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济泽
温济泽，1914年生于江苏淮阴。1938年到延安。曾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员、《解放日报》副刊主编、新华社口头广播部主任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央广播事业局副局长，中国社科院科研组织局副局长、研究生院副院长、院长。现仍担任 《霍秋白文集》编辑组组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会长，中国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等职。
坐在对面的这位老人和蔼亲切，虽然年逾古稀，但他每天的工作、写作日程还是排得挺满。说起那些死难的先烈，他的声音有些哽咽。那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的一种激情。
要认清“左”倾路线的危害不容易
访问人：40年代在全党开展的整风运动，被称作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整风运动之后，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这是人们都知道的。您当时在延安参加了整风运动，对这段历史，今天回想起来，是不是还有很深的感受呢？
温济泽：关于整风运动的情况，讲得比较全面的是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比较简明的是胡绳同志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这两本书我看后比较满意，运动的经过的确就是那样的。今天，我不去介绍它的全过程了，只就从1942年2月开始的全党整风的第二阶段谈一谈。这个阶段是对全党影响最大的。2月1日，毛主席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题目是《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改为《整顿党的作风》。隔了一个星期，8日，毛主席又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篇报告是全党整风的开始。整风的任务就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里把整顿学风放在第一位。这是因为，学风问题是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是全党工作的态度和思想方法问题。我那时是中央研究院文化思想研究室的研究员，重点研究哲学。整风开始时，我还在做研究工作，但不久就被临时调到院党委去做宣教工作了。我对于延安的整风运动的确是感受很深的。
说到整风运动，根本的任务就是为了肃清王明“左”倾错误的残余影响。遵义会议以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的军事路线已经得到了纠正。瓦窑堡会议以后，他的“左”倾错误的政治路线也已得到了纠正。但是思想路线还没有彻底清算，它的影响还存在，还不可低估。整风就是为了对这种错误的思想路线进行彻底的清理。王明“左”倾错误领导在中央占统治地位有四年之久，影响不小，在这之前，还有个立三“左”倾错误。对这些错误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经过实际斗争的教育才能纠正，就我自己来说，对这一点也是深有体会的。
访问人：您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吧？
温济泽：我是1929年参加革命的。当时我在江苏淮阴中学读书。参加革命不久，就遭过一次被捕。经过这次被捕，我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的黑暗和腐败。出狱之后，就在1930年4月，参加了共青团。那一年我16岁。立三路线时期，我在南京做地下工作，立三路线失败以后，结果来了个更“左”的王明路线。那时，我已在上海。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是怎么回事，锗在哪里？这是我到延安整风时才慢慢懂得的。在当时，只是服从组织，盲目蛮干。那时我们怀着一股极高的热情，抱着要革命就不怕死的精神，向往着靠这样的献身精神来赢得中国革命的成功，而且以为不要很久革命就会成功的。当时我们那种幼稚的想法，那种不怕死的精神，那种准备悲壮牺牲的心情，是现在的年轻人很难想象的。
访问人：是很难想象。我们看到的都是书本、电影、电视里描绘的，已经人们加工了的。温济泽：那时我们并没有认识到什么路线错误，什么路线不对头。不但没有认识到，而且觉得干革命就应当是这样于的，胜利很快就会到来。1932年我接连被捕过两次，7月10日一次，7月17日又一次，都是星期天，中间只隔了一个星期，真是不要命地去于。
访问人：是在什么活动中被捕的？温济泽：7月10日那一次，是在援助牛兰示威中被捕的。牛兰是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被捕后，听说要解到上海就医，我们举行了要求释放牛兰的示威。7月17日那一次，是这样的：“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后，5月间，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为了反对这个协定，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群众团体，叫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 （简称“民联”）。我被推举为“民联”青年部部长。接着组成江苏省和全国“民联”筹备处，我又担任筹备处的青年部部长。当时我是复旦大学的团支部书记，我一边上课，一边参加活动。7月17日这一天，江苏省民众援助东北义勇军反对上海自由市代表大会开会。大会开始以前，特务包探已经布满会场周围。我是主席团成员，我向大会主席建议，把大会推迟，另外找地方改期再开。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来了，改期也的确有困难。大会主席就决定，派三个代表到警察局去要求保护开会。结果，三个人去了就没回来，来的是大批警察和三辆大卡车，我们一起被捕的有88人。有13个人被判死刑，牺牲在雨花台。有70个人被判了徒刑。我看到自己非常要好的难友走向刑场，看到这么多人坐牢，心中很难过。但当时并不觉得“左”倾错误的做法有什么不对。对王明“左”倾错误危害的认识，就我来说，是到延安以后才懂得了一些。要说完全弄清楚，还是在整风运动中。
王明路线统治党中央4年之久，的确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很大的损害。遵义会议、瓦窑堡会议给这条军事路线、政治路线划上了句号。到延安后，毛主席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这样的理论著作，目的就在于继续清算王明路线在思想路线上的坏影响。1941年5月19日，他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判主观主义，提出要在全党树立理论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这个报告之后，马列学院改成中央研究院。我也从中央宣传部调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中央研究院开学的时候，毛主席做了一个报告，内容还是讲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毛主席讲了不止一遍。但是，要真正理解，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个长的过程，需要从点点滴滴的实践中去认识。口头上会说了，也并不意味着思想上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是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才在认识上有了相当大的提高。毛主席说出一句令人吃惊的话
访问人：1942年2月，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的《整顿学风党风文风》和《反对党八股》两个报告，您去现场听了吗？
温济泽：我去听了。当时我在中央研究院做哲学思想研究工作，对毛主席两个报告中提出的思想方法问题很注意，印象很深，感受很深。2月1日，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听毛主席讲《整顿学风党风文风》，那时的中央党校礼堂没有座位，大家都是站着听的。我站在前面的一、二排，离主席很近，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清楚。心里非常高兴。那时人们对毛主席不能说有什么个人崇拜，但是爱戴毛主席的感情的确是根深厚的，毛主席开始讲为什么要整风，我觉得讲得很有道理。但在讲到反对主观主义时，有一句话使我为之一惊。他说，你们当中也有30年代在上海做过工作的吧？我一听，感到很亲切。谁知主席接着说，有些人比猪还笨。我一听，很惊讶。怎么回事？我们许多同志不要命地在斗争，怎么说比猪还笨？当时心里挺不舒服的。接着听主席继续说下去，他说，你们每逢一个纪念日，都要去示威，明明敌人已经有准备了，要逮捕人，你们还是不顾一切。主席又说，你们看，猪在猪圈里，哼哼着向前走，碰到墙还知道回头，可你们明明知道要遭敌人逮捕，也不回头。这不是比猪还笨吗？听主席这么一说，我觉得是有道理。回想那时，的确是这种情景，上级一个决定来了，我们就坚决执行，有人稍有犹豫，就会给扣上“动摇”之类的帽子，处分，甚至停止同他的联系。我们对这样“左”的领导并不满意，但又往往认为革命就应该这样嘛！听了毛主席这一番话，感触很深，使我信服。整风中，我才对王明“左”倾错误有了深刻的认识。
访问人：您当时是否知道这就是针对王明的？
温济泽：我认为主席讲这些，是在指出以王明为代表的整个“左”倾错误领导对革命造成的危害。我15岁参加革命，整风那年28岁，立三路线、王明路线，我是都经历过的。对“左”倾的一些做法，在实践中，并非能够诚心诚意地接受，并非一点意见都没有，有时也感到行不通，但不懂得他们不对在哪里，也不知道正确的又应该怎么去做，思想上是幼稚的。到延安后，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从根本上认识“左”倾路线危害，还是在整风运动中。认识真理，往往需要一个长过程，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访问人：毛泽东讲的这些话我们过去没听说过，建国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也没有，可能在修改的过程中删去了。
温济泽：在解放区出版的老本子上有过。很多人都听到过这些话，我是亲耳听到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有份量，给我的感受也很深。接着，毛主席又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等问题。讲到理论与理论家，毛主席说：如果我们身为中国共产党员，却对于中国问题熟视无睹，只能记诵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个别的结论和个别的原理，那末，我们在理论战线上的成绩就未免太坏了。如果一个人只知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吧。毛主席提出的这个问题，我是很注意地在听的。
我想，我初到延安时，23岁，在陕北公学教了两三年书，又到中央研究院，讲的是哲学、社会科学概论，研究的也是哲学。这总算是做了理论工作吧？但接着听下去，毛主席说，这还是不能算理论家的。我们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的实际问题。能够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这样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理论家。听了毛主席的这番话，我心悦诚服了。我懂得了怎样才能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是我在整风运动中的一大收获。
访问人：是否可以说完成了思想上的飞跃？
温济泽：确实是一个飞跃。整顿三风，除反对主观主义外，另外还有反对宗派主义和反对党八股。宗派主义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党八股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和表现形式。不清除这些，只反对主观主义，还是不彻底。
对于反对宗派主义，毛主席在《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演说中，指出了宗派主义的种种表现。他首先批评闹独立性。有些同志只看见局部利益，不看见全体利益。把个人放在第一位，把党放在第二位。接下来他讲到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的团结，军队工作干部和地方工作干部的团结，老干部和新干部之间的团结。再后面，毛主席又讲到要消灭宗派主义在党外关系上的残余，说有些人自己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就自以为是，看不起人家，不尊重人家。他说假定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中有四百五十万党员，也只占百分之一，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同非党人员合作呢？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没有排斥他们的权利。这一点，我也很有感触。王明视中间派为最危险的。敌人，认为他们很反动，这真是莫名其妙。“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成立上海市民众反对停战协定援助东北义勇军联合会这个团体，按理说应该联合所有赞同抗日和愿意援助东北义勇军的人们，就连蔡廷诺这样坚决抗日的将领也应当成为联合对象，但当时并没有这样做。相反，“左”倾错误领导甚至对抗日的十九路军竟提出过要兵不要官的口号。我非常信服毛主席关于团结党外人士的这段讲话，因为没有千千万万的群众一起来斗争，光靠清一色的党、团员，革命能胜利吗？不团结包括国民党蒋介石在内的各个阶层，能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去打败日本侵略者吗？听毛主席的讲话，的确有拨开迷雾见太阳那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访问人：毛泽东在2月8日延安干部会上作《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其中列数党八股的八大罪状，也是整风运动的重要文献，您当时对此有何感受？
温济泽：毛主席讲党八股的八大罪状，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二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三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党八股对党的工作的影响的确存在。写个报告，往往都是长篇大论，第一讲国际形势，第二讲国内形势，最后才讲到我们要做的事。王明作报告，几乎每次都把马列著作一大摞放在桌上，一边讲，一会儿翻这条，一会儿翻那条，装腔作势，借以吓人。就是有的同志写文章，也老是引经据典，似乎拉得越长越有气派。毛主席批评了这种不好的文风。毛主席讲话时，当场还发了一个小册子，名叫《宣传指南》，里边有四篇文章，第一篇是从《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中摘下来的，讲列宁怎样做宣传；第二篇是从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的报告中摘下来的；第三篇是《鲁迅全集》中的鲁迅复北斗杂志社讨论怎样写文章的一封信，其中说到要“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要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等等；第四篇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论宣传的民族化。对这个小册子中的这四篇文章，毛主席一一作了说明，要我们学习。这在今天的《毛泽东选集》里都能够看到，就不细说了。
“左”和右都不是实事求是
访问人：您对整风运动的成就怎样估价呢？
温济泽：整风运动是全党范围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这是我有切身体会的。我在中央研究院参加整风。当时领导我们整风的是李维汉同志。他是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央研究院新闻、教育两个研究室主任，又是中央研究院整风检查工作委员会主任，在纪念中央研究院建院四十周年的时候，李维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题目是《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工作和整风运动》，其中这样讲过：“延安整风是教育了两代人：青年一代（新干部），中年一代（老干部）。那时延安除董老、林老、徐老、谢老、吴老五老外，一般老干部还是中年人。”“整风教育了中、青两代人，教育了新、老两层干部。这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思想战线上的一个伟大创造，是培养实事求是精神的一次伟大胜利。”他自己还说：“经过整风学习，我的世界观得到根本性的转变。”我非常同意他的这个估价。我的世界观也是在整风学习中得到根本性转变的。整风运动中我听了毛主席的这两个报告，还听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我认为，这些报告对我们的干部，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是有很重要的教育意义的。整风运动使我们从理论上、思想上明确认识了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清了三风不正的残余，使中国革命和党的工作真正地完全地走上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但是全面地考察整风运动，也不能说它没有缺点。比如运动中写思想自传，有些单位比较好，大家写得比较全面，正面和反面，成绩和缺点，都写。还总结出发扬成绩和克服缺点的办法，使大家充满信心，努力前进。但有的单位就一味要求写缺点，特别是对知识分子，使他们感到自己毛病太多，感到压抑，感到丧气。另外，运动中提倡实事求是的精神，但有时候有些事却仍违背这个精神。拿中央研究院讲，它是整风的试点单位，整风时是拿批判王实味开的头，最后把他错打成托派分子和国民党特务。王实味问题已经在1991年初完全正式平反了。我有一篇文章《王实味冤案平反纪实》登在《炎黄春秋》1992年第1期上，这就是一个事例。
访问人：这篇文章我们都看到了，反响很大，很多报刊都转载了，海内外舆论界也很重视。
温济泽：“实事求是”很重要。王实味问题是一个错案，虽然主要的责任的确是康生，但从王实味被冤这件事本身也可以看出，整风运动中确实仍存在一些不实事求是的地方。王实味问题近半个世纪之后才得到澄清，本着的也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整风运动在1943年开始了审查干部工作。审查干部是必要的，但在审干工作中，出现了严重偏差，搞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搞逼供信，造成大批冤假错案，冤枉了很多的好同志。这个错误的主要责任在康生。后来周恩来同志提出意见，毛主席也发现了问题，及时制止了这个错误，对冤假错案进行甄别平反。毛主席还主动承担了责任，亲自到一些单位，向受冤屈的同志赔礼道歉。整风运动在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后结束。整风运动虽然存在一些缺点，但无疑成绩是巨大的。
访问人：从整风运动开始至今天有50年了，整风运动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1978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带来的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这也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伟大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把中国推向了历史性的大转折，走上改革之路。今天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又被人称之为一次思想解放运动。50年前，50年后，在这个历史的纵向上一以贯之的是不是“实事求是”这四个字？
温济泽：50年前的整风运动，对于我们今天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实事求是”的确是整风运动中在全党树立起来的优良的思想作风。但要做到这四个字并不是那么容易的。毛主席在晚年犯了错误，也是他老人家自己违背了这四个字。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致力于要恢复和发扬这种优良的思想作风。小平同志在南巡重要谈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学马列要精，要管用的。”我想，也就是要我们真正学会“实事求是”。小平同志又指出，现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右和“左”，都不是实事求是。对于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他历次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我们应该认真地学习，坚决地贯彻。
1992年5月30日于北京木樨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