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亮平
吴亮平（1908―1986）又名吴黎平，浙江奉化人。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张闻天等翻译了《法兰西内战》、《国家与革命》、《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列著作。1929年回国，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环球》周刊主编，1930年在艰苦的环境中翻译了《反杜林论》。曾历任红军学校政治部宣传部长、陕甘宁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化工部副部长、中央党校顾问等职。主要著作有：《社会主义小史》、《唯物史观》、《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等。
这是一篇“老”的访谈录，在笔记本上躺了近十年，偶然翻出，感觉很有价值。那是1983年4月的一天下午，我们为弄清两封毛泽东书信的背景情况，去拜访吴老。老人很热情地谈了两封书信涉及的问题，还谈了党史和党的翻译工作的一些重要情况。然而，斯人已矣，尚存此篇，今予发表，以存后人。
访问人：我们收集了两封毛泽东书信，一封是写给您的，一封里面提到您，所以想请您提供一些情况和背景，并鉴定书信的年代（看毛泽东6月15日给吴亮平信：亮平同志：接了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我想请你起草一封回信。信内除感谢她外，并说及八路抗战情形，请她转告美国兄弟姊妹们多给我们援助，我们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如何，盼示！敬礼！毛泽东）。
吴亮平：这封信是1938年的，“美国一位同情者的信”内容记不起了，只记得是从美国来的，是位女士写给毛主席的信。
访问人：毛主席经常保持和外国人通信吗？
吴亮平：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1936年斯诺到保安访问，大概在这年的8月，斯诺来陕北，当时因为我是苏区中央局宣传部长，也懂英语，所以就由我接待了他，后来他采访了毛主席、朱总司令、张闻天等同志，写成《西行漫记》。《西行漫记》在美国出版后，引起美国读者的强烈反应，当时写信给陕北的很多，有的直接写信给我党毛主席，有的信转来转去，经过关系才能给陕北，一般这些信先由我收下，再给毛主席，如他考虑可以回信的，再告诉我。这封信就是这个情况。给这位“美国同情者”回信，我按照毛主席信上的指示，讲了八路军抗战的情况，那时我们很穷（已经是1938年了），但我们抗战的信心不减，八路军需要援助，让我们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抗战。这封信写好后，给主席看了，他说很好，然后译成英文寄出去了。至于她收到信后怎么样，下文不清楚了。
这里我想多说几句 《西行漫记》，《西行漫记》的出版对党的形象及对外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外面好多人，包括西方和国统区的人民，相当一部分是通过《西行漫记》才知道红军和共产党的，知道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块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根据地，不仅引起了世界的同情，而且吸引了广大国统区的青年向往红军，向往陕北，导致后来1937、1938年大批青年学生去延安形成一个高潮。我记得，周总理传达过，说是毛主席说的，这件事的功劳，如同“大禹治水”，叫“不下大禹治水之功”。
访问人：这个评价是很高的。还有一封毛主席1942年9月15日给凯丰的信，里面提到您“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不知你过去见过没有？
吴亮平：这封信我最近才看到，以前不知道。我想说明两点。一点，毛主席在信中说我“在翻译方面曾有功绩”，这是指我翻译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我是1925年到苏联上中山大学的，当时我已入团，在上海大厦大学读书。我们同去的有沈泽民、张闻天等。莫斯科中山大学的读书条件并不好，马列的许多书没有翻译过来，仅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和《共产主义ABC》等等，教员也是俄国教员，一上课，好多人俄文不懂，只能干瞪着眼睛，那时不仅生活困难，学习上也很困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瞿秋白、向忠发给代表团布置任务，说，到莫斯科没有书读，英文只有少数人懂，俄文更少，代表团应建立一个翻译组，把一些懂英文的、俄文的组织起来，一面口译一面笔译。参加这个组的有张闻天、沈泽民和我。实际上我党有组织有计划地翻译马列著作是从这时开始的。我记得当时翻译出来的有 《法兰西内战》、《两个策略》、《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等。《反杜林论》就是在这时准备资料，酝酿翻译的，但正式翻译是在我回国后。
我于1928年冬回国，那时党中央还在上海，分配我到中宣部工作，搞两件事：一件是编 《环球》杂志；另一件是参加中央文委的工作，书记是潘汉年，当时文化工作很活跃，成立了许多左派文艺团体，有“左联”、“社联”，也出了不少刊物，如《新思潮》、《萌芽》等等。正当国内的工作做得有劲的时候，王明回国了。王明也是1925年出去的，这个人品质不好，喜欢拉拉扯扯，我在苏联时就对他看不惯，提过意见，因此对我怀恨在心。他回国后在中央宣传部当秘书，那时共产国际的远东部副部长米夫很器重他，他有后台，因此一到中宣部就讲了一大堆帽子，对我也说了一些乱七八糟的话，把我从中宣部撤掉，下放到地下支部，搞写标语、喊口号、发传单等工作。当时我有气，心说：你王明撤我的职，撤不了我的决心。1930年春，我开始翻译《反杜林论》，记得是在上海的亭子间里翻的，整整干了一个夏天，挥汗翻译 《反杜林论》。从这年4月干起，到8月完成，将近5个月的时间。书翻出后，我拿到和我们有关系的地下书店去出版，11月就出来了，是“江南书店”出的。这是第一次翻译《反杜林论》，在那种情况下，可想而知缺点是很多的，我是根据俄文，参考英文、德文翻译的。现在看来挺有意思，倒是王明对我的迫害促成翻译了《反杜林论》，没有他，我还不定哪一年才能翻成。坏事变好事。
《反杜林论》刚出版，我在租界被捕了，这是1930年12月，随后判刑两年。关押一年，国民党要引渡，还没引渡，发生了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人民要求自由、民主的气氛高涨起来，公共租界被捕的几个人趁这个时机，找人保释出来。我也被放出来。
从监狱出来后，我和地下党接上头，请求分配工作。党中央让我到中央苏区，到达中央苏区是 1933年阳历二三月间，被分配到红军学校当宣传部长，校长是叶剑英。
我第一次碰到毛主席是1933年的4月，他问我：“《反杜林论》是不是你翻译的”，我说：“是呀，我还与过一篇骂蒋介石的文章”，毛主席说：“骂得好，有空我找你谈谈”。那时毛主席是中央政府主席，林伯渠是中央政府自良经济部部长，让我当副部长，后来林老改作财政部长，国民经济部就让我管。毛主席经常找我去谈话，不仅谈哲学，坯谈经济学、军事形势等等。有一次谈话中他跟我说，他有一部《反杜林论》，是打漳州时得到的，战争环境，有时要轻装，别的东西可以丢，这部书不能丢，始终保存在他那里。
到了1934年，苏区的情况已经不好，福建十九路军发生事变，提出反蒋抗日，成立人民政府，但博古等不采取和十九路军联合的政策，又打不破第五次“围剿”，红军只有长征。我们是9月间出发的，我骑的骡子还是叶剑英送的。我在三军团担任宣传部长。到遵义开会，正式清算了王明路线在军事方面的错误，改组了中央机构，后又由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小组指挥军事，我们高兴得很，因为没有毛主席指挥，能不能过大渡河都是有问题的。自从毛主席指挥红军后，生龙活虎，很灵活，我军胜利地渡过了金沙江、大渡河，后来和张国焘斗争，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
毛主席是很注意翻译工作的，他说：“为全党着想，与其做地方工作，不如做翻译工作，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可能我在这方面没有很好地理解毛主席的意思，这也是我想说的第二点，为什么这样呢？就是那时很愿去做地方工作，这里也有原因，红军到达陕北后，张闻天是中央书记，罗迈（李维汉）是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要我当，但王明来后又把我撤掉了，我心里有气，不想在上面工作，要求去做地方工作，后来到了晋西北中央局，任中央局党委委员、第一地委书记。毛主席历来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设，对马列著作的翻译工作也非常注意，他总觉得翻译书太少，质量也不高，到达陕北以后，我们一方面建立了对内对外的工作，另一方面又利用暂时较稳定的环境做好马列主义的研究，培养和扩大我们的队伍。因为当时我没有见到这封信，也没有人给我传达，所以后来我还是去了晋西北。这件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遗憾。
1983年4月13日于北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