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锐
李锐，1917年生，湖南平江人。1937年武汉大学工学院肄业，后去延安。1951年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次年到京任能源部水电总局局长。1958年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兼毛泽东的秘书。此后历尽坎坷。1979年复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1982年任中组部常务副部长。主要有《早年毛泽东》、《毛译东早期读书生活》、《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等十余部著作。
有段时间，不见李锐的大名：没有文章发表，不出席什么学术会议。自今春始，他又活跃起来，先是关于三峡的讨论，后有关于市场、关于改革开放诸问题意见的发表。大概也是因了南面春风的缘故吧？此次我们访问百名学者，自然不能缺他。身为高级干部，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又长期坚持对毛泽东的研究，如此身分，他会说些什么？话题是从一个深奥，但对中国却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开始的。
访问人：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得益于“阶级斗争”四个字，失误也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我们想听听您的看法？
李锐：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持下，取得1949年革命的胜利，从历史范畴上讲，应该算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取得胜利的漫长过程中，我认为最困难的还不是同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这些尽管艰难万险，包括长征这样的史无前例的艰难，从一个方面说，这都好办，因为敌人是明摆着的，不仅全党全军目标一致，广大群众也好动员。最困难的是同党内的错误，特别是错误路线做斗争。其中同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长达4年统治的斗争，是异常困难的，因为这个路线背后有个靠山，这就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讲，必须绝对服从“国际领导”。玉明路线那些人是打着国际的旗帜，而且还有个具体的李德其人在，直接指挥军事，是莫斯科派来的。这样就可以吓唬人，也可以迷惑人。井冈山时期也有党内斗争，那还是比较好办的，后来经过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统一了认识。自1933年初中央从上海搬入苏区之后，毛泽东就受到完全的排挤，最后演变到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江西，开始长征。因此，毛泽东同王明路线的斗争最艰难。
过去的战争实际上是一场农民战争，完全新式的农民战争 （毛泽东自己讲过是农民战争）。我国历史上最后最大的一场农民战争是太平天国，失败主要是由于内江――自己把自己搞垮了（李自成的失败也是进城后内部腐败了），历代农民战争都有这个问题。我们党虽然有统一的思想信仰，有先进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不中国化，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办事，还是不解决问题的，还是会非“左”即右的。要知王明路线也是反帝反封建的，这个大目标并不错的。我们党也几乎把自己搞垮，幸亏有毛泽东的领导，不然，长征就到不了陕北，就可能在长征途中变成石达开。在遵义会议前，毛泽东将已对错误有认识的张闻天、王稼祥两人争取过来，这样在遵义会议中才形成了多数。遵义会议虽然还没有解决政治路线的是非问题，但在军事路线上作了总结，批判了王明路线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撤销了李德的指挥，恢复了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并逐渐开始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所以从历史上讲，毛泽东的伟大，应该这样来理解，就是党内斗争，同党内占统治地位的中央错误路线作斗争，并最后取得完全的胜利，真是太不容易、太艰难了。
访问人：那么，以后在延安，毛泽东领导全党取得了全国胜利，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呢？
李锐：我认为主要是他正确地运用和把握了阶级斗争的战略、策略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这是个伟大的创造。马克思主义的经验和理论是无产阶级在城市暴动，取得革命胜利。中国阶级斗争的主力军是农民，农民战争必须在农村搞土地改革，发动农民并动员农民参军，才能壮大革命力量。在土地改革中，不能侵犯工商业，不能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尤其不能侵犯中农，也要给地主分地 （这些问题，王明都犯路线错误）。转到抗日时期，同蒋介石建立统一战线，土地改革变为减租减息 （要争取地主抗日）。这种阶级斗争就更复杂了。于是就出现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一时党内不少人跟着走了一阵。毛泽东从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时，就说过这样的话，我就是取了四个字“阶级斗争”。1921年初他给蔡和森的信中说：“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那时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人，一般也都认为唯物史观就是阶级斗争。这是一个新的方向，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新事物。中国进入近代以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家，一直是小农经济为主，生产力很不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很难发展，无产阶级就自然弱小。那时有一点工业，从清末到北洋政府到蒋介石统治，也多是官办的，包括安源煤矿也是官办的，而且有帝国主义的资本在里面。中国的民族资本由于受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控制，发展困难；民族资产阶级就具有两面性，有民主和革命的一面和妥协性的一面。毛泽东根据中国的国情，用正确的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同外部敌人作斗争。到了抗日战争时期看得更清楚了，他总结了一套正确的斗争策略，在全局上是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蒋介石国民党联合而不忘斗争，联合中有斗争，斗争中有联合，分寸掌握得很好。如有名的在具体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适可而止。对地主阶级也是实行打拉政策，又打又拉，拉中有打，打中有拉，非常高明。在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为主的情况下，掌握好阶级斗争是很不容易的。因为整个抗战的领导，表面上是国民党蒋介石，但蒋介石是动摇的，他时刻不忘借抗战削弱、消灭共产党的力量，他的阶级立场是非常之坚定的。我们既要抗战，又要用斗争来维护统一战线的局面，情况非常复杂。抗战时期出现过几次反共高潮，由于毛泽东的正确领导，都化险为夷。新四军曾经受过一些损失，后来执行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在长江北岸更发展了。华北的反磨擦，都是我们取得胜利。
访问人：再往后来呢？
李锐：抗战初期不克服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没有正确的统一战线中的阶级斗争，因而在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中始终不忘阶级斗争这根弦，也就没有随之而来的解放战争这一场好戏了。对蒋介石的亡我之心不死，毛泽东是看得最清楚的。从1945年日本投降后到1947年初和谈最后破裂，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战争前线中度过的，对蒋介石谁也不存有任何幻想，都知道只有阶级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才能解决问题。
访问人：抗日战争后“究竟应当出现怎样的一个新中国，这个新中国应该怎样建设，怎样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景？毛泽东是怎样考虑的？
李锐：毛泽东将中国的革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有别于辛亥革命和西方的民主革命。他的有名的理论著作是1939年底写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谈道：“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 ‘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这就是说，存在一个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阶段。
1945年《论联合政府》报告中，认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太少了，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代替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还认为，没有新民主主义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旧中国的废墟上建立社会主义，“那只是完全的空想”。并且提出了生产力标准问题：“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中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1947年底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中反复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消灭的对象，只是封建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只是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不是消灭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而且还进一步说：“由于中国经济的落后性，广大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所代表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革命在全国胜利以后，在一个长时期内，还是必须允许他们存在；并且按照国民经济的分工，还需要他们中一切有益于国民经济的部分有一个发展；它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不可缺少的部分。”
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正确分析了中国当时的经济情况：现代性工业产值只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而90％为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则占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从这一总的情况出发，重申前言：“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利用城乡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允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应当注意的是，在报告的前部分，即谈到“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隐蔽的斗争。”这里的“资产阶级”是一个笼统的名词，显然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因此，也就不能不影响到不仅这个报告本身，而且进城之后，到底中心工作是什么，新中国成立后，工作重心到底是发展生产，还是搞阶级斗争？我觉得就这个报告本身讲，你说是这个也可以，说是那个也可以，字面上看似乎是前者，也可以解释为后者；随后的实践，从三反五反斗争到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很快完成，则无疑是后者了。不知你们看过黄克诚的回忆录没有？
访问人：看过。
李锐：黄克诚是政治家，正反经验很多，一生谨慎，是遇事极用头脑的人。有件事他和我谈过，也已写在《回忆录》中。就是在他任天津市委书记时，大概是1949年5月间，他向毛泽东汇报天津工作时，毛问他：“你认为今后城市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发展生产’。”毛很严肃地摇了摇头说：“不对，主要任务还是阶级斗争，要解决资产阶级斗争的问题。”黄认为这次当面考试不及格。
毛泽东终其一生都是要抓阶级斗争的。所以建国后运动不断。在整个民主革命时期，从江西到延安，从内战到抗战，他很注意反“左”防“左”。最后一次反“左”是纠正晋西北土改时“左”的政策和做法。新中国成立以后，就是反右，而很少反“左”了。这固然同客观形势有关，但同阶级斗争的理论认识也有关。因为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便以资产阶级为阶级斗争的主要对象。三反五反从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来讲，就有过头之处，几十万中小企业都变成了资本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统战部有结论，给予平反了）。镇压反革命是应该的，但也有不准确的。这些当时也难免。
访问人：对镇压反革命方面，我想与毛泽东总结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有关，早在1926年他给国民党政治讲习班的学员讲话时指出，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镇压反革命不彻底。这个思想是一直灌下来的。
李锐：应当说，毛泽东的“左”也是有历史渊源的。大革命时期就有“左”的东西。《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方向完全正确，但也有“左”的东西，如原文本有“有土皆豪，无绅不劣”这些话的（这种大标语，当时长沙满街都贴着）。对农民的愚昧与过火行动那么支持，矫在过正，反对洋学堂等，他都赞成。李维汉的回忆录写到这些，当年李是当事人。那时也存在统战环境，很多北伐军高级军官的老太爷都在后方。例如长沙将叶德辉杀了，其人是劣绅兼学者，引起震动。
访问人：农民运动触及到国民党将领的一些利益。
李锐：至少可以说不策略。农民运动起来了，过火难免，但领导应当清醒。国民党叛变革命这是很次要的原因。
访问人：建国后，阶级斗争总扩大化，情况又怎么样呢？
李锐：新中国成立后，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还是把重点放在阶级斗争上，是有失误的。总的看，还是沿用阶级斗争的做法，阶级斗争不仅沿用在政治斗争方面，而且经济建设，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大跃进”是为了高速度发展生产力，但是用了政治挂帅的办法，将主观意志的作用推到无限，因而遭致三年困难，反而倒退了，经济受到很大损失，不得不重新调整。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阶级斗争引入党内，直到中央领导层。到最后发展到一个完整的纲领，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认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都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两条路线斗争就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终于，他一生的成功在很好地运用了阶级斗争；晚年的失误也在错用了阶级斗争。这当然是一个大悲剧。
这个悲剧产生的原因很复杂。我认为同他的哲学思想有关系。在他早年有三句很有名的话：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他又把“斗”和“动”相结合。“动”是整个宇宙，他的宇宙观是动的，变化无穷的，“天地盖唯有动而已”；他的人生观是斗，永远战斗下去，无日终止。终其一生，斗与动相结合，可说是他的一种哲学思想。强调斗争性，忽视同一性；只有实践出真知，都可归于这个范畴。我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对。到晚年，常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八亿人民不斗行吗？最能体会这个思想的是阴谋家林彪，弄个“红宝书”到处摇，变成宗教仪式。
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抓阶级斗争，各条战线，政治、文化、思想，最后到经济，运动一个接着一个。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他仍以阶级斗争的学说作为分析问题的方法，是不是也有合理的地方呢？
李锐：《共产党宣言》上讲过“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我认为在三大改造中，我们过去机械地，也可说教条地执行了这一条。在这方面没有按照中国实际情况办。马克思是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生产关系最后容纳不下生产力、阻碍生产力而写的。 《矛盾论》有一点超过了马克思，就是讲生产关系起决定作用。其中说：“诚然，生产力、实践、经济基础，一般地表现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谁不承认这一点，谁就不是唯物论者。然而，生产关系、理论、上层建筑这些方面，在一定条件之下，又转过来表现其为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这也是必须承认的。”“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当然，《矛盾论》中的论述，并没有违反唯物论，且坚持了辩证唯物论。但是，这里“主要的决定作用”同“反作用”两词，究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马克思始终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决定整个人类状况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政治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起作用，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只能起一定作用。革命完了就应该搞建设，不能总是没完没了地搞生产关系的变革，也就是搞斗争。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中还有一个叫“一分为二”，他实际上是认为矛盾只有对立，没有统一，统一是暂时的，对立是永恒的。特别是把阶级斗争运用到一切方面，运用到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教育等等方面。所以我认为他后来失误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哲学的指导思想。
访问人：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正确地把握阶级斗争的方法和策略，取得了很大胜利。那么为什么民主革命时期没有过头，在社会主义时期就过头了呢？
李锐：民主革命时期也有过头的，这就是王明教条主义，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没收地主工商业，最危险的敌人是中间派，等等。毛泽东一直纠正这些“左”的东西，他始终是从中国实际出发，从革命斗争的主客观条件出发，来制定政策、方针、路线。当时，客观上有三座大山压在头顶上，能随心所欲、乱说乱动吗？日本帝国主义占了大半国土，蒋介石几百万军队，还有另外一座，就是斯大林这座大山，有意见也只能“腹诽”。所以说，当年能做到实事求是，除开主观因素上要了解中国情况外，也有客观的制约力量。毛泽东认识到这种力量，不能乱说乱动，也没有本钱乱说乱动。如军事上，直到辽沈战役开始，才考虑决战。在政治上非常谨慎，军事上也是非常谨慎。1949年之后，三座大山解决了，日本投降了，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岛，地主阶级也不存在了。随后抗美援朝打下来，美国也不过如此。斯大林盖子揭开，可以吐出多年的“闷气”。在党内更是鹤立鸡群，人人高唱“东方红”，喊毛主席万岁，还有什么阻力呢？无所顾忌，唯我独尊，用不着再谨慎了。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在建国后的失误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思想根源是他的斗争哲学，还有其他原因吗？
李锐：从中国的实际看，他对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以农民为主体的几亿人口文化素质低，即所谓“一穷二白”，这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不利方面，
可以说认识不够深刻；相反，反而认为“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对我们党来说，主要是一个农民进城的问题。党的干部基本是农民，这就有一个要让绝大多数干部学习新的科学文化知识，变成适应现代经济文化发展的人才的问题。毛泽东曾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但是并无相应措施，发展到后来，首先是知识分子，通通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49年进城之前，他就说过：“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但是我们的事情还很多，比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是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得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由此可见，当年毛泽东是很谦虚谨慎的，了解到全党最大困难所在的。可是这一精神未能坚持贯彻下去。
访问人：毛泽东本人也是知识分子。李锐：当然，是大知识分子，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产自西方，产自资本主义社会，产自法国大革命后的欧洲资本主义社会。他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中国实际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这何等不易，这是他的最伟大之处，永远载之史册的功绩。但是要建设社会主义，他所最熟悉的中国国情，取得革命胜利的那些经验，就远远不够了 （“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他存在一个天然的弱点，不熟悉西方，没有去过西方，不了解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不了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情况。根据马克思主义原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社会化生产力以及全部有关文化，尤其是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是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经济和文化建设的前提和基础；仅仅改变了生产关系，包括消灭了私有制，而没有相应的生产力的大发展，是建设不好社会主义的。这已为我们从“大跃进”到“文革”二十年的实践所证明。过去二十多年，毛泽东没有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而是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中心不放，因此造成国家也造成他自己的悲剧。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和全党都没有经验，如果能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能按照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原理――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础，那我们也不会犯过去他错误。从经济来说，我们过去仅有“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这样的经验，这在战争年代够用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就不能沿用了。关于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我们过去有过许多糊涂观念。这也有苏联的教训，苏联过去也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也影响过我们。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的高瞻远瞩，我们也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绩。但是也还需要邓小平的南巡谈话，才能解决“姓社、姓资”这样的问题。那些“左”倾思想很顽固的人，不是对改革开放一直设置障碍，不是想沿用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甚至还想搞“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批资批修”吗？其实，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恩格斯晚年的一些文章，我们并没有真正读懂。例如股份制的问题，《资本论》和马恩其他著作中都说过，股份制的扩大，资本主义就会起变化，这个资本主义经济中行之有效的方法，社会主义经济也是可以利用的。毛泽东熟悉中国，不熟悉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发展的情况，不能不令人感觉是一种遗憾。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读的经济书很少。
李锐：他把重点放在读古书上。首先要标点的是《资治通鉴》、《二十四史》，我去过他的卧室书房，他睡的床上一半边都是摆的线装书，厕所的凳子上还摆有线装《红楼梦》。他大概对外国书不感兴趣。“大跃进”失败后，他才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在社会主义时期，毛泽东也不是光讲斗争，还讲过统一战线，比如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上是百花齐放，学术上是百家争鸣（包括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百家争鸣是从苏联李森科的问题引起的，这件事他干预了。但匈牙利事件一发生，中国也有些学生闹事，就严重影响了对国内形势的看法。于是转而搞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了。双百方针也就搁下了。思想斗争在马克思的著作里也能找到。无产阶级专政是马克思提出来的，实践中是列宁发展的。专政是对阶级敌人而言，人民内部矛盾不能用专政的办法，尤其思想问题、学术问题不能搞专政，只能采用双百方针来解决。
访问人：西方文化中一些好的东西，对毛泽东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李锐：什么叫西方文化？我没有研究，说不清楚。西方文化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导致中世纪黑暗时期的结束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有法国大革命，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三色国旗），彻底地肃清了封建主义，等等。古罗马那个元老院内部是民主的，不同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皇帝圣旨跪着听（跪着听从哪个朝代开始槁不清楚）。你们知道满清的服装是马蹄袖的吗？跪下说话，把马蹄袖口拉下来，表示自己是牲畜、是奴才啊。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非常彻底。英国容许马克思在那里生活几十年，写《资本论》，成立共产国际。德国就不彻底，所以它会产生帚特勒。在法国、英国就出不了希特勒，美国也出不了。毛泽东也说过，斯大林那样的专横，肃反杀干部，在西方英美法等国，就出现不了，我在《为毛泽东思想研究开拓新的领域》一文中说过：毛泽东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五四运动留学高潮之时，他认为研究西学必先通中学，他的职责是守在国内。除执政后两次到苏联外，平生未践西土，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直接接触。从中西文化对比角度观察，人们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熟悉程度。在他的文章中讲话中，对中国的经史子集、诗词曲赋直到小说杂记，成语民谣，常常信手拈来，涉笔成趣，可见他对中国旧籍浸润之深。这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不仅是用中国文字翻译马克思的著作，而且用中国文化“翻译”马克思的思想，使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乐于接受马克思主义，无疑起了良好的作用。
但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在长期封建社会中积累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从根本上说同马克思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对于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常常要起消极的作用。在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中，人们可以清楚看到中国文化的负效应。这种负效应再加上毛泽东本人的突出的思想特点“斗与动”，就造成了他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
访问人：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晚年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失误中总结出一些经验吗？
李锐：我们在回顾毛泽东晚年“左”的错误思想及其在实践中造成的错误时，当然一刻也不应忘记这个事实：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就是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及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取得的，他为我们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漫长而艰巨的中国革命，曾经走着一条非常曲折的道路，从胜利到失败，又从失败到胜利，即他在延安常讲的，中国革命走了一个“之”字路。在他本人身上，是不是也可以说走了一个“之”字路呢？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的漫长岁月里，以及取得胜利之后的最初七、八年中，他是何等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工作中很少失误（如有失误很快就纠正）。可是到了1956年，特别是1957年之后，他一生事业达到辉煌顶峰之时，这个“之”字却逐渐曲折地走向下坡。反右派，“大跃进”，搞四清，直到“文化大革命”，这样时进时退终于步步下滑走到了他的终年。到了1975年、1976年，他对某些失误有所察觉，希望有所更改，可是这时已积重难返，形格势禁，重病缠身，力不从心，他已经无力走上这个“之”字的末笔，重新走向胜利的一笔。这个任务就留给他的后继者――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接班人了。
1992年5月27日于北京木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