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静如
张静如 1933年生，北京人。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的研究，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共党史学史》、《中国共产党思想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社会之变迁》等。
从社会整体研究历史，从宏观上把握毛泽东――这是张教授近些年大力倡导的。当面听听他的宏论，早就是我们的夙愿。“因为家里有点事，我大半年不接受采访了，对你们是个例外”，教授见面如是说。于是跟着他的思路，我们上了一堂机会难得的课。只是先生说得兴致，一个半小时竟未喝杯茶。
访问人：张教授，请您就如何深化毛泽东思想研究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张静如：这些年，我有一个总的观点，就是认为不论研究人物，还是研究历史，一定要从整个社会的总体上来看问题，因为不论一个政党，还是某个历史人物都是在这个社会产生的，并且在这个社会中活动，他不可能离开社会。只有深入地去研究整个社会，才能够把政党 （无论是他的人物还是他的实践）研究深透。
访问人：你觉得现在毛泽东思想研究的状况如何？
张静如：从发表的文章以及论著看，在量上是很大的，你们不是有个统计：三中全会以来关于毛泽东思想研究的论文有6000篇，著作有400多部。但我不客气地认为，过去的研究相当程度上停留在宣传上，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开展研究是太差了。因为对毛泽东思想的研究是跟党史的研究联在一起的。而党史的研究又跟党史这门学科的历史发展有关系，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也没有条件进行这种研究，它需要适应直接的政治斗争，主要是政治宣传，那么，关于党史问题它就总是比较简单他说一下历史背景呀什么的，然后是直接的政治宣传。建国后条件有所变化，但也要一般地向群众灌输党史知识，在这种情况下，就无需乎说什么研究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党史这门学科比较过早地进入教科书化。许多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规律，就是在它自身发展之后，进入教科书的模式，但这有个酝酿和发展过程。而中共党史这门学科比较早地进入了教科书化，这也不能赖谁。因为在建国初出于对形势的需要，对党员和知识分子的教育，需要有个教本，这就促使这门学科过早有了教科书。有了教科书就有了一定的模式，再深入就有了困难。我觉得，既然已经发展到这个程度，这也是一个客观事实。那么回过头来，就应该研究它形成的弱点，尤其是展开对于社会的研究，这是深化党史研究的一个途径。
那么回到我们的题目上来，我们说应该宏观把握，这就是说，要研究人物，就一定要从他处的社会的各个方面来考虑。而所谓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就是要从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一直到包括社会关系、阶级关系、社会意识、社会心理、思维方式等社会的侧面来研究。考察一个人物，还要考察包括他的家族的变迁，人物的变迁等等方面，只有从这些方面考察了这些问题，然后才能看出一个政党，一个人物，他是怎样活动的，他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
包括毛泽东这样的大人物，对他的研究也要从社会生活的诸方面因素去加以考察。我们现在的研究，还缺乏整体的考察。比如，毛泽东出生以后，整个社会和他的思想的产生是什么关系？他的思想的历史继承性是什么？还有中国传统文化对他有哪些影响？在我的研究中，我比较强调社会心理的影响，就是说，社会心理对于毛泽东早期思想的形成是什么关系，以及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社会意识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社会意识形态，一个是社会心理。社会意识形态是属于系统化的社会意识，而社会心理则是一种非系统化的社会意识。社会上的质的属性，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等，它并不首先反映并形成社会意识形态，而是首先反映为社会心理，形成简单的东西，社会意识形态是高于社会心理的，它是从社会心理的基础上总结和升华上去的，成为一种思想体系和理论体系。而社会存在反映到社会心理，又表现为社会的群体心理。
访问人：这是不是说，毛泽东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或者说，他自觉不自觉地从社会心理上认识和探索中国国情了？
张静如：我没有查到毛泽东是否曾用过“社会心理”这个词，但同时代的李大钊是用过这个词的，他说，要注意农民的意识，“此种基础社会之心理，实有以秘持真正舆论之权威”，故“不可漠视”。对毛泽东，我没有深入的研究，但从宏观上看，他是有这种基础的东西的。所以，要深化毛泽东的研究，我想，一个是从整个社会去看，另一个是注意社会心理对他的影响。比如从辛亥革命后到五四运动这一段，当时的社会心态到底有怎么样的特色，这些特色跟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有什么关系，如能进一步探讨，是很有意义的。
访问人：研究这些问题，实质上就是挖“源”，现在大多数研究者认为，毛泽东的思想之源，一个是从西方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一个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在相当程度上他又首先受湖湘文化的影响，因为毛泽东生在湖南。而你刚才讲的从社会心理去把握毛泽东思想的转变，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
张静如：我并不否认中国传统文化对毛泽东的作用，包括湖湘学风也是这样。问题是传统文化发展到近代，它也要跟整个世界的发展相联系，并跟随它的变化而变化，因为传统文化的发展也是不断总结社会心态并使之升华。比如，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要跟社会心态相联系，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愿望、要求、情感等等，这些都属于非系统化的意识，好、坏、美、丑，都是一些比较模糊的东西。
访问人：就是说，从它的表面看是初级的？
张静如：对。工人运动开始也是一些初级的东西，主要表现为反抗意识。
访问人：反抗意识能不能说已经包含有意识形态的层次呢？
张静如：仅仅是社会意识，还没有升华，升华就成了意识形态了。作为社会意识，从社会心理上讲，有民族的，阶级的，职业的。相同职业有相同职业的心态，相同阶级有相同阶级的心态，各阶层有各阶层的心态，整个民族有整个民族的心态。
访问人：到了近代，我们中华民族共同的社会心态是什么呢？它对毛泽东有什么样的影响？
张静如：我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有两个：一个是接受和吸收了外来的文化，这主要是西方的东西，那时，不管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还是马克思主义的，都介绍到中国来，都予以接收。另一个是传统文化中有用的东西。从社会心理方面具体说有以下几个：一个就是从鸦片战争以来慢慢在全民族中形成的反抗意识和救国意识。这两个是相通的，既是反抗侵略又是救国。但这种反抗意识还不是上升到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因为这是意识形态了。对外国的压迫我就反，这是普遍存在于群众中的意识。它们之间就差这么一格。不要小看差一格，这是客观的事实。假定没有这种普遍的群众性的东西，你那个意识形态或者思想体系，准是坐在屋子里脱离实际想出来的。这是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的东西。
第二个，是不满现实的情绪。这种情绪怎么来的呢？就是力图改变现实生活状况的愿望。当然，“不满现实”各阶级有各阶级的不同，各阶层有各阶层的不同，但从总体上看，都是要求改变现实，存在一个不满情绪，这种要求和愿望，也是在群众中普遍存在的。
由这两点，又决定了在社会心态上的一个特点，就是焦急情绪，焦急、迫切、赶快、急迫等等；和焦急情绪伴随的还有一方面，即失落感，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失落感非常强，为什么？因为干了一次革命仍然没有成功，社会还是那样，压迫被压迫照旧。在这种情绪下，有的人就沉沦下去了，而有上进的人就产生了竞争意识，因此，失落和竞争又是焦急情绪的两个方面，既有失落，又有竞争。
访问人：知识分子中不甘沉沦的人们，或者说觉醒的人们，是不是就产生了要寻找真理、寻找图强自新的愿望？
张静如：这种东西在群众中也是普遍存在的，我这里讲的不是哪个人。而是普遍的社会意义，当然社会性也要体现在个人身上。所以由这种民族心理、各阶级阶层心理决定了的特点，在总结上升的过程中又发生了一种迫切性、焦急性、竞争性，再上升一步，也就产生了适用性、应用性、功利性、开放性和实践性。
访问人：要有用的？
张静如：对，只要有用，拿来就试。这是在社会心理基础上必然要达到并上升为社会意识形态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点。
这些特点，就造成并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基本心理基础。我想毛泽东在他青年时期，在接受各种思潮过程中也是首先遇到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要深入研究毛泽东，就要从客观上把握毛泽东所处的时代和一般社会心理基础。我再重复说一下，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社会存在反映的社会意识，包括两个部分，即非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心理和系统化意识构成的社会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在人们的相互交往范围内，存在着大量没有系统化的思想要素、某些片断，如关于“好”与“坏”、“公平”与“不公平”、“美与丑”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半自觉”的模糊概念；种种日常生活习惯和风俗；有关社会生活的类似快乐或悲哀、赞赏和不满、渴望或绝望、期待或担心、支持和反抗等意向和念头。所有这些现象，在社会意义上称之为社会心理。当然，社会心理依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群体而不同。所以，社会心理有民族心理、阶级心理、集体心理、职业心理等等之别。简言之，社会心理是一定时期特定的民族、阶级或其他社会共同体中普遍流行的、共同的、典型的精神状态。它包括人们的要求、愿望、情感、情绪、习惯、风尚、情趣等等。作为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的社会心理是另一种形式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源泉，或称之为素材源泉。前者犹如一座文库，储存着大量没有经过加工的原材料，后者依不同需要任取一种或者若干种经过不同程序的加工而制出成品。所以，也可以说，意识形态是社会心理的凝聚物、结晶体。因此，我认为要深入研究毛泽东，也要从这个角度挖一挖。
访问人：那么，具体到毛泽东这个人，他有什么特点呢？
张静如：从毛泽东本身讲，他的个性特征或者说性格特色有以下几点：一个是求实，求实在毛泽东身上是很突出的，这同他生长在农村有关系，农民本来就是求实的。再一个是求异，所谓“求异者不苟同”。这里的求异不是说毫无根据的求异的，毛泽东的求异是在求实基础上的求异。求异的特征就是发展起来不满足现状。农民很容易满足，毛泽东不满足，他一生中都有这个特征，是很突出的。同时他要创新，就必须要实践，所以他总是经过实践之后加以总结，然后推广。从毛泽东的学风上说，在他的早期是求大本大源，他自己说：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所以，他又比较重视理论思辨，这跟湖湘学风以及清代汉学有关系，比较重视实践，这两个方面，既注重理论思辨，又重视实践，两种风格同时并存，交织在一起。
但单纯地求大本大源是要脱离实际的，容易陷入空想，在毛泽东的早年也曾经历过这个阶段，他就曾研究过克鲁泡特金的学说，认为应搞不流血的革命。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从当时的社会看，不只是他一个人，知识界就是不大喜欢暴力，这也是个传统，认为暴力是低下的东西，包括李大刽，开始也不主张暴力革命，他就搞了工会互助团。暴力总是简单的，如果革命能用和平的方式搞成功，何必去流血？所以，那个阶段他们从思想上是拒绝的。那一代人，一开始是绝对不能接受马克思的暴力学说的，只能接受非暴力的社会主义的学说。这一点，不仅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特点，也要看到整个社会的共性的东西。后来经过争论，经过实践，才弄清暴力有两种，这才接受马克思主义。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的转变问题上，为什么他成功地转到马克思主义而没有转到无政府主义或其他方面去呢？
张静如：要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注意他个人的性格上的作用、个人学风上的作用，也要注意社会整体的作用。从毛泽东个人性格上讲，他注重社会实践，他善于在实践中做比较，他搞新村实验时是真心实意的，而且搞得很热闹，但经过实践总结，那样做是不成功的，行不通，还是走马克思的道路可行。1920年12月1日他在给蔡和森的信中有段话，说得中肯，表现了他那时的心境，他说：“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论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这封信可以说标志毛泽东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但这封信中还是认为俄国式的道路是恐怖的，从心理上还是不能完全接受。
访问人：认为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张静如：不仅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且是没有辙了。时隔不久，一个月后的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毛泽东发言说：“中国问题本来是世界的问题；然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至于方法，启民 （陈书农）主用俄式，我极赞成。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只此方法较之别的改造方法所含可能的性质为多。”说白了，这话的意思就是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最有用，别的没用。毛泽东没有往无政府主义道路去转变，我觉得还跟他个人的性格特点有关，他求大本大源，这个大本大源求错了，再另求大本大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专门揭示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就是大本大源，别的方法、别的道路走不通了，自然也就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这也就是实践性的，所谓“踏着人生社会的实际说话”，就是他敢于去接受现实，别人不敢的他敢。所以，在毛泽东身上。“求实”“求异”两个性格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他的历史作用。
1992年4月28日于北京师范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