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越然
李越然，1927年生，黑龙江人。1946年从苏联学习回国。1948年在中苏友协工作，不久转至东北铁道部部长室任翻译。建国后到北京，至1965年，为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及各种重要会谈、国际会议做译员，并长期参加党中央、国务院重要文献的中、俄文翻译、审订工作。发表过若干译学论文及文学翻译作品。现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院长兼中国译协副会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外事委员顾问等职。
眼下，他似乎更忙了。忙里偷闲，约上一次访谈，也是匆匆来去。就连我们的这篇文字整理稿，他也是通过电话定稿的。
访问人：您在毛泽东身边做翻译工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李越然：从1949年8月，当时我22岁。那一次，毛泽东接见在沈阳铁路局工作的苏联职工和家属。记得是一天的下午，我们一行来到中南海，等待着毛主席的接见。大概是下午三点钟，毛主席从勤政殿北面的旁门进来。他步伐稳健，满头黑发，目光炯炯有神，神采奕奕，同我握手时问道：“你这个小鬼是于什么工作的呀？”当时我又激动又紧张，竟然说不出话来了。站在一旁的沈阳铁路局副局长王学文同志忙替我回答：“他是翻译，同时在我们铁路局做秘书。”主席微笑着：“噢！翻译，那好啊，请你告诉苏联同志，我们很感谢，他们一路上辛苦了”。这是一句普通的寒暄语，可对我来说却是一次考试。“辛苦了”，如果翻译不好，在俄文上会被理解为“你们累了”，这样就不确切了。当时我译成“谢谢你们的服务和劳动”后，苏联朋友很高兴，忙说：“感谢毛主席接见我们，我们在火车上做了点工作是应该的”。然后毛主席和苏联朋友作了亲切的交谈。这次工作以后，我就从沈阳铁路局调到北京，被派在苏联顾问团工作。
访问人：您给毛主席作了多年的翻译工作，他留给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李越然：从1949年8月第一次在毛主席身边做翻译起，一直到60年代初，十几年时间，我对毛主席的了解只是一个历史画卷的局部，但既然为他老人家做翻译，就必然会多方面地去熟悉他，注意他的思想，他的作风，他的言行表现的特色，甚至他使用语言的特点。对我感受最深的，就是毛泽东既伟大又平凡，他的伟大是一般人做不到的，他的平凡也是一般人做不到的。因此我叫做：伟人身上的平凡，平凡中的伟大。我举个例子：1957年，毛泽东准备去苏联参加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组织上确定我跟随毛主席访苏，担任翻译。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外交活动。为了让我更好地完成翻译任务，冲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安排我在中南海直接接触毛主席，熟悉他老人家的言谈特色和日常生活习惯。记得有一天，毛主席带着思考问题的神色漫步走了一会儿，侧脸望我一眼，问：“李银桥呢”，“我在这儿”，主席的卫士长李银桥闻声跑上来，主席站住脚，指着我和李银桥说：“你们这二李，一个管说话，一个管安全，这次跟我一道出去，我看你们俩也算得上哼哈二将了。”我和李银桥都笑了。主席又对我说：“今年五月伏老（指伏罗希洛夫）来的时候，我看到大半个翻译都是你，你帮了我好多忙啊。”我赶紧说：“主席，这是我应该做的，只是水平还不够”他说：“你看，我说的许多事，如果你翻译不过去，那伏老也不能理解，而伏老究竟什么心情，你不翻给我，我也不知道，可不是你帮了我的大忙了！”我听了非常感动。毛主席就是这样的人，他不仅心里装着世界大事，还装着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的工作。
毛泽东的伟大是连外国人甚至我们的敌人也承认的，更难得的是这样一个伟人又非常平凡。我们一般人具有的喜怒哀乐他都有。他平时一般是不发脾气的，偶尔发脾气都是遇到了非常重要的事情。就生活而言，他发了脾气都是为睡觉惊醒了他，他的卫士偶尔因为不小心他也发过火，但过后又做工作，说：“你们别生气，我能睡下去很不容易，刚睡着了，又把我搞醒，实在烦心。”但有特别重要的事叫醒他，他是绝对不发火的。在生活上，他的简朴是出乎人们的想象的。比如，1949年8月我第一次见到他，看他穿的皮鞋，是那时北京刚兴的那种橡胶底的皮鞋，一直到1957年去莫斯科开全世界共产党大会，还穿那双皮鞋。那时出国也讲置装，大家忙活要给他做衣服，他高低不同意，费了好大劲才做了一套衣服。吃饭也非常简单，在莫斯科时，克里姆林宫里什么最好吃的都拿出来招待主席，但他吃得不多，主要还是按自己的习惯吃辣子火腿、鱼、米饭、小米粥。实际上那些好吃的大部分让我们工作人员分享了。
访问人：您能不能举几样？
李越然：多了，各式各样的点心、烤乳猪、烤牛排、烤猪排等等，都是高级的，他不大习惯还是喝他的小米粥，吃米饭，有时加绿豆，有时加小豆，他吃饭嚼得很细，但很快，尤其是会吃鱼，也爱吃鱼，吃完的鱼刺一个个规规矩矩地放那儿。吃饭时他喜欢把周围的工作人员找到一起交谈，但你得作好准备，他随时随地都可能出个题目给你，让你回答问题。毛主席认为，人要有自己的见解。如果你是重复别人的观点，他会认为你没有头脑。即使你的观点是错的，他也会认真听，因为这是你自己的东西。毛主席就是这样一个人。
访问人：问过您什么问题吗？
李越然：有一次，他和郭沫若在一起纵谈三国，我在旁边。郭老是大历史学家了，因此他们说得非常热烈。谈着谈着，毛主席突然问我，李越然同志，给你提个问题，你说诸葛亮和曹操这俩人，谁厉害？当时我很尴尬。不知如何是好。我只好说，主席，我对三国只有一些非常浅薄的知识性的了解。毛主席说：那不行，对三国，要多看，起码看三遍。又说，水浒也要起码看三遍。三国里有许多战例，蕴含着很深的战略战术；水浒里有许多辩证法，祝家庄怎么打进去的，主观主义就不行。
访问人：在这些平凡小事中，毛主席是很平易近人的。
李越然：所以说伟人身上可以看出许多平凡的东西，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而在这些平凡中又表现了他的伟大。
访问人：在平凡而伟大的毛泽东身上，您认为最突出的是什么？
李越然：第一条，他随时想着人民，随时想着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利益。他探讨每一个问题都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三年困难时期，他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并坚持和身边工作人员一样，吃粮不超过定量。他对工作人员说：你们想过没有，在这么困难时期，全国老百姓吃什么，照理说我们要吃一点也没什么困难，但这样行吗？全国人民这么困难，我们吃着舒服吗？人民的困难怎么解决，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当然天灾是一条，那么我们自己的工作有什么不足啊？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7个月没吃过一口他喜欢吃的红烧肉。有一次，他对我说：你们是做翻译工作的，但做翻译不能光懂语言，还要学政治，学经济，要懂得人，要了解人的心理状态，否则翻译工作也做不好。
第二是中华民族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首先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他不是照搬苏联现成的经验，而敢于向苏联、斯大林提出自己的意见，斯大林也钦佩毛泽东这一点。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毛泽东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不屈服于外部的压力，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这是我党同其他党相比最突出的一条。到 1957年莫斯科全世界共产党大会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可以说给予了适度的支持，使会议开得很成功，但也有过相应的批评。1958年赫鲁晓夫提出搞共同舰队和长波无线电台，这似乎看来是一件具体事，但毛泽东在这件事情上表现了他革命家的远见和维护中华民族主权的大无畏精神。
事情是这样的，1957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两国关系发展得不错，经济、贸易和文化合作都在发展，军事合作也谈过，也准备搞些合作。大概赫鲁晓夫觉得两国关系发展很好，就提出了搞一个长波无线电台，并联合成立一个共同舰队。提出这两个问题，是先由当时驻中国大使尤金向毛泽东提出的，说是为了防御美国的第七舰队，希望同中国方面搞这两个项目。毛主席听尤金讲完后，问这是什么意思，尤金也说不清楚，答应说回去向赫鲁晓夫汇报，于是赫在1958年7月31日秘密来中国。
赫要来，阎明复给我打电话 （我当时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毛主席有外事活动，一般由我和阎明复担任翻译），说主任让你赶紧过来，主任就是杨尚昆同志。我过去后，杨主任对我说，明天赫鲁晓夫就要来，你们准备一下，并说了一些注意事项。
赫鲁晓夫的专机降落在南苑机场，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都去接了，但能感觉到气氛有些紧张。赫下飞机后就在飞机场休息一下。还有一段插曲，刘少奇和赫鲁晓夫谈话说：我们现在大跃进（正是浮夸风的时候），粮食产量特别多，现在发愁的不是粮食不够吃，而是粮食多了怎么办。赫很轻松的一笑，“那不要紧，你粮食多了给我们”。
访问人：毛主席同赫鲁晓夫的会谈是在什么地方？
李越然：在颐年堂，当时参加会谈的还有邓小平，苏方还有费德林。首先毛主席表示欢迎，然后说，尤金大使向我讲了你们的想法，这是怎么回事？赫鲁晓夫显得很轻松的样子大谈起来，说出于战略上的考虑，为了对付美国的第七舰队，我们提议搞一个共同舰队，另外我们潜艇为了联络，需要借中国的力量，搞一个长波电台，也可以共同使用。赫说得很起劲，这时毛主席憋不住，火了，站起来指着赫鲁晓夫说：“你讲了大半天，我也听了大半天，说了许多话你还没有进入正题，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气氛一下子很紧张，赫说：“共同舰队就是跟你们一块共同商量商量。”主席说：“还是不切题，什么叫共同，你是不是想把我们沿海都拿过去，那好，统统拿去好了。”赫说，我们商量商量嘛，毛主席很干脆他说，涉及主权的问题根本不能谈，共同舰队怎么指挥？
访问人：当时情况，赫鲁晓夫很尴尬吧？
李越然：相当尴尬。这就是毛泽东的伟大。1957年他支持了赫鲁晓夫是出于全局的考虑，一旦涉及中华民族的主权，有损于中国人民的利益，他是丝毫不让的。我们中华民族被帝国主义奴役了几百年，我们知道被别人支配、受人欺负的滋味。所以说毛泽东的伟大是其他人难比的。
访问人：第二天毛主席和赫鲁晓夫在游泳池继续谈，又发生什么事情没有？
李越然：事倒没有发生什么，就是有点争吵，主要是关于斯大林的问题。赫鲁晓夫讲，原来你们是支持我们的，现在好像不大支持了，好像是向我们的后院抛石头。主席说，不对，实际是抛了一把金子。赫说，别人的金子我不要。毛主席说，你要不要是一回事，我要助你一臂之力，因为毕竟在我们共产党国家里你们是头一家。
访问人：有种看法，毛泽东在游泳池接见国家元首，是否不太礼貌。
李越然：我不这么看。毛泽东就是这样，他并不一定是有意的，他不大管外交礼节，很随便。说到游泳就更有意思了，赫鲁晓夫是没法和毛泽东比的，毛主席一下水，真是如鱼得水，而赫鲁晓夫只是带着救生圈扑腾两下。
访问人：还有人议论，说毛泽东建国后只读古书，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李越然：这种议论我也听到过，无非是说毛泽东对西方世界不熟悉。这是不对的。我亲身感受到，他对世界各地的情况是相当关心的，而且就他的愿望，非常想自己出去看看。他多次给我们讲：我很想出去看看，但是我毛泽东今天处在这么个状况，是无法实行的。因此我非常主张少奇、恩来、小平同志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多了解外界的情况，不要光呆在自己的国家里。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像美国、法国、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有谁能够邀请毛泽东？这是个很客观很现实的事情。所以对那种说毛泽东不了解外国情况的说法，我是不赞同的。我就多次亲耳听到毛泽东讲这个问题，而且显得很迫切。
不仅如此，他为了能直接阅读西方的原文报刊，特意请了英文教员，其中就有林克同志，我亲眼见到他抓紧时间学英文的情形。那么他学习英文是为了什么呢？我看他不是为了讲外语，他学习外文就是为了直接阅读西方的书报。老人家经过努力，到晚年基本达到能阅读英文报刊的能力。他还利用一切机会了解西方的情况。举个例子，还是 1957年在莫斯科时一次一块吃饭，他问浦寿昌博士 （他曾在美国学经济学，后来担任副外长）：你是学经济的，你能不能把美国的经济情况给我谈一谈，它过去怎样，现在怎样，你是怎么分析的。浦寿昌同志给他讲了美国经济的一些情况，毛主席表示很满意。他是通过各种方式了解世界各国的情况。
毛泽东有个特点，非常爱跟别人交谈，特别是他周围的工作人员，常常给你出些题目，请你回答。他不喜欢八股调，常说，说错了不怕，但你讲话要有自己的观点，一个人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思想，究竟你怎么想的，把你的观点你的看法讲出来，哪怕还很不成熟，甚至不对也没关系，总是你的看法。他很愿意和这样的人谈话。如说了一通，什么意思也没有，净是顺着他说些应付性的话，他就很反感。1957年到莫斯科时，赫鲁晓夫来机场接他，毛泽东、赫鲁晓夫，还有我和李银桥坐一辆宽大的“吉斯”车，我当翻译。他问赫，各国共产党代表团到了没有，赫说到了。毛主席特别问了一下“铁托到了没有”，赫鲁晓夫说，“还没到，我们给他发了请帖，希望他能到，他不来就是他失礼，他要来我们正好批评他一下”。毛主席听后不同意，说：“铁托不来，一定有他不来的理由，你要知道斯大林整人整得够苦的，把人家开除出情报局，人家能没气吗，他来了更好，不来要理解人家”。然后又问如铁托不来谁来呢？赫说，卡德尔来，他是南斯拉夫的笔杆子，南共中央的重要文件大都出自此人之手。毛主席说，我一定要见他，看看他有什么想法，光从外界评论南斯拉夫不行，情况究竟怎样，我很希望他和我讲一讲，他们搞的那个自治究竟是怎么回事。这都说明毛主席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机会和条件去了解外界的情况，学习和借鉴他国的经验，并不像一些人说的那样只读中国的古书。古书当然也是读的，我们中国的当代人有谁读古书能达到他那个水平。他是一个手不释卷的人，很少看到他不看书，他读书非常仔细，手里拿支铅笔连圈带画，这都是我亲眼看见的。但他不仅读古书，也读西方书、现代书。
1992年6月14日于北京水碓西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