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星
苏星，1926年生，原热河省建平县 （今内蒙古敖汉旗）人。曾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求是》杂志总编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教授。著有《我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理论与实践》、《我国城市住宅问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研究》等书，并出版了 《苏星选集》。
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又有很高的行政职务。原想一定很忙，请他谈毛泽东可能要费些时日。谁料想，苏教授既很爽快又很谦虚！
不是因为不懂经济
访问人：从毛泽东的知识结构来看，他文史著作读得多，经济理论、科学技术方面的书读得少一些；此外毛泽东在指导经济建设上有不少失误。是不是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不太懂得经济。您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苏星：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毛泽东是懂经济的。在民主革命阶段，他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论持久战》、《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照耀中国革命航程的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阶级关系作了深入的分析，论证了哪些阶级是革命对象，哪些阶级是革命动力，在不同历史条件下，这些阶级力量如何改组和变化，并据此制定了党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著作的理论依据，主要是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是写不出这些著作来的。
访问人：据我们所知，毛泽东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之前，还没有读过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书籍。
苏星：不容否认，本世纪初，马克思的经济学原著翻译到中国来的还不多，但介绍这些理论的文章和书已经不少。例如，1919年11月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章（全译本在1920年8且发表）和考茨基著《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的大部分内容。据不完全统计，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前，上海报刊集中刊登宣传剩余价值论方面的文章有7篇左右，译文4篇左右。这些书和文章，对渴望寻找中国前途的毛泽东，都会具有极大的吸引力。1936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说他当时读了《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 （可能就是《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和柯卡普著《社会主义史》，这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一直坚持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根据吴亮平回忆，在长征途中读过《反杜林论》（其中第二编是政治经济学）。在延安，读过《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最高阶段》等重要著作。
正因为毛泽东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才有可能对中国革命问题、抗日战争问题作出那么透彻，那么符合实际的科学结论。
毛泽东不仅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由于中国革命的特点，是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用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他还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问题作了创造性的研究。在井冈山，他写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在延安，写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这些著作，对革命根据地的经济结构、建设方针、工作方法都作了精辟的论述，其中提出的许多理论问题和基本原则，对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依然具有指导意义。
访问人：可不可以这样看，这些理论都是针对根据地建设来讲的，它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还不一样？苏星：当然建设社会主义，光有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是不够的。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当革命战争取得基本胜利时，毛泽东就及时告诫全党：“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作。”“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 （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毛泽东自己就是这样作的。在党的工作重心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1954年，他又一次阅读《资本论》，多次读《政治经济学批判》、《列宁有关政治经济学论文十三篇》等经济学著作。1958年“大跃进”中，为了纠正当时出现的“左”的观点，毛泽东下功夫研究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9年冬，又阅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对比苏联和中国经济建设经验，讲了许多意见，其中有许多意见是独创性的。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很强调学习自然科学和技术。由于一直刻苦学习，才有可能写出像《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有深远影响的著作。
当然，毛泽东也说过：“社会主义经济，对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对于农业，我懂得一点。但是也只是比较地懂得，还是懂得不多。”不过，他在经济建设上出现失误 （最大的失误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主要不是因为不懂经济，而来源于他对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认识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个人主观专断。他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
访问人：“八大”前后，毛泽东注重经济建设，后来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对经济建设不那么重视了。从总体上说来，您认为毛泽东把经济建设摆在了什么位置？苏星：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前后，毛泽东是注重经济建设的。在大会以前，1956年初，党中央向全国人民提出毛泽东同一些地方领导人酝酿形成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草案和建设社会主义要又多、又好、又快、又省的方针；4月，毛泽东向政治局提出《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报告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从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调动积极因素；在此期间，根据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技术革命、文化革命的号召，国务院历时数月，制定了《一九五六年――一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1956年9月召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以后，毛泽东也还提出一些根据中国国情探索自己道路的可贵的思想（如利用资本主义私人经营）。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毛泽东的看法有了变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他明确提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等于否定了“八大”的政治路线。
访问人：我认为毛泽东很重视经济，但在他的心里有个结，就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阶级斗争这个事常常困扰着他。所以表现在工作方式上，一会儿抓经济，一会儿又抓阶级斗争，就这样来回摆动。
苏星：基本情况是这样的。1958年初，毛泽东认为，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1957年整风反右，又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胜利，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种说法，看起来和“八大”精神比较一致，但由于这种转移是同反冒进结合在一起的，又片面夸大主观意志的作用，实际上已经把“八大”提出的经济建设方针抛在一边，终于导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开来。1958年底到1959年，毛泽东和党中央开始着手从理论上和实践上纠正这些错误，但很快又被“反右倾”打断了。1960年9月，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1962年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七千人大会）以后，才下决心调整，使国内形势逐步好转。在此期间，毛泽东强调调查研究，主持农村政策调整，对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左”倾错误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纠正，在形势好转以后，加上开展中苏争论，认为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阶级斗争上去了。在1962年8月八届十中全会上，他把党内一些认识上的分歧，当作阶级斗争的反映，提出阶级斗争和资本主义复辟危险性问题，而且说，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文化大革命”中，这段话就变成了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不过，毛泽东在会上说，不要因为强调阶级斗争而放松经济工作，要把经济工作放在第一位。这样，就使经济上调整和恢复的任务还能按原定计划继续进行，到1965年胜利完成。
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后，虽然在政治和思想文化方面“左”倾错误再度发展，但是直到“文化大革命”发动以前，还没有成为支配全局的错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注意力，仍然放在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方面。当时，毛泽东一面抓阶级斗争（这是主要的），一面也在考虑经济建设问题。例如，1963年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写道：“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应当以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1964年底他在修改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又写道：“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在此期间和以后，根据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估计，毛泽东抓了三线 （战略后方）建设，并且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特别着眼于发展农业和调动地方建设的积极性。1965年初，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宣布：我国国民经济即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1966年将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全国人民要努力奋斗，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这个报告，也是经过毛泽东同意的。
“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毛泽东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如何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方面，对经济建设就很少关心了。相反地，当时推行的一套“左”倾错误政策，严重干扰和破坏了经济的发展。“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也有进展，但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历史的局限
访问人：您认为毛泽东提出了哪些重要的经济思想，其历史作用如何？他的思想有无局限性，原因又何在呢？
苏星：毛泽东的经济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我没有专门研究过这个问题。根据你提出的问题，下面我列举几个重要经济思想。可能不全面，也可能不准确。
一、关于近代社会的性质。毛泽东在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时论证了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说：“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外国资本的侵入，促进了这种发展。”“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帝国主义列强的目的和这相反，它们是要把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为此，它们就勾结中国封建势力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它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
二、关于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47年毛泽东指出，“这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但压迫工人农民，而且压迫城市小资产阶级，损害中等资产阶级。这个垄断资产阶级，在抗日战争期间和日本投降以后，达到了最高峰，它替新民主主义革命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任务，除了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以外，在国内，就是要消灭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 （大资产阶级）的剥削和压迫，改变买办的封建的生产关系，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毛泽东认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有两重性质：反对它的买办性，是民主革命的性质；反对大资产阶级，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
三、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毛泽东把它比喻为主体和两翼。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毛泽东就提倡把群众力量组织起来。在过渡时期，他亲自抓农村工作。对个体经济，我们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毛泽东认为，国家资本主义是必经之路。他指出，这种资本主义经济已经不是普通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一种特殊的资本主义经济，即新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我们正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从低级到高级一系列过渡形式，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所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四、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毛泽东在1957年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这个思想，今天依然是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
五、关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毛泽东多次强调不能照搬外国经验，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正确处理重工业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充分重视发展农业和轻工业，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
六、关于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1958年，毛泽东针对当时出现的否定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左倾”观点，提出社会主义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为社会主义服务，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还对斯大林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和价值规律只在流通领域起作用表示怀疑，认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他抛弃了这些正确观点，提出对商品制度、货币交换都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这在理论上是一个倒退。
七、关于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毛泽东认为，决定财政的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他反对对人民竭泽而渔，赞成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主张精兵简政。这个思想，今天仍具有现实意义。
除此之外，毛泽东还提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汉族和少数民族、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自力更生和学习外国等各种关系的原则；强调工人是企业的主人，和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等重要思想。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访问人：那么请您谈谈它的局限性。
苏星：我认为最突出的就是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提出过许多“左”倾观点。这些观点的产生，在客观上是受国际形势变化和国内某些错误实践的影响，主观上则主要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对马克思主义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误解和教条化的结果。当然，这些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作了分析，我就不多说了。
1992年6月18日于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