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默涵，1913年生，福建武平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后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中国文联副主席。现任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鲁迅研究会会长，《中流》杂志主编。著有杂文集《狮和龙》、《浪花》，文艺论文集《在激变中》，专论《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旗帜》、《林默涵劫后文集》等。
林老长期担任文艺界的领导工作，是一位有影响的著名文艺理论家。他畅谈了毛泽东对他人生道路的影响，使人感受到他们那一代人的追寻，那一代人的奔腾……
访问人：您做了多年的文艺领导工作，经历了建国后的许多运动，像《武训传》、《红楼梦》的讨论，以及胡风问题等等，就您所经历的能给我们谈谈这些情况吗？也算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体会？
林默涵：文艺方面的事情大多了，我谈得也够多了，不想再谈这些事情。我还是给你们谈谈毛泽东对我影响最深的几篇文章，也就是《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三篇。因为这三篇文章给我影响很深，对我奔赴延安，指导我的人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访问人：您是什么时候到延安的？
林默涵： 1938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是那一年发表的，它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指出了抗战的前途和国家的命运，也使我的思想产生了一次最重大的变化。我就是因为看了《论持久战》，才萌发了去延安的愿望。
访问人：您是从哪里去延安的？从上海吗？
林默涵：不是，我是从武汉去的，早先在上海。上海失陷后，我去了一个国民党的部队，这个部队的司令是张发奎。张本人还是比较进步的，北伐战争时期有个第四军，就是张发奎率领的，叶挺独立团是他的部队。张在北伐时期比较进步，而且和郭沫若熟悉。
访问人：那时，他的部队在武汉周围？
林默涵：他是战区司令，但没有实际部队。因为他几次反蒋，反又拥蒋，蒋对他一直不放心。到抗战时期，因为他是老军人，还有号召力，蒋介石还是给了他一个位置。他让郭沫若介绍一些人到他的部队去槁文化宣传工作，郭老介绍了一批人。这批人都是左翼知识分子，其中有写“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麦新，有写救亡进行曲的孙慎，还有老共产党员、文化名人钱亦石等等。他们到了张发奎司令部组织一个战地服务队，队长是钱亦石。在上海时钱亦石曾主编《世界知识》，我在他手下负责《世界知识》的一个小栏目《科学与发明》，专门介绍世界科学知识动态，各国科学的新发明等等。因为这个关系，我向钱亦石提出也到他的队里去。那时上海已经失陷，我没有心思安心伏案工作了，只想着要为抗日救亡做点事情。所以向钱提出了这个要求，钱同意了。于是我到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队。
访问人：你们的战地服务队住在哪里呢？
林默涵：先是在上海的青浦，后又退到浙江的嘉兴一带。那时日本人的攻势十分猛烈，中国的地盘每天都在缩小，所以我们一退再退。在青浦的时候敌人的飞机总是在头上飞，天天轰炸，我们既没有防空洞也没有力量驱赶这些飞机，就躲在乡下的破房子里眼睁睁地挨炸。尤其日本人在金山卫登陆，国民党军哗哗地往后撤，一溃千里。这时大家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了，再加上钱亦石不在 （去上海治病，不久逝世），服务队乱得很。当时的南京、武汉还没有丢，人们就商量着到武汉去。这样我也碾转到了武汉。
访问人：到了武汉您就看到了《论持久战》是吗？
林默涵：是的。到武汉之前我顺路去了杭州。杭州是我国最美的城市之一。心里想着趁日本人还没有占领，先去看一看，再不看以后就去不成了。结果杭州一片萧条，一座偌大的城市连一名警察也没有，都跑了。当时我们的心情是苍凉的。面对日本人的进攻，尽管国民党的口号喊得很响，要保卫这儿，保卫那儿，胜利一定是我们的，结果没等敌人来就先跑了。怎么办呢？感到非常茫然。我到了武汉，武汉有郭沫若的第三厅，不少人去了那里，我觉得第三厅的文人很多也不太愿意到三厅去，就到柳提主编的《全民周刊》工作。那时胡绳也在全民周刊，并小有名气了。不久，武汉又发生危机，蒋介石提出一定要保卫大武汉，但是人们已不相信能守住了，因为南京他也是这样说的，还不是照样丢了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思想一片混乱，完全是一种无所适从的样子。大概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
访问人：您看到的是小册子还是报纸？
林默涵：是《解放》周刊。我看到的时间也就是1938年7、8月的样子。我是在武汉郊区的山上一口气读完的。越看心里越亮堂，越看越高兴。中国不会亡，但也不会速胜。我从心底里呼出了这句话。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分析了日本，分析了中国，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分析了中日战争的性质，世界各国的动态，回答了为什么不会亡国，又不有速胜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分三个阶段，战略防御阶段、相持阶段、反攻阶段，在这三个阶段各应采取的办法等等，毛泽东都作了非常详尽的论述。我过去怎么也想不清的问题，现在觉得一下子全清楚了，心里有底了。当时奇怪得很，仿佛自己换了个人一样，由茫然变得有信心了。
访问人：所以您鼓起勇气去延安，去见见毛泽东是吗？
林默涵：是的。当时我想，在日本人猖狂进攻的情况下，为什么其他人讲不清楚，蒋介石讲不清楚，为什么国民党表现的毫无秩序，或者说惊慌失措的样子，毛泽东能讲清楚，共产党显得胸有成竹呢！关键是中国共产党掌握了马克思主义这个武器，他们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研究中日战争的形势，决定救亡的办法，预测战争的未来，所以得出了叫人信服的结论。这样我决定到延安去，到延安的马列学院去学习马列主义。当时延安有名气的学校还有抗大、鲁艺等，我都不想去，一心想去马列学院学马列，觉得自己大没有马列主义了，所以糊涂。
访问人：看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非同一般，某种程度上说，改变了您的人生道路。那么您是怎么去延安的呢？
林默涵：我首先向柳提提出了自己的想法，柳■把我介绍给凯丰，凯丰又写信给张闻天介绍我去。张闻天当时是马列学院院长。我拿着凯丰的介绍信同演员吕班、田蔚一块去了延安。到延安后我直奔马列学院。第一天没有见到张闻天，先找到秘书长朱光，说明来意。张闻天的办公室就在马列学院附近，当我第二天见到他的时候，他非常痛快，当即答应了，让我进第二班。但第一班的课还没有讲完，剩有列宁的战略与策略，这门课是张闻天亲自讲的，他让我听听这最后一课。最初的时候，还让我进了马列学院的编译室，因为我懂点日文。我过去曾翻译了一本书，书名是《人类的婚姻发展史》，这本书的原作者是苏联人，由日本人译成日文，改名为 《唯物恋爱观》，我又按日本版翻译成中文，其实原来的书名挺好，没必要更换书名。
访问人：去延安之前，您已是中共党员了吗？
林默涵：不是党员，是共青团员。到了延安才入党。我做社会工作的时间比较早，大约在你们还是上学的年岁，我已经做社会工作了。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是我高中的一个同学，我们两人很要好，他家里穷，吃饭连伙食钱都交不起，我知道了就替他交，因为我的家境还比较好，年轻人又比较热情，所以我做衣服就做两套，买皮鞋也买两双。
访问人：您的这个同学叫什么名字？
林默涵：他叫姜树民。当时他已经是共产党员了，担任福州团市委宣传部长。他还是一个很有才气的青年，文化水平也高，他写了不少白话诗，在福建的报纸上发表。我对文学的爱好也是他启蒙的。那时我从偏僻的山区走到城市，山区的文化很落后，所以我的文化水平也很低，什么新文艺作品都没有看过，是在他的介绍下读鲁迅、郁达夫的作品的，郁达夫的作品比较好读，鲁迅的作品似懂非懂，是以后慢慢才读懂的。也是在他的影响下，我才知道了共产党、国民党的区别等等。他见我富有同情心，又痛恨现实社会的黑暗，就介绍我加入了青年团。慢慢地我也学着写点白话诗，在刊物上发表，那调子“左”得很，什么打倒土豪劣绅，剥他们的皮等等。当时根本不懂得做地下工作，结果学校盯上我了，呆不下去，我只好离开福州到上海。从此我和姜树民同学分手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建国后，多方打听，也不知他的下落。
访问人：您是哪一年到上海的，到上海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没有？
林默涵：大概是1929年。到上海要和党组织接上关系比较难，因为党在上海也是秘密的，我是由福州市委入团，要把组织转到上海，必须从厦门省委转才行。转不了关系，朋友介绍我到艺术大学，说里面有很多好教员，如黄药眠、阳翰笙等。于是我到艺大旁听，也就是不交学费偷听。因为家里不同意我去上海，所以断了经济来源。黄药眠、阳翰笙的课我都听了，觉得很受启发，他们讲得真是好极了。当时日本人抓中国留学生，学校闹起风潮，我很积极地参加了进去。学生中派别很多，有国民党的、国家主义派的，也有我们地下党。我那时因为关系没转到，就和一个同乡自己干，自己编墙报，晚上贴出去。白天大家看了不知道谁贴的。学校的党支部也不知道。那时的情况很乱，同学们也不知道我不是正式学生，还把我选为学校学生会负责人。
我是在马列学院正式入党的。我是第二班学生，我爱人是第三班。说到去延安，我还想再重复一遍，我之所以去，受影响最深的就是《论持久战》。因为那时内心最焦虑，抗战能不能胜利，喊口号都是抗战必胜，最后胜利是我们的，总感觉那是空的，只有毛泽东讲的才是实实在在的，说服力很大。我当时精神状态很特别，看完后觉得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一下子轻松了，思想影响就这么深刻。
访问人：您到延安见到毛泽东了吗？
林默涵：没单独见过，倒是在公开场合常常见到。因为他经常出席一些会议，到马列学院讲课等等。
访问人：这是《论持久战》对您的影响。那么《新民主主义论》对您的影响是什么？
林默涵：我是1938年去的延安。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缓过手来，又开始限共反共，民族资产阶级也从中间活动，企图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在我们党内大家的认识也不很一样，有的主张服从国民党，担心破裂统一战线，有的要直接搞社会主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中国向什么地方去呢？抗战胜利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呢？这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很现实的问题，也是天天要遇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人们工作起来就会觉得心里没底。也就是在这样的时候，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回答了这些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是毛泽东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的讲演，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当时我已离开了马列学院，到文协筹备处工作，所以毛泽东讲话的时候，我也在场。听了他的讲话，真觉得豁亮。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是社会主义。要在中国建立大资产阶级专政，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专政，或者直接搞社会主义都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为什么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他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世界的历史现状，以及他们的发展趋势，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阶级，规划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蓝图，讲得句句在理，给你的感觉前途是明确的，放开手脚干就是了。
我之所以对《新民主主义论》印象深刻，还有一个原因。毛泽东在文协讲演之后，正好《中国文化》创刊。创办《中国文化》是在张闻天的窑洞里商定的，我记得除了张闻天、艾思奇，还有周扬，我也到场了。艾思奇当时是文协主任，丁玲是副主任。《中国文化》由艾思奇主编，我协助他做具体工作。当时大家都很忙，实际上主办《中国文化》的也就是艾思奇和我两个人。从组稿、发排、校对到跑印厂都是我一个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就在《中国文化》的创刊号上作为发刊词发表，这也是我没有想到的。
接过毛泽东的稿件，我们就开始编排，跑印厂校对。印《中国文化》的印厂不在延安，远在六七十里路以外的安塞。本来毛泽东对自己的文稿一贯是很认真的，要亲自校对，因为安塞很远，交通也不方便，他也只好作罢，就由我全包了。我借了一匹老马，到安塞去看清样，校对。那马虽然很老，但很“负责任”，走起路来相当稳当，不要滑，给我印象极深。当时我知道毛泽东的这篇稿子很重要，反复看了几遍，生怕有错误，才最后开印。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毛泽东的讲演是1月9日， 15日补充修改成文。《中国文化》2月15日刊出，在当时的印刷条件下，真是够炔的。
林默涵：我们是加班加点于出来的。出版后毛泽东没有说哪里还有错，为此我也很得意。
访问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1942年的事情，对您影响很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林默涵：毛泽东在发表讲话前，找了很多文艺界的同志谈话，了解他们对文艺工作的意见。
访问人：毛泽东也找过您？
林默涵：没有。我本不是文艺界人士。但是有一天突然接到要我出席座谈会的请柬，打开一看，两个人署名，是毛泽东、何凯丰。请柬上写着：“为着交换对于目前文艺运动各方面问题的意见起见，特定于5月2日下午1时半在杨家岭办公厅楼下会议室内开座谈会，敬希届时出席为盼。”当时我感到很奇怪，为什么邀请我？我想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抗战爆发前我曾在香港参加过邹韬奋主编的《生活日报》、《大众生活》工作，韬奋去世后，大家将华北书店改名为韬奋书店，实际上就是三联书店。后来我又到三联书店工作。延安也办了华北书店，是韬奋书店的分店。毛泽东、凯丰发给我的通知就发到了华北书店。我想如果真与这有点关系的话，大概是凯丰知道我的情况。这是我猜想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这样的，当时的延安有几个人写杂文写得不大好，对延安批评得很多，我那时在书店里经常看到重庆来的材料，那里面国民党攻击我们的东西很多，所以我针对国民党的言论也写了一些杂文，专门驳斥国民党。这和王实味不一样，后来我看到丁玲写的文章 （她当时是《解放日报》文艺版的主编），她说，杂文很不少，但杂文也不都是一样的，有攻击延安的，有的人写的杂文就很好，例如林默涵、许立群、田家英等。她还举了几个人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想让我出席座谈会，大概与此也有关系。
访问人：整个座谈会您都参加了？
林默涵：参加了。
访问人：听了毛泽东的两次讲话，您当时的感受和前面的两篇文章一样吗？
林默涵：是一样的。这一篇很对我的心思，完全能够接受，没有什么格格不入的地方。我觉得毛泽东讲的，也正是我自己想说的，但没有他那么周到，那么好，概括得那么高。
最后我总述一下毛泽东的三篇文章：第一篇，他对抗战能不能胜利作了最科学的分析。第二篇，胜利后怎么办？那时他就提出了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不可能再回到蒋介石一党专政的老路上去，但也不可能马上建立社会主义国家，要经过一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逻辑非常强。第三篇，他解决怎样才能胜利，解决干部世界观问题，干部要和群众相结合，要为人民服务，这是根本问题。所以我认为《讲话》不只是文艺问题，是讲整个世界观问题，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了，我们的党，我们党的事业才有后来的兴旺发达。
1993年9月2日于北京南沙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