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逸
周逸，女，1920年生，湖南长沙人。1937年6月参加工作，1954年毕业于中央马列学院。现任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党建理论研究，著有《马克思党的学说、党的建设教学大纲》、《执政党建设基本问题》、《毛泽东建党思想研究》、《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政党建设理论研究》。
也许中央党校的院子太大，我们间了几次路才找到周逸的家。她七十多岁，满脸透着聪慧，讲起党建理论滔滔不绝时常打着手势，显得坚毅自信。
访问人：现实生活中，人们发现他们又遇到了不少新问题，如党内存在的腐败现象、官僚主义等等。这些年我们党采取了不少措施，但一直不能根治。人们一方面十分怀念过去的优良作风，一方面也不断地思考，毛泽东在建党问题上是否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其建党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呢？
周逸：这些年也不断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发展的理论，而不是背得烂熟的教条。中国党70多年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就在于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运用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时，党的自身建设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和中国党的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使党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核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发展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建党学说。”
至于当前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党风不正、官僚主义等问题，中国党一向是反对的。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加强党风建设的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的党风和学风，而且创造了加强党风建设的有效形式，即整党整风运动。党执政以后，党的领导地位、历史任务以及工作环境都发生根本性变化，端正党风、克服官僚主义更加重要。中国党把它看成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但是，从中国国情的实际出发来看，存在这些问题，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克服与纠正也有一个过程。特别经过十多年改革开放的实践，看的更清楚。转变领导作风、改进工作方法，以至健全领导制度，完善领导体制与经济建设任务相适应都属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涉及面广，关系一部分人的切身利益，有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做。坚持毛泽东建党思想，加强党的建设理论教育，就是要针对这些问题，研究毛泽东建党思想的新内容、新发展，而不能认为是已经过时的理论。
访问人：过去我们党确实表现得生龙活虎，从上到下形象非常好，威信很高。当然人们现在也普遍认为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但是人们也感觉到干群关系不像过去那么融洽，有些党员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等等。这些现象的发生，如何解释才好呢？
周逸：这个问题比较现实，也比较复杂。有些共产党员和干部以权谋私，假公济私，严重脱离群众，是没有摆正共产党人作为人民利益的代表者，服务于人民和人民群众是国家主人翁的关系。他们站在人民群众的头上，命令群众做这、做那。乱用人民交赋的权利。他们把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这样，不但不能带领人民群众共同致富，相反站在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势必同人民群众疏远、隔离。这种个人利己主义的发展，将会使共产党人的党性丧尽，对党的事业是十分危险的。
当然，对于党群关系的不融洽，也要具体分析。有些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党不满、有怨言、为党担忧，在感情上同党有隔阂。但从他们内心来讲，还是希望中国党的党风健康发展，党内政治民主生活正常化，保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继续发扬光大，以带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好转。因此，要加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宣传教育，使党和人民群众之间建立起正确的关系。党必须以人民利益为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人民群众才能领导人民群众，人民群众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发挥其全部力量。毛泽东把这种正确关系从认识论的高度概括为党的群众路线，成为党的一切组织与一切工作都必须遵循的工作路线，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创举，今天仍应坚持。
访问人：有人提出，在当前改革开放大潮中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有什么现实意义？
周逸：这是关系人们思想方法和学习方法的问题。我认为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为一种理论首先是一门科学，有它内在的规律性，是解决本质问题，而不是解决表面的现象问题。
所以学习毛泽东建党思想，就是要学习他的立场，观点、方法，直到现在都具有现实意义。
毛泽东建党思想的伟大成就，突出表现在，在中国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少而战斗力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建设了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首创奇迹。
同时，毛泽东的建党理论又不是凝固不变的教条，是开放和发展的理论。邓小平同志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总结中国党执政以来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又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丰义、毛泽东建党思想。但是基本原理、原则仍具有指导作用，应继续坚持。
访问人；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现实意义？
周逸：第一，毛泽东无论领导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制定有自己的政治路线和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他从中国社会历史的状况出发，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论为依据，具体分析了这一时期党内外、国内外形势和中国革命的特点，提出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变大，从弱到强，打败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就是因为有一条全党可以遵循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列宁说，路线是一面旗帜；毛泽东说，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旗子也好，生命也好，都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今天小平同志讲，要全面领会我们党的基本路线，这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小平为什么这样讲呢？无非也是强调路线的重要性。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相辅相成的。也许有人会说，不就是一条路线吗？有什么了不起呢？不是呀！这条路线应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它的制定的过程，也是决策的过程，既要看到眼前，又要兼顾长远，要高瞻远瞩，有很强的预见性才行，还要有非常现实的可实施性。所以制定一条正确的路线供全党遵循，不是一件寻常的事情。相比之下，苏联就因为没有这样一条路线，所以他改来改去改散了。
第二，毛泽东提出党的建设要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这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原理。因为路线提出来了，关键还是落实。如何落实，就在于党如何服务于这条路线。战争年代毛泽东把党的建设比作三大法宝之一。说它是掌握统一战线、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的英勇战士。我们党把这些斗争搞好了，党本身就会随之发展壮大，反之就会灭亡。党的建设服务于这些斗争的目的，就是达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党的领导下，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实践已经证明，这个思想是正确的，因为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我们取得了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那么对今天来说，党的建设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是什么呢？就是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环节掌握好，为了一个目标就是经济建设。而经济上去的最终目的还不是为了经济而经济，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的、文明的、自由的、幸福的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说到底，这也是党的建设和党的基本路线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党的任务是把经济基础搞好，经济基础搞不好，说明党本身也就没有建设好。毛泽东的这个思想也一直适用于今天。
访问人：理论无疑是很重要的，但它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自身建设来完成的。
周逸：前面谈到，党的建设理论是反映党的建设实践中一些带有规律性问题，所谓规律，就是党的建设中本质的东西。这种本质是有形式的，而不是空谈。是通过党自身建设的行动表现出来的。对于这些本质的东西必须弄清楚，否则容易被一些表面、假象的东西所迷惑，目光短浅，就担当不了大任，更谈不上腾飞。我认为毛泽东对于党自身建设有以下几方面的贡献。
第一，毛泽东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同时又侧重解决领导思想。强调用无产阶级思想领导中国的问题。井冈山时期不就有这样的问题吗？党内存在着严重的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等等，妨碍着革命势力的发展和壮大。毛泽东看到这许多现象就从理论上给予分析和批评，提出用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党、领导党。到古田会议这个问题就全面展开了。延安整风时期又深化了，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又重申了这条思想路线，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实际上这句话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就讲到的。联系小平同志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只有坚持一条这样的思想路线，才能使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在今天看来，在党的自身建设上真正实事求是做工作不容易，实事求是要有勇气，有大无畏的精神，从实际出发，敢于讲真话。根据了解的下面情况看，有的为应付上面说假话。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到头来受损害的是国家是人民。所以毛泽东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到今天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向重视人才，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包括党的领导骨干，成为保证党的政治路线正确贯彻执行的决定力量。早在战争年代，党处于农村严酷的战争环境中，有大批工农、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积极投身革命根据地，或到前线参加战斗。毛泽东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口号，教育双方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中国党重视干部教育，一方面举办党的各级党校，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增强党性，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另方面，有计划、有步骤组织干部深入群众实践，无论上前线或到工厂、农村，都要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知识分子下乡，首先遇到的困难就是群众语言不熟悉，同群众感情有隔阂，怎么办？认真学习，不懂生产知识就问，不会就学。生活再苦不叫。同时，组织群众学文化，举办识字班、扫盲班，教育他们支援战争，为什么能这样做？大家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党和人民的需要。从我们自身的经历来讲，在当时头脑中对党确实有一个美好的印象，坚信党领导中国革命无往而不胜。因为中国党有一个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和一批优秀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全党的楷模。加之，党的严格的党性、党的纪律的教育，使我们能够自觉地服从党的需要。中国党的干部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当时的延安革命根据地以及前方各革命根据地，尽管处于战斗的环境。都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干部。在准备迎接全国胜利时，从根据地输送大批干部到新区开辟工作。迅速建立了民主政权。
建国以后，1956年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分配一大批干部转到工业部门工作，在大专院校举办工农速成班，培养工农干部懂得科学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毛泽东培养教育干部是有中国特色的。
访问人：战争年代和建国初期毛泽东在培养干部方面贡献很大。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毛泽东在这一方面是否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呢？
周逸：现在的干部队伍如何建设？邓小平同志在这方面，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有新的发展。首先，他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从科技系统挑选出几千名尖子人才，为他们创造条件，让他们专心致志地研究工作，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作用。其次，提出干部“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化方针，增加了干部德才兼备标准的新内容。再次，提出干部制度包括管理制度的改革问题，要密切结合现代化建设进行，清除在干部路线上任人唯亲、论资排辈、求全责备等陈旧思想。至于毛泽东，他在50年代后期，由于指导思想上产生“左”的失误，多次发动政治运动，进行批判所谓右的思想倾向，使党的中心工作长期未能转到经济建设上来，影响干部在这方面的成长。解决这个问题，有领导思想问题，也有领导体制和干部管理制度问题，应作历史分析，加快改革干部管理制度，而不宜归之为个人的过失。
访问人：除了这些，是否还有民主意识的问题呢？
周逸：关于民主意识，事实上毛泽东也很重视，他曾经感到中国党家长制太厉害，但他没有在理论路线上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从体制上给以完善。
我们党内存在有民主意识不强的现象，这得从两方面讲，一方面作为领导者没有解决好，习惯于一个人说了算。一方面被领导者怎样运用民主权利也没有解决好，处于领导怎么说他就怎么做的状态。这些问题如果从深的层次来说，实质上是一个体制问题。我们的领导体制基础是从苏联学来的，当然也有我们自己的东西。邓小平同志在1986年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问题的报告中就提出来了，而且讲了很多。但这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它涉及着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领导权利，牵一发而动全身，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同时我们再想想看，这个体制问题为什么不仅中国，甚至其它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呢？我认为是和这些国家现代化经济不发达，文化素质不高、法制不健全，人们的法制观念不强有关。中国也无例外。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了，但是小生产的经济基础，旧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仍在一定条件下起作用。再加上战争年代我们实行了供给制。建国初始，国家实行全包下来的政策，当时也是需要的，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出现新情况，却没有及时加以改进，现在表现出来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等级观念、官僚主义等等都和这些情况有关。所以民主意识是和经济基础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一方面的中国国情注意不够，制度上没有解决好，思想上没有解决透。
访问人：我认为，反封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党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必须注意加强民主意识，加强法制建设。周逸：现在党的政治思想教育有不太得力的地方，主要表现在形式主义读读报纸，写个提纲念念，好像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其实和群众的心理状态，切身利益贴的不紧，理论教育脱离实际，使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和业务，特别是经济工作脱节。如何克服这种两张皮的现象，还是党的思想建设中要认真考虑，及早加以解决的问题。
访问人：毛泽东建党思想还有哪些我们一定要坚持的？周逸：还有一个三大作风问题，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毛泽东在1942年就曾提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着我们学。他总结中国党风建设经验，概括指出，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自我批评（也包括批评）是中国党的三大作风，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总的来说，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
坚持党的三大作风，毛泽东把它看作是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是全党同志的工作态度问题。既关系党自身的巩固和发展，也关系党的事业的成败，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党执政以后，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决定了党的一切活动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害得失关系极大，而这种领导地位又很容易使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产生脱离群众的危险。所以，坚持党的三大作风，对于执政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党中央、陈云、邓小平同志多次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好坏，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前途命运问题，更加说明坚持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要。毛泽东建党思想内容丰富，在当前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条件下有新的发展，但其基本原理仍不失其重要指导意义。
1992年4月27日于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