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军，1930年生，吉林扶余县人。现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党史专题讲义》（合作），发表论文十余篇。主编有《中国工人运动史教材简编》、《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七十年》等。
我们访谈的对象很少有女性，她是本书仅有的三位女性之一。这些年盖教授潜心向学，常抛出些引人注目的作品。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她熟悉的领域，谈起这一段的毛泽东，如数家珍。
上山前
访问人：1927年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时候，蒋介石突然向共产党发起进攻，昨天的同盟者，今天成了敌人，全国一片白色恐怖。鲁迅先生对此有个描述，他说：“在‘清光’以后的党国里，讲共产主义是算犯大罪的，捕杀的网罗，张遍了全中国。”在此情况下，人们忧虑、彷徨，更有甚者脱党、投敌。毛泽东作出了上山的选择。请您谈谈毛泽东是怎么想到上山的？
盖军：可以说是“逼上梁山”。谁逼的？就是不知感人民之恩的蒋介石。1945年8月毛泽东在谈到这段情况时说过：“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椎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是蒋介石把我们逼到农村去的。
1938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一次讲演中说：“为什么我们上井冈山呢？因为下面住不得，所以才上山去，有什么法子不上井冈山，打游击战。因为要实行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便是反帝反封建，我们就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这旗帜不准我们在城里插，就到山顶上去插，永不放下。”
访问人：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客观事实，但不是所有人一下子就认准了上山这条路的。
盖军：毛泽东的话是笼而统之讲的，具体每个人在思考今后的革命之路怎么走，答案确实有所不同。这从1927年7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看得很清楚。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最先提出上山的主张。陈独秀说：“枪藏不了的可以上山”，但“最好”的办法是到国民党部队中“当兵”，以待时机。张国惫提出脱离共产党，可以上山“抢富济贫”。共产国际代表和瞿秋白则主张进攻城市。毛泽东与众不同，坚决地主张在党领导下的武装上山，这样“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如果我们党手里“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可见，这时毛泽东已注意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已敏锐地看出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会槁阴谋“事变”，要我们党做准备。毛泽东提出的上山思想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当时形势的最高认识和科学预见。
访问人：上山思想在马列文本上是找不到的，这显然是一个突破。他能够比较超众地提出这个思想，得益于什么呢？
盖军：我想他之所以有这样高的认识，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来自他对当时国情的调查研究和分析，来自他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科学分析，来自他对中国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这从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报告》两篇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山思想的理论基础。我们应当把毛泽东提出上山思想同他的两篇著作联系起来研究，就会理解的更深些。当然，我不是说这时毛泽东的上山思想已经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完整的思想体系，那是以后的事。由提出上山思想到工农武装割据再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理论，在他领导革命斗争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形成起来的。
具体地说，我认为毛泽东有三个突出特点：
第一，他能够正确地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这主要表现在党的八七会议的发言中，他在会上的发言虽然不长，但却抓住了要害。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主要有三点：（1）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问题上没有去争领导权，他说，国民党本来是个空架子，我们和国民党合作时，孙中山认为如果国民党不增加新的血液就没救了，所以才要同共产党合作，吸收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的方式。合作后，我们本来应该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但陈独秀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思想准备，不敢大胆地做改造国民党的工作，处处迁就国民党右派，一再妥协让步。为什么这样呢？毛泽东分析说：“当时大家的根本观念都以为国民党是人家的，不知他是一架房子等人去住。其后像新姑娘上花轿一样勉强挪到此空房子去了，但结终无当此房子主人的决心。”这个分析既通俗又深刻。（2）是关于农民问题，毛泽东指出，农民要革命，接近农民的党组织也要革命，但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就不同了，不仅听不进要革命的意见，反而“跟着许克祥走了”，限制农民运动。他说，我们要真正搞国民革命就必须领导农民坚决搞土地革命。因为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如果不把农民发动起来，国民革命不可能胜利。后来毛泽东成为中国党的领导人始终特别注意这一点。前年我们曾接待过台湾的访问大陆的人，在谈到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时，他们也提到台湾有些人特别佩服毛泽东能把中国众多农民发动起来，解决了土地问题，就把蒋介石打败了。他们的立场同我们不同，但他们在研究毛泽东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时，认为还是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发动了农民。发动农民的要害就是实实在在地解决土地问题。这一条，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着重地提出来了，而且要明确规定对农村各阶级、阶层的政策，而其他人的发言中就讲得不够。（3）是武装斗争问题，我们党是幼年党还不懂得自己直接掌握武装的重要，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中国的条件和欧洲是不同的。欧洲的党还有些合法斗争的条件，中国就没有。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提出了一句名言，即“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他在会上讲，我们过去还批评孙中山专搞军事运动，其实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孙中山和唐生智，他们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在这个问题上，陈独秀有一个理论，认为国民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应该资产阶级来领导，我们只有等待资产阶级取得胜利，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实际上是拿欧洲的模式来套。毛泽东坚决搞武装的主张对八七会议决定建立工农革命军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第一点。
第二，毛泽东坚定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而斗争。大革命失败了，全国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这是考验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关键时候。在极其险恶的条件下，我们党的队伍中的一些人经不起考验，有的消极悲观，有的在国民党报纸上发表退出共产党的声明，向敌人忏悔，攻击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出卖党，出卖同志，成了可耻的叛徒。但是，真金不怕火炼，真正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国民党的屠杀政策所吓倒。夏明翰在临刑前写下的诗中豪迈地说，“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确实是这样。不少人在这样时刻，勇敢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表现很出色，他毫不畏惧，坚决为工农大众的利益而忘我奋斗。这是共产党人的崇高品格。他十分赞成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即认为尽管大革命失败了，但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所说的矛盾，一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没有解决。还有反帝的任务；一是封建势力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没有解决，这是反封建的任务。有两大矛盾存在，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一定会兴起。因此，中央提出要继续为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当时中央开会分工，曾提出让毛泽东留在上面，毛泽东说，我要去做“土匪”工作，拿起武器，组织工农革命军，上山搞工农武装割据。
访问人：当时的中央曾实行紧急疏散，派毛泽东到四川去，毛泽东没有同意。他坚决要求到湖南去搞武装起义。到了湖南，他本来应当留在省里，可又跑到下面去，拉着队伍上了井冈山。
盖军：当时，中央还向他征求过意见，要他去上海做地下工作，他表示不去。总之，他坚决要去组织工农，用他自己打比喻的话说，去做“土匪”工作，这个“土匪”是打引号的。实际是到农村搞工农武装割据之意。
访问人：当时决定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政策，举行武装起义，是没有不同认识的。但用什么办法，具体怎么干，我觉得还是有分歧的。
盖军：是的。要建立自己的武装，举行武装起义，搞土地革命，八七会议是明确的。一句话，要不要掌握枪杆子问题已经基本解决了，总结了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认识上可以说是一致的。
但是，用什么方式实行武装反抗、走什么样道路，在认识上是不同的或者是不明确的。毛泽东在8月9日会议的发言中提到他起草的《湘南暴动大纲》，我认为这是一份需要很好研究的历史文献。在“大纲”中，毛泽东提出的意见是：“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 （指唐生智掌握的省政权――引者注）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所联络；此湘南政府之作用有三：（1）使唐在湖南本未稳定之统治更趋于不稳定，激起唐部下之迅速分化；（2）为全省农民暴动的先锋队。（3）造成革命力量之中心，以达推翻唐政府之目的。”8月9日发言还进一步指出，万一失败，就“应上山”。这是毛泽东在7月4日首次提出上山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这个“大纲”是经中央批准的，但当时中央的计划与此不同。第一，中央原来指示湖南秋收暴动的计划是全省的，把全省划为三大区同时举行：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中暴动，以衡阳为中心发动湘南暴动，以常德为中心发动湘西暴动，然后夺取全省政权。中央的这个计划反映了“城市中心”的思想。而毛泽东是以靠近山区的汝城县为中心，进而占领几个县，实行土地革命，造成中心区域，逐步实现夺取全省政权，并准备上山。第二，当时中央的思想是把全省起义作为帮助湘鄂赣粤四省暴动的军事力量。毛泽东强调的是湖南的秋收起义，“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这样看来，毛泽东的认识比其他人的认识要高一些。当然，这时毛泽东还没有上井冈山的思想，但他有了以汝城为中心，万一失败就上山的思想，这同他领导秋收起义失利后很快率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不无关系。我觉得过去对这一点注意不够。
访问人：从中央的分工来看，我感觉当时中央工作的侧重点，或者说倾斜度，还是倾向于城市暴动，偏向于争取正规军起义。
盖军：是有这个问题，当时的中央就是这样认识的。南昌起义时还是打着国民党的旗帜，还是说要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进行革命。毛泽东发动的秋收起义就不一样了，他率先提出放弃国民党的旗帜，举起自己的红旗，共产党单独领导革命。中央一直到9月19日才决定放弃的。
尽管毛泽东同其他老一辈共产党人一样，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他是一心为公的。当时，瞿秋白在党内一次会上说：我们党内唯一有创见的是毛泽东。我想，这句评语，也是很有见地的。
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在那样白色恐怖的条件下，勇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是不怕一切的。如果没有这一条，其他什么都说不上。最近，我在讲课中就强调了这个问题。当革命处于低潮时，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革命者，为人民的利益而忘我战斗，是多么高尚而可贵的品格。正像后来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的：“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多么形象地描述了大革命失败后的情景呀！这是第二点。
第三，毛泽东注意社会调查研究，了解实际情况，因此，他看问题、提问题比较务实。八七会议在讨论《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时，毛泽东提出的意见说，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一定要把大、中、小地主的标准明确起来。为什么毛泽东能提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到湖南农村考察时，已经注意到要发动农民解决土地问题，就需要定出政策标准。对大地主的土地坚决没收，没收中等地主的土地也没有问题，对小地主怎么办？实际上他认为中国的南方同北方的情况不同，在南方，“困难的是在不没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则有许多没有大地主的地方，农协则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对小地主应有一定的办法，现在应解决小地主问题，如此方可以安民。”还有如何对待富农问题，他提出现在农民要向富农进攻，那么我们应怎么对待富农，政策怎么订。
毛泽东提出这些问题后，瞿秋白说：土地问题党无一致的意见，“五大”讨论了，决定“耕者有其田”，这五个大字“什么问题都可包括了。”这说明瞿秋白没有下去过，不了解中国土地革命的实际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接着说，此问题用不着再讨论了，土地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国有。”这是俄国革命的经验，在中国是行不通的。毛泽东不同意，他说现在是我们要到农村中去，对这个问题一定要有个明确的回答和规定。由于国际代表说了，会议就没有对这些问题作出具体规定。
访问人：从这里可以看出，能不能提出问题，提什么样的问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人了解实际多少，接触实际深浅，有多大的水平。
盖军：是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八七会议上决定要搞秋收暴动，但怎么搞只有大的设想，并没有具体规定。要搞暴动，非要军事不可，没有正规武装配合是很难成功的。所以，秋收起义时，毛泽东不仅组织了农民自卫军和安源工人纠察队，还组织了卢德铭警卫团。他主张我们应有一部分从国民革命军过来的正规武装参加。没有这些，光是农民拿的梭标，能行吗？
访问人：毛泽东当时反复强调要有兵力的护卫。
盖军：他是很清醒、很实际的，搞起义没有一定的武装不行；就是起义成功了，没有兵力，也无法保卫自己的胜利成果。
访问人：毛泽东之所以能够走在他人的前面，我想与其经历不无关系。
盖军：这和他的经历有关系。他做过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马日事变后又在湖南的白色恐怖条件下做了一些斗争，这么丰富的经历在党内是不多的。在八七会议上他就讲，对于农民问题，未下去之前，对中央不妥的决议，无由反对。可是到了湖南呆了三十多天，考察了农民运动以后，我就有实际根据提出意见，向中央写报告。他说“我的意见是农民指挥我成立的”。
访问人：几年前，我们曾访问易礼容。他说，当时在湖南省委工作，毛泽东对他说，我要下乡和工农滚在一起，组织工农革命军，搞武装斗争。易礼容要求和他一起去，毛泽东说，你身体不好，还是留在上面，我身体好。我们决不会让革命这样容易的失败，一定要奋斗到底。
访问人：秋收暴动原计划是打长沙的，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盖军：八七会议后，中央决定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同新任命的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一起去湖南，组织领导秋收起义。前面我已说过，原来中央计划是全省开花。毛泽东到湖南后，他强调了两点：一是主张“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这样组织领导农民搞土地革命才有保障。二是认为全省开花不行，坚决主张缩小发动暴动的范围，提出以长沙为中心发动湘东几县的秋收起义。8月30日，湖南省委常委会决定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实践证明，不要说打下长沙，就连浏阳、醴陵这样的县城也拿不下来，起义军三路先后受挫，9月19日，毛泽东在文家市召开前敌委员会，分析了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提出放弃直取浏阳、攻打长沙的计划。虽有不同意见，会议还是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会后，毛泽东率领队伍向罗霄山脉进军，从而将他提出的上山思想付诸实践。因为他感到一时难以攻打中心城市，广大农村特别是山区是统治阶级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在进军途中进一步了解罗霄山脉中段那里原来就有党和群众基础。王佐、袁文才的土著军队既然可以在山上搞割据，我们也可以搞割据。这说明毛泽东善于从实际出发，及时总结经验，审时度势，比较灵活，有可能就去争一下，宁肯冒点险也去争一下，不行就回来，决不去硬攻硬拼。正像邓小平同志最近讲的，要敢于冒一点险，不行再收，有条件就干，没有一股闯劲不行。我想当年的毛泽东对于打长沙也是如此。
访问人：这样看来，革命战略家的作风都是一样的！ （同笑！）
上山后
访问人：上面您讲了毛泽东上山前的一段，上山后毛泽东是如何开创和巩固井冈山根据地的？上了山就标志着我们党已经开辟了胜利的道路吗？
盖军：上了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从城市到乡村的转折起点，有重要意义。但上山后，能不能站住脚是首要问题。工农革命军上了山，但群众并不知道你是什么队伍，还要看你的行动。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因此毛泽东就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对于红军能不能受到群众的拥护，能不能站住脚是很重要的。它是区别人民军队和任何剥削阶级军队的本质所在。我在讲课说到这一段时就强调这一条，因为它直到今天还具有现实意义，应同现在的党风问题联系看，学习历史经验就应对指导现实有作用，不然，不如不学。三大纪律中有一条最早的规定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后来改为“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现在叫“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最早规定是不拿群众的一个红薯，这就很实际，也是老百姓最易懂。当时井冈山上的老百姓都吃红薯，群众看你连一个红薯都不拿，第一个印象是“秋毫不犯。”三大纪律下面还有“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六项注意。这些规定一贯彻，群众心里就很清楚了，毛泽东带领的军队是爱护人民利益的子弟兵，与已经看见过的军队不同，很自然地会受到群众的喜欢和拥护。他们会像看见一件新鲜事一样，奔走相告。所以，这是上山后能否站住脚的首要问题。
第二是提出工农革命军的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这和北伐时期的国民革命军不一样，和苏联红军也不一样。当时我们没有经济来源，当了兵不仅要打仗，还要筹款，做群众工作，到古田会议明确规定为要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红军如果离开了群众，像鱼离开水一样，就不能生存。那时的环境是多么艰苦，斗争多么残酷啊！可是群众不仅不疏远你，躲着你，而且把你当成亲人，掩护你，保护你，送茶送饭送水，这就赢得了群众，赢得了民心。因为群众亲身感受到你是为他们谋利益，而不是谋私利的。这是我们党的本质，也是我们党的一个好传统，应当永远发扬。
第三是党的建设。对于党的建设这个问题，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是很担心的，总认为以城市为中心，在工人中发展党员，才是无产阶级的，才是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工农红军到了农村，农民成份的党员多了，就会变成一农民党”。这是在党的建设问题上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即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如何建设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问题。当时的党中央及共产国际对此有些担心，不无一定道理，但是他们的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固守欧洲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建设无产阶级政党的模式，不敢越雷池一步。
毛泽东考虑的是从中国条件出发，如何在大多数是农民出身的党员的情况下，建设成无产阶级先锋队。首先，他在组织上提出“支部建在连上”：把工农革命军建成一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军队，这从三湾改编就明确提出了这一点。“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其次，提出从思想上建党，就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强调要用马列主义教育广大党员，改造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并在艰苦斗争的环境中来考验。有了这条，才能开阔视野，懂得为整个革命事业，而不是为一己私利，不是只为农民的眼前利益奋斗。毛泽东在1928年写的《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有过生动形象地描述。他说在农村的条件下，“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对他们说共产党不分国界省界的话，他们不大懂，不分县界、区界、乡界的话，他们也是不大懂得的。那么怎么办呢？毛泽东指出办法是三条，一条是加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因为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同时也注意吸收工人成分。另一条是在实际斗争中改造思想，例如打破反革命两省“会剿”，使人民在斗争中有了共同的利害，“才可以逐渐地打破他们的地方主义。”第三条是红军的物质生活是那样菲薄，战斗又是那样频繁，为什么仍能维持不散呢？原因是除了党的作用外，就是靠实现军队内的民主主义。概括说来在那样既艰苦又战斗频繁的农村条件如何建设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三条，首要一条是加强思想教育和改造，一条是长期实际斗争的考验和改造，一条是民主主义制度的实行。
我认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建党的一条极端主要的历史经验，也是我们党的一条好的传统。今天条件变了，党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条仍有其现实意义。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一手硬一手软就不行，越是改革开放，越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
第四是根据地的建设。根据地的建设有两个内容，一是政权，一是地方武装的建设。毛泽东主张，除了搞好正规军以外，还要帮助地方武装发展。对于这个问题，红四军的领导人在看法上不甚一致。我们看陈毅在红四军七大后向中央的汇报，其中特别讲到这点。毛泽东主张军队的党要帮助地方党，军队的武装要帮助地方的武装，还讲到要给地方拨枪。因为正规军的任务是流动作战，一旦部队有任务开走了，这里的地方武装没有发展起来，根据地就有失掉的危险。当时红四军的领导层对这个问题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
访问人：从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有人民战争的思想了。
盖军：是的，这时已有了人民战争的思想。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党史上是有过争论而经过革命战争实验的检验，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指南。
访问人：您对红四军领导层的分歧怎么看？
盖军：我认为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除了上面我们谈到的在根据地建设上有分歧外，还有1928年湘南八月失败问题。为什么会有八月失败？实际上是符合了二十九团的家乡观念，因为二十九团主要是湘南的农民，当时他们中有一种回乡情绪，想回湘南去，对此有不同意见，毛泽东是不主张他们回湘南的，作了一些工作，没有作通，这和其他领导人的态度有关。
访问人：有的材料说，当时朱老总也不同意，但当二十九团走了，他没有办法，只好跟着去了。
盖军：实际情况是，当时湖南省委的代表杜修经来到井冈山传达省委的命令，要去打湘南。朱老总认为现在虽不马上去湘南，但去湘南是对的，实际上主张去湘南。这一分歧的实质，是要不要建井冈山巩固的根据地问题。毛泽东认为我们应先把井冈山这块根据地巩固下来，先建立中心区域的坚实基础，然后再波浪式的向前发展，最后形成对中心城市包围的局面。这个战略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是明确的。但那时红四军的其他领导人 （也包括朱老总），还不能完全理解这个战略思想，仍受朱毛会师前的习惯做法的影响，主张打游击。这就像毛泽东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所批评的，这里流动游击一下，那里流动游击一下，这里群众发动一下，那里又发动一下，没有巩固的根据地。毛泽东认为这样不行，在中国搞武装斗争，必须要建立一个巩固的根据地，然后不断地向外发展。
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不是强调朱毛之间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是认识问题。两位革命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对一些问题在认识上发生分歧是自然的，亲兄弟还会有不同意见，何况是领导一支当时最大的工农红军的两位最高领导者，而且还有中央和湖南省委的指导思想的影响。
“九一三”事件后，陈毅同志在揭发批判林彪时曾提到过这段历史，他说，毛主席在井冈山以及在赣南闽西时就讲，马列主义只规定了一般的原理，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决定，具体怎么搞，还得我们在实践中去探索。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所主张和坚持的，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思想。
马列的书本里只规定了一些基本东西，如武装斗争、武装起义等，但在中国具体怎么搞，是不是就只能槁城市起义，实践证明不行，历史事实证明，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农村根据地里，从军队建设、政权建设、土地革命、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一套东西。当然，上井冈山之后，所要首先回答的问题，红军能不能发展起来，根据地能不能长期存在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即“红旗到底打得多久”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毛泽东对此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正确的答案，才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农村革命根据地也逐步发展起来。在这个基础上不断总结革命斗争实践经验，逐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个唯一正确的理论。这一点，历史已作了结论，用不着再去细说了。
1992年4月5日于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