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剑横，1935年生，四川成都人。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硕士生导师。长期从事理论教学、宣传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国外毛泽东研究述评》，并主编了《毛泽东思想史》、《毛泽东战略思想研究》、《毛泽东过程论思想研究》等。
7月的成都，细雨绵绵，不冷不热。我们趁一次开会的机遇，拜访了毕剑横教授。他在这个领域已耕耘了十几年。下面这篇谈话，既是对他以前研究的总结，又是他今后研究的开始――我们这样想。
访问人：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来源研究，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基本没有涉及，也谈不上专门研究，近些年这个课题热了起来。作为一般读者，总觉得“传统文化”是个时髦名词，又是个中立词。人们想了解这方面情况，恐怕更关心的是想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是什么？它最核心的内容有哪些？毛泽东是怎样继承中国优秀文化传统的？你在这方面有专门研究，并出版了《毛泽东与中国哲学传统》一书，我们想请您谈谈有关方面的情况。
毕剑横：我想，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把我怎么研究这个课题的过程讲一下，中间可以穿插我的观点，这样谈更活泼。
访问人：好的。
毕剑横：对中国传统文化问题，我是从研究毛泽东思想体系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才开始接触的。当时我们协助杨超同志整理他的第一本书《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他谈到一个观点，认为：中华民族是富于辩证思维传统的民族，植根于中华民族这块土壤的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不仅与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客观辩证运动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而且与中国的辩证思维传统也有着甚为密切的关系。因此，我在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时候，便注意发掘和整理中国辩证思维传统的丰富资料，并把这二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我认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既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个实际不仅有现实的实际，还有历史的实际，历史的实际就涉及到历史上的传统文化。中国的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我在清理诸如烟海的古代典籍时，首先从哲学传统方面来清理，而在哲学里又首先从辩证思维传统来研究。因为我对历史有点癖好，喜欢看古代典籍，杨老便让我首先收集关于辩证法方面的资料。经过努力，我想理出一本近10万字的《中华民族辩证思维传统》的专题研究资料。
访问人：这项工作从哪一年开始搞的？毕剑横：十多年前，那还是刚粉粹“四人帮”后不久，是1977年初的事情了。“文革”中，杨超被迫害、投入监牢，这反而使他能集中精力，认真细致地钻研毛泽东著作。1967年至1969年他写了几十万字的学习笔记，在这个基础上写成《试论毛主席哲学思想体系》初稿，以后正式出版，改为《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
访问人：我看到过初稿，是个白皮本子，有30万字的样子。
毕剑横：杨超同志恢复工作后，担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他就组织张伟民、彭泽农和我等6个人，成立了一个“‘两论’学习研究组”，对他的书稿进行整理修改。他早就对这个问题思考过，但当时由于身处逆境，不可能接触那么多史料、但根据他过去读的书，觉得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里，有很多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的材料。他给我提供了线索，说首先有三本书：《易经》、《道德经》、《孙子兵法》辩证法思想非常集中、丰富，但又不要仅限于这三本书，在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里也有许多材料。因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特点是什么都有，不一定是专门的辩证法专著，也许是政论性的、伦理性的，里面也有丰富的辩证法思想，甚至在诗词歌赋、琴棋书画以至民间格言、谚语里，也蕴含着大量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资料。资料搜集后再进行第二步，和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联系起来，看是不是源流的关系，是不是批判地继承中国文化的优秀遗产。我的研究工作就是这样开始的。十多年前，我年富力强、精力充沛，不分昼夜，不分巨细，用一年多时间，搞出十多万字的材料。收集的结果，辩证法方面的材料的确不少，但已越出了这个范围，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的材料也有，涉及到军事、政治、伦理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我都汇集起来了。
访问人：认识论方面是不是也有很多？
毕剑横：当然，如在知行观方面的材料也不少，所以，集中起来就大大越出了辩证法的范围，旁及到认识论、朴素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军事、政治、伦理道德等各个方面，基本上哲学的各个部分的资料都有了，这些丰富的资料的确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理论思维传统的民族。
这些材料对我很有启发，但总要和研究联系起来，不是光为占有材料而收集材料，我们的目的是为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而服务。它究竟和毛泽东哲学思想有什么关系？这就需要好好研究。收集材料固然要下功夫，但要驾驭、分析它，对我来说的确很困难。后来我就去请教学者专家。武汉大学教授肖■父是我的老师，他在中国哲学史学界颇有名气，也参加了杨老那本书的讨论。我对他说：我收集了不少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材料，想把它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源流联系起来研究，不知从何着手，您看怎么办？肖教授给我提出个方法，对我有很大启发，他说：你可用“逆追法”。你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不是提出了个三条线的观点吗？既然坚持这个观点，就沿着三条线往上追。当时我们以杨超同志为首的这个学派，认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毛泽东哲学思想也是个体系，这个体系的特点概括为。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矛盾学说为纲要，后来又加上：以实事求是为主线 （或精髓）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于是我就沿这三条线往上追溯，在矛盾学说方面，我往上追溯到古代的朴素辩证法、追溯到古代的矛盾观，一两观，然后联系起来研究；在实践理论方面，《实践论》的副标题“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对我很有启发，就从知行关系往上追溯，并把这与认识和实践的关系联系起来研究；“实事求是”也是这样，原话从哪里来的？当时是表达什么意思？后来怎样有了哲学的意义？毛泽东是怎样继承改造成现在的意思的？等等。看来方法问题很重要，经老学者一指点，我就豁然开朗了，不然真是“老虎吃天―无法下口”。所以，我最初是抓住这三条线往上追，结果自然而然地把它们联系了起来。矛盾观、一两观、对立统一思想在《易经》等三本书里很集中，如《易经》中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等；生与死、柔与刚等，能列出几十对；《孙子兵法》有各种对立统一的转化，如强和弱、胜和败等等，这样一直“追”到明清。访问人：除先秦这三篇外，两汉、三国、一直到明清，这些古代文献你是否都查了一遍？
毕剑横：先秦以后的文献也很丰富，如汉代的王充，南北朝时期的范缜，唐宋时的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张载，明清时的王夫之等等，后来我稍微旁及到近代如严复，近代不大多，但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唯物主义、无神论发展的线索。
访问人：孙中山呢？孙中山在知行观上有许多重要论述。
毕剑横：孙中山的著作我也查了，虽然他有机械唯物论的色彩，但也还有许多辩证法思想。我感到，孙中山的知行观有些和毛泽东的认识论比较接近。把这些材料集中起来看，的确可以看出毛泽东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化是一个批判继承的关系，从春秋战国时的“知之非难，行之惟艰”，一直到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这就贯彻下来了。
“实事求是”一词，我们查到最早是在《汉书》里出现的，出在《河间献王传》，书中称赞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唐朝的颜师古把这段话训为“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表明“实事求是”在当时只是指一种“求实”的学风，还不是像现在这样表述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实事求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学风一直流传下来，而且发扬光大。毛泽东最早也受到“实事求是”传统学风的影响，他早年读书就受到胡适、梁启超甚至曾国藩等人的影响，这些人对实事求是的学风是推崇的。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我“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那么，毛泽东什么时候把“实事求是”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呢？我们追到最早是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毛泽东对此作了逐字的科学解释，他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因此，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既然要从客观存在的事物中探求规律性，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什么？从那时开始，“实事求是”已经完全不是原来的含义，完全不限于学风，而是已经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了。所以，我们就以《改造我们的学习》作论据，说明毛泽东批判地继承和革命地改造了“实事求是”这个传统概念，使它具有了全新的含义。
访问人：毛泽东对“实事求是”的新解释，也是对他前面那段理论创作和实践的总结，因为从发表的时间上看，《实践论》、《矛盾论》在前，《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后。
毕剑横：你说的这个问题很好，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两论”就集中阐发了他的这种思想，虽然“两论”中还没有出现“实事求是”的字样，但如果提到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高度来考察，那么，实际上“两论”就是“实事求是论”或“论实事求是”。对知行观的改造就是明显的例子，毛泽东为什么在《实践论》上加个副标题？“两论”重新发表后，注家蜂起，很多人写了阐释“两论”的书，其中毛泽东最欣赏李达的，因为李达把这同知行观联系起来，他很赞赏。所以，《实践论》总结的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学说，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知行关系的论争的总结，还有对前一时期中国革命实践的总结。通过总结起了一个质的变化，已经不是朴素的知行观，而是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观了。
访问人：他是很巧妙地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中国传统的知行观高度地统一了起来。
毕剑横：这比以前的认识上升了一步。看来我们研究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要把马列主义发展史这条线，还要把包括中国哲学史在内的中国思想史这条线联系上，理论渊源不仅有西方，还有东方。当然，主线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列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但另一条线也是不可缺少的，作为毛泽东哲学思想来说，既是对中国优秀哲学遗产的批判和继承，也是对中国优秀文化遗产的批判和继承，因为哲学是毛泽东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础。这样，就形成了我们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来源不仅有马列主义这条主线，还有中国传统文化这条副线，或叫主要来源或次要来源。杨超同志说：就叫“两源说”，说得确切点，是“有主次的两源说”。这个观点提出后，对主线没有什么争论，对次线就有很大的争论，最早发生在我们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
访问人：这是哪一年？是不是在真理标准讨论前后？
毕剑横：真理标准的讨论已经开始了，大约是1978年11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那次讨论会的热点是关于“两源问题”，有人根本否定“两源”，认为只有“一源”，他们说，中国的封建社会最长，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自然是封建文化，如果说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那么毛泽东思想里是不是还包含有剥削阶级的文化，这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纯洁性。这个反问够厉害的，但我们又不甘心，因为我们接触了大量材料，既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体系，是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的马列主义是和中国现实相结合的，那么，中国的现实是怎么来的？是历史来的嘛！既然承认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那么，中国的实际不能仅仅是现实，因为现实是从历史发展来的，中国的今天是由昨天发展而来的。这样就辩论开了。辩论有好处，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还有思考的。那时“一源说”还占上风，我们是少数，当然，也有些地方可能我们表达得不清楚、研究得不深，但我们的基本观点不能放弃。
访问人：那时，杨超同志出来说话了吗？
毕剑横：他知道这些情况，但没有发言。当时我们主要是为书稿征求意见，不管什么意见都要虚心听取。但观点还是要坚持。不然，说明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怎么来的，而脱离了中国历史也是说不通。事实上，在毛泽东的著作中，大量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批判地改造和汲取了中国优秀的传统思想，他在阐述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和党的方针政策时，不仅字里行间辩证地融合了这些思想，而且还直接引用了不少中国古代典籍。但持“一源说”的同志，又从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找到一个论据，即“中国今日发展着的辩证法和唯物论哲学思潮，不是从继承与改造自己哲学的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而来的。”还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遗产，必须进行“批判”的“清算”。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原文，便可发现，毛泽东在 《提纲》中还有段涉及中国古代文化关系的话，他说：“现代的唯物论，不是过去各种哲学学说之简单的继承者，他是从反对过去统治哲学的斗争中，从科学解除其唯心论和神秘性的斗争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辩证法唯物论，继承了过去文化之科学的遗产，同时又给此种遗产以革命的改造，形成了一种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最正确最革命同最完备的哲理的科学。”这就最有力地驳斥了“一源说”的观点。因为毛泽东不是否认他的哲学思想与中国传统哲学的联系，否认它们之间的继承关系，而只是说明这二者“不是简单的继承”，也就是说不是全盘地继承，而是批判的继承，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对古代哲学遗产应当“批判”和“清算”，也正是这个意思。因为“批判”不等于全盘否定，“清算”也不等于完全推翻。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文化，决不可能是在空地上创立的。作为意识形态，当然是现实经济基础的反映，另外，它又同过去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成果有联系，这种联系，不是笼统的接受下来，而是批判地继承，是一种“扬弃”，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有人也抓住这段话，认为毛泽东说得不严密。我们说，毛泽东不是专职教员，他的讲课提纲是在一种比较紧的情况下写的，考虑得可能不严密，也可以抓出漏洞，但从毛泽东一贯的思想来看，他对历史文化不是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这方面的论述太多了，从《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直到 《论人民民主专政》，都是讲怎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甚至用肠胃运动来说明哪些应该吸收，哪些要排泄出去。毛泽东在青少年时代就读了大量古代典籍，这方面的修养很高，他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并没有简单地否定他过去读过的东西，而是批判地继承并加以革命的改造，很多东西都是“古为今用”，赋予了新的含义。他不仅这样说，而且把它作为党的方针提出来。
我觉得在理论探讨中有争论很有好处，可以从不同观点的争论中思考别人的合理部分，人家抓住了你表述不严密的地方，促使我们把论据搞得更充分，更有力，论证也更严密，的确是个促进。后来我们在杨超同志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写了我们的观点，现在看来，这个十多年前的论述可能比较肤浅，只是亮明观点，然后分门别类用史料说明，仅仅限于这个，把它贯通起来，糅和在一起差一些。但这确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光明日报》还予以转载。
以后，赞同“两源说”的比较多了，看来否定毛泽东思想有两个来源，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历史文化只有批判而无继承的观点是说不过去了，有人就提出所谓“批判地继承”，仅限于形式而不是内容，也就是说，只有形式上的继承，“旧瓶装新酒”，毛泽东只是运用中国的语言、中华民族的形式来表达马列主义，而在思想理论上并没有继承中国古代的东西。我不同意这种看法，我认为，形式上的继承是肯定的，那么在内容上有没有批判地继承关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我觉得这两者的关系是双向的：一方面，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对中国古代历史文化遗产加以分析、鉴别、批判地继承；另一方面，在阐述马克思主义时，又把中国古代优秀的文化内容也参加进去，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访问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哲学思想，在其他方面是不是也很显著？
毕剑横：因为我们是先从哲学着手，搞了辩证思维传统，又搞了唯物主义和无神论传统，还有在认识上对古代知行观的总结。除了这些之外，军事问题又增加了一章，政治学说、伦理学说又增加了一些内容和说明。
访问人：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也很丰富，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论著，如《为人民服务》、《反对自由主义》等，这方面你们也搞过吗？
毕剑横：我们从整风文献中发现，不仅毛泽东，而且党的其他领导人，如刘少奇在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中，涉及道德、伦理问题也大量引用了古代典籍。这是宣扬封建道德吗？不是。已经完全是无产阶级的伦理观，但用了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形式，把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给予了全新的解释。毛泽东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和《愚公移山》这三篇著作确实是思想教育的好教材，也是中国伦理思想的典范。他不仅举洋人（白求恩）、举革命队伍中的人（张思德）作为范例，还举了古代寓言里的愚公，是形象化的民族精神的体现。
访问人：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在毛泽东和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课题上，还需要在哪些问题上有所拓展，有所发掘？
毕剑横：尽管我们重点研究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重要方面，但还不够，在其他方面还要加以拓展，尤其在军事、政治、经济、伦理包括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根据我们初步接触的史料，在这些方面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
比如军事思想。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举世公认的，当然他主要是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并上升为军事理论，但中国古代兵书相当丰富，他是不是也吸收了古代兵书中的精华？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很长，历朝历代真是“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有统一，有分裂；有和平，有战争，因而古代文化遗产中的军事著作很多，毛泽东又有那么深的古文功底，他是怎样在总结现代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这些丰富的军事学遗产的？的确值得很好研究。
再比如政治艺术。杨老有个想法，他说，中国古代政治策略太丰富了，兵书、三十六计都是策略，毛泽东在这方面也有许多“批判地继承”。我们翻阅了有关史料，如“民以食为天”，“以民为本”等这些思想很可贵，当然其中也包含历代统治阶级推崇的统治术，即所谓“南面之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但比较开明的统治者却深谙“水可以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因而能重视人民，以民为本，注意民心的向背，不然要翻船，这里是不是也有“合理内核”？
访问人：我们可以叫领导方法、领导艺术。
毕剑横：这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后的概括和表述，尽管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但可以进一步研究。
还比如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中国古代的哲学和伦理学往往很难分开，在教育上还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当然它的 “德”是封建道德，“三纲五常”、“四维八德”、“智仁勇”等等，但它把思想教育放在首位，按照它的思想要求去塑造人、教育人，这个方法可以学。毛泽东也是这样，他强调把思想政治教育放在首位、先解决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在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上他都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倡导启发式、废止注入式等。这说明中国文化有这个好的传统，并在毛泽东那里得到了新的解释和发挥。
总之，在军事、政治策略、伦理教育等方面，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有不少优秀的遗产，有的至今不衰，还有它的活力，当然，这个活力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改造，赋予了它新的内容。
访问人：国外的学者对这些非常感兴趣，当然他们的理解有他们的角度，我们不一定完全赞同，但对他们说得有道理的，对我们的研究也是个启发。
毕剑横：我们和国外的学者也有些交流，在接触中也感受到了。他们研究角度和观点我们不一定赞成，如把毛泽东看成是民族主义者，是大儒，还有的认为他是民粹主义者。但他们很重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关系，也有一些比较客观的学者，如施拉姆、特里尔等，有些见解很可取，他们研究毛泽东思想，总是把他和中国历史文化传统联系起来，而且信息多，这给我们很好的启发。国外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把这些作为热点和重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而且出了成果，为什么我们自己反而不去研究？说到拓展，也有一个和国外交流的问题，这肯定是个热点和重点问题。在和国际学术的交流中，我们应该拿出自己的研究成果，不能只限于对“雄文四卷”的铨释和注解，或只是对毛泽东思想某些理论原理本身的阐释和说明。应当对毛泽东的生平和思想，从多角度、多侧面进行研究，从纵深方面发展，既要从过程上进行历史考察，又要从各个领域深入进行探讨，在我们的研究论著中，既讲出历史的本然，又讲出所以然，既要有深度，又要有新意。这样，我们就不会在国际交流中汗颜了。
1993年7月15日于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