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福龄
庄福龄，1929年生，江苏镇江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会长。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教学和研究。主编和撰写的主要著作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已出五卷）、《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中国体制改革的哲学探索》等。
见到教授，人如其名：庄重厚道，和蔼可亲，一位受尊敬的长者；说到生动处，手足挥动。作为哲学史学界一家，他的意见是有建设性的。
访问人：庄教授，我们中国是一个有哲学传统的民族，尤其到了现代，出了毛泽东这样一个大哲学家。但如何建立当代中国哲学，现在的理论界和哲学界似乎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认识，我们想请您就这些问题谈一谈您的看法。
庄福龄：这几年来，我也在考虑这些问题。现在理论界包括哲学界都在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如何建设。从这个命题上来讲，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悠久而又富于革命传统和优秀遗产，应该有既能反映当代先进思想又富有中国特色的哲学。但是现在思想界和理论界众说纷坛。比如前一时期就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有人主张当代中国哲学应该复兴儒家的思想，根据是儒家学说似乎对某些国家和地区的振兴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认为儒家的学说没有过时，对现代化还有指导作用。这些观点，不仅国外有，国内也有，曾流行一时，主张中国要建立自己的哲学，就应该走复兴儒学的道路，有些学者，还主张把马克思主义和儒学结合起来。
访问人：李一氓同志对这个议论很有意见，他写过一篇文章予以驳斥。
庄福龄：不管是结合也好，复兴也好，总而言之，在他们心目中，应该把儒家学说提到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当代中国哲学应该以什么为基础，如何来建设。除去这种主张，还有另一种，就是全盘西化的主张，认为当代中国哲学应该走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道路，有人就主张中学为用，西学为体，西体中用，要把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引进到中国来。具体说，就是走符号哲学的道路，走语义哲学的道路、分析哲学的道路，走西方科学哲学的道路等等。总之这些观点虽有各种各样，但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认为中国自己的哲学不行，尤其是近现代的哲学更为贫乏，应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来建立我们的哲学。
还有一种主张，认为我们应该走“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走那些以学者身分出现，以建立学派为目的，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或是走那种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而不是走坚持和发展的道路。
访问人：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只能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来研究。
庄福龄：他们只承认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流派，一个学派，否定它的进步性和科学性，持异端的态度去研究它。
所以多年来在中国思想界理论界关于自己的哲学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应该如何来建设，可以说五花八门，各有各的看法，但这些看法归根结底不外是两大类，一类是要复兴过去的东西，一类是要全盘引进西方的东西。
访问人：这就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我们自己的哲学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哲学？
庄福龄：关于这个问题，我的想法是：当代中国哲学必须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来建设。为什么？第一，从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毛泽东来看，他是现代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人，对中国的思想文化、历史遗产有透彻地了解和研究，在知识素养上也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和准备。他在吸收中国哲学优秀遗产上具有特殊优越的条件。第二，毛泽东对中国的实际、中国的国情最了解，他是在中国的土地上土生土长的，如果说毛泽东对国外的东西接触比较少，也许在这方面有他的局限性，但他在中国这块大地上风雨兼程，奋斗不息，对于中国的风土人情，了如指掌，这是许多人难以具备的。第三，他是在中国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杰出代表，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成功地结合起来的杰出代表。基于这几点，我认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哲学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化的，是结合中西文化的优点、精华而形成的。因此，中国当代哲学应该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既不应走复兴儒家学说的道路，也不应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既不应走生吞活剥马克思主义的那种教条主义道路，也不应走对马克思主义持挑剔批判的异端道路。毛泽东恰恰就是在同这些错误倾向不断地斗争、比较中走过来的。我们不应当再重复那些错误道路，而只能以经过实践检验和选择的成功道路为基础和出发点，在毛泽东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在中国，从五四开始，各种西方哲学都曾介绍到中国来，各种各样的哲学学说都有人试验过，比如康德主义，实用主义，柏格森主义，但都没有成功，诸子百家的学说也有人搞过，也没有成功，只有马克思主义成功了，这个成功并不是教条式的成功，而是毛泽东式的，把它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功。所以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唯一的经过几十年时间检验，而且经过几十年酝酿和人民的选择、党的选择形成的东西。因此，我们要建立当代中国哲学，只能以它为基础建设起来，而不能离开这个基础。这是我的一个意见。
另一个意见是关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问题，我以为重要的是把毛泽东哲学思想看作是一个开放和发展的理论，而不要把它封闭起来，同时代的发展隔绝开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这一代人虽然绝大部分已经过世了，但以他为代表的这种思想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根本精神，就是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这是不会过时的。它不会随着某一个代表人物的过世而过时，正如马克思主义不会随着马、恩过世而过时和列宁主义不会随着列宁的过世而过时一样。这个发展和实事求是的思想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永远面对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在时代的前进中选择自己的代表和后继者。从历史发展的过程来看，他的思想由第二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始终在困扰着人们。社会主义能够推翻旧世界，能够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已经解决了。但接下来的问题是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能不能建设好，从今天来看，中国提供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在这一点上应该说邓小平同志贡献巨大，他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整套理论，并在实践中获得成功。从这点来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后继有人的，是处在建设和深化之中的。毛泽东从建国之初就在不断地苦苦探索社会主义怎么搞，从《论十大关系》到《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甚至到发动“文革”，他都思考着如何把社会主义巩固下来，解决一个政权建立后怎么巩固和发展的问题，但始终没有解决好，在生前历经曲折，不能说他没有提出好的思想，也不能说没有取得一定的成果，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三中全会以来的这十多年的时间，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解决了这个问题，从思想路线到具体的方针政策，有了一整套的办法，这就足以说明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被人们坚持下来了，而且有所发展，有新的建设和丰富。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好，讲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就没有资本，就不理直气壮。所以不论从毛泽东生前来说，或是从毛泽东过世后的情况来说，不论从民主革命时期来说，也不论从社会主义时期来说，毛泽东哲学思想应该成为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基础。当代中国哲学要建设要发展要能够担负起历史给它的新的使命或新的任务，只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基础上才能实现。
访问人：建设中国哲学，或者说使毛泽东哲学思想有所发展，重点应该放在哪些方面？
庄福龄：我的想法有这么几点：第一，建设当代中国哲学应当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当今时代的要求，更多地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研究社会主义社会本身的矛盾，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和趋向。这一点是过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那个时代所不可能充分展开的，民主革命时期不可能要求他们把社会主义的问题超前作全面的研究，虽然在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后，曾被提到日程上来，但由于历史的因素，曲曲折折，也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和总结这方面的东西。现在这个问题提出来了，今后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历史使命就是要研究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只有把社会主义社会研究透了，而且研究出具体可行的办法，找出人们可以遵循的理论原则，得出科学的论断，那么毛泽东哲学思想才不愧为当代的中国哲学，也才不愧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这就是我们今后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重点，这个重点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完全一致的，要求也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个重点，中国哲学应该更多地研究当今科学技术的发展给社会带来的变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带来的变化。这一点在过去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中是不够突出的，今后我们应该投入更大的力量，更多地研究这个方面。因为二十世纪乃至于下个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就讲过，人和自然界的斗争应该提到日程上来，他当时已经看到了这一点，那么自然科学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问题当然也应该提到日程上来，所以我们的哲学应该更多地研究科学技术。从毛泽东关于重视生产力的社会作用到邓小平关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说明了当代中国哲学合乎历史需要的发展，也给我们揭示了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必由之路。
第三，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应当更多地关注当代世界形势下出现的许多新问题，这就是江泽民同志最近接见大学毕业生代表时讲到的问题，我们过去较多地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立的一面，没有看到它还有借鉴的一面、利用的一面和学习的一面。在当今世界新的格局和新的形势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更多的注意，这就是今后我们的哲学如何利用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包括我们自己过去所认为是对立面的东西用来充实自己，丰富自己，发展自己。这一点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就看到了，他特别强调要利用资本主义，向资产阶级专家学习，但列宁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只生活了7年，而且当时的条件主要是和资本主义斗争，因为资本主义的包围和进攻，在那个时候他不可能在实践上大规模地提出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东西，资本主义也不会提供这种学习和利用的机会。而今天世界的格局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形势下，当代中国哲学应该更多地考虑到这个方面，研究这个方面，真正使我们的哲学能集古今中外之长，屹立于世界之林，或者屹立于世界的前列。中国的哲学本来是在世界前列的，时代要求我们吸收一切古今中外的长处来创造自己的哲学，我们还是应该立于世界的前列，所以当代中国哲学只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建设、丰富，而不可能走其他的途径。这当然对于我们也是很艰巨的任务，对我们搞哲学的人，或者广大的实际工作者，都是一个艰苦的任务。毛泽东哲学思想并不是现成的可以拿过来就用的，是不能照抄照搬的，它更多地体现在立场、观点、方法上，如果不能真正掌握它的精神实质是难以把握的。哲学总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当代的精神，那么这个当代的精神怎么把握？这就需要哲学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善于分析比较，善于不断总结，善于开阔思路，善于解放思想打开自己的视野，更新自己的观念，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在新的时代得到发展，建设好中国的哲学。
访问人：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作为哲学工作者，应该从哪些方面去努力？
庄福龄：建设当代的中国哲学，最重要的就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首先需要在基本功上下苦功夫。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打好基本功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学深学透，如果连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都没有弄懂，怎么能讲毛泽东哲学思想和当代中国哲学？前一个时期有些人一讲中国的事情就大谈该怎么样怎么样，一讲马克思主义就百般挑剔，然而恰恰是这些人对马列的原著都没有读过几本，对毛泽东的著作也知之甚少。试问，这样的指责根据在哪里？对中国的事情又能有多大的发言权呢？在前一时期的动乱中某些精英振振有词，说什么中国要倒退几百年才能进步，这种论调就是对马列、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国情无知的典型表现。所以我觉得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建设中国当代哲学，首先要把马列主义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弄懂，这特别是当代青年的基本功。其次，还要把中国的国情踏踏实实地了解清楚，因为我们既不能走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道路，也不能走“西方马克思主义”某些人搞异端和批判的道路。而是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展马克思主义，像毛泽东那样，把中国的国情吃透。不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不了解中国的风土人情，不了解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等，对中国能有什么发言权？比如：有人天天讲人性，讲人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抽象的。讲人，也许是西方的人，不是中国的人。中国的人性、人情是什么？中国人的需要是什么？中国人的生活现状是什么？对这些都不了解，还谈什么人性？所以这第二个基本功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实际，了解中国发展变化着的实际。
第三个是要想办法把这两个了解结合起来，像毛泽东那样成功地结合起来，包括像邓小平同志这样把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要结合好，就必须在做到两个了解的基础上解放思想，开阔眼界，打开思路，广泛地分析比较，不断地总结。舍此没有别的办法。这当然是一条艰苦的道路，丝毫不亚于毛泽东当年在生死斗争中创立、发展自己哲学的状况，所不同的，是现在处于一种和平的特殊的环境，实际情况更为复杂，任务更为艰巨。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当代人特别是青年一代的肩上。
访问人：我们要在中国建设当代哲学，除了您讲的三点意见外，是否也要对西方的非马克思主义的各种哲学思想有深入的了解，才可以互相比较、借鉴，以至发展？
庄福龄：对。我在第三点谈到的广泛比较，就包含这个意思。不是说西方的东西不要学，对西方的东西我们要了解，而且要求了解得很深、很透。比如有人说皮亚杰的认识论比毛泽东的认识论高明，萨特的存在主义比马克思主义高明，等等。对于这些议论当然不能简单地处置它，而应作深入的研究和分析比较，既要把毛泽东的认识论研究清楚，也要把皮亚杰的认识论研究清楚，既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理论研究清楚，也要把萨特的人学研究清楚，而后对两者进行分析、比较，再进一步谈中国的哲学，中国的认识论应当怎么搞，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这就比较有说服力。不然就是空谈，就会陷入片面性和绝对性。有人前些时候讲，中国的启蒙要补课，因为启蒙这一课没上好，然后又说要以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我觉得这样讲就犯了片面性，第一，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来，已不是一年两年了，从五四运动启蒙开始，到现在好几十年了，这几十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是怎么传播的？在实践中怎么传播的？书本知识怎么传播的？理论怎么传播的？中国的面貌怎么改变的？对于这些作过过细的研究没有？积累过扎实的资料没有？如果没有，那就只能从一种想象出发，从想当然出发，似乎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缺点，都和我们当时的理论不完善有关，因此要补启蒙这一课，这样的逻辑推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建设当代中国哲学是一个踏踏实实的工作，是一个艰苦的研究工作，而且要有正确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才能使毛泽东哲学思想向前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应该向前发展的，但是不是能够发展，这要看我们的理论和实践。小平同志在这点上是成功的。他在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他不仅解决了毛泽东没有解决的问题，而且解决了毛泽东想解决而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今天十一亿人口的大国社会主义搞的不错，虽然不能说没有缺点，但在世界各国讲还是经得起考验的。我们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建设自己的哲学，我们也要踏踏实实地来做这个工作，而不是停留在想当然发表一些空洞的感想，做一些抽象的议论，或者简单地做一些浮浅的比较，这都无济于事。这需要我们一代人两代人，甚至好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中国的哲学才会真正重新放出光彩，改变某些简单地把中国哲学归结为孔夫子的哲学，否定当代中国哲学的看法。
访问人：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哲学就是斗争哲学。
庄福龄：那是一种简单化的说法。但这也说明了一点，我们建设中国自己的哲学，并使它真正的放出光彩，一要靠实践，二要靠理论。哲学是实践的概括和升华，如果实践本身做的一团糟，概括升华就谈不上。我们要以正确的理论指导实践，又要把正确的实践概括为科学的理论。
访问人：您觉得中国哲学的发展和突破最主要的是在哪一点上？
庄福龄：还是刚才我讲的那几条，其中主要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要很好地研究，因为这些问题不是过去书本上的东西所能够解决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问题，即使科学社会主义给我们留下的也只是一般的理论，因为马克思没有社会主义的实践，列宁的实践也只有7年，斯大林虽然有几十年，但有很多僵化和错误的东西，毛泽东在实践中有探索，但那是在曲折中的探索。如果中国哲学在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上作出突破和贡献，为人们观察和建设社会主义提供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那将会对人类、对理论作出划时代的贡献。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书出了不少，您觉得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完善和丰富？
庄福龄：对体系的问题我一直是这样看的，如果就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讲，不应当用教科书式的体系来要求它。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特点更多的是政治哲学，而不是一种纯书斋的哲学。他处的时代和马克思的时代也不同，马克思既是学者、理论家，同时也是革命家，是在野的革命家，不是执政的革命家，所以他能在书斋中构造他自己的体系，比如《资本论》有它自己的体系，《反杜林论》也有它自己的体系。毛泽东的哲学体系不能用教科书的方式来要求，他的体系应该有他自己的特色，他的特色就是在政治斗争中在实践中来创立自己的哲学。所以我觉得今后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要从实际出发，比如说要在社会主义理论上，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在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科学文化成果上，在向世界开放上来形成自己的体系，而不要人为地制造一些框架，什么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等等。“文革”前我在人民大学给全校的研究生讲毛泽东哲学思想时就强调这一点，我不赞成用这种办法来构筑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比如说辩证法有三条规律，你一定要把毛泽东在辩证法上的论述都纳入三条规律的框框，这也不符合毛泽东的本意。毛泽东只写了《矛盾论》，主要研究了对立统一规律，这当然不是说他没有肯定否定的思想，也不是说他没有量变质变的思想，但他没有在这两条规律上作系统的理论上的阐发和研究，所以说毛泽东并没有把辩证法归结为三条规律，这不是他的体系。
我们提出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能用一般教科书的框架来要求他，因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是和革命实践联系在一起的，有它独具的特点。
访问人：还因为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
庄福龄：对，他首先不是个教员，也不是个纯粹的学者，他主要的任务不是讲课，而是在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而创造性运用本身也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访问人：他的逻辑思路是不是在实际中遇到什么问题，然后再回答这些问题。
庄福龄：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我以为应当围绕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大问题来进行。比如说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总结了三个基本经验，我们是不是可以围绕着这些基本经验中的问题来研究他的哲学思想，我看这样可能比用研究唯物论的几个基本特征，辩证法的几条规律来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更实际些，更符合它本身的特点。
访问人：是不是说，应该把它变成活的？
庄福龄：对，正如今天人们要研究邓小平哲学思想一样，最好不要把邓小平的思想简单地纳入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框架里。因为小平同志并没有到哪个课堂上专门讲唯物论辩证法，他的许多哲学思想是包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大量实际问题之中的，是和这些问题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
访问人：在他的讲话、文章中包含了这些哲学思想。
庄福龄：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一个很突出的思路是讲思想路线，实事求是，讲怎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的哲学思想应该体现在这些问题中，而不是我们用一个框架把所有思想都塞进去。
访问人：刚才您说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应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最根本的原因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经过许多革命实践的检验，集中了中西优点，那么您能不能谈谈他集中了哪些中西优点？
庄福龄：他集中了中国唯物主义的传统，因为在中国曾学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很显然，毛泽东是集中了唯物论的传统，这点可以说他是比较突出的，包括他在文章中举的一些例子，用的典故，大量地都是继承唯物主义的传统。西方哲学他接触的不多，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最深，运用最活。根据毛泽东从实际出发这个特点来看，他有很多东西是和西方哲学的优秀传统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统不谋而合的。比如我经常讲这个问题，毛泽东军事思想就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精神。但他在写那些军事著作时，未必就读了很多西方的军事著作。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然不能说他一点没读过，如延安时期他曾请何思敬等介绍过克劳塞维茨的军事哲学，他自己也曾读过这方面的东西。此外，延安时期出版过恩格斯的军事论文集，他也不会不看到这些东西，他还认真反复地读过《反杜林论》，其中就有恩格斯的军事思想，但像他那么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系统他讲军事辩证法、军事唯物论、军事认识论，今天看起来则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前辈，甚至超过了恩格斯，比恩格斯讲得更系统更深刻更生动。他的军事思想不是从西方来的，是他植根于自己的土壤上，总结了实际战争经验得出来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从实践中来的，它和马克思主义不谋而合是很自然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唯物论，而且也继承了西方从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一切好的东西，包括马克思、恩格斯相传下来的好的东西。
访问人：您讲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集中了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哲学思想而形成的，所以我们今天要坚持它、发展它，不能走复兴儒家哲学和西方哲学的道路，请问这些哲学的弱点和不足是什么？
庄福龄：这是很明显的，儒家的哲学是和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事实证明后来历代统治者利用儒家思想都是出于自己的需要，作了种种修改，就像鲁迅讲的儒家变成了敲门砖，孔夫子也变成了敲门砖，他们想要什么东西，就把儒家装扮成什么东西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儒家的思想作为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统治思想有很多历史局限性，但也不是说没有一点可取的东西。毛泽东就说过，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要继承，吸取其中合理的有用的东西。合理的东西往往是同糟粕交织在一起的，就像皮和肉长在一起一样，把真正好东西剥离开来，要做很复杂很细致的工作，而且有耐心，不能损害内部的好的东西，这是个很艰巨的过程。
西方哲学也是这样，西方哲学有很多很不像样的东西，但西方哲学也有很多好的东西，过去我们对这一点注意不够，我们只是认为西方是资本主义，剥削阶级的，便一概排斥，没有注意它有合理的成分。但关键问题是我们首先要自己有了武装，然后才能有正确的思想去分析判断和接受，如果做不到这一点，融合西方的学说也是很困难的，对于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加以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任务也很艰巨。
访问人：听了您的谈话，我认为您的中心意思就是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哲学思想。
庄福龄：这可以说是主要思想，但还不是建设当代中国哲学的全部工作。
对我国哲学的传统，对西方哲学的许多流派，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趋向，还要作很多分析和研究。
访问人：最后，您能不能给当代中国哲学下个定义？庄福龄：当代中国哲学还在建设中，可以不忙于下定义。但是这种哲学应当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基础，应当具有时代风貌，应能和世界各种哲学进行对话和较量，又有中国特色，并能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访问人：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1992年5月22日于中国人民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