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华
张居华，1937年生，湖北襄阳人。1963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现为武汉大学中文系、武汉大学美学研究所副教授。任湖北省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全国毛泽东文艺思想研究会副秘书长等职。主要从事马列文论与毛泽东文艺思想、文艺美学的研究。有《思考与寻根――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新探》等著作。
这个题目，是受张老师参加1991年底中央文献研究室举办的毛泽东研究述评讨论会的论文的启发。这次系笔答。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文艺“为什么人”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这对边区的文艺事业产生过怎样的影响？如果我们再把视野放宽些，那么，它对边区以外的文艺乃至中国现代文艺运动的发展走向有哪些影响？
张居华：这个问题很大、只能简要地谈谈看法。毛泽东在《讲话》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通过分析中国新文艺运动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对“五四”运动至1942年革命文艺运动的历史经验作了系统的科学总结，第一次明确解决了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问题。从此，中国革命文艺从理论上，特别是在实践上有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这是《讲话》最伟大的历史功绩。
《讲话》着重论述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这一中心思想，对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边区革命根据地的文艺事业，产生过巨大的积极影响，它把边区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史无前例的光辉的新阶段。这主要表现在边区的大批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纷纷走与人民大众、首先与工农兵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并注意从思想感情上同他们打成一片，一批新的文艺作品先后问世。这批作品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题材新，主题新，人物新；二是形式新，风格新，因而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比如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荷花淀》、《暴风骤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诗歌《王贵与李香香》、《漳河水》等，戏剧《白毛女》、《刘胡兰》以及许多报告文学、散文和其他各种形式的艺术品等，广泛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和严峻生活，有力促进了我国革命事业的发展。现在看来，虽说它们当中有的作品显得艺术上不那么成熟，不那么精致，也不那么理想，但不可低估它们对当时社会进步所起的积极影响，对主要满足当时边区人民群众艺术需要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而且，这些作品以中国文艺史上从未有过的崭新面貌出现，为建国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奠定了良好基础。
正如你们所说的，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些，那么，就可以看出，《讲话》着重论述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思想，不仅对边区的文艺事业产生过巨大影响，而且对边区以外的国统区进步文艺运动，也产生过相当大的积极影响。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延安正式全文发表之后，紧接着，同年11月11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着重论述了《讲话》的中心思想。1945年《新华日报》又公开出版了《讲话》全文。随后，我们党先后在重庆、上海、香港等地组织进步文艺工作者学习《讲话》，使其文艺思想逐渐在一些进步作家、理论家中得到赞同和遵循。从当时革命斗争的总目标上看，国统区与解放区的文艺运动是一致的；从文艺思想发展的道路上看，双方在基本方向上也是一致的。因为从国统区的文艺运动的主流来看，从《讲话》到新中国成立的八年中，基本上是遵循着《讲话》提出的文艺方向前进的，大批作家向人民靠近，投身于民主斗争的行列，写出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文艺作品，对革命斗争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比如，讽刺喜剧 《升官图》，讽刺诗集《马凡陀的山歌》，讽刺小说《围城》等，就是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家，不仅受到 《讲话》的直接影响，而且还受到来自边区反映人民群众斗争生活的作品的启示和影响。
至于问起《讲话》对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走向的影响，我看应该作肯定性的回答。以“五四”为起点的中国现代文艺运动，一开始就遇到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革命先驱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对此进行了长期探索。这使从“五四”运动到1942年的中国现代文艺运动，有力配合了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它的最主要的贡献。《讲话》充分肯定了这一点。它承前启后，既是对“五四”运动至1942年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使中国现代文艺运动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总的来看，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特别是1942年以后，与《讲话》的宗旨是一致的。建国以后，来自边区的一批极有生气的作家和原国统区的大批作家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共同遵循《讲话》提出的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的中心思想，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因而结出丰硕的成果，为发展和繁荣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作出了辉煌成绩。这方面的例子太多，举不胜举。由此可见， 《讲话》对中国现当代文艺的发展走向，影响之大，是举世罕见的。
访问人：《讲话》的影响远至国外吗？
张居华：是的。《讲话》早已翻译成许多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六大洲广为传播，其影响早已远至国外。德国戏剧家沃尔夫教授说过，《讲话》是一本极好的书，在德国作家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1949年主编的《人民与艺术》月刊，在封面上引录《讲话》的名言，作为创办这一杂志的宗旨。这段名言是：“一切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只有代表群众才能教育群众，只有做群众的学生才能做群众的先生。”
访问人：那么国外现在对《讲话》研究的侧重点或特点是什么？您对此怎样评价？
张居华：国外对《讲话》研究主要是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其研究的侧重点或特点，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首先，他们从革命文艺或进步文艺的发展方向、道路、路线和方针、政策方面对《讲话》进行肯定性研究和评价。1946年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曾连续组织召开《讲话》研讨会，与会者认为它“解决了人民文艺建设的基本方向问题”。1972年5月，朝鲜《劳动新闻》发表纪念文章说，《讲话》“指明了革命文学艺术建设的正确道路”。罗马尼亚作协负责人说，《讲话》指出的“文艺道路是光辉的”。古巴著名作家在《波希米亚》周刊上发表文章认为，“毛泽东确立了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方向从而找到了这条指导路线”。日本一位文艺理论家说，《讲话》是“一切国家的革命文学家，有出息的文学家的座右铭和工作指针”。柏林《世界论坛》认为：“这篇讲话对于我们分析目前德国形势并从而找出有关文艺政策方面的特点，有着极大的帮助。”这可以说是国外研究《讲话》的一个侧重点，或者说是其内容的突出特点。
其次，国外从《讲话》的逻辑体系和它论述的美学原理，其中包括文艺的审美特性以及作家艺术家创作体验等，进行了肯定性研究并作出高层次理论概括。比如一位日本学者，在其日译本的后记中说，《讲话》“好像不成体系，……但实际上这篇论文的结构是非常严整的，既具有强烈的民族特点，同时又具有普遍意义”。他还说，《讲话》在马克思主义美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前苏联编写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一书也认为，《讲话》“对美学的一般哲学基础和社会主义艺术的建设问题作了巨大的贡献”。古巴《今日报》发表评论《讲话》的文章认为，“毛泽东关于艺术和文学的讲话，实际上是科学唯物主义美学观点的极其光辉的概括”，因此“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相信它的“这些观点是持久不变的”。斯里兰卡《爱国者》周刊发表文章认为，《讲话》是文学艺术的“不朽的宝库”。这些可以说是国外研究《讲话》的另一个侧重点，或者说是其内容的突出特点。
以上国外对《讲话》研究的两个侧重点或特点，不是互相孤立的，而常常是不同程度的结合。就是说，虽然在不同的研究文章中各有其侧重点，但总的来看，许多文章兼顾了这两个方面，使文艺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方向、道路、方针、政策与文学艺术的审美特性和作家艺术家对创作对象的审美体验、创造结合起来。从这样的理论高度对 《讲话》进行历史的和美学的评价，是实事求是的，也是极其可贵的。
访问人：《讲话》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那么，怎样理解这个体系中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考察和探讨，它对文艺审美本性是不是作了必要的论述呢？
张居华：《讲话》标志着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形成和成熟，官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因此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这个科学体系，主要是由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为理论框架建构的。这里所说的“一般”与“特殊”是相对而言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绝对分离的。简单他讲，揭示文艺与其他各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共性的规律，就是文艺的一般规律；而揭示文艺不同于其他各种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个性的规律，便是文艺的特殊规律。《讲话》不仅对文艺的社会本质、社会作用和政治方向等一般规律，作了充分的论述，而且对文艺的审美特性、审美反映和创造，对文艺的欣赏和批评，对文艺遗产的“推陈出新”等特殊规律，也作了精辟的阐述。《讲话》的内容，涉及了一系列带根本性的文艺理论问题，其中包括文艺的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而且它们之间有着比较严密的内在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忽视或否认《讲话》论述了文艺的特殊规律，那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至于说《讲话》对文艺审美本性是否作了必要的论述，这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事实。如前所说，《讲话》的“中心”是文艺“为群众”和“如何为”问题，然而其中文艺审美反映和创造的理论“核心”，则是文艺与社会生活，特别是与人民大众首先与工农兵生活的关系。这在《讲话》中是显而易见的。它不仅极为重视作家艺术家对社会生活的了解、熟悉、感受和体验，强调生活美向艺术美的转化和质变，而且也很重视一般艺术美向艺术审美反映的理想境界――典型美升华，强调艺术典型美更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帮助人民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因此，我认为在《讲话》里，对生活美、艺术美、典型美的精辟论述中，以及对艺术内容与艺术形式尽可能完美统一的批评原则的辩证论述中，都极为重视文艺的审美本性，而且十分强调由生活美转化、升华为艺术美、典型美过程中，审美主体在客体对象基础上的艺术审美创造性，也就是强调发挥作家艺术家“头脑”的审美反映和创造性。诚然，毛泽东作为一个革命领袖人物，不可能像文艺专门家那样对文艺的审美本性作细致、深层的论证，但同时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著名的诗人，对生活美、艺术美、典型美以及文艺批评的宏观审视和精辟的理论概括，有时却是文艺专门家们所难干企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