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绍畴
陈绍畴，广东东莞人，1934年6月生。长期从事中国现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刘少奇研究组副组长。主要著作有： 《刘少奇在白区》、《白区斗争纪实》（合著）；发表的论文有：《刘少奇与白区工作的转变》、《刘少奇与华北上层统一战线》、《党的白区工作会议述略》等。
由陈绍畴谈这个题目，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研究刘少奇，已花了十年功夫。所谓“十年磨一剑”，恐怕指的不光是功夫，还有“潜心”“专门”的意味蕴涵在里面。看了下面这篇谈话，读者能感受到吗？
从相识到相知
访问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毛泽东和刘少奇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巨人，他们的交往、友谊曾对中国现代史留下了影响。请就您的研究对这两位伟人之间的交往谈谈看法。
陈绍畴：毛泽东和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第一代主要领导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革命事业。他们之间最早的交往应从1920年说起。那年秋天，毛泽东在湖南筹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刘少奇这时从北京回到长沙，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他们的交往从这时就开始了。
但他们直接的交往还是在安源罢工时。安源罢工前，毛泽东曾去安源考察，了解工人运动情况，觉得罢工条件已经成熟，考虑派一名“得力的人去安源”，协助李立三加强对罢工斗争的领导。他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派少奇同志去“最合适”。那时少奇刚从苏联回国不久。刘少奇肩负重托，于1922年9月11日抵达安源。他去安源的前夜，毛泽东约他在清水塘作了一次长谈。毛泽东从安源工人痛苦生活，谈到安源工人渴望解放的要求，从对工人进行启蒙思想教育，谈到组织工人革命团体、领导罢工的具体策略。毛泽东希望刘少奇依靠安源的党组织和工人群众开展工作，他在领导罢工中，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定下的“哀兵必胜”的策略做的，提出了“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的口号，结果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在刘少奇和李立三的带领下取得罢工的重大胜利。安源罢工后及大革命时期，刘少奇主要在城市搞职工运动，成为深受工人爱戴的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之一。
大革命失败后，刘少奇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先后在河北、上海、东北等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毛泽东主要领导农村武装斗争。秋收起义后，他深入农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们分别战斗在两条战线上，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领导中国人民继续革命斗争。
访问人：两条战线，一个是苏区斗争，一个白区斗争？
陈绍畴：是的。当时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合法存在，一部分继续留在城市，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一部分转入农村，在四周白色政权中间，创建革命根据地。这样在中国广大的土地上便出现了两个政权相互对立的局面，一个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政权 （苏维埃区域），一个是国民党的白色政权（白色区域）。这两个性质不同的区域同时存在，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要采取两种不同的斗争形式：一种是农村的武装斗争，这是主要的，另一种是城市的和平斗争，包括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从而我们党的工作也就分为苏区斗争和白区斗争这两条战线。刘少奇主要是领导白区斗争，这是配合农村武装斗争的一条重要战线。刘少奇在白区工作方面所建树的历史功绩，不仅为全党所熟悉，而且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访问人：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是怎样评价的呢？
陈绍畴：1943年春，薄一波同志回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在谈到白区工作时，毛泽东说：中国革命有两个方面军，苏区是一个方面军，白区是一个方面军，少奇同志就是白区的代表。我体会，这两个方面军，或者说这两条战线的相互配合，相互支援，正是中国革命的一个特色。刘少奇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其中对白区工作的贡献，是他最富有特色的贡献之一。因为他不仅在实际工作中，而且在思想理论上提出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策略原则，成为毛泽东策略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刘少奇这方面的贡献，党中央也有很高的评价。1941年9月10日，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王稼祥在会上发言说：中国党过去的思想方法论，存在着机械唯物论、形而上学同唯物辩证法的对立。在苏区“毛主席代表了唯物辩证法，在白区刘少奇同志是代表了唯物辩证法”。也就是说，毛泽东和刘少奇在领导中国革命中，在思想理论方面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善于坚持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
访问人：延安整风时，毛泽东曾写有几篇笔记，谈到这段历史，其中对刘少奇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陈绍畴：对，毛泽东的笔记，是专门批驳王明“左”倾路线的，一针见血，非常深刻，从中可以看得出毛泽东和刘少奇在思想路线上，在坚持运用唯物辩证法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上是相通的。
“左”倾教条主义者指责刘少奇，集中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形势的估计，二是所谓领导权问题，三是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毛泽东在笔记中就这三个问题，批驳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的种种表现及其理论上的谬误，同时对刘少奇在白区工作中的作用，以及他提出的主张给予充分肯定。“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全国一切地方的领导 （包括白区的、苏区的、红军的）都是“机会主义的动摇”，甚至连中央职工部的领导和中央宣传部的某些人也都是“机会主义”。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他们指责白区工作同志对形势估计不懂辩证法，“丝毫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指责刘少奇对工人运动作了“悲观失望的估计”。对此，毛泽东写道：什么叫作辩证法？老爷却一个字也没有说出来。他说的是：凡不听老爷命令的叫做不懂辩证法；凡听老爷命令的，叫做懂辩证法。世上有这样一种辩证法吗？辩证法难道是这样讲吗？辩证法是讲对立统一法则的。毛泽东说，“你们要注意到，是有不少的地方党部提出了和临时中央的盲动主义相对立的正确主张，可见我党在国民党区域工作中，不但有刘少奇同志那样的正确的领袖人物，而且有不少类似他的同志。可惜一概被临时中央斥之为 ‘机会主义者’”。
关于领导权问题，“左”倾教条主义者引证了刘少奇1931年给临时中央两封信中的几段话，攻击刘少奇“深深的陷在机会主义的泥坑中间”，而标榜自己是什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这里明显的摆着两种马列主义。“左”倾教条主义者的“马列主义”是不顾时间、地点与条件的，这一切都不成问题。他们的特点是夸夸其谈，随心所欲，无的放矢，不顾实际，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便是了，这是主观主义的胡说。毛泽东又说：真马列主义的特点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顾及时间、地点和条件，这是唯物的辩证的革命观。“左”倾教条主义者是前者的代表，而刘少奇同志以及还有许多的同志是后者的代表。他说，刘少奇同志的见解之所以是真理，不但有当时的直接事实为之证明，整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执行时期的全部结果也为之证明了。
关于革命不平衡问题，“左”倾领导曾对刘少奇也是横加指责，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也肯定了刘少奇的主张。他说：少奇同志是承认工农之间、工人内部之间的发展都有不平衡状态存在的，但他既没有怀疑领导权，也没有投降反革命，他是讲究革命发展不平衡的。毛泽东还讲了一段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关系的话，指出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个好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里可以看出，毛泽东在苏区、刘少奇在白区同“左”倾教条主义作斗争，他们都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坚持了唯物辩证法，这正是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亲密战友的思想基础。
毛泽东支持刘少奇
访问人：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纠正了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错误，但对过去白区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还没有进行系统的批评和总结。所以党内有很多干部，对于过去的错误性质还缺乏正确认识。在转变白区工作路线方面，刘少奇冲锋在前，毛泽东全力支持了他，是吗？
陈绍畴：是的。应该说白区工作的转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争论的中心问题是：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是不是犯了“左”的错误？这主要表现在1937年5月中央召开的自区工作会议上。这次会议开得比较长，为什么长？就是因为思想不统一。5月17日开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自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他认为，白区工作的指导方针基本上是错误的。至27日为一阶段，思想分歧非常大，从会议记录看有点开不下去了，据说刘少奇还急得生病了。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开会，专门讨论白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毛泽东也参加了。从这个会议反映的情况来看，中央领导层也有不同意见，主要表现在三个问题上：一是对过去白区工作到底怎么估计，有人认为工作上虽然有错误，但路线是正确的，有人认为“左”的错误是主要的；二是对白区工作转变的两重性质如何认识，是由于形势变了而提出策略要发生变化，还是因为党内存在“左”的历史传统，需要纠正“左”的思想；三是如何正确认识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的关系问题，也就是策略方针的运用问题。
6月4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明确回答了上面提到的三个基本问题，支持了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并且对刘少奇在白区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他说，“少奇对这问题有丰富的经验，他一生在实际工作中领导群众斗争和党内关系，都是基本上正确的，在华北的领导也是一样，他一生很少失败，今天党内干部中像他这样有经验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实际工作的辩证法。”“在他具体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时，他也基本上是对的，是勃勃有生气的，他系统地指出党在过去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所害过的病症，他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我觉得这两段话相当精彩，对刘少奇的评价相当高。
访问人：毛泽东说刘少奇是“一针见血的医生”，指什么呢？
陈绍畴：我的体会是指刘少奇在领导白区工人运动方面的功绩，同时也点出了刘少奇的思想特点。他向来以观点的鲜明性和尖锐性著称。1988年刘少奇90周年诞辰时，有一位老同志写的一篇文章曾提到这一点。刘少奇在讨论问题时毫不隐蔽自己的观点，而且力求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也素以论证充分、逻辑性强见长，他的文章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使人心悦诚服，即使你不完全同意，也难以辩驳。刘少奇在思想理论上看问题一捅就破，他有一种捅破窗户纸的本事。当然有时捅得狠了，批评人很尖锐，有些人就接受不了。刘少奇在北方局以及后来在华中，都是独挡一面，主持一个大战略区工作，成绩卓著，所以1942年底调回延安，成为中央领导核心的一员，参与党中央的全面领导工作，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他们有着共同的特点
访问人：在思想方法上，毛泽东和刘少奇有什么共同的特点呢？
陈绍畴：一下子很难概括出他们的共同特点。他们是我们党的理论大师，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他们坚持唯物辩证法，把马列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小平同志说，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他们具有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科学态度，从分析具体情况出发，制订党的政策和策略，去指导革命斗争，再从革命实践中去检验这些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这样才使得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起来。他们有坚持真理的革命胆略。刘少奇曾讲过，坚持实事求是就是坚持真理。他特别讲到，“要实事求是还要有勇气。没有勇气，就不敢实事求是”。在20年代后期、30年代初期曾出现把马列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神圣化的思潮泛滥的情况下，他们敢于顶住错误路线，是很不简单的。他们理直气壮，永远不怕真理，勇敢地维护真理，把真理告诉别人，为真理而战斗。反对主观主义，反对形而上学。他们有开拓创新的革命勇气，这一点他们也是很突出的。坚持实事求是必须有高度的革命精神、革命勇气才能做到。没有创新谈何发展马列主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们两人大部分时间不在一起，分别在苏区和白区两个战线上，勇于实践，勇于探索，这才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
对于毛泽东思想，刘少奇有一份功劳
访问人：对于毛泽东思想形成和“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刘少奇做了不少工作。这个问题您是怎么看的？
陈绍畴：毛泽东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我们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刘少奇说过，毛泽东思想只能由中国无产阶级的代表人创造出来，而其中最杰出最伟大的代表人，便是毛泽东同志。我们党能够成功的把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最后形成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功劳还是归功于毛泽东。他对马克思主义精髓的理解，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国情的认识，以及他的理论概括能力，都是伺时代人不可比拟的。以他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中的一系列经验作了理论概括，逐步形成毛泽东思想。因此“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是历史的必然，在40年代那个时候应该是呼之欲出的。明确使用这个概念有刘少奇的一份功劳，当然也还有其他同志的贡献。但我认为，全面论述毛泽东思想的还是刘少奇，特别是他在“七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的概括和全面的论述。至此，毛泽东思想才作为一个科学概念，作为党的指导思想正式确定下来。
访问人：在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方面，您认为刘少奇作了哪些贡献？
陈绍畴：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过程中，刘少奇和其他党的领导人都作出了巨大贡献。刘少奇作为我们党内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某些见解方面，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为毛泽东汇总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作了许多准备，有的被毛泽东吸收或概括在他的著作之中，成为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比如，刘少奇关于白区工作策略思想，被毛泽东在《论政策》等文中加以吸收，概括为“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就是一个例子。还有，刘少奇善于把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作出富有创见的理论概括，补充、丰富、发展了毛泽东论著中的观点。有些毛泽东的著作中没有充分展开阐述的观点，刘少奇作了多方面的精辟的阐述，在某一点或某个方面使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更深化了，使它的含义向前推进了一步。比如，大家很熟悉的，在党建方面，毛泽东曾提出要建设一个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怎样去建设呢？刘少奇写了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部著作，以细胞同人体的关系作比喻，说明党员修养的重要性，指出党员修养的途径，丰富了党的建设的理论，这一点是非常突出的。又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理论，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作过阐述。这方面，刘少奇又作了补充、发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著作中的许多观点。他最早提到“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概念，是1944年5月20日在陕甘宁边区工厂职工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45年他在“七大”的《论党》报告中，又讲到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提出四个“只有”，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在民主革命彻底完成以后，只有中国社会经济在新民主主义国家中有了一定程度的充分发展以后，只有在经过许多必要的准备步骤以后，并且只有根据中国人民的需要和意愿，才能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的与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以后他在1948年的九月会议和华北财经会议上，直到建国初期，他对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基本上形成一套想法。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他肯定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存在，认为在中国的历史条件下，要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不可能的，而必须经过一个不可逾越的新民主主义阶段，并把这个发展阶段看作是一个相对稳定的历史时期，以此作为一个中间环节或过渡的阶梯；第二，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过渡性质的社会，在经济上就是有五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成分同时存在，既有社会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第三，他指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刘少奇在讲这个问题时，有时用词不太严密，把主要矛盾和基本矛盾这两个概念混用。他主张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不能马上消灭资产阶级，不能过早消灭私有制，这一点则是对的。
访问人：他主张用什么方式解决呢？
陈绍畴：他主张让私人资本主义有一个和平发展，充分发挥它在发展经济中的进步作用，指出伤害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无疑是破坏目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的。认为等到条件成熟时，再让资本家接受和平改造。他认为要消灭资本主义，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生产力要发展，一个是让资产阶级不反对社会主义，用赎买的政策。所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强调我党对资本家的政策是又联合又斗争，今天重点是联合，而且指出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
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是符合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的。毛泽东后来提出批评，不是在这个问题上。
访问人：在什么问题上？
陈绍畴：建国初期，毛泽东批评“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我们未发现刘少奇有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说法，他是说要“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这是就社会制度而言的，他是把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同发展生产力，摆脱贫困落后联系在一起，强调首先要发展经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是他的第四个观点。他说，我们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件是推翻三大敌人的统治，解放生产力，第二件是发展经济事业，逐步实现工业化。指出实现工业化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全国最大多数人民最大的要求和希望，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最基本的任务。他说，现在第一件事情已经基本上做好了，如果不接着把第二件事情做好，那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摆脱贫穷落后，实现工业化，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必需的经济基础，可以说，这是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访问人：刘少奇设想过新民主主义时期有多长？
陈绍畴：这也是我想说的刘少奇在新民主主义问题上的第五个观点，他认为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估计至少十年，多则十五年、二十年。建国前他就有这个思想，从七届二中全会到1951年他多次讲到。毛主席当时也赞成。
访问人：毛主席自己也说过，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大概要十年到十五年。
陈绍畴：刘少奇强调过渡时间的长短要看生产力发展状况而定。指出不要过早采取社会主义步骤，“超出实际的可能性，过早地、过多地、没有准备地去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那是一种冒险主义的倾向”。认为“在中国采取社会主义的步骤，必须根据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和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要求”。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主要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一个是农民问题。
访问人：在这两个问题上，两位领袖人物有了分歧。
陈绍畴：是的。刘少奇认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他主要是从战略意义上，更多地把鼓励私人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一个长远方针来看待的。毛泽东则更多地是从策略上来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对农民问题，刘少奇设想分三个步骤，第一步是完成土改，把农民从封建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第二步是发展供销合作社，通过流通领域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让农民休养生息，也在发展进行中；第三步是槁农业生产合作社。土改后，农村中出现了自发势力，党内有不同认识。刘少奇认为自发势力是经济发展的表现，是不可避免的，并且也是不可怕的。当然，也不是让其自流，而要加以领导。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意见有不同看法。他主张土改后趁热打铁，及时把农民组织起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农业集体化。在怎样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问题上，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具体的思路也不一样。当然，刘少奇所阐述的某些观点，有些是不成熟的，也不完善，但对于我们党从理论上实践上认识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非常重要的。
访问人：整个说来，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和刘少奇配合得非常好，他们互相支持，很是默契。夺取政权后，在对待资产阶级和农村工作问题上渐渐产生分歧，这就是他们后来悲剧的原因吗？
陈绍畴：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要说清楚还须花相当的功夫。
1992年7月10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