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春明，1932年生于吉林延吉，祖籍山东昌邑。现任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著有：《“文化大革命”论析》、《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国后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时期怪事怪语》、《新中国编年史》、《中共党史纲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齐明亮，大屋小屋一个个顶天立地的书橱；写字台很大，上面报纸杂志样样齐全；柜子上还有一张全家福。在我们的想象中，教授家就应该这样。
访问人：发生“文化大革命”是我党最沉痛的一段历史。痛定思痛，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毛泽东要发动这样一场“革命”？为了防止今后再犯这类错误，我们又从中得出什么样的经验教训？这些问题都很复杂，请您说说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到现在既算清楚，又算没有清楚，还在探索当中。所谓清楚，是因为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作了结论，这个结论是经过党内集体讨论，大家得出的共同认识。所谓不清楚，是因为海内外学者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观点各异，相差甚远，各执己见，众说纷坛，我们还不能完全说服他们。美国的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说：“极少历史事件像毛泽东的后十年所发生的事件那样令后人众说纷
①坛。”我认为这个说法有相当道理。众说纷坛到底有多少种？我把它概括为十种。
访问人：金老师，在谈起因之前，是否请您先谈一谈什么叫“文革”，就是说给它下个定义，因为这个问题弄清了，再谈“文革”的起因，大概人们的认识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这是一个必须统一认识的问题。到底什么叫“文革”，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从“文革”的结果来说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但作为学术问题，还是可以探讨的。因为“内乱”这个词是中性词，革命可以造成内乱，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内乱，内乱本身还表示不出“文革”的特点。我个人认为，“文革”可以这样定义：它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种特殊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这个运动的特殊性主要表现有七点：（1）它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亲自发动；（2）它有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为指导；（3）它用一种特殊的神圣使命为号召，如“反帝反修”；（4）它有特殊的革命对象――“走资派”及“反动学术权威”；（5）它有特殊的内容――夺党政财文大权；（6）它采取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四大 （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7）产生了史无前例的规模。这样七点，造成的结果就是一场内乱。很多人赞成我的观点。当然如何更科学更准确还可以研究。
① 《大变动的局限性：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发展过程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地位》。伦敦《中国季刊》1986 年12 月。
访问人：我们探讨了“文革”的性质，下面请您谈谈人们是如何评说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文革”起因十说，这些观点都是些什么？他们分析的对还是不对？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说，是我对各种意见的概括，不是我对文革的十种看法。情况如下：第一种，阶级斗争必然说。这是我们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长期的传统的说法，是上了“九大”“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报告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阶级社会，必然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须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文革”，“文革”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必然引申。这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对“文革”曾作出的权威解释，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这个观点在国外也有相当的影响。这个观点已被我们否定了，但影响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讲走资派还是有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还是对的，新的资产阶级已经形成。这种理论虽然从整体上已经被否定，但它的影响还继续存在，不能掉以轻心。
第二种，党内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种观点在港台，在西方相当流行。他们用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权力斗争的观点来反对我们的阶级观。认为“文革”的发生不是政治路线分歧，也没有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权力斗争。这种观点很多学者都有，但说法不同。他们对中共党内的派系分析也不一样。有毛派、周派、刘派、军派、地方实力派、务实派、激进派，各种说法都有。同样主张权力斗争总爆发说，这个人是讲这种几派，那个人是讲另外几派。
访问人：权力斗争说根据是什么？
金春明：比较流行的是，他们抓住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毛泽东在谈话中说：那个时候的党权、宣传工作的权、各个省的党权、各个地方的权，比如北京市的权，我也管不了，大权旁落了，所以他要夺回失去的权力。实际上毛泽东始终牢牢控制着局面，掌握着全党的最高权力。如果毛泽东失去了最高权力，他不可能违反大多数党内高级干部的意志去发动“文化大革命”。所以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封建复辟说。这种说法在理论上论述最多的是苏绍智。一个时期内相当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史，人们长期受其影响。封建残余及其影响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们党对这一点又恰恰估计不足，认为我们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彻底的，甚至哪一个国家也比不上我们。其实经济上反封建和意识形态上反封建有联系但又不能等同。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性。本来中国的资本主义影响并不大，但毛泽东极力强调反资本主义。应当承认，“文革”期间确实有封建的东西泛滥，很多东西都是带有浓重封建色彩的。如“株连”，这在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按规定丈夫犯罪是丈夫的，不株连妻子、孩子。我们的株连可厉害呀！不要说妻子、儿女，亲戚、朋友，就连老同志、上下级都要株连，这当然是封建的。“早请示、晚汇报”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确实有许多东西是封建的。也说明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轻视的。但就“文革”中出现这种现象来说，我认为是属于沉渣泛起。像鲁迅先生说过的：平静的池塘，表面上看好像水很干净，但用大杆子一搅，底下的各种东西就会翻上来。翻上来快，沉下去也快。但显示了它们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讲各种各样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现自己吗？我在讲“文革”特殊意义时，就强调这一条：“文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国情，使我们懂得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封建残余是不可忽视的。从这个意义上讲，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当也是明显的，就是把封建残余的影响估计过分了，尤其强调是封建复辟则是错误的。“文革”不是封建复辟，红旗下长大的红卫兵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搞封建复辟。你们是不是红卫兵？
访问人：那时我们还小，小学五、六年级，是红小兵。
金春明：当时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学生，十几岁的中学生，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他们中的大多数动机很纯洁，就是要保卫马克思主义，保卫毛主席。他们抱着这种神圣目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但他们生活在社会之中，受到各种潜移默化的影响，本身不可能是一张白纸。加上天真幼稚，辨别力很差，有时会把封建的东西当成是革命的。例如他们并不清楚血统论与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是两回事，有些人认为自己是高干子弟，就是天然的革命派，这是一种思想错位，是意识形态的错位。因此，这个观点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种，毛泽东帝王思想说。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想当皇帝。这种观点在国内私下议论的不少，但没有公开发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个刊物上的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帝王思想的产物》。从他发表的文章内容看，这个人可能在大陆受过一点教育，接触了一点马克思主义。他的基本观点是：毛泽东是地道的创业帝王，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更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的历史就是创业帝王的历史。这个观点是非常反动的。
访问人：他说毛泽东想当皇帝，根据是什么呢？
金春明：根据不多。主要是毛泽东的一首词《沁园春雪》。他认为1935年前，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虽然相当显赫，但他只是毛委员，不是主席。帝王思想还没有表现的机会，遵义会议后取得了军权，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于是帝王思想迅速发展起来，几年之后，就有“雪”一词的诞生。这首词不仅表明毛泽东要成为创业帝王，而且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查了一些材料，想看看这种说法是不是这位作家的创造。结果是这样：1945年秋毛泽东的这首词在重庆发表时，当时的重庆曾掀起一股《沁园春》热，有很多人唱和。蒋介石知道后很恼火，下令批驳。《扫荡报》就发表文章，说毛泽东有帝王思想。《扫荡报》大家知道的，是国民党军统特务的机关报。原来发明权是国民党军统特务，该氏只不过是在40年之后拾了军统特务的牙慧。
第五种：乌托邦碰壁说。这是苏晓康等在电视《河殇》解说词和专著《乌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扬的。他们认为在经济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所揭示的社会规律，是乌托邦的空想。其实乌托邦说也不是苏晓康创造的，而是来自外国学者的看法。早在1981年，美国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过这种看法。他写过一篇文章叫 《到乌托邦去和返回来――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周期》。当时廖盖隆同志就写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里尔在 《毛泽东传》中也有这样的提法。乌托邦这种观点从国外传来，还是有相当的影响，到底是不是乌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学与研究》邀我写东西，我和我的学生写了一篇《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研究》。我们认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是科学社会主义观，其中由于历史的局限，确实加杂着某些空想成分，但总体上仍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他不但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而且有探索有发展，这个问题应该肯定。不然我们搞了这么多年，竟是槁了个乌托邦，是不能服人的。
第六种：群众反官僚主义说。这种观点港台有，国内私下议论的有，但在国内报刊上长篇大论不多。他们认为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是群众有气，是干部脱离群众。毛泽东不是也说过吗，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摆架子。我认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确有纯洁党的组织，反对官僚主义的含义。但主线不是这个，主线还是反“走资派”，“反修防修”。开始挨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线辛辛苦苦干事的人，刘少奇、邓小平是官僚主义吗？不是。这一点在地方上更明显，常常是那些长期休养不干事的干部最早被结合到领导班子里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另外，“文革”前后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没有明确把反官僚主义作为“文革”的主要任务。
访问人：从当时提的口号看，这个问题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问题区分开。从群众来讲，确实有不少人是出于对官僚主义的义愤，对某些脱离群众的领导干部有气，才积极起来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但这并不能决定运动的性质。说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群众运动。
第七种：东西文化冲突说。这是一位青年学者的观点。他提出“文革”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体系与现代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对抗的一种集中表现。认为西方文化和东方传统文化的对抗和较量从近代开端就没有停止过，“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面的冲突和对抗。“文革”发生完全不是什么党内路线斗争，而是专制主义、皇权思想、忠君意识为主干的传统文化价值体系同现代化的发展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学、思想自由、人权平等、法律至上的文化价值体系尖锐冲突的结果。“文革”的结果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复苏。这种观点在一些知识青年中有相当影响。但认真研究一下，不过是抽象的议论。他错误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历史事实。科学、民主的思想自鸦片战争以来就在中国传播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重要关键。矛盾冲突一百年，怎么到了一百几十年后的六十年代冲突出一个“文革”，这没办法用历史来解释。其次，他把中国传统文化归之于封建专制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归之于民主文化、人权文化，这个立论本身就是片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华，不都是君主专制。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和中国实际（包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相结合，得到了创造性地发展。“文革”之中有文化冲突，但说“文革”的原因就是东西方两种文化冲突的结果，而且把西方文化讲得绝对好，东方文化说得绝对坏，则是错误的。
第八种：人性兽化说。这种观点主要产生在文艺寻。他们在议论中或作品中描绘，为什么出现“文革”，就是因为那一天人突然都变成了兽，一种是“牛鬼蛇神”，被专政，一种是豺狼虎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说：他经常思考、探索，人怎样会变成兽？他对于自己怎样变成牛马有了些体会，至于造反派如何化为虎狼，却怎么也想不通，柏杨教授讲“文革”是兽性横行，还有人写文章，叫《我们需要一场灵魂的拷问》，说“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个人都需要仟悔。这样就把“文革”这场大灾难，归咎于人性，归咎于道德。“文革”有没有野蛮的东西，当然有，但从人性上解释是说不清的。
访问人：这只是一种表现，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十几岁的孩子很纯洁，他们穿着军装，拿着皮带，是很凶的。一经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坏蛋，那他就义愤填膺，死劲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但把原因归结到这儿也不行，一个历史现象，不是光用人性、兽性就能说清的。
第九种：奸臣祸国说。持这种观点的人颇多，但很少系统论述，而是散见在传记和回忆录及各种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情本来是毛泽东决定的，把一切坏事都说成是林彪、“四人帮”搞的，也不是科学的态度。当然林彪、江青、康生坏透了，怎么说都可以，但有些是他们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中国传统的思路上去，无非是君王圣明，臣罪当诛；有了错误皇帝没事，都是下面人使坏，而且坏人中最坏的还是女人。江青的确干了很多坏事，国人皆曰可杀。但认真想一下为什么她过去做不了坏事，如果毛泽东不给她支持，她有那么大能量吗？
访问人：还是应看作是制度上的问题。
金春明：有制度上的，有习惯上的，也有毛泽东个人的错误，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历史还是得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尊重史实。毛主席伟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伟大，都正确。中国有个传统习惯，从孔夫子那里讲，有三讳：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们怨恨老人家，都希望他好。但确是老人家犯了错误，你给他遮盖，能遮盖得了吗？林彪、康生、陈伯达原来在党内还有些地位，“四人帮”中谁在党内有地位？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仅仅归结于党内出了几个坏蛋，是不行的。
访问人：如果这样，我们就不能正确总结“文革”的教训了。
金春明：这就像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讲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变仅仅理解为出了几个坏人，那就太可怜，太幼稚了。
第十种：即“左”倾思潮恶性发展说。这也是我持的观点。我们是根据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对历史作了充分的研究分析得出来的，也是现在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具体他说，可以把它概括成“三个恶性循环”。第一是“左”的理论与“左”的实践的恶性循环。这是从政治上思想上讲的。1957年反右以后，先是毛泽东从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误断开始，认为主要矛盾还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个误断是毛泽东提出来经八届三中全会同意的。根据这个精神后来搞了一系列运动。毛泽东曾说，北京是加工厂，材料是从下面来的，的确如此。毛泽东本来就“左”了，下面又有人投其所好，当然也有人是认识问题，有人是调查研究中的片面性，但汇总到毛泽东那里，他就会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再概括提高，贯彻下去，结果越搞越“左”。比如，认为农村三分之一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最早并不是毛泽东说的，是下面报告来的；工厂大多数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也是下面报告来的，还有官僚主义问题，夺权问题等等，都是从下面来的。毛泽东有个突出的思想特点，就是思考问题透彻，看问题深刻，善于抓本质、要害。如果他进行了正确的概括、总结会比别人深刻，反过来，他进行了错误概括也会比别人错误得厉害。就这样，“左”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着左倾实践，而左倾扩大化的阶级斗争实践（包括人为地创造“阶级斗争勺又仿佛为“左”的理论找到了实践依据，强化了左倾理论。这是第一个恶性循环。
第二个恶性循环是个人崇拜与集权体制的恶性循环，这是从组织上讲的。毛泽东并非不知道个人崇拜是错误的，但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论”，有意鼓励了个人崇拜。
比如1958年毛泽东讲有两种个人崇拜，就为个人崇拜开了绿灯。1959年庐山会议批了彭德怀，林彪上来后，第一篇文章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阔步前进》。林彪是有意识的极力推崇个人崇拜的，在他的笔记中就写着“得一人者得天下”。由于毛泽东本人的默认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陈伯达等人的推波助澜，个人崇拜就盛行起来了。本来中央的集权体制就容易产生个人崇拜，反过来个人崇拜又加强了集权体制。领袖被神化了，权力完全集中于一人之身，这样就出现了毛泽东个人可以否定政治局决议，凌驾于政治局集体之上的极不正常的局面。
访问人：看来林彪摸准了毛泽东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说研究透了。相反，我认为毛泽东没有看透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泽东在“山洞”里给江青的信，有人说那时毛泽东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这样认为。这封信的基本点是：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义去打鬼，我就自愿当了钟尴。你们看，他是在朋友和敌人之间进行选择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帮我打鬼的，“鬼”是刘少奇。他对林彪的基本估计是朋友，而且是帮助他打鬼的朋友。这对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泽东7尺写信，”8月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就把林彪提名为全党第二号人物，如果说毛泽东把林彪看透了，这个问题就难于解释。
访问人：记得好像有谁说过，1949年我们进城时，人们就想到将来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全春明：这个说法我没有听说过。但毛主席从井冈山时期起就欣赏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冈山时是连长，到1930年就当了红四军的军长。
访问人：好像长征那一段他们之间有点别扭，林彪曾建议请彭德怀出来代替毛泽东指挥。
金春明：毛泽东认为林彪是受了彭德怀的指使，被人当沧使。
访问人：毛说林彪只是个娃娃。
金春明：总的讲毛泽东对林彪一直很重视。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资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第一把手。这些都值得研究。
访问人：我们扯得远了，是不是请您谈谈第三个恶性循环。
金春明：第三是国际反修与国内反修的恶性循环。所谓“现代修正主义”问题，现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当时，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确实认为大多数党都不信马列了，变成了修正主义。再加上帝国主义的敌视和封锁，就更认为有必要在国内搞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批判运动一个接着一个。特别是中苏两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公开大论战影响巨大。国际论战也影响到对国内形势的认识。这两种矛盾交互作用，互为因果。
访问人：现在人们对修正主义的看法，似乎还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这样的。叫不叫修正主义值得研究。如西方对赫鲁晓夫的评价和我们就不一样。有的评价很高，有的很低。如：说他是伟大的改革者，失败的改革者，蹩脚的改革者，鲁莽的改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认他是改革者。我们还讲不讲他是修正主义，值得研究。我主张，不要笼统叫修正主义，修正主义已经被叫烂了，有些是弄错了，为什么还要捡回来用呢？这三种恶性循环作为理论分析是分开说的，其实作为现实生活是搅在一起的，错综复杂；很难单独分开。恶性循环的结果，最后导致毛泽东对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党内情况的错误判断：如果不来一场大革命，党和国家就要改变颜色。这样他下了错误的决心、发动群众搞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结果出现了一场巨大的全党和全民族的历史悲剧。
访问人：刚才您讲了“文革”的性质，“文革”的起因，再请您谈谈对“文革”的评价。
金春明：对“文革”的评价，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该不该彻底否定，能不能彻底否定，过去彻底否定对不对。说到底就是这个问题。到现在为止我还是坚持彻底否定的观点。这个问题我讲得最多，以至有人说“彻底否定”是我提出来的。我说不是，发明权不是我，是中央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这有文件作根据。其精神是源于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讲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也不是社会进步，它没有提出任何建设性纲领，只能造成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证明，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坚持彻底否定观点，就是贯彻《决议》。龚育之同志曾说：《决议》既是政治权威，也是理论权威。这个话我赞成。所谓政治权威，因为它是中央全会的决议，作为党员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就是要和党中央的正式决议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个领导人的某次讲话保持一致。所谓理论权威，因为它是集中全党智慧的结晶，是拨乱反正的集中表现。《决议》代表了我们党对党的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经过十年的检验证明是站得住的，所以今天必须坚持。
访问人：现在对“文革”是不是还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种观点认为，如果彻底否定了“文革”，就是违背了毛泽东关于一分为二的辩证法。我觉得不能这样看。我们说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学上说的肯定、否定，也不是从扬弃意义上说的否定之否定，而是从政治上讲的。为什么要加“彻底”二字，就是表示“坚决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话，就是“干净、彻底、全部”，必须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说它史无前例吗？已经空前了，那就让它绝后，决不能再搞了。搞一次“文革”已经伤筋动骨落后了许多年，再折腾受得了吗？再折腾，中华民族就真的要被开除球籍了。
我们说彻底否定，还因为《决议》是在坚持辩证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一分为二不是折衷主义，也不是说任何事物都只能有好有坏，都要好坏兼半。有的事就是坏事，比如黄色的东西就是坏的，这还能讲一分为二？什么事都机械地一分为二，这也是走极端，把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混淆了。
还有人认为，“文革”十年还是有成绩的，比如粮食产量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修起来了，卫星上天了等等。这样认识也是混淆了概念。我们说彻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不是“文革”十年。历史是客观存在的，怎么能否定了呢？十年历史和“文革”本身是两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的政治运动，我们否定的是这个运动，而不是历史。如果没有“文革”，那些生产会搞得更好，成绩更大。如卫星上天，如果你们看了聂帅的回忆录就会知道，卫星早就做好了，并准备发射。给中央打报告时，让晚点发，等开“九大”时再发，好证明是“文革”的胜利成果，所以推迟了。哪里是“文革”的成果嘛！南京长江大桥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来早就该通车，因为“文革”起来后建桥工人打派仗，所以推迟了通车。你说这是“文革”成果，还是“文革”错误？如果没有“文革”，大桥早就通车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不是十年历史，十年中党和人民特别是广大工农群众坚持生产和工作，坚持科研，都是应该肯定的，不能否定。
还有人认为彻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泽东。这个也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泽东，也不是彻底否定毛泽东的晚年。《决议》已明确肯定毛泽东功大于过。即使晚年犯了“左”倾的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他还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张。当然哪些是对的，可以具体研究，有人估计高些，讲了九条或几条，有人估计没那么多，都可以讨论。
而且我特别感到，“文革”的后遗症至今仍然存在，随处可见。如姓“资”姓“社”的问题，就包含着“文革”思维定式后遗症的体现。因为“文革”中特别流行着两种观点：一个是只有两边，你站在哪一边？红卫兵念毛主席语录：什么人站在革命方面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对方面就是反革命派。还讲：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变成两极化了。世界的事情本来是很复杂的，并不是那么简单，不是拥护就是反对。毛泽东的话，本来是在抗战时期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讲的，有根强的针对性。把他的话离开具体的时间、条件，统统拿来套，就会出问题的。有一个当时流行的观点是：事事连着纲和线。无论什么事都上纲上线。比如，在于校劳动时，不小心碰坏了一把锹，说你不是劳动人民的感情，是资产阶级的感情。上纲上线，批评个没完。实际上并不是事事都能上纲上线，有些事是要上纲上线的，但大多数不是。特别是在今天，我们已经明确提出大多数事情都不具有阶级斗争性质，还要上纲上线，就完全错误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随便都提到纲上去。联想到历史，王明路线错误时间只有四年，我们用了十年中间还经过了延安整风才得以彻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后有二十多年，“左”倾思想方式可说是家喻户晓，要彻底清除其影响，决非易事。
访问人：我觉得，这主要靠实践。
金春明：实践是需要的。但实践也还需要总结，需要等待，不能立即见效。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项宣传的任务，就是宣传《决议》的精神，贯彻《决议》的精神。这项任务要靠我们历史工作者、理论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于中共中央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