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洪涛，1911年生，陕西米脂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 1933年任中共陕北特委组织部长，1934年兼任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1935年后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陕北省委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建国后任铁道部副部长，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顾问等。曾是中共七大、八大、十二大代表，十三大、十四大特邀代表，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两万五千里的长途跋涉，历经千难万险，落脚到陕北。陕北有块根据地，那里的好兄弟欢迎了他们。郭洪涛当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于是有了他和毛泽东的交往，有了这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访问人： 1935年10月毛泽东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这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当时您和程子华同志作为陕北红军的代表去迎接中央红军，您是什么时候见到毛泽东的？郭洪涛：中央红军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的吴起镇。红军有个好传统，一路走，一路开展宣传工作。写标语、散发传单、张贴布告，使陕北苏区群众都知道中央红军来了。当时我担任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在这之前，我们只知道中央红军到了甘南，不知以后去哪里，那时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也在后方。怎么迎接中央红军，前方有人提出越出苏区，到关中彬县一带的大道上去迎接。程子华不同意这个意见，认为不应远离苏区，应该继续南进，到洛川方向，既可钳制敌人，又可迎接中央红军。当时，我们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还未打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红军远离苏区，敌人一下子进来怎么办？朱理冶和我同意程子华的意见。这个方针是对的。朱理冶就让程子华到前方，部署这个工作。后来我也去了前方，是中央代表团负责人派我去前方停止捕人的，同去的还有派去担任红二十六军政委的崔田民。我们先找到程子华和十五军团司令员徐海东。记得是在一个房里，有两盘炕，我和崔田民坐在这边，徐海东、程子华坐在那面，我说：逮捕红二十六军刘志丹、高岗等一批老干部是错误的，没有证据。后方已停止逮捕和审讯，前方也应停止捕人。程、徐说：很好，我们同意。马上叫来红二十五军保卫科负责人，命令停止捕人。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把红军抗日先遣支队司令部的布告送来，我们知道中央红军到了陕北吴起镇。
当我们知道了这个消息，就商量由程子华和我一道去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我们从稻左堡出发，走了一天，到了下寺湾，首先碰见了贾拓夫，后又见到了李维汉。
访问人：你们什么时候见到的毛泽东？
郭洪涛：我们先和李维汉谈了一些陕北两个苏区和错误肃反的情况。李维汉认为我反映的情况很重要，一两天后李维汉就领我去见了毛泽东、张闻天。
访问人：您见到毛泽东，他给您的第一个印象是什么？
郭洪涛：印象很好。毛泽东是我久仰的领袖人物，还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他们都来了，我非常高兴。见面后，毛泽东就肯定了陕北红军，说因为有个陕北根据地，中央来了才有落脚点。我早就看过毛泽东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也看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对毛泽东是十分佩服的。也知道朱德。朱毛领导的红军很有名气。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工作时就听说过，他在党内和社会上都很著名。周恩来在下寺湾找我谈话，代表中央分配我担任陕北省委书记。
访问人：从保存下来的照片看，当时的毛泽东非常瘦弱，两只眼窝深陷，颧骨老高，完全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但精神很好。
郭洪涛：是的，瘦得很，也很累，天天走路、打仗，饥一顿饱一顿的，哪能不瘦？大家都很瘦。但又因为心里有着崇高的信仰，我们是为美好的理想而奋斗，而牺牲的，所以大家的精神是饱满的。从毛泽东的照片里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来。我们就是在这种精神之下奋斗出来的。
访问人：你们初次见面谈了些什么？
郭洪涛：我向毛泽东、张闻天做了简要汇报。主要是陕甘边和陕北两个苏区的创立和发展过程。如陕北经过几次暴动，成立了红27军，陕甘边较早地成立了红26军。这两块根据地在发展中互相联系，互相配合，互相支援，终于在1935年2月成立西北工委和西北军委，达到完全统一的情况。还有谢子长负伤去世后，红26军和红27军在刘志丹统一指挥下，粉碎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把原来的两块苏区连成一片，创造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等。因为我在陕北特委工作，对陕北的情况比较熟悉，所以对陕北根据地的情况谈得比较详细。此外还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问题。
访问人：您对陕北的肃反问题怎么看？
郭洪涛：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编的《党史通讯》1987年第4期《更正》中写道： “1935年9、 10月间，在中央代表团主持下，陕北发生了错误肃反，使苏区陷入严重危机，这是王明 ‘左’倾错误路线的产物”。当时，我虽然不是中央代表团成员，但我是本地干部，担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的职务，因此，我在政治上也负有重要的责任。
访问人：中央认为陕北的肃反是错误的，对吗？
郭洪涛：是的。当我汇报了陕北错误肃反的情况后，中央当即决定纠正肃反的错误，释放所有被捕同志，王首道担任西北保卫局局长。中央到瓦窑堡后，又决定成立了以董必武为首的五人委员会负责处理错误肃反问题，释放了被冤的红26军刘志丹等老干部，因而挽救了革命根据地的危险局面。
访问人：有一部电视剧说，是周总理亲自放了刘志丹。
郭洪涛：是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央领导同志决定释放的。但释放的时候，他们正在直罗镇前线打击敌人。
访问人：下寺湾中央政治局会议有什么决定？
郭洪涛：中央在下寺湾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程子华和我参加了，是决定中央和红军的下一步行动计划。程子华讲了劳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以及当时第三次反“围剿”的情况。这次会议决定中央分两路行动，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到直罗镇，打击、消灭尾随之敌；洛甫、博古、刘少奇、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李维汉等率领党中央机关、中央军委等非战斗单位去陕北苏区的中心瓦窑堡。
会后，我先回到瓦窑堡，动员了数千名群众夹道欢迎中央的到来，群众热情高涨，送茶送水，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到处贴着欢迎的标语，中央领导同志和干部也频频向欢迎的人群招手致意，大家都高兴得了不得，那热烈兴奋的情景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请中央领导同志到省委机关就餐。这顿饭比较丰盛，有海参、鱿鱼等佳肴。这些海味当时在陕北很罕见，是解放瓦窑堡后打土豪的战利品，中央领导同志讲，这么好的饭菜只在遵义吃过一次，这是第二次。在直罗镇，我军取得了巨大胜利，歼灭敌军一个多师，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直罗镇战役打完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先后来到了瓦窑堡。
访问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你们是如何解决其吃、穿问题的？
郭洪涛：中央到达瓦窑堡后，第一件事就是要解决红军的吃穿问题。中央指定林伯渠负总责，我通知西北军委供给部长白如冰和陕北省政府财政厅长艾楚南参加，并告诉说：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发动群众解决什么，要粮食给粮食，要服装就动员群众去制，布匹不够，就拿钱到白区去购买，并将没收地主豪绅的猪、牛、羊送往前线，使红军战士都穿上了新的棉军装，改善了部队的生活，大大鼓舞了士气。
访问人： 1935年12月中央召开了著名的瓦窑堡会议。这次会议您参加了，一定了解不少情况。
郭洪涛：我是列席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回到瓦窑堡，正好张浩从苏联回来了，带来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于是，中央决定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瓦窑堡会议。会议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开的，窑洞中间放着一张长桌，多数人围坐在长桌两边，个别人就坐在炕上。会上讨论了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问题，军事战略问题。在讨论政治形势和党的路线策略时，对如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发生了争论，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在党内最高领导层内的争论。毛泽东认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对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并指出我们在江西时，对十九路军的问题上有错误，我们本来是可以争取他们一起抗战反蒋的，但没有争取。博古不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他引经据典，还引了斯大林的话，就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不可能和无产阶级联合。毛泽东一点也不示弱，第二天再次发言，强调他说的这些是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的，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最后他反问道：“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博古哑口无言，往床上一躺不说了。
访问人：这次会议上的争论，其他人参加了吗？
郭洪涛：毛泽东和博古争得面红耳赤。
访问人：当时您是怎么看待他们之间的争论呢？
郭洪涛：感到很惊奇，从未见过这么激烈的争论。总的印象，觉得还是毛泽东有道理。而博古只是引用了斯大林的话，显得软弱无力。最后张闻天做结论，他和毛泽东的意见是一致的。
访问人：瓦窑堡会上毛泽东提出东征山西的战略方针，并得到会议通过。会后立即开始了准备工作，扩红成了一项重要任务。
郭洪涛：是的。周恩来亲自到陕北省委作了动员和布置，并派李维汉指导陕北省委的扩红工作。李维汉给我们介绍了中央苏区扩大红军的经验。我们的措施是组织突击队，每个县都派一个突击队去，并动员了几位女同志担任队长，比如李坚贞同志是秀延县的扩红突击队长。那时苏区老百姓参军的热情很高，分了田，废除了高利贷，取消了苛捐杂税，得到了实惠，一说当红军，群众都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当时那个场面非常热烈，先后两次扩红，扩大了9600人，壮大了红军。
访问人：关于东征，大家的意见似不甚一致，担心东征不能成功。
郭洪涛：东征的意义很大。出河北打日本，可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同时既可扩充红军，又可筹集军费。瓦窑堡会议上，大家对实行东征的意见是一致的，没有人反对。决定东征时，我也发了言，意思是不要远离苏区，从黄河边向东推进，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
访问人：红军东征时，有多少人？
郭洪涛：大概有二三万人。毛泽东、洛甫、彭德怀等都去了前线。由于蒋介石出兵 10个师，阻挡我军东征抗日去路，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回师河西。毛泽东率领红军东征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打击了敌人，扩大了政治影响，扩充红军7000多人，筹集了大量的军需财物。通过红军东征，我对毛泽东更加敬佩。他调兵遣将，气派非凡。在刚打了直罗镇战役，喘了一口气，就在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决定东征，一环扣一环，别人是没这个战略气魄的。
访问人：毛泽东从东征回来，你去欢迎了吗？
郭洪涛：东征战役结束，他们先到了延长一带，以后才回瓦窑堡，回来后就准备西征。
访问人：这以后您去山东，到东北和毛泽东的接触就少了。1949年3月毛泽东和中央领导人从西柏坡到北京，您曾亲自迎接毛泽东，是吗？
郭洪涛：是的。 1949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我为平津铁路管理局局长。我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迎接党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进入北平。当时，李克农和膝代远向我交待，中央要从西柏坡迁到北平，由高碑店乘坐火车直抵清华园，你们要绝对保障安全。
访问人：中央为什么不从石家庄上车，而从高碑店上车呢？
郭洪涛：由于战争的破坏，当时北平往甫的铁路只通到高碑店。北平刚刚解放，政治情况异常复杂。如果遭到敌人的破坏，就不得了。我们详细研究了铁路列车的指挥、调度、编组及各站值班等具体问题。行车调度由副局长刘英才亲自担任，并采用了安全措施，如每个车站只留下正线的一个道岔，其他都钉死了，而且各个车站派了两位可靠的同志负责看守。铁路专列由三趟同样的列车组成；前一趟为开道车，我坐在上面；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乘坐中间的一趟列车，最后一趟列车串警卫人员乘坐。专列上一时找不到可靠的炊事员，为防止意外，暂由副局长刘建章从老区带来一个炊事员跟车。他只会做拉面，我又派人买了一些罐头。制定了详细周密的方案，经李克农电报中央，得到了批准。
3月25日上午，我随列车到高碑店迎候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不久，他们就来了。毛泽东还是当年在延安我见到的那样，目光炯炯，神采奕奕，他看见我，微微一笑，我急忙过去握住他伸出的手，他见我头戴一顶旧水獭皮帽，身穿一件皮大衣，风趣他说：“你这‘土包子’变成‘洋包子’了。”周围的其他人都笑了。刘少奇给我介绍了王光美同志，周恩来和我打招呼后，便问列车的安全情况，我向他作了汇报，他满意地点点头，说中央感谢你们。
访问人：当时同毛、刘、周一同乘火车进京的还有哪些中央领导？
郭洪涛：还有朱德、任粥时、董必武、林伯渠、王稼祥等。所以，我们觉得责任重大，非常谨慎，列车启动以后，我在第一趟车上，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前方，惟恐出一点差错。一路上全线绿灯，顺利地抵达了清华园车站，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乘汽车前往香山，我们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1993年5月28日于北京月坛北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