是一个极其庄严的事情，一改就要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以后才改？常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模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司徒美堂语音响亮，听者报以热烈的掌声。
人口学家马寅初立即表示拥护司徒美堂的意见，他补充说，简称实在不伦不类。
教育学家车向忱又从教育群众的方面阐述了司徒美堂的观点，说人民一时不能接受的问题，只是宣传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个革命的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
张澜和既当过清末翰林又曾留学日本的陈叔通也发表了去掉“中华民国”的意见。
沈钧儒从法律观点解释了简称问题：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协会议三大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个大漏洞，万万不可如此。遍观世界各国的国号，只有字母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如果一定写上，那么将来在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也不方便。所以我主张不用那个简称。
爱国华侨陈嘉庚操着浓重的厦门话说，大家对中华民国绝无好感。当然，落后的人一时不习惯，过些时候就好了。
最后周恩来说，我要把这些意见综合送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9月27日，政协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的记录写道：简称“中华民国”一去掉，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革命的历史意义一笔抹煞。如辛亥革命、国共合作等都是有它的历史意义的。这一点在毛泽东开幕辞中也讲过。同时，“中华民国”这名称，因为在民间已很习惯，所以在目前，也不会禁止使用。在人民中还允许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在我们所用的阳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用阴历。其次我们用公元纪年，同样也不禁止用三十八年。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用统一的国名，统一的公元的年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以后，政协一次会议陆续通过的大会文件，去掉了“中华民国”这四个字。
国旗、国徽、国歌大征集
国内各大报都刊登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的启事。
1949年6月15日，中国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第二天，周恩来主持召开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任务是研究草拟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等方案，由著名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马叙伦先生任组长，北平军管会主任叶剑英同志任副组长，不久又增加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成员有张奚若、田汉、马寅初、郑振铎、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张澜、陈嘉庚、欧阳予情、廖承志等16人。
7月4日下午3时，在中南海勤政殿第一会议室，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会议决定：（1）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表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和方案，并推选郭沫若、
沈雁冰、郑振铎3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2）设立国旗、国徽方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除组员分别参加外，聘请专家为两组委员。会中推选叶剑英、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铎、张奚若、蔡畅、田汉、剪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歌词、谱初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后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7月10日送交政协筹委常委会批准，7月14日送《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从7月15日至26日连续刊登8天。
征集启事如下：
一、国旗，应注意：（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工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二、国徽，应注意：（甲）中国特征；（乙）政权特征；（丙）形式庄严富丽。
三、国歌，（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线谱）。
四、应征国旗、国徽图案者须附详细之文字说明。
五、截止日期：八月二十日。
六、收件地点：北平本会。
如此大规模地在报纸上征集国旗、国徽、国歌，不但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也是第一次。
征集启事发出后，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热烈反响。从工厂、矿山到田野，从闹市到前线，工人、农民、战士、教师..都在热烈地谈论这则启事。
国旗、国徽、国歌，象征着国家的主权，是国家的几个主要标志。
许多人在得到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消息后，立即开始动手，在工余时间着手设计构思。
曾联松彻夜设计五星红旗国旗
整个中国都在为征集方案而运转起来。
在成千上万个应征者中，上海一位默默无闻地长期在经济战线工作的人士，脱颖而出，成为国旗的设计者。
他叫曾联松，祖籍浙江再晏。少年时代就喜爱书画，并写得一手好楷体字。
在目睹自己的祖国被外国列强欺凌，人民生活痛苦悲惨之后，他放弃了自己的艺术爱好，去攻读理工科，走上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他感到原来的设想难以实现，又改行攻读经济。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曾联松与许多热血青年一起，走上街头，举行游行，抵制日货。1935年，他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集会游行。从此，他在党组织的教育和引导下，开始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7月下旬，曾联松反复阅读了报刊登载的国旗、国徽、国歌征集启事，心里再次激起波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大众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了，中国历史将翻开崭新一页。国旗、国徽、国歌，是新中国的象征，是中华儿女的寄托，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反复思考之后，他决定投身这一具有伟大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用自己灵巧的双手，设计出一副国旗图样，表达自己热爱新中国的心愿。
曾联松苦苦地思考着，一种想法产生了，随即又觉得不合适而放弃，接下来脑子又紧张运转，思考新的方案。
国旗应征日期截止于8月20日，时间一天天过去，曾联松着急了。
夏末的一个夜晚，曾联松一个人走出家门，漫步在大上海街头。
他无意间抬头仰视天空，只见群星闪耀，众星朝着北斗。
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曾联松的脑海里：人们不是常说“盼星星，盼月亮”吗？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是人民的大救星吗？
对！曾联松兴奋地跑回家中，决定以一颗大五角星象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以几颗小星象征广大人民，大星引导于前，小星环绕于后，如同众星拱北斗，象征着人民大众紧紧围绕在共产党的周围，从胜利走向胜利。
他又仔细体会了征集启事的要求，按自己的想法，把五角星设计为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的红色很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灿灿，色彩简单而显庄重，而且也表达中华儿女黄色人种的民族特征。
色彩确定了，那么环绕大五角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
曾联松想到，伟大祖国有着5000多年的辉煌历史和灿烂文化，又想起不久前毛泽东刚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的论述，即人民在当时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于是，他决定以四颗小皇象征广大人民。为了突出广大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曾联松又决定让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这样，就在旗面上显示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一历史结论。
那么，五颗金垦放在旗面上的什么位置呢？
曾联松开始设想把大星置于旗面的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的四周。
这种设计看上去旗面显得端庄，但给人的视觉显得呆滞，旗面不开阔。
曾联松很快放弃了这种方案。
他苦苦构思，反复推敲。
时间一天天过去，距截止应征的时间已很近了。
经过了许多不眠之夜，终于在一天晚上，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感旗面视野开阔，五个金星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使人仿佛置身于星光照耀大地、灿烂辉煌的情景中。
不但如此，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相配，疏密相间，很自然地形成为椭圆形。这与中国疆土的几何图形很类似。这样，既体现了中国的地理特征，也显得明朗开阔，兼有恢宏的气势。
在设计过程中，曾联松又不断完善，把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庄重安然，四颗小星由于各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星中央，显得锗落多变。色彩以红色为底，如同红霞满天。红色象征革命，表现炽热的情感。再配以黄色，显得灿烂光明。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图案，涵义深远，极具特色。从艺术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有几个特点：
简与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
大与小：五个金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着祖国疆土之意。画面尽管有限，但给人的联想是十分广阔的，做到了古人所描述的“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静与动：五星整个位置若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显得静止呆滞，无动态之感；而置于左上角，从视觉原理看，使人感到昂然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伸展的气势，视野开阔。
长与宽：曾联松的设想，完全符合“征集启事”的规走，即“开式为长方型，长宽三与二之比”。这种长方形的旗面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组成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展，取势协调。椭圆形给人以完整与饱满的感觉。在椭圆形中，大星外圆半径和小星外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大星和小星之间隔有一定的距离和空间，显得虚实结合。
另外，椭圆形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互相结合，比例比较协调，构图也比较紧凑，在整体中富于变化，同时又显得统一。
主与宾：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有顾盼呼应协调和谐之态。
红与黄：整个旗面上的色彩也能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应。红色为热色或暖色，赤日、红光能表达庄严热的气氛。红色能给人以希望、活跃和喜爱。而黄色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给人以金光闪闪的感觉。
曾联松设计的这幅国旗囹案，给人以多层次、多角度的美感享受，蕴意深刻，生动活泼。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自己精心设计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新政协筹备会。
国旗，在人们的心目，是一个国家直观的象征，所以应征稿件众多，截止日期，已达2992幅。
国旗方案之争
在众多的政协代表中，华侨代表陈嘉庚十分关心国旗评选一事。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他出于爱国之心，积极提出关于设计国旗的建议。
1940年他回国慰问抗日军民之时，就请专家为国民党政府设计了新的国旗方案，印了100多张带到重庆。到重庆后，他看到国民党政府官员傲气专横的态度，心里凉了半截。
当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候，他更关心国旗的设计了。他自愿报名参加了筹备会第六小组的工作。
1949年8月，他从东北参观考察回北平后，专门向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
了解了国旗图案设计的征集情况。
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专门向他汇报了第六小组征稿和工作情况。
陈嘉庚说：“我是非常关心国旗制作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在南京就职，用五色国旗，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立国之义。到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却把青天白日党旗当国旗，这是我最不满意的。1940年，我到重庆向国民党官员说过，但他们不接受建议。”
接着，他详细谈了自己制作国旗的观点，并把自己设计的国旗图案托彭光涵交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研究。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就第六小组的工作作出决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团领导。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成立大会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并委任55人为审查委员，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天，彭光涵将经过大家复选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国旗图案参考资料》，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印。
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代表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均每组约50至60人。
各小组的讨论都热烈而认真。
但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不一样，选择的图案也下一致。
开始，代表们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太妥当。
随后，对旗帜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的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倾向的人增多。但是，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方尚侍解放，国旗上带有黄杠，就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不一致，时间显得特别紧。
彭光涵十分着急，他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写了个请示报告，交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上，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杠的图案同意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很大。大家比较倾向‘复字三十二号’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立即指示：“好！你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就按周恩来的指示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夹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会。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处。交谈中，张治中间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样？”张治中明确回答：“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横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代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国旗中间摆上一根‘金箍棒’干嘛？”毛泽东听后，感到震惊，也觉得有道理。他说：“这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在9月25日晚的座谈会上，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里老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苏联的斧头镰刀，也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说：“大家都说这个图案好，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热烈的掌声，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表示赞同。陈嘉庚站起来谈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其他人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并鼓掌通过。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终于以其构思和特色获得大家的认可和推崇。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经过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
图案作国旗，并提交大会主席团审该，再提交大会讨论。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由沈雁冰报告了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国旗的情况，并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席台中间。看到这面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充满了兴奋和激动之情。会议进行的第四项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中国人民大团结。“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终于迎来了激动人心的一刻！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原槁，后来存入政协档案室。“复字三十二号”图案真正用于国旗制作时，也作了一点修改。原设计中，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筹备会第六小组讨论删去。秘书彭光涵在原稿上写有“去镰刀斧头”五个字。图案其他部分未作修改。关于国旗象征的说明，按毛泽东的讲话记录进行了改写。至于国旗制法的说明，原稿显得很复杂，周恩来便指示胡乔木、梁思成和彭光涵三人重新写一个制法说明，做到使人一看制法图说明就能制作标准国旗。
三人讨论后，即由梁思成改写，胡乔木修改定稿。经审查通过后，向全国发出。
在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中，徐悲鸿、梁思成、翦伯赞、陈嘉庚、张奚若等建议：在国旗制定之后，全国的国旗制作要严肃认真，要规定哪一号颜色，将来由国家指定专门工厂统一生产国旗用的红布，就叫“国旗红”。
陈嘉庚还提议：“应该由国家指定某些工厂专门生产统一规格的国旗。因为手工制作不合标准，又困难，并且比工厂印制的价格要贵。现在虽然不能立即办到，希望将来即可办到。”
国旗图案通过后，周恩来说：关于评选国旗图案，实行公开广泛征集的做法好，所选的国旗方案艺术性比较好，大家也很满意。虽然在讨论中有些争论，但最后大家意见统一了。
关于国旗图案意义的说明，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于11月15日公开发表：
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五星红旗确实显得美丽庄严。一星居中，众星闪烁，普照大地，让人一望便产生人民团结、国家昌盛、革命胜利的自豪感。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闭幕后不久，曾联松收到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来信：
曾联松先生：
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五百万元（旧币，相当于现在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次年国庆节，曾联松被邀请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年时，他再一次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庆祝活动。
如今，这面象征中国的旗帜不仅使中国人民感到自豪，它也成为国家的象征，飘扬在联合国广场，飘扬在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世界每个国家。
国徽设计者得到了800斤小米
1950年6月，集体创作的国徽图案得以通过。
国徽，也是一个国家特征的重要表现。
在征集过程中，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国徽稿件112件，图案900幅。
燃而，许多投稿者把国徽完全误为国标，因此投稿者绘的都是和国旗一样的国家标记的所谓国徽图案。
合乎国徽体制的来稿，其中又有图案意味太重、过于纤巧的毛病，比较可供参考选择者只有四五种。于是，征集小组认为国徽非近期内能完成。
朱德总司令请秘书送来了一份他亲自画的国徽草稿，底边四条黄色曲线代表黄河、长江、珠江、黑龙江，上面飘扬着一面红旗，左上方一颗黄星。
政协筹备委员会常委会在解释之前提出了包括国徽图案在内的初步意见，并未做出决定。只是把报告连同附图一齐移交政协一次会议。
会下征求意见，人们普遍认为国徽距离中国特征、政权特征以及庄严等的形式较远。
毛泽东说，国旗决定了，国徽是否可以慢一点？
于是，国徽没有提交政协大会讨论。由原小组继续设计，等将来由政府去裁决。
受中央之托，中央美院的前身国立北平美专成立了国徽设计小组，由张仃、张光宇、周令钊和钟灵4人组成。
张仃和钟灵曾设计了新中国第一套纪念邮票，还设计了政协会议的会徽。
政协会徽是由麦穗齿轮围成的圆形图案，粉红色的中国地图凸现在半个地球上，代表四面八方的四面红旗飘动，上方印有一九四九的字样。这枚政协会徽一直沿用至今。
周恩来很关心国徽的制图情况。为了不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国庆节使用，周恩来指示征集小组多吸收一些专家来共同设计国徽。
于是，清华大学营建系也成立了国徽设计组。组长由梁启超先生的儿子、营建系主任梁思成亲自挂帅。组员有建筑学家林徽因、画家李宗津、中国建筑专家莫宗江、建筑设计教师朱畅中、汪国瑜、胡允敬、张昌龄以及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学者罗哲文等。按政协国旗、国徽审查小组提出的要求及各界人士提出的意见，并比较了所有的设计方案，两个国徽图案设计组最后确定国徽图案的内容：齿轮麦稻穗五星授带组成大团结的意象；天安门作为国徽的主体表示民族精神。麦稻穗进入国徽还有一个众口皆碑的故事。1942年重庆的冬天，宋庆龄为欢送董必武返回延安，在她的寓所里举办一个隆重而简朴的茶话会，周恩来夫妇应邀到会。宋庆龄特意在茶巢上摆上了两串近郊农民送来的金灿灿的禾穗。“它如金子一般。”有人赞美说。“它比真金宝贵。中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年年五谷丰登，人民便可以丰衣足食了。”宋庆龄说。
周恩来抚摸着禾穗，说：“等到国家回到人民手里，我们要把这束金禾画到国徽上。”
两个设计组经过半年努力，参考了我国古代的铜镜、玉壁、玉环等礼仪文物的装饰纹样及工艺效果，又借鉴了各国的国微图案，各自拿出了一幅最满意的画稿。
两幅草图大同小异，但双方各抒己见，都认为自己的好。
清华大学设计组以建筑师为主，他们设计的天安门是纯粹写实的正立面建筑构图。天安门端端正正地放在国徽中轴线上。中央美院设计组是由美术家组成的，思维呈浪漫型。他们把天安门的大屋顶设计成大斜角。
双方互不退让。
周恩来把两组人员召集起来开了一个会，让他们搞一个统一方案，作为他们共同设计的。
最后的定稿图以清华大学设计组的方案为主。出现在国徽正中央的是一幅天安门的写实像。
清华设计组还从中国特征这一要求出发，在图案的色彩上使用金红两色。红色喜庆，金色富丽。中央美院的五色土被否定了。1950年6月2日晚，全国政协国徽审查小组最后一次讨论了国徽方案。周恩来主持了讨论。
周恩来认真听取了审查小组全体成员的汇报，又按李四光、张奚若、邵力子等绝大多数委员的意见，最终把国徽确定下来。
6月2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召开第八次会议，讨论通过了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所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及对设计图的说明》。
通过的国徽图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兼具三个方面的特征：（一）形式和色彩庄严而富丽。
（二）以国旗和天安门为主要内容：国旗既可表示革命和工人阶级领导政权的意义，亦可省写国名；天安门则象征五四运动以来人民的政治斗争和在此宣告诞生的新中国，颇具“中国特征”。
（三）以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麦稻并用，也寓含着地广物博之意；以缓带紧结齿轮和麦稻象征工农联盟。
国徽图案一经确定，两个设计小组的成员都得到了份稿酬――800斤小米，随后，他们将这份稿酬如数捐给了国家。
开国大典前夕政务院召集各方面专家学者开会讨论国徽图案时，参加国徽设计工作的高庄说，我有一种愿望，就是要使我们的国徽更庄严、更明朗、更健康、更坚强、更程式化、更统一，并赋予更高的民族气魄和时代精神，以冀我们的国徽艺术性达到国际水平，永放光芒。
一年后，平面图变为立体模型的任务交给了高庄。
高庄教授在工艺美术方面造诣根深，木刻和素描很有功力，深得美术大师徐悲鸿先生的赞赏。
高庄本着对国徽的理解，对平面国徽草图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如，原图中稻麦杆向外弯曲，比较杂乱，红绶带也理不清来龙去脉，城墙显得不正。高庄认为，组成国徽的素材是由中央集体定了的，如何利用这些素材组成图案，并由它来表现精神形象和艺术效果，则完全看艺术家个体发挥。
高庄赋予稻麦刚柔不同的性格，并且分行并列向上，以此象征中华民族的团结和蒸蒸日上。红经带改成有规律的穿插与天安门城墙相呼应，给人坚强安定之感。经过高庄修改过的国徽，更庄严、更自然、更美观。
高庄又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和一尊佛像、几方秦汉铜镜作为参考。做好国徽的石膏模型后，便把模型和平面图故在一起，让人们评论，不断修改，以求臻于完美。
如今，凝结着无数人心血和智慧的国徽同样成为国家的象征，高悬于天安门、新华门，以及所有代表国家权力的场合。
国都定在哪里
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中心，一个新政权建立之后，要首先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自己的首脑机关设在哪里。
国都的方案，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毛泽东在西柏坡时，就同意了王稼祥定都北平的建议――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是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于是，他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
王稼祥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时担任中共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毛泽东与他主要是谈城市问题。
“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的老秀才杀了。”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好了，今天我们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王稼祥笑了。
“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毛泽东说完，抽了几口烟。“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最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案。”
王稼祥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他沉思片刻，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地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映陷是太偏西。现在不是秦汉隋唐时代了，今天中国经济中心是在东部沿海和江南，由此看，西安也不适合。
“黄河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因此，我认为首都最理想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京师震动。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哈哈大笑，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不过，北平现在还在傅作义手中哩。”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北平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度56分和东经116度20分。
古人形容北平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左环沧海”。
北平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平平原。地势西北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圭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8米。
北平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朗。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至京城，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会聚于此。
从这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为新中国的首都。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平，并从当天开始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力国都，开始了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新中国一建立，无可回避地涉及到如何纪年的问题。关于纪年，筹备会第六小组成员和专家们在讨论和座谈时意见分歧较
大。有人说：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元。有人主张：从孙中山建立中华民国开始。还有人提议：从几千年前黄帝即位开始。经过一番查阅，发现世界上采用本国纪年的只是少数国家，绝大多数国
家采用公元纪年。经过反复讨论，大家一致同意采用公元纪年，因为这是国际上通用的纪元，既统一，用起来也方便，而且各解放区早就开始使用公元纪年了。
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协商国旗、国歌等问题会议时，大多数人表示同意用公元纪年，但有人反对：“我们采用公元为纪年，老百姓也可能同时采用其他纪年。”
毛泽东发言说：“老百姓要用其他纪年，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不能制定法律去处罚他们。“过去用中华民国年，老百姓用甲子年，他们学会用了。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采用哪个年号。”
黄炎培发言说：“我同意毛主席的意见。有人说采用公元纪年是以耶稣降生之年为纪元，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信仰基督教的国家也采用以公元为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少数国家采用本国纪元，但在行文写到本国纪年时，常常还要加注公元多少年，麻烦得很。”
听了黄炎培的话，毛泽东风趣而幽默地插话道：“就是耶稣也不坏嘛！
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会上讨论热烈，大家一致鼓掌同意采用世界公元为新中国纪年。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正式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
采用公元，本年为1949年。
徐悲鸿为确定国歌彻夜难眠
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是相当不易的。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也经历了一番曲折过程。
新政协筹备会的征稿启事发出后，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的国歌歌词、歌谱694首，其中有筹备会成员如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平等知名人士的作品。
第六小组在评审国歌时，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对有的歌
谱还组织乐队进行演奏。遗憾的是，征集来的歌词、歌谱都不太理想。在讨论时，大家认为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是困难的。商议的结果，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国歌。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便是著名画家徐悲鸿。
新政协筹备会党委会接到的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的气氛和人们的心情受到影响。常委们十分着急。毛泽东亲自去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第六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顾问以及各界人士座谈国歌之事。座谈会一开始，出现冷场，无人发言。大家都在思考。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实属不易。而且，国歌是代表一个国家，尤其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歌。身材瘦弱的徐悲鸿站起来说：“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在去中南海开座谈会之前，徐悲鸿已经为国歌的事情几度夜难安寐，辗转反侧了。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那怎么可以，歌词里不是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不好吧？”廖静文说。“你知道法国的《马赛曲》吗？那就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根深。他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祖国的儿郎，那光荣的时刻已来临！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我们的祖国鲜血遍地。你可知道部凶狠的兵士，到处在残杀人民，他们从你的怀抱里，杀死你的要子和儿女。公民们，武装起来！公民们，投入战斗！前进前进！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的味道和《义勇军进行曲》差不多呢。”徐悲鸿说，“抗日战争中《义勇军进行曲》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终于点了点头。徐悲鸿的建议立即得到周恩来的响应。周恩来发言说，这支歌曲雄壮豪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于演奏。
建筑学家梁思成说，我记得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个美国青年。这说明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就这支歌吧。
刚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说：“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有历史背景，如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耳。另外，在国际问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兄弟在美国，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罗伯逊见面时，他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问都唱。罗伯逊问，这是不是你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那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按一个歌曲本身讲，好坏不靠几位音乐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去下判断。《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博得了一定的颂扬，所以按它本身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况编拟，这是兄弟本着在国外作宣传工作的经验，提供的一点意见。兄弟希望能采用聂耳的歌谱，歌词另拟。”
但也有人表示不同意见，认为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经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世界东方，而这首歌当中还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的句子，是不是过时了？
周恩来回答说：这首歌在历史上起过巨大的作用，尽管现在新中国成立了，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还要居安恩危啊。
在座人士一个接一个表态同意《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最后，毛泽东总结说：“既然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不要改。‘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句歌词过时了吗？我看没有。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终于胜利了，但是还是受春帝国主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们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原词好。”
大家对毛泽东的讲话以鼓掌表示同意。
接着，毛泽东综合了座谈会上众人的意见，宣布通过了徐悲鸿的建议。
这首在仓促中写在香烟衬纸上的歌词和聂耳的谱曲同样受到了政协一届代表的喜爱，全体代表一致同意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在血与火的年代。
“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到肥沃的华北平原，中华民族危在旦夕。共产党员田汉为了躲避搜捕，搬到上海法租界。他发现音乐界的一些人，或写靡靡之音，或写艺术歌曲，仿佛生存在桃花源中。也有一些人写救亡歌曲，但因为思想感情的原因，这些歌曲无力在民众中流传。
田汉决定要写一些能唤起民众、鼓舞人民斗志的歌曲。此时，他正在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编写《风云儿女》的梗概。这是一部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的故事。剧本着重描写了从东北流亡到上海的男青年的遭遇。田汉为影片的主人公诗人辛白华设计了一节诗稿：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田汉写出歌词不久，就被投入铁窗之中。夏衍接手他未完的剧作，把梗概改编成电影，歌词交给共产党员聂耳。
正在华联公司搞音乐的聂耳和田汉既是同志又是朋友，而且田汉是聂耳的入党介绍人。他们常在一起谈论国事，并多次合作歌曲。
聂耳拿到田汉歌词的时候，也得到敌人即将逮捕他的消息，上海地下党决定让聂耳出国暂避一段。出国前，聂耳连夜突击拿出了曲谱。这支歌的每个音符都充满了强烈的战斗气氛，铿锵有力，浑然一体。前奏曲像嘹亮的进军号，连着三个“起来”，把音调推向高潮。结尾不但坚定有力，而且有绕梁不绝之感。
1935年7月，田汉由南京宪兵司令部获释出狱的当天，适逢《风云儿女》首映式。作为电影主题歌的《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问世。但曲作者聂耳再也听不到这支昂扬向上的进行曲了。年仅24岁的聂耳，不幸殁于日本藤泽市海滨的波涛中。《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他的绝唱。
然而，这支歌很快唱遍了上海，随着“一二・九”运动的兴起，又唱遍烽火遍野的中国大地。
美国朋友斯雷尔・爱泼斯坦写过一篇题名为《反抗的歌声》，谈他30年代在天津，第一次听到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面。大约是1938年5月，他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听到一阵有力的歌声，原来是天津青年会的秘书刘良模在教普通老百姓唱《义勇军进行曲》。爱泼斯坦觉得，歌曲的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他在文中写道：“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的急促而充满胜利的信心的词句，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聂耳死后，郭沫若亲笔手书“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墓”，并撰写墓志铭，全文是：“聂耳同志，中国革命之号角、人民解放之鼙鼓也，其所谱《义勇军进行曲》已被选为代用国歌。闻其声莫不油然而兴爱国之思，壮然而宏志士之志，毅然而趣于共同之鹄的。聂耳乎，巍巍然其与民族并寿而永垂不朽乎！”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结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建议结尾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边行进边唱《义勇军进行曲》的镜头。周恩来说，应该唱到天安门。
艺术的各门类是相通的，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非凡的歌曲。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听到了那庄严的乐曲。
4年后徐悲鸿病逝。他当然不会知道他提议的代国歌在1978年五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修改国歌歌词。全国人大许多代表、宪法修改委员会许多委员和各界人士都建议恢复国歌原词。
五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歇的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昂扬的歌曲响彻山川湖滨。天安门城楼前，每天迎着曙光都要升起庄严的国旗，响起雄壮的国歌。它早已成为全中国人民奋进的号角，与中国的民族精神浑然凝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