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允升，1935年生，浙江义乌人。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著作的编辑研究工作，现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译东研究组副研究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毛泽东年谱》（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编辑和起草。主要著作有《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合著）、《韶山曲――毛泽东的故事》（合著）等。
北京西城有个毛家湾，高高的灰墙围成一方天地，这就是中央文献研究室所在地。那里的一群人们，甘于寂寞，乐于清贫，每天翻阅、研究着一大堆文献资料，与历史对话，同现实交流……这其中就有黄允升。
访问人：毛泽东的一生经历了无数的重大事件，在那些事件中，他往往又是最重要的参与者、决策者、指挥者或者说是导演。他有着这么丰富的、极不平凡的经历，却为什么对 30年代中央苏区那一段不愉快的印象那么深刻，以致常常提起？他究竟受了哪些不公正的待遇？据我们所知，直接打击他的并不是王明本人，又为什么把帐算在了王明头上？
先说说王明
黄允升：你们提的问题比较大，说起来话就长了，从何说起呢？要弄清这个问题，就必须弄清王明是怎么回事。
王明1904年生，比毛泽东小11岁。安徽六安县人，出身于金家寨镇做小本生意的家庭，人很聪明，6岁开始上学，16岁毕业于农业学校。后在武昌商科大学学习，并加入共青团。 1925年入党，也就是在这一年赴苏联中山大学学习。他在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俄语和列宁主义课学得很好，得到副校长米夫的赏识，成了米夫的得意门生。可以说，王明是有书本知识的，但他的缺点是不注意中国社会的实际，只学到了马列的名词术语，没有学到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所以他没有自己的东西，一切都是从条条出发。他1929年回国， 1931年初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扶持下上台。当时中央的总书记是向忠发。向是工人出身，文化不高，没有自己的主见，而王明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能说会道，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所以他把王明看成是执行共产国际路线的代表。这样，王明就成了中共中央的实际领导人。
访问人：王明上台不久就去莫斯科长住，为什么还要把帐算在他的头上？
黄允升：王明虽然去了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但他一直遥控着临时中共中央的领导。那时临时中央的行动都是向王明汇报，所以临时中央的实际领导人仍然是王明。王明在莫斯科也曾经自鸣得意他说过：“列宁大部分时间居在外国，主要关键都是列宁决定的”。言下之意，我王明在国外，临时中央的主要关键问题也都是我王明决定的。可见第三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以王明的名字来命名是事出有因的。
王明遥控指挥中央苏区，首当其冲和“山沟里”的毛泽东发生碰撞访问人：开始的时候王明远在上海，后来他又去了莫斯科，而毛泽东在江西农村，他又是如何和毛泽东发生关系的呢？黄允升：王明为了实现他的“左”倾政治纲领，提出“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组织纲领。在中央一级把坚持不同意见的人一个个地打下去，如瞿秋白等一批人；在各个苏区，派人下去代表中央行使职权。所以有句话，叫“钦差大臣满天飞”。这个时候的毛泽东在农村搞武装斗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正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方针路线问题。他提出了中国革命要以农村为中心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他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定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成为我党我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他写的《反对本本主义》提出了“共产党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在反“围剿”战争中总结的作战原则和古田会议确定的建军原则相结合，形成了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特点和规律的军事路线。从《井冈山土地法》到《兴国土地法》、到1931年2月提出的土地所有权归得地的农民所有，“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的思想，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毛泽东的这套理论和办法，已经被苏区实践所证明是正确的，是行之有效的。但这和王明所推行的“左”倾路线显然是不合拍的。所以当王明的东西要在中央苏区推行的时候，首先受到了毛泽东的强烈抵制。话说回来，毛泽东在那里抵制，就是在和王明“左”倾路线碰撞，当时的毛泽东虽然也是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但毕竟是呆在农村山区里的人，只是中央苏区的领头人。王明则是受到共产国际支持的，而且他是在贯彻国际的路线，换句话说，他就是中共中央，毛泽东和王明发生冲突，就是地方领导和中央、和国际路线冲突，所以受批的当然就是毛泽东了，所以就发生了后来的一系列的事情。
访问人：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派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到中央苏区，正好是反第二次“围剿”的前夜，一上场两边就发生了意见分歧，是吗？
黄允升：是的，开始有分歧。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苏区，第一个碰到的是军事问题，也就是反“围剿”打不打的问题。项英主张不打，因为敌人有20万，装备精良，红军只有3万多一点，根本看不到民众的强大力量。毛泽东不同意项英的主张，并且指出：“不做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
访问人：项英到苏区是怎么回事？
黄允升：项英是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他到苏区贯彻全会精神的，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任弼时等到中央苏区，参加苏区中央局的领导，要纠正三中全会“调和路线”。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中央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战略方针和肃反问题政策。会议经过讨论，基本同意四中全会决议对第二次反“围剿”问题存在打与不打的争论。中央代表团不懂战争，面临20万敌军的大举进攻，开始倾向项英的意见。当时任弼时带去临时中央的三月指示：前面说“当着敌人力量尚未集中的时候，我们必须利用优势的兵力，去击溃敌人的主力……”，后面说“遇必要时，可以抛弃旧的与组织新的苏维埃区域”。也就是说，换个地方开辟根据地，比如到四川去创造新的根据地，并引斯大林的话说，四川是建立根据地最理想的地方。所以，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占少数，于是建议召开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打不打的军事问题。
访问人：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开得如何呢？
黄允升：第二天开扩大会议，各军军长、政委和红三军团的总指挥、总政委等都到会了。代表团传达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中央关于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会议通过了《接受国际来信及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等几个决议案。对于打不打第二次反“围剿”问题，争论双方阐述了各自的观点。毛泽东分析了敌我形势，着重指出：第二次“围剿”的敌军数量虽多，但全属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矛盾重重，弱点很多，地形不熟，情况不明，官兵恐慌。我军战后士气旺盛，上下团结，准备充分；地方群众对敌仇恨，对红军热烈拥护，参战工作比前次更有经验，更有准备，更有办法，胜利的条件比第一次反“围剿”时更具备。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敢不敢打？会议一开始讨论，军队高级干部发言非常热烈，个个信心十足，慷慨激昂，一致主张坚决地打。赣南、闽西的领导干部也不同意中央红军这时退出中央苏区。这样，毛泽东主张打的意见占了绝对优势，使那些主张转移开辟新根据地的人不再坚持了。这是毛泽东抵制不打二次反“围剿”错误主张的胜利。
访问人：据说王稼祥在青塘会议上说了一句忿忿的话：“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黄允升：这个话也不无道理，因为毛泽东在说明应该打的理由时，讲了一大堆话，都是中国、江西，一句也没有涉及马列主义。而转移根据地则是斯大林的主张。但也有人没有被一些马列主义辞句所吓倒，勇敢地站出来批驳，那就是周以栗。周以栗是中共中央长江局军事部负责人， 1930年9月底，他本来是到红一方面军司令部贯彻立三路线的，要求再打长沙，结果经过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的说服工作，他改变了原来的主张，并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所以他理直气壮地说：山沟里就是有马列主义，没有马列主义怎么能打败几倍于红军的敌军呢？怎么能够搞出这么大的根据地来呢？这是实践中的马列主义吗！在这以后，毛泽东找出很多文件给王稼祥看，找王稼祥谈话，谈得很深，比较务实的王稼祥受益匪浅；同时也影响了任拐时同志，他觉得毛泽东在军事上确实有道理。这样，中央代表团转而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支持毛泽东的军事部署。在东固中央局会议上，他们要毛泽东首先讲第二次反“围剿”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同时觉得项英的“分兵退敌”是机会主义的。这样就为第二次反“围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于是才有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接着是第三次反“围剿”。第三次反“围剿”，我们是以3万多对30万，两军实力更为悬殊，由于根据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支援，中央代表团完全支持，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赣南会议再起波澜访问人：第二次反“围剿”的风波过后，表明毛泽东在军事上已受到了中央代表团的信任和理解，尤其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这个职务来看，如果项英不行，应该由中央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来代，但他们并没有那样做，而是选择毛泽东来代。这表明他们对毛泽东是十分尊敬的，或者说看得比自己要高。可是后来的赣南会议，又起波折是怎么回事呢？黄允升：这主要是中央的干预了，为什么把帐算在王明头上，也就表现在这些地方。1931年8月31日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了一封长信，主要在军事和土地问题上批评中央局，说他们犯有很严重的错误。信里谈道，中央苏区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小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中央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个两个顶大的城市；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中央的这封信是十月到苏区的，这时红军的第三次反“围剿”已经取得了胜利。如何贯彻中央的指示呢？于是大家的意见发生了分歧。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毛泽东认为，这是行不通的。他提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说，蒋介石已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着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下一次“围剿”；从红军方面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尽，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一些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该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军队固守着，我们这个步枪鞭炮多，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访问人：这样两种意见就对立起来了。从毛泽东的话语来看态度极其坚决，毫无妥协之意。黄允升：关键是双方的思想方法不一样，对当时的敌情我情的认识也不一致，当敌人来了，如何消灭敌人，毛泽东和中央代表团的思想一致了。胜利以后，如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就产生了矛盾。访问人：记得毛泽东谈到过这段历史，他说：那些老爷们恨不得第二天早上就把国民党打光，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设身处地地想想，那些同志的思想似也可以理解，既然一、二、三次反“围剿”都胜利了，说明红军有了一定的实力，那么我们就抓住这个机遇。乘胜占领一两个城市嘛！黄允升：他们这种想法完全是脱离实际的，是只看到了局部的暂时的胜利，没有看到革命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在条件还不具备的时候，就去进攻，猛烈扩大根据地，那是军事冒险，那是“左”。因为双方意见的不一致， 1931年11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了赣南会议。
因为中央代表团要贯彻中央的指示，毛泽东嘴上虽然不是明顶，实际上是另外提出了自己的一套，明显有悖中央精神。还有一点：这之前，中央代表团对毛泽东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书，就觉得不妥。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提到的本本，是指中共“六大”决议，作为党的一级组织，怎能不执行党的决议。这一次大家在讨论执行中央指示时，毛泽东又是另有一套，所以他们认为毛泽东不太重视党的指示和决议，总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未免太经验主义了。所以这次会议，他们对毛泽东提出了三条批评：一是从思想上批评狭隘经验论；二是军事上的批评游击习气；三是土地革命上批评富农路线，因为他的按人口平均分配，遵守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与中央的“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主张相违背。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强调贯彻四中全会路线，集中火力反右倾，并开始排挤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对红军的领导。当然，这次会议并没有撤掉他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访问人：毛泽东明明是正确的，却被误解为是错误的。同志们不接受也罢，且还给戴了三顶帽子，确实让人难过。黄允升：难过的事情还在后面。毛泽东关于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虽然没有被撤，但会议确定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毛泽东仅仅是个委员。中革军委成立之后，就取消了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的名义。也就是说，毛泽东的总政委被取消了。这个问题怎么看？有人说，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当选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主席一职比政委高多了，不是谁都可以当的。按理讲，毛泽东当主席也是非常合适的人选，但是共和国主席必定有些名义的成分在里面，况且当时是极端恶劣的战争环境，我们党的任务主要是打仗，像这样一位战争经验相当丰富的人，不让他指挥部队打仗，却让他在后方做政府工作，总是有欠公正，因为把他闲起来了嘛！有种说法，赣南会议，毛泽东丢了兵权，我想这话也不为过。实事求是的讲，是受了排挤的。当然也不像有些书中所说，会议对毛泽东批得很厉害，撤了他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前面已经讲到，书记没有撤；批评他是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关于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这个话有，但也不是这里说的，是1932年5月11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讲的。
毛泽东主张不打赣州打漳州。
漳州打下来了，但他的日子并没有好过多少
访问人：那么，毛泽东是什么时候卸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
黄允升：那是在1931年12月底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抵达中央苏区中心瑞金之后，经过叶坪会议。这里还需要介绍一点情况： 1932年 1月上旬，中央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讨论贯彻执行临时中央要红一方面军“首取赣州”和反对主要危险右倾的决议。毛泽东不赞成打赣州。他根据以往攻打赣州的经验发言指出：赣州是敌军必守的坚城，三面环水，红军技术装备差，很可能久攻不克，于我不利；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朱德也不赞成打赣州。但是，多数与会者执行临时中央指示，主张攻打赣州。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提议再听听红军前线主要指挥员的意见。前线主要指挥员回到瑞金，表示执行临时中央指示，坚决主张打赣州，并拍拍胸脯说，打赣州包在我身上，在20天内打下来。10日，中央军委发布攻取赣州的军事训令，规定中央红军坚决夺取赣州，以赣州为中心向北发展，争取革命在江西省的首先胜利；任命彭德怀为攻赣前敌总指挥。接着，开始赣州战役，红三军团担任主攻，红一军团担任策应，红五军团担任预备队。这样，毛泽东就成为不执行临时中央“进攻路线”及攻打赣州城市的人了，中央局代理书记不能再继续了，于是有个叶坪会议。
访问人：叶坪会议是什么时间开的？毛泽东会议主持人的身分中途被换，是吗？
黄允升：叶坪会议是1932年 1月中旬开的。当时作会议记录的同志回忆：在叶坪，毛泽东先主持中共苏区中央局会议，报告三次反“围剿”的情况和九一八事变后的全国形势。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大举侵华，势必引起全国人民的抗日高潮，国内阶级关系必将发生变化。中央代表团有的成员贯彻王明“武装保卫苏联”的主张，不同意毛泽东作这样的分析，指责说：“日本占领东北主要是为了进攻苏联，不作此估计就是右倾机会主义”，“我们必须提出武装保卫苏联”，不这样提出口号，“就是典型的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以沉默来抵制，一声不吭。会议中途，因毛泽东“太右”，另选了主持人。会后不久，毛泽东就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到瑞金郊外东华山休养去了。
访问人：毛泽东不同意的赣州战役，到底打得怎么样？据说主攻部队反被敌军团团围住。
黄允升：中央红军攻打赣州，历时33天，不仅城未攻克，反遭很大伤亡，不但没有为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增添光彩，反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
这次打赣州，担任主攻的是红三军团，他们虽然打得很英勇，但仍然久攻不下，反而被敌人援军团团围住，造成严重危机。攻赣前线指挥部急电毛泽东中止休养，火速赴前线决策。毛泽东不计较自己主张被否定和批评，而是顾全大局，停止休养，带病冒雨下山，日夜兼程，赴前线决策解围。他雄才大略，知人善任，掌握团结改造红五军团情况，致电前线，建议大胆起用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前线指挥部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把红五军团从预备队位置调到前线参战，将其中的第十五军开到赣州城外，恰遇敌军从城内出击。红十五军在董振堂同志指挥下跑步前进，手持大刀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杀得敌军尸横遍地，逼使敌军仓皇退入城内，扭转了战局，使红三军团中被围的这个师转危为安。当毛泽东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他：按照你在瑞金复电的意见，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杀向敌军，红三军团一个被反包围的师已经解围脱险。随后，毛泽东经过调查，提议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前方开会，总结、检查打赣州的问题。在这次中央局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
访问人：实践证明毛泽东反对打赣州是正确的，5月11日的苏区中央局会议，毛泽东又受到批评是怎么回事呢？
黄允升：这件事与项英到上海临时中央汇报工作有关。他汇报了中央代表团对一些问题的处置和赣南会议情况，同时认为反右倾还不够。临时中央对这位工人出身的干部意见特别重视，于是有临时中央对苏区中央局的连续批评。4月5日一封信，4月14日又一封信，说：“右倾机会主义是各个苏区党面前的主要危险”，对“革命形势估计不足”、“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等，这封信要求苏区党组织领导军民“进行坚决的革命的进攻”，强调对“右倾作最坚决无情的争斗”。对于这封信，毛泽东和苏区中央局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态度。毛泽东是在漳州前线看到这封信的，他联系实际，于5月初复电苏区中央局，指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军事战略，完全是错误的。”改组后的苏区中央局于5月11日开会讨论，否定和批评了毛泽东的意见，表示同意和接受临时中央的指示和批评，承认中央局“自去年三次战争胜利以来对于目前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右倾主义错误”；“须彻底纠正中央局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右倾机会主义是苏区党内的主要危险”。当时毛泽东在漳州，未出席这次会议。毛泽东后来说，他被缺席审判，一审终结，不许上诉。访问人：据了解5月20日临时中央还有一封信，批评了苏区中央局，是吗？黄允升：是的。5月20日临时中央又电示苏区中央局指出：苏区党代表大会 （赣南会议）“一般的接受了中央的指示”，“对于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及进攻的路线，缺乏明确的肯定的指示”。指示电还指责赣南会议以反对所谓狭隘的经验论，代替了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就是说，临时中央认为赣南会议对毛泽东批评得还不够。6月17日苏区中央局开会，讨论中央5月20日电示，承认中央的批评是正确的，这就预示着王明“左”倾路线要对毛泽东进行更严厉的批判和斗争了。所以怪事也就出来了， 1932年4月毛泽东以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主席身分率红一、五军团攻克漳州，缴获两架飞机和大量军用物资，并筹集了大批款项，为反击敌军“围剿”奠定了物质基础。但是，当红一方面军恢复番号时，苏区中央局只任朱德为司令，毛泽东的总政委职务就没有恢复。
访问人：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不明白，中央反复指示苏区中央局要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中央局也因此一次次地作出决议，要贯彻执行。那么，中央局的同志的态度是诚心诚意接受中央指示，还是服从组织原则呢？为什么只有毛泽东站出来顶？
黄允升：这不是一句两句可以说清的问题。简单他说，既有和中央思路比较一致的一面，也有服从组织的一面。应该说当时的毛泽东是看得准的，所以他顶起来就比较坚决。因为思想认识的不一致，反映到红军的行动问题上，必然产生分歧。在红军打下漳州后，关于红军的作战，一段时间内大家的思想还比较一致。项英从中央汇报回来以后比较神气，好像掌握了临时中央的精神，连中央局书记也要同他协商办事。后来周恩来去前线，在他力荐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又担任了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他可以名正言顺的指挥打仗了，这对毛泽东来讲，是一件快乐的事情。
访问人：可是好景不长，在作战方向问题上，很快就和后方中央局的同志产生了分歧。
黄允升：是的。8月上旬苏区中央局会议在兴国召开，接受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主力在赣江以东北上作战，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再打南城、南丰等地来援之敌，进而威逼和夺取吉安、抚州，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红军反“围剿”的建议。
访问人：这次会议的精神，8月8日中央军委发出了训令，是说首先消灭乐安、宜黄之敌，进而威胁与夺取吉安、抚州、南丰、樟树及南昌附近的较大城市。实际上这还是一种积极进攻的姿态，这自然也是毛泽东的意见了？
黄允升：你们想想，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他不以进攻大城市为前提，毛泽东的意见能被采纳吗？仔细琢磨，毛泽东很讲究策略，在他看来，只要大家同意消灭乐安、宜黄等地的敌人就行，至于像抚州、南昌那样的大城市打不打，那是以后的事情，先打了小的和可以打的地方再说，不然他恐怕连发言权也没有了。因为毛泽东打乐安、宜黄的意见被通过，红军立即采取了迅速果敢的行动，从8月17日至22日，一周之内就连克乐安、宜黄、南丰三城，歼敌5000多，给抚州、南昌、樟树之敌以极大震动。本来按原定计划还要打南城，因为红军在乐安等地的胜利，敌人重新调整了驻防部署，南城一下子集中了17个团的兵力，工事坚固，不可能再行进攻。这样就和中央局产生了分歧，中央局对他们不乘胜进攻南城很不满意，要求他们立即找寻机会与敌人作战。毛泽东等认为“出击必须是有把握的胜利与消灭敌人一部，以便各个击破敌人，才是正确策略，否则急于求战而遭不利，将造成严重错误。”这样来回反复定不下来，中央局认为他们贯彻的不是中央关于积极进攻的策略，是在延缓作战时间，这顶大帽子底下，毛泽东等前线同志解释：我们是在贯彻积极进攻的路线，只是必须寻找合适的作战机会，不能鲁莽从事。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苏区中央局收到临时中央关于中央红军行动方针的指示电：说蒋介石由武汉回庐山，召集在赣将领开会，即将倾全力向我中央苏区及赣东北取进攻之势，我方须立即紧急动员警戒，并以最积极迅速之行动，择敌人弱点击破一面，勿待其合围，反失时机，望即定军事动员计划。9月26日毛泽东、朱德又正好发了一个红一方面军的训令。这个训令不是积极寻找敌人作战，而是就地发动群众，准备反“围剿”战场，无疑这是正确的，后来的第四次反“围剿”也是在这里打的。但却使中央局火了，立即致电说，这个训令“完全是离开了原则，极危险的布置。”对这种离开原则的观点，要“给以无情的打击”。因为原来前后方意见不一致，前线曾提议后方的中央局到前线开会讨论决定，他们没有同意。待接到临时中央关于军事行动指示电和毛泽东、朱德的训令，中央局立刻命令前线暂时停止行动，他们立即到前方开中央局全体会议，并把中央指示电转发给前方。因此就有了10月上旬的宁都会议，就有了毛泽东又丢兵权，回后方做政府工作的事情。第一次宁都会议，毛泽东挨批，而且，受牵连的还不止他一个人
访问人：宁都会议都有哪些人参加，会议主要讨论和决定了什么问题呢？
黄允升：这次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是在宁都县的小源开的。出席会议的有在前方的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后方来前方的有任弼时、项英、邓发和顾作霖，还有从后方来的刘伯承列席参加。会议由中央局书记周恩来主持。“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右倾向的斗争”。会议开始时，前后方的意见并不一致，比如周恩来在报告前线这一段作战情况时，他说前方的行动是符合中央“进攻路线”的。毛泽东坚持关干部队分散向北工作一时期的训令是正确的，是从敌强我弱的实际出发，符合前线的客观情况。但是临时中央关于军事
行动方针指示电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方的同志认为，前方同志的表现是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计不足的表现，是等待主义，所谓“诱敌深入”，是守株待兔，是不合中央精神的。
因为是中央的精神，所以周恩来在发言中也承认前方同志确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并温和地批评了毛泽东，同时也指正了后方同志对毛泽东的过分批评。
访问人：这时，毛泽东那种“老子不信邪”的精神又出来了，他据理力争，还想说服众人。
黄允升：遗憾的是宁都会议没有留下会议记录，具体毛泽东是如何讲的说不清楚，但从会议简报记载的情况来看，说毛泽东“不尊重党领导机关”，“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表明毛泽东是比较坚决地坚持了自己原则立场。因为毛泽东态度坚决，所以会议对他进行了比较系统地批评，算了老帐：比如打赣州问题，本来因为城坚我们没有攻下，损失较大，作自我批评的应该是主张打的人。但是被说成是因为毛泽东等反对攻城，不执行“进攻路线”而“遂未坚决布置”。
攻克漳州问题，按事情的本来面目，攻克漳州，这是毛泽东的一大功劳，但会议认为：“进占漳州曾获胜利，有很大政治影响，但来往延缓了北上任务之实现。”说到底就是延缓了北上攻打大城市。
访问人：事情完全弄反了，一切都本末倒置了。
黄允升：发展战略问题。3月中旬，毛泽东在赣县江口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曾提出，红军沿武夷山脉向赣东北方志敏苏区逐步前进，发展闽浙赣三省之交的大块地区，然后向浙西皖南发展，造成较为巩固的阵地，准备对付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会议未能采纳。后来毛泽东的这一主张遭到了临时中央的批评，说是向偏僻区域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
访问人：事实上我们党开辟的根据地几乎都是在穷乡僻壤开始，仔细想想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红军十分弱小，如果在交通便利、富庶的地区，敌人剿起来很方便，我们很难立足，所以只有钻山沟一着，然后逐渐扩大。
黄允升：但是当时的中央和许多同志不理解。毛泽东的主张受到批评以后，他在一次给项英的信中又提到了这个问题。在宁都会议上项英公开揭发了此信，所以毛泽东被指责为是“上山主义”、“东北路线”，说“泽东同志认为早应北上，过去七个月都错误了的不正确观点”，是动摇并否认过去胜利成绩，掩盖自己的错误。当然这次会议对后方的同志也有批评，批评他们“对于敌人大举进攻认识不足，因之对于动员的准备缺乏注意”，但与会的多数同志认为，“集中重要火力反对等待观念是对的”。由于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不承认错误，与会者多数认为，他“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所以，会议最后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会后毛泽东立即回后方，在同周恩来话别时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访问人：当时临时中央是否也开了一个批评毛泽东的会？
黄允升：是的，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临时中央于10月6日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区中央的问题，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但不一定指出名字，并提出他“可调回后方作苏维埃工作”。会议决定，立即给苏区中央局去电。
中共临时中央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休养。苏区中央局立即开会（可说是宁都会议继续）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来电指示，周恩来、王稼祥、朱德在宁都会议上不赞成毛泽东回后方的意见也无法坚持了，所以一致确定毛泽东回后方主持临时中央政府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10月12日，中革军委奉苏区中央局之命发布了这个命令。26日，中共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没有出席被撤职的中央局会议，是缺席裁判的。
访问人：把毛泽东撂在长汀福音医院，他们有没有让毛泽东写检讨之类？
黄允升：毛泽东到长汀福音医院，同受排挤的先期到医院休养的周以栗会合，因为他讲过“山沟里有马列主义”而挨整。据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没有见到毛泽东写过检讨这类材料，倒是向中央局写过思想汇报材料。这从1932年11月26日苏区中央局在签复临时中央问题的电报中知道的。这份电报中说，毛泽东仍不同意进攻路线而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还指出：“现在对进攻路线除毛泽东同志最近来信仍表现有以准备为中心的意见外，并无其他反对与抵抗，不过在地方上进攻路线还不深刻了解与未坚决执行。”这就引起了临时中央的极大注意。
访问人：临时中央迁人中央苏区后又怎样排挤、打击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
黄允升：临时中央在上海大城市屡遭破坏，是被迫来中央苏区的，时间是1933年1月下旬。早在1931年王明离开上海去莫斯科前，找博古等谈话，互相谈到：毛泽东小事有办法，大的问题是错的。当博古等进入中央苏区经过长汀时，有人提议去看一下在福音医院的毛泽东，傲慢的博古根本看不起毛泽东，并反问说，为什么要去看他。临时中央到中央苏区第一件事就是批评福建的“罗明路线”，第二件事，是批江西的“罗明路线”和“军队中罗明路线”，就是批邓、毛、谢、古，有七个书记被撤职，还有大批干部撤换。第二次宁都会议，毛泽东为自己的不公正提出“申诉”，又被否定
访问人：据说还有个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吗？
黄允升：是的。第二次宁都会议是在1933年6月上旬开的，会议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主持，总结了前段工作。毛泽东出席会议，仍然坚持积极防御路线，认为第一次宁都会议确定红军主力北上、击破敌军一面、粉碎敌军于“进剿”合围之前的进攻任务并未实现，而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采用的仍然是“诱敌深入”、运用大兵团伏击战的办法取得的，于是对上次宁都会议提出批评，对自己受到不正确的批评提出申诉。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不怕压力、坚持原则的韧劲，为当时好多人所折服。但是，博古在作结论中重申前次宁都会议是正确的，说没有前次宁都会议就没有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这样，毛泽东有根有据的批评和正确的申诉又被否定，仍处在挨批的位置上，心情沉重。
好在毛泽东能不断平衡自己，把那些所谓“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狭隘经验论”的观点，当作自己看书学习的“兴奋剂”，下决心看了很多马列著作，比如《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等等。他联系中国革命实践读，很有心得，找到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武器，并把《两个策略》一书转给前线指挥作战的彭德怀同志，在书皮上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把《“左”派幼稚病》一书寄给彭德怀，在书面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去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险性。
访问人：毛泽东在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几年，做了大量工作？
黄允升：是的，他相忍为党，在王明“左”倾路线下做了力所能及的大量工作。比如：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建设、政权建设和文化建设等，使错误路线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还是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稳定群众生活，大力支援了前线指战员的战斗。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领导的查田运动。尽管有“左”倾路线的干扰和影响，用博古后来认识的话说，干扰得使毛泽东无法做“查田运动”的领导，但终究还是基本上战胜了“左”的一套。 1933年10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毛泽东主持制定的 《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他写的《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对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农问题及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都作出了明确的政策规定；纠正了土地斗争中因“左”倾而造成阶级阵线混乱的偏向。这两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分清了阶级阵线，“查田运动”健康发展，使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挥起来，有力地支援了前线的军事斗争。这两个文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
但是，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者博古等，对毛泽东的作为更加不满，又要采取组织措施了。博古等主持中共六届五中全会，把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推进到顶点，同时把毛泽东等整到了最低谷，仅有一点实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也给搞掉了，由洛甫来代替。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时，毛泽东仅剩下一个挂名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了。
毛泽东在军事问题的争论上没斗过王明们。于是，长征开始了
访问人：毛泽东在土地革命问题上取得很大成绩，但在军事问题上一直未斗过“左”的东西。
黄允升：是的。毛泽东尽管不断挨整，但仍维护党的团结，忍辱负重，从党的利益出发，积极向中央提出军事上的建议。于是，傲慢的宗派主义者对毛泽东、彭德怀等的军事方面的建议，一一加以拒绝，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不仅如此，还把共产国际派来中国工作的一般人员李德聘为军事顾问，并推为“太上皇”，竭力推行王明的军事冒险主义、实行“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全线抵御”的作战方针，结果中央苏区日益缩小。所以，第五次反“围剿”也不能不失败，造成中央苏区的丧失，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迁移，迫使中央工农红军不得不作战略转移――长征。红军长征初期，由于博古、李德等军事指挥错误，在湘江一战就使8万多红军锐减为3万多人，可说是惨败，在红军历史上是没有过的，这也可说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所创造的另一个“奇迹”。
以上种种过火斗争、无情打击说明，博古等一直贯彻执行王明《两条路线》中“目前党内主要危险”是右倾和“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的两项互相联系的错误纲领，造成最大恶果就是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苏区继续惨败；其他根据地和广大白区工作，也同样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统治而陷于失败。
物极必反，广大指战员在湘江惨败情况下开始思考问题了：为什么毛泽东、朱德指挥的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都取得了胜利，为什么第五次反“围剿”却失败了呢？！毛泽东启发中央高级干部总结经验教训。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支持毛泽东转兵到贵州的主张，通过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作了准备。
1935年 1月，遵义会议召开，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这场大争论作出了正确结论，重新恢复毛泽东的积极防御的军事路线，批判了王明“左”倾军事冒险主义“进攻路线”。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党中央达四年之久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解决组织问题，是党和红军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坦途。
1993年10月24日于北京前毛家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