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 1939年生，上海人。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工作，重点研究陈独秀、中国托派、宋庆龄、“一・二九”运动等问题。主要著作有：《试论陈独秀与托派的关系》、《论大革命时期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宋庆龄传》（主笔）、《深谷幽兰――战时“国母”风采》等。唐宝林是中国革命史研究领域比较活跃的人物，发表和出版论文、著作近300万字，引起学术界的注意和好评，论著曾多次获奖。于是，有了我们下面的谈话……
陈独秀影响了毛泽东，毛泽东视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访问人：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曾是一段历史的代表人物。毛泽东谈到自己的成长道路时说：陈独秀“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毛泽东的这句话呢？陈独秀对毛泽东到底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我认为毛泽东说的是心里话，这是他多少年反复实践、体会出来的结论。根据我掌握的材料，陈独秀和毛泽东最早的联系是在 1917年4月。
访问人：您是指毛泽东在《新青年》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
唐宝林：正是。当时毛泽东是一个年仅24岁的青年，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杂志上发表文章。这时候的《新青年》是陈独秀一个人主编，所以这篇文章陈独秀不但看到它而且还选中了它。从文章的内容看，毛泽东主要讲体育问题。陈独秀从1902年开始提倡重视体育，提倡德智体同时发展。1915年他创办《新青年》以后，有很多文章批判旧教育摧残青年健康，描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书呆子形象，说他们弱不禁风，力不能敌，所以我们国家贫弱，被人欺侮。他提出新青年的标准，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体格强壮。我们想想看，毛泽东的文章恰恰和陈独秀的主张相吻合，而毛泽东写的这篇文章又恰恰寄给了《新青年》，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因为两年来毛泽东一直是《新青年》的热心读者。他说他非常钦佩陈独秀的文章，陈独秀一时成了他的“楷模”。
访问人：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后来成了毛泽东一生的主张，可见陈独秀对他的影响是很大的。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影响？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这个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三大革命，即批判儒家纲常，进行伦理革命；提倡白话文等，进行文学革命；提倡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德智体全面发展等，进行教育革命。提倡白话文为陈独秀、胡适首倡。这个事情现在来看很是一般，但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革命。因为自古以来中国人使用的都是文言文，这已经在人们的脑子里深深地扎下了根，要一改过去的行文习惯，作为提倡者来讲，要有极大的勇气，作为一般文人，有的激烈反对，年轻人则大有耳目一新的感觉。毛泽东属于后者， 1918年9月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就拜访了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实现了他一睹心目中“楷模”风采的愿望，而对陈独秀的印象最深，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回忆此事，还称“这是一大发明”。这的确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心情。
陈独秀提倡的民主和科学，更是深深地打动了毛泽东。五四期间，陈独秀被警方逮捕。这年7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文章《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崇拜陈独秀，受陈独秀影响的原因。他在文章中说：陈独秀平时所标揭的就是民主和科学两样东西，而我们的国家缺少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因此他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说陈独秀被捕“决不能损及陈君至坚至高精神的毫末。”甚至说：“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访问人：这一点我们也颇有同感， 1919年毛泽东从北京回来之后，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这之前他还哀叹中国缺少像托尔斯泰式的大思想家，还要探求“大本大源”来救中国，从北京回来后，他的调子完全变了。在他创办的《湘江评论》上大力提倡要解放思想，反对宗教、文学、政治、教育、经济、思想、国防的各种强权，这些强权统统都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改革他，打倒他。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样的，甚至语言也是相同的。
唐宝林：毛泽东的悟性很高。他首先是在陈独秀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下觉醒、成长起来。其次他善于思考，勇于实践，很快就成了全国小有名气的先进知识分子，引起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注意。
访问人：陈独秀唤醒了一代青年，更创造了毛泽东。在毛泽东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问题上，陈独秀也是一个关键人物，请谈谈陈独秀又是怎样影响毛泽东的？
唐宝林：这个话说起来就长了。1920年毛泽东是一个刚走出校门不久的学生，胸怀拯救祖国、改造世界的大志。当时社会上流行着各种主义，如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等。究竟信仰哪一种主义，毛泽东曾经倾向过无政府主义，但不坚定，尚在比较选择当中，通俗他讲，就是还一时拿不定主意。这年春天他因宣传驱张运动 （驱逐湖南反动军阀张敬尧）和欢送新民学会会员赴法勤工俭学去了上海，拜访了陈独秀。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先毛泽东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开始酝酿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事情。毛泽东和他讨论了马克思主义和湖南自治的计划。毛泽东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七大”上，他还说，他最早是听陈独秀“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的。于是，毛泽东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接受陈的委托，回湖南发起组织该地区的共产党。
访问人：根据毛泽东的实践活动来看，他在1920年夏天回到湖南，搞的是湖南自治运动，并没有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活动。
唐宝林：这个现象容易解释。首先，表面上，湖南自治运动的形式没有变，但内容已经变了。原来是驱逐反动军阀张敬尧，宣布湖南脱离北京而独立，建立“湖南共和国”，这方案带有无政府主义的色彩；现在的目标是实现“劳工专政”，即劳动阶级当家作主。这自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活动。第二，当时的马克思主义活动只能秘密地进行，如成立俄罗斯研究会，建立青年团，筹备共产党等。当时陈独秀、毛泽东等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走俄国人的路，照搬十月革命的模式，所以，上海、北京等地首先成立了俄罗斯研究会，毛泽东也不例外。关于湖南的建党活动，现在没有材料证明在“一大”前湖南成立了共产党支部的史实，只是成立了青年团。实际上这个青年团就是湖南共产党的筹备机关。这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组织了共产党，办了《共产党月刊》，作为这个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机关刊物。陈独秀不仅给毛泽东寄去青年团团章，还表示要去亲自参加青年团的成立会；还给毛泽东寄去《共产党月刊》，创刊号发刊词就是陈独秀所写，其中有中共最早的党纲，明确宣布“用阶级战争夺取政权”，“建立劳动专政制度”。这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没有丝毫机会主义的色彩。毛泽东见后完全拥护，向法国的蔡和森写信介绍时，称赞陈独秀写得“旗帜鲜明”。这表明毛泽东这时已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陈独秀通过与毛泽东的接触，从他组织新民学会、创办 《湘江评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领导驱张运动和湖南自治运动等一系列活动中，看到了毛泽东非凡的革命精神、领导才华和组织能力，对毛泽东十分赞赏。当时他写了一篇《湖南人的精神》的短文，在赞颂了历史上一些湖南志士的奋斗精神后说：“我曾坐在黑暗室中（指1919年6―9月被捕坐牢），忽然想到湖南人死气沉沉的景况，不觉说道：湖南人底精神哪里去了？仿佛有一种微细而悲壮的声音，从无穷深的地下答道：我们奋斗不息的精神，已渐渐在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身上复活了。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后来我出了暗室，虽然听说湖南人精神复活底消息，但是我盼望有许多事实，可以证明他们真实的复活，不仅仅是一个复活底消息，不使我的欢喜是一场空梦。”这里，虽然没有提毛泽东的名字，但是，他指的“一班可爱可敬的青年”，显然是指毛泽东等一批新民学会的青年。陈独秀不仅赞赏他们的革命精神，还对他们寄予很深的期望。正是出于这样的赞赏和期望，他才把湖南建党的重任放在了毛泽东的肩上。
访问人：毛泽东自己说，他是1920年夏，读了三本书《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史》、《阶级斗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这个问题您怎么理解？唐宝林：这与他受陈独秀的影响并不矛盾。这三本书，现已查明至少有两本书是这年夏天陈独秀组织翻译出版的，是中国最早的中文全译本。即《共产党宣言》是陈安排陈望道翻译的。考茨基的 《阶级斗争》是陈请恽代英翻译的。而《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是属于《新青年》丛书。这三本书以及《共产党月刊》等小册子，当时都由上海大批寄往北京、武汉、长沙等地，以指导这些地区建党。所以毛泽东才能在1920年夏天读到这些书，比较系统地接受马克思主义。
由此看到，毛泽东从1920年春天与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到夏天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短短几个月，陈独秀给了他多么巨大的影响。为什么毛泽东一再提到陈独秀对他影响最大、说了上面的情况我想就不难明白了，而这个影响，对毛泽东来说，是他人生的最大转折，用他自己的话说，从此，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一生都没有动摇过。
在毛泽东眼里陈独秀
身上的光环渐渐退去
访问人：早年的毛泽东非常崇拜陈独秀，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不怎么崇拜，甚至有些失望呢？唐宝林：毛泽东和陈独秀的关系似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917年至1923年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毛泽东和陈独秀直接接触较少，神交较多，也就是说他是在远处看陈独秀，从《新青年》、五四运动中被捕和筹备成立中共的活动中看陈独秀。从陈独秀来讲，这一段他的确也是光彩照人：发动中国近代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组织中国共产党，……是关键时刻推动历史前进的巨人形象。所以，这是毛泽东崇拜陈独秀的时期。1923年至1927年是第二阶段。这个阶段初期，由于毛泽东执行中央决议领导湖南工人运动成绩突出，受到陈独秀的赞扬，在“三大”前夕，毛泽东调到中央当秘书，与陈独秀共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中央文件均由二人共同签署。因此双方接触较多。当时国共合作的局面非常复杂，陈独秀已经感到很难驾驭，不像他写起文章来那么得心应手。他常常做出一些决策，而这些决策经过实践的检验有些是对的，有些则是行不通的。所以陈独秀在毛泽东的眼里，他身上的那层耀眼的光环渐渐退去，呈现在毛泽东面前的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有伟大的一面，也有不伟大的地方，或者说还有不尽人意的地方。在这一阶段后期他们关于农民问题已不知不觉地出现了分歧。第三段是1927年初以后，毛泽东开始批评陈独秀。原因是毛泽东从湖南考察农民运动回来，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农民问题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路线，对中央关于农运的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总的讲毛泽东主张积极全面的发展农民运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则主张对农民运动要有所限制，更不能马上解决土地问题。因为在农民问题上两人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分歧，所以毛泽东也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比如在中共五大上，他的正确意见，受到压制；在选举时，他才当选为候补中委，五大后他的中央农委书记也撤了。1927年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讲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他过去以为领导者的话都是对的，这说明他对陈独秀已经不那么敬佩了。他还谈到了党内有家长制，实际上也是说的陈独秀。
访问人：我同意您这三段概括法。具体说到他们分歧的产生，有种观点认为是从毛泽东写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始。
唐宝林：我不同意这种观点，我认为1925年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思想毛泽东还不如陈独秀。中共四大前陈独秀就接受了这个思想，至少在口头上。但毛泽东在当时写的《阶级分析》中根本没有提到这个问题。《毛泽东选集》中的那句话，是解放后加进去的。
访问人：这是否与他担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文章又发表在国民党的刊物上有关。从文章内容上看，毛泽东认为只有工人阶级特别能战斗，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那么它不来领导谁来领导呢？这已经是不言而喻的事情了。
唐宝林：这属于辩论问题。若分析起来，大家可以见仁见智，没什么标准。而且我的根据比你更充足，因为他白纸黑字，谁也否认不了。你则是分析出来的。我认为毛泽东的《阶级分析》，其思路和陈独秀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没有分歧。他们真正有点分歧，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也就是说，在谈到国民革命时，毛泽东更重视农民问题，而陈独秀就不那么重视，或者说他把资产阶级的作用估计得更高一些。
访问人： 1927年陈独秀不赞成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观点，我想这也是他过高估计资产阶级作用的原因。
唐宝林：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对访问者说过：你们现在根本不了解情况，当时陈浊秀的日子非常难过，睡不着觉，一方面是广大农良群众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农民领袖，要求陈支持农民运动；另一方面国民党和北伐军官坚决反对农民运动，他毫无办法，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听听党内同志的意见觉得有道理，又听听国民党方面的意见，又感到这样乱来不行，非常痛苦，非常矛盾。但总的来说，他还是遵守国际的决议，维护国共合作，要先打倒军阀，打到北京去。所以从倾向来讲，他还是二次革命的主张。所以他落伍了，最后被历史抛弃了。
毛陈之间虽曾互相欣赏，但因种种原固，未能建立起真诚的友谊
访问人：毛泽东很崇拜陈独秀，对陈独秀也满怀着深情，但从陈独秀来讲，对毛泽东似比较平淡。比如：1937年陈独秀出狱，我党曾派人劝他到延安，他说，大钊死了，延年、乔年也不在了，延安就不去了。话虽然很简短，但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和毛泽东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友谊，尽管他们曾有过这样的机会。唐宝林：我认为感情是单方面的，比如：我崇拜你，被崇拜人并不一定知道，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又没有机会接触，我可以把感情埋在心里。友谊就不一样了，友谊必须是双向的，平等的，互相交流，互相帮助。从毛泽东和陈独秀两人早期的关系看，只看到感情，是一个学生对一个师长的崇拜和尊敬。从年龄上说，陈长毛泽东14岁，这对他们的平等交流带来了一定的困难。陈独秀对毛泽东很赞赏，也有过鼓励和支持，但那是一位长者的赞赏，是上级对下级的鼓励与支持，所以因为地位的不同，也影响了他们的双向平等的交流。还有陈独秀是国内知名学者，毛泽东当时仅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学生，这种知识上的差距，也是影响发生友谊的。再加上陈独秀有一种家长作风，不太容易和小字辈建立忘年交，他比较缺少主动和年轻人打交道，并给以帮助的风格，这一点他不如鲁迅。他决不会因为欣赏毛泽东而主动接近毛泽东。陈独秀和李大钊就有友谊，他们地位相同，知识水平接近，认识客观世界的观点接近，所以他们产生了深厚的友谊。
访问人：恐怕与两人的性格也有关系。陈独秀的外号是“火山”，脾气很暴且很倔，其实毛泽东的脾气也很大，且很有独立思想，他们在一起共事，可能会产生些碰撞，妨碍他们之间感情的交流。唐宝林：这个问题还很难说清楚，因为没有材料。 1923年夏到 1924年底陈独秀是中共总书记，毛泽东是秘书，他们一起共事一年多，从留下的文件看，看不出他们有什么明显的冲突。当然这年底毛泽东生病不得不回家休养，并且不再当中央秘书，是不是与陈独秀发生矛盾有关，这还要待有材料证明才行。相反， 1925年毛泽东从家乡回来，就当上了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这自然要经过陈独秀的同意，说明当时的陈独秀仍然是赏识毛泽东的。他们真正产生分歧是1927年在对待农民问题、国民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以后天各一方，毛泽东到农村搞武装斗争，陈独秀在城市搞国民会议运动，而反对农村武装斗争。这个时候，两个人实际上代表了两条路线，也就彻底没有产生友谊的基础了。
1937年陈独秀出狱的时候，延安毛泽东是负责人，陈独秀虽然已经离开了托派组织，但仍保留城市为中心的托派观点，中共也还把他视为托派首领。当时的共产党在国际影响下，对托派采取绝对打击的态度，康生、王明诬陷陈独秀是汉好，并且发表在党的机关刊物《解放》上。作为陈独秀，他分不清毛泽东和康生、王明有什么区别，他看到的是共产党的报纸在骂他，自然也就把这笔帐记在了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头上，不可能对毛泽东产生好感，不去延安也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在中共党内是最高的
访问人：从陈独秀那一面来讲，他缺乏和毛泽东建立起友谊的基础，如果从毛泽东这一面来分析，您是怎样看的？唐宝林：毛泽东对陈独秀始终保持了他青年时代的感情。比如在陕北同斯诺的谈话，他谈到了陈独秀给他的影响。1945年“七大”预备会议上他的报告，更给陈独秀高度的评价，说他是“有功劳”的，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方面，相当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将来我们修党史时要讲到他。建国后，他对陈独秀的后代很关心，亲自指示政府给予补贴，就是在“文革”中也没有断过。据我了解，毛泽东是我们党内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评价最高的，而且是一贯的。他批判陈独秀主要是批判他的右倾错误，为党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抹煞他的历史功绩。而王明等人批判陈独秀，则是一笔抹煞，一棍子打死。
访问人：毛泽东在延安虽然强调了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但若干历史问题决议并没有提到这一点，相反我们的党史对陈基本持否定态度。后来毛泽东对陈独秀否定的也是比较多的。
唐宝林：这并不矛盾。党的决议和毛泽东批判陈独秀比较多的是大革命后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和后来搞托派的错误，这是对的，因为陈的确犯有这种错误。但这并不意味着抹煞他的历史功绩。一个人有功又有过，批评他过错，不否定他的功绩；同样，肯定他的功绩，也不是说他没有错误。这就是我们现在提倡的实事求是评价历史人物的方法。过去搞形而上学，说一面，就无限夸大、无限上纲，不能提另一面，这是很不得人心的。其次，谈到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历史功绩的评价为什么没有写到党的决议中去，我认为从两方面看：一、毛泽东的观点，没有被党内多数同志所接受；二、毛泽东是一个政治家，懂得怎样处理感情与政治、个人意见与党的主张的关系，当两者发生矛盾时，前者必须服从后者。就是说，他作为个人发言时，可以谈他对陈的历史功绩的看法，但党的决议反映的是整个党的意见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必须服从党。不能因为我和陈独秀的感情比较深，就必须把我的意见写到党的决议里，这是不可能的。根据我的研究，党内大部分高级干部对陈独秀都有一种极“左”的情绪，否定较多。建国后我们党对陈独秀发了两个文件， 1954年一次， 1983年一次，直到1983年中央宣传部发出的通知还说陈独秀不是党内人物，令人惊讶！
访问人：党内对陈独秀有“左”的情绪，原因恐怕是他后来成了托派，而对于托派，我们受斯大林影响，那是绝对反革命的。
唐宝林：所以从毛泽东来讲，他对于陈独秀，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吾爱吾师，亦爱真理”。
毛陈之间的异同
访问人：陈独秀是毛泽东的导师，是陈独秀导引着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但最后的结果，毛泽东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陈独秀则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什么原因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异同吗？
唐宝林：陈独秀和毛泽东都是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渴望中国强大富强，同时又都是有独立思想的人，都主张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但由于二人在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前者失败了，后者成功了。由于失败，陈独秀最终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由于成功，毛泽东才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两个是否善于结合，决定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旗帜的典型。
访问人：您能具体谈谈“理论创造性”上的差异是指什么？
唐宝林：建党初期，由于“二七”惨案的结果，党中央企图在中国照搬十月革命模式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计划失败后，陈独秀一度产生“二次革命论”的思想，认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先进行由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协助的民主主义革命，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再加上接着进行的国民革命由国民党来实施领导，而国共合作的形式由于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共产党实际上处于次要的服从的地位；而当资产阶级反共时，共产国际又命令中共不许反击，只能让步，结果导致大革命的失败。失败之后，他又不能像毛泽东那样，正确总结经验，找到正确的道路，而是转向托洛茨基主义。这种理论上极“左”（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行动上极右 （当前没有革命形势，不能进行武装斗争，只能在城市里进行国民会议运动）的理论，又导致陈独秀领导的托派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不断地失败。由于他们一直标榜托洛茨基主义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所以陈独秀晚年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动摇。这也是符合社会思想规律的，一般来说，只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不断胜利，才能巩固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总是失败，自然就会产生动摇情绪。相反，对于毛泽东来说，他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不能领导革命，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是农民，所以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就引导党下到农村去，领导农民开展武装斗争。实践的结果虽有曲折，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地取得胜利。所以他越来越坚信马克思主义，这就是他们两个人的差异。同样道理，毛泽东晚年搞什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由于不断地给党和人民带来灾难，终于被人们所否定；而邓小平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所以能取而代之，获得人民衷心的拥护，是因为它能指导社会主义建设不断取得胜利。由此可见，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还是维护一种理论得到人民信仰的唯一根据。
访问人：我们还考虑，陈独秀与毛泽东两个人的差异还与经验有关系。陈独秀纯粹学者出身，学者闹革命就要带很多的书生气，缺少灵活精神。毛泽东虽然学生出身，但他更注意了解中国国情，更具有政治家的素质，这似乎也是他们两人很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唐宝林：这是一个重要的不同点。我认为，毛泽东是政治家，没有书生的迂腐气。陈独秀有学者的风度，但缺少政治家的品性。这样完全不同的两类人物一起放到革命的风浪中去检验，最后的赢家肯定是毛泽东。一般来说政治家在政治斗争中能正确估计形势，审时度势，确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能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采取灵活的策略，善于妥协，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达到自己既定的目标。毛泽东这方面十分出色，表现出非凡的才能，不愧为伟大的领袖。相对来讲陈独秀在政治上却是个矮子，他在几十年的政治生涯中往往不能正确估计形势，提不出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又不能团结人共同奋斗，最后成为孤家寡人，共产党离开了他，托派离开了他，他还以“终身反对派”为荣，宣称“不怕孤立”，自然不可能成功和胜利。他晚年在文章里两次承认，自己奔波一生，政治上失败了。但是，作为学者则不然，他这种为真理而执着奋斗、能自圆其说、自成一家、创造一种学说而不怕孤立的精神，往往会取得很高的学术成果。所以，他在学术上是个强者。然而，如果用这种学者品性去从事政治斗争，往往会转化成书呆子气，固执已见，迂腐，不能照顾全局，不能团结大多数。书生从政，这是陈独秀政治上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由此也给他带来一个优点，即不会搞阴谋诡计。有些政治家为了保持自己不败的地位，塑造自己“一贯正确”的形象，往往耍政治手腕，搞阴谋诡计，诸如翻云覆雨、文过饰非之类。陈独秀由于是书生，不会这一套。于是，他在政治上失败的同时，个人品格却高大起来。所以李维汉说过：我党早期的领袖中只有两个人不搞阴谋诡计，陈独秀一个，瞿秋白一个。恰恰瞿秋白也是“书生从政”的典型。陈独秀一生光明磊落。他自己说过：“我绝对厌弃中庸之道，绝对不说人云亦云豆腐白菜不痛不痒的话。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给陈其昌等的信》1937年11月21日）可见耿直得可爱。
陈独秀与毛泽东还有两个差异：一、时代的差异。由于年龄上的差距，两人主要的历史功绩产生在两个不同的时代。陈独秀的历史功绩主要产生在1915年创办《新青年》到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前，包括领导新文化运动、创建中共、领导早期工人运动、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暴动等。这个时代我称之为“陈独秀时代”，因为这时代的任何人的历史功绩都不能与他相比。这时代的特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时期，打一个比方，是资产阶级把革命领导权的接力棒交到无产阶级手中的接力区，或者说是两个阶级激烈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时期。 1927年以后，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就完全落到无产阶级的手里。毛泽东的历史功绩主要在1927年以后，可以延长到1956年。同样，这个时期内，没有任何人的历史功绩可以与他相比，我们可以称之为“毛泽东时代”。陈独秀在这个时代里，已经失去了对历史的影响。由于两个人的时代相承而不相叠，两个人的主要历史活动不相混杂和冲突，历史功绩就互不掩盖，再加上毛泽东时代在陈独秀时代之后，这是毛泽东可以坦然地肯定并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历史功绩的重要原因。
访问人：您上面讲到陈独秀在学术上是很强的，是否再说得具体些。
唐宝林：好的。他不仅汉学很好，还懂得几门外语，学识非常渊博，一生中，在从事政治活动之余，进行了不少学术研究。我在编写《新论语――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陈独秀卷”一书时，深切地感觉到，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学术、教育、民主、科学、民族、宗教、伦理道德、人生观、文学、艺术、语言、文字、妇女、家庭、婚姻、人口、法律、中外经济和文化交流、社会主义等广泛的领域都有很深的思考和研究，撰写了大量论著，发表了不少深刻的见解，有的至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芒。尤其在音韵学、文字学领域，他的学术成果有较高的造诣，撰有约100万字的论著，除了台湾出的陈独秀文字学专著《文字新诠》之外，《陈独秀音韵学论集》也将由中华书局出版。
所以，胡适、傅孟真和王森然等著名学者，都曾为陈独秀把过多的精力放在政治上而惋惜，认为他若专心于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王森然在1934年得知陈在狱中刻苦读书、潜心著述时评论说：“先生书无不读，又精通日文、法文 （更精通英文、拉丁文）。故其学，术无不精；其文，理无不透；雄辩滔滔，长于言才，无论任何问题，研究之，均能深入；解决之，计划周详；苟能专门致力于理论及学术，当代名家，实无其匹。……其个性过强，凡事均以大无畏不顾一切之精神处理之。无论任何学说，必参已意以研究之，无迷信崇拜之意。故每当大会讨论之际，其意见迭出，精详过人；常使满座震惊奇绝，或拍掌称快，或呆目无言，诚为一代之骄子，当世之怪杰也。惜仍以指挥行动之时多，精心研究学术之时少，虽有专一、有恒、自信之美德，致不能完成其哲学理论之中心。” （《近代二十家评传》）
所以，在学术上，无论是学识、成果和风度，陈独秀和毛泽东不在一个层次上。
由此看到，政治家与学者犹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陈独秀的悲剧，也许就是人生错位，即“学者从政”，结果“两败俱伤”，最后还是回到“书生”的本分上来。如他的好友朱蕴山最后赠诗所云：“僵死到头终不变，盖棺论定老书生。”
1993年3月21日于北京近代史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