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永忠，江苏无锡人。现任 《贺龙传》编写组组长、研究员。长期从事军事研究工作。著有《贺龙用兵》、《贺龙军事大事记》、《贺龙军事文选》（主编）等。
在毛泽东周围聚集着一批中华英才，他们如同群星簇拥着毛泽东，一同光辉灿烂，改变了中国的昨天和今天。他们经历不同，性格各异，却唱出了中国现代史上最雄壮的时代交响曲。当然，这里面也不乏令人回味与思考的地方。
访问人：毛泽东与贺龙见面相识在十大元帅中是最晚的一位。十大元帅中有八位毛泽东在江西苏区就曾和他们一起共事，一起作战，和徐向前是在红军长征途中见面的，贺龙则是1936年长征结束，到了陕北，他们才第一次见面。
顾永忠：毛贺见面认识的确是最晚的。但他们彼此相知是比较早的。或者可以说，毛泽东知道贺龙这个人，在十大元帅中又是最早的。
访问人：怎么说呢？
顾永忠：贺龙是湖南桑植人，毛泽东是湘潭人，他们都是湖南人。1916年贺龙“两把菜刀”闹革命，在湖南是一个赫赫有名的人物。当时非常关心时事政治的毛泽东正在湖南一师读书，对这个情况不会不知道。 1927年湖南秋收起义失败之后，在三湾改编起义部队时，毛泽东就曾把贺龙两把菜刀起家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用贺龙不屈不挠进行革命斗争的事迹教育部队，鼓舞斗志，说明他对贺龙其人知道得比较早，对贺龙的经历也是相当了解的。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很响亮的，贺龙也早就知道了。有文字记载的可以追述到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初期，当时毛泽东在江西，贺龙率红军第四军在湘鄂西。中共中央与红四军保持联系，并把江西朱毛红军的经验介绍到湘鄂西。1929年9月10日贺龙以湘鄂西前敌委员会书记名义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谈道：“我们的战术，也同朱、毛方面红军所指示的军事原则一样，我们对于此一重大的军事（行动）决不冒险，当视敌我力量，斟酌或进或退，自当随机应变。”由此可见，贺龙不仅早已知道毛泽东，而且知道朱、毛提出的16个字军事原则，并把它与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指导湘鄂西的根据地建设及红军的军事行动。再后来，进一步认为朱毛是红军的灵魂。1931年1月贺龙在一次收编川军的大会上讲话：“大家跟着我拖来拖去，不是拖着好玩的，也不是无獐打野。我是有‘老板’的，我的“老板”就是中国共产党，就是朱（德）、毛 （泽东）、彭（德怀）、黄（公略）。”可见朱毛已经在贺龙的心里深深地扎了根。
访问人：因为贺龙把毛泽东、朱德等视为红军的领导人，所以在 1935年张国焘闹独立性，分裂党、分裂红军，反对毛泽东等领导人时，贺龙毫不犹豫地支持了毛泽东。
顾永忠：是的，旗帜非常鲜明，坚定地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搞分裂活动，贺龙和任弼时开始是不知道的。因为中共中央与红二、六军团联络的电报密码留在红军总部，中央与贺龙曾失去了联系，直到1936年7月 1日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朱德、刘伯承向贺龙、任弼时等介绍情况后，才了解了事实的真相。两军会师后，张国焘积极活动，向红二、六军团派了工作组，散发《反对毛、周、张、博逃跑主义路线》的文件和《干部必读》的小册子，煽动对中央的不满。贺龙知道后，很严肃地指出：“张国焘分裂中央是错误的，材料不能发”，并立即通知部队把已收到的材料统统收起来，不准讲反对中央和关于红一、四方面军的关系问题。在庆祝两军会师的大会上，贺龙坐在张国焘旁边，他对张国焘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因此，张国焘没有敢讲不利团结的话。由于贺龙、任弼时和朱德、刘怕承等同张国焘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同意北上，实现了三支主力红军胜利会师。朱德后来说：“贺老总对付张国焘很有办法，不争不吵，向他要人要枪要子弹……，张国焘对贺龙、弼时都有些害怕呢？（三支主力红军）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功的。”1943年1月7日，任弼时在《向贺龙同志学习》一文中说：“他是坚决反对张国焘所采取对抗中央行动的。在延安的一次批评张国焘路线的会议上，贺龙同志手指着张国焘说： ‘当你是共产党员的时候，我还是个军阀，现在我做了共产党员，你反而成了军阀了！’这说明了他对党是忠诚的……”
访问人：贺龙率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见到了毛泽东，这两位神交已久的风云人物关系如何？
顾永忠：毛泽东对贺龙坚定的革命立场作了充分的肯定，特别是对他高超的指挥艺术作了很高的评价。在三支主力红军会师后，毛泽东在保安会见二、四方面军部分领导人时十分高兴他说：“二、六军团在乌蒙山打转转，不要说敌人，连我们也被你们转昏了头。硬是转出来了嘛！出贵州，过乌江，我们一方面军付出了大代价，二、六军团讨了巧，就没有吃亏。你们一万多人，走过来还是一万多人，没有蚀本，是个了不起的奇迹，是一个大经验，要总结，要大家学。”
在抗日战争期间，贺龙先后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晋绥军区司令员，后来到延安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他与毛泽东工作上的接触就比较多了。贺龙对毛泽东十分敬佩，而且始终站在毛泽东的正确路线一边。毛泽东对贺龙也是相当尊重和信任的。
访问人：在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12月又发生了王明瞎指挥的问题，当时毛泽东的压力很大。在这个重要问题上，贺龙的态度又是怎样的？
顾永忠：在这个问题上，贺龙同样是不含糊地坚决拥护了毛泽东关于必须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坚持山地游击战，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1937年12月，王明从苏联回来，并召集会议，批评中央的方针不对，说什么国共已经合作，要国共两党共同负责领导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多，共产党的军队少，不能把国民党惹翻了。鼓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二○师的一些干部也受到了王明这一错误观点的影响，不敢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开辟抗日根据地方面缩手缩脚。贺龙生气了，他在一二○师干部会议上严肃地批评说：“我们要按照毛主席确定的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不能照某些人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主张办，把自己的两只手脚绑起来，任凭顽固派来打我们”。但一二○师的有些干部听了，认为贺龙的讲话会损害统一战线。有几位干部就写信给毛泽东，建议将贺龙调离一二○师到中央学习。让师政委关向应也签了名。信发出后，关向应又觉得不对头，就赶到延安找毛泽东。毛泽东在和关向应谈话时，批评了这种错误作法，并对贺龙作了很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贺老总有三条嘛：一、对党忠诚；二、对敌斗争坚决；三、联系群众。一直到“文革”毛泽东还是重申这三条。
访问人；据我们了解，贺龙对毛泽东是非常崇敬的。延安整风时，贺龙提出毛泽东方向，就是我们党的方向。他还说，王明是个学生，他懂什么？他要再骑在毛主席的头上，我就要打倒他。贺龙的这个讲话轰动了整个延安。顾永忠：据胡乔木回忆，是有这么回事。前面讲了，王明从共产国际一回来，就说毛泽东等制定的方针是错误的，在全党贯彻他传达的共产国际指示。接着王明就到武汉去了，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到武汉后他给中央来了一份电报，建议延安以后不要再用中央名义发电报了，其理由是在延安的中央负责人不占多数，如果以中央的名义出来的电报就是命令和指示了。胡乔木说：这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延安中央发的电报就是用毛（泽东）洛（甫）康（生）王（稼祥）陈（云）李（富春）的个人署名，不能用中央的名义了。可是王明本人呢，他不仅管长江局范围的事，像新四军，他也派人到那里去，说新四军应该怎么怎么办，还打电报给华北，对华北八路军的活动提出意见，就连晋察冀边区政府他也插手，管得很宽。所以毛泽东说，当时中央在延安嘛，“周天子守土”，我这个中央只能管延安城。从结果来看呢？王明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在武汉蒋介石对他很冷淡，没怎么理睬他。蒋介石只承认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他根本就不想和共产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所以毛泽东又说了，王明是“胭脂水粉打扮前来，一个巴掌打将回去”。意思是说，王明要讨好蒋介石，结果挨了巴掌。他的那一套根本行不通。所以事隔一年之后，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批评了王明。这就是贺龙对王明十分气愤的原因之一。
访问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贺龙的关系如何？
顾永忠：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威望越来越高，贺龙对毛泽东也是更加尊敬，在国内外竭力维护他的威望，对毛泽东的决定是坚决服从。1952年8月，政务院决定组建全国体育运动委员会，共青团中央向中共中央建议：“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最好请贺龙那样的一位将军来担任。”当时，贺龙是西南局第三书记、西南军区司令员、西南行政委员会副主任。因为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 （后改“行政”）委员主任已先后离开，贺龙实际上是握有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的一路诸侯。但当政务院常务副总理邓小平打电话征求贺龙意见时，贺龙首先问：“毛主席的意见呢？”邓小平告诉他：“毛主席也赞成。”贺龙听后毫不犹豫他说：“好。毛主席叫我干，中央叫我干，我就干！”就这样，贺龙不计个人得失，放弃了西南地区党政军大权，到北京担任了在一些人看来“没有实权”，当时还被有些人瞧不起的体委主任。
贺龙在建国以来对毛泽东的一些错误不是没有察觉。如他对“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强迫命令瞎指挥；对人民公社的吃大锅饭是不赞成的。特别是他担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后，对“大跃进”造成的军工企业追求高产值，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使国防工业基本建设和军工产品质量普遍下降，严重地影响了国防建设和部队战备训练的状况深有感触。但贺龙根据当时的国内外环境，从大局出发，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都尽量维护毛泽东的声誉和威望。1964年10月，原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下台。11月，应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邀请，以周恩来为团长、贺龙为副团长的中国党政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中国派出这样高规格的代表团，意在了解苏共新领导的对内对外政策，力争改善中苏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但是，苏共新领导却要继续执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坚持反华政策。7日晚，苏联政府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国庆宴会。当贺龙穿着漂亮的元帅服与周恩来等一起走进宴会厅时，科涅夫、罗科索夫斯基、莫斯卡连柯、崔可夫、扎哈罗夫等贺龙熟悉的苏联元帅走上前来同周恩来、贺龙握手，表示友好。在苏联领导人致完祝酒词后，周恩来同贺龙来到苏军元帅们的席前，向他们祝酒。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走了过来，他先是向周恩来挑衅，碰了钉子。但他仍不甘心，又向贺龙挑衅。他别有用心地对贺龙说：“贺龙同志的元帅服很漂亮，这已经不像当年的布棉袄了。”贺龙说：“还是当年的棉衣好，我舍不得它！”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也认为棉衣好，元帅服是浮华虚饰。我们的元帅服被斯大林玷污了，你们的元帅服被毛泽东玷污了。”接着，他更放肆他说：“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会把毛泽东搞掉的，只是时间未到。”贺龙听后勃然大怒，瞪着眼睛指着马利诺夫斯基说：“你的话完全是错误的，我根本不能同意……。”说罢走到周恩来身边，报告了刚才马利诺夫斯基的言行。周恩来很愤慨，立即找来米高扬说，马利诺夫斯基胡说八道。米高扬立即表示：“这绝对不代表我们的路线。他多喝了几杯酒，才说这样的蠢话……”第二天，勃列日涅夫等苏共主要领导拜会中国代表团时，我方向他们郑重提出：马利诺夫斯基在宴会上的挑衅，是对中国人民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侮辱，是对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党政代表团的侮辱。这种事连赫鲁晓夫在位时也未曾发生过。你们欢迎我们来的目的，是不是为了当众侮辱我们，要煽动反对毛泽东同志？要知道，这根本是妄想，丝毫不能损害毛主席在中国党内的崇高威望。苏共领导再次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向周恩来、贺龙道歉，并一再声明：这决不代表苏共主席团的看法，并让马利诺夫斯基向中方正式道歉。我方表示，你们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我们认为是“酒后吐真言”，他反映了一部分人的情绪，决不是一件小事。因此，必须先解决这个问题，才能谈及其他问题。这一次，中国代表团提前回国，以示抗议。由于中国代表团坚持有理、有礼、有节的斗争，维护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毛泽东的尊严。所以，代表团回来时，毛泽东破例亲自到机场迎接。他的这一举动，一方面是要向苏共新领导表明：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对苏联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对周恩来、贺龙在苏联的表现是十分满意的。毛泽东认为，贺龙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一直对他比较重视，并委以重任。1959年成立新的中央军委时，设三个副主席，贺龙为第二副主席。1960年起，又兼任国防工业委员会主任，主管国防工业。后来林彪生病长期休养，贺龙实际上主持军委的日常工作。1963年4月，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提出：“林彪同志长期生病，身体不好，我建议由贺龙同志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与会的政治局委员一致同意。直到“文革”之前，毛泽东与贺龙的关系总的看是比较好的。
访问人：从上面您介绍的情况可以看出，贺龙对毛泽东一贯忠贞不渝，请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这样做的？
顾永忠：贺龙出生在贫穷的农民家庭，饱受地主豪绅、贪官污吏的欺压，看到了社会的黑暗，所以立下了打倒贪官污吏和地主豪绅，为广大劳苦大众谋利益的宏伟誓言。贺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虽然读书不多，因从小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十分丰富。贺龙也是一位很有个性，善于独立思考，很有判断能力和自主能力的人。他自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和发动“两把菜刀起义”以来，一直在寻找革命真理，探索革命的道路。他对无政府主义、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国民党和共产党作了比较，认定只有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所以在共产党最倒霉的时候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共产党，从此无论遇到多大风浪，都坚定不移。贺龙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的领袖蒋介石、汪精卫，与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等都直接或间接打过交道，经过反复比较，他认定只有毛泽东最英明、最正确，所以心悦诚服地爱戴与信任毛泽东。贺龙的性格豁达豪放，但对毛泽东，像学生对师长那样发自内心的崇敬，忠心耿耿，坚贞不渝。贺龙对毛泽东的感情，也是十分纯洁的同志之情、战友之情。
访问人：贺龙对毛泽东一片忠心，但在“文革”中，贺龙却遭到那样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为什么？顾永忠：“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比较复杂，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贺龙在“文革”受迫害的情况，也比较复杂，首先，当然是由于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运动。这场“文革”运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在“文革”中，不仅是贺龙，而且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受到迫害，有的被迫害含冤去世。其次，照贺龙的说法：“党内出了奸臣”。就是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他们利用毛泽东的错误，兴风作浪，千方百计地迫害反对他们，或与他们不同观点，不愿意跟他们走的人。林彪把贺龙视为篡党夺权的重要障碍，所以必欲除之而后快。
访问人：林彪与贺龙有什么矛盾，他为什么一定要把贺龙除掉？顾永忠：在南昌起义前，贺龙是军长。南昌起义时，是起义军总指挥，而林彪当时只是一个连长，与贺龙的地位相差甚远。在南昌起义后，国内革命战争各个历史时期，两人地位相当，但从来没有在一起共过事。建国后到1959年，林彪任国防部长，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时，贺龙与林彪才有工作上的来往。贺龙对林彪是尊重的，工作上是支持的。在林彪养病期间，贺龙也经常向他通报情况，请示工作。但林彪容不下贺龙。首先，毛泽东在 1963年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使林彪有大权旁落之感，认为贺龙夺了他的兵权。第二，贺龙主持军委工作后，对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与林彪有明显的不同：林彪搞空头政治，强调“突出政治，四个第一”，政治好，其他一切都好，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专门搞虚的。贺龙则既务虚，强调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队要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但他更务实。他狠抓军工生产，努力改善部队的武器装备；抓部队的基层和机关建设，落实民兵工作；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意提高其军事素质，他强调政治工作必须保障部队战备训练和其他各项任务的完成，这显然与林彪的观点大相径庭。林彪岂能容得。于是，他先派他的老婆下部队调查搜集材料，然后自己出面，说什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方向出了偏差”。第三，贺龙主持军委工作期间，工作有声有色，成绩卓著，受到毛泽东的赞誉，也得到全军广大指战员的爱戴。1965年10月，贺龙率中央代表团去新疆参加自治区成立10周年庆祝活动时，解放军各总部、军兵种和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也随同前往。对此，林彪十分猜疑。他的老婆叶群散布流言蜚语说：贺龙竟有如此强的号召力，他一声召唤，那么多大军区的领导跟他走。后来，进一步诬蔑贺龙在“拉山头”。所以，林彪把贺龙当作对头。开始他还想拉拢贺龙。1965年12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批判罗瑞卿会议，贺龙事先一点也不清楚，会议期间林彪专门派叶群去看望贺龙。她说：“林彪很关心贺总，要她来代为问好。还说， 1965年8月 1日《人民日报》上刊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民主传统》一文，是林总决定用贺总名义发表的，因为林总考虑到贺总在群众中的威望高，特别是近几年来在国防建设上有功。”意在拉拢贺龙，但贺龙没有理睬他。上海会议后，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林彪见拉拢这一招不能奏效，于是就决心千方百计地要把贺龙打倒。他先是在总参组织揪罗瑞卿的后台，随后对他在空军的亲信吴法宪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空军是一块肥肉，谁都想吃，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又打电话给海军的亲信李作鹏说：你要注意贺龙，贺龙实际上是罗瑞卿的后台，他拉了一大批人来反对我，军委很快要解决他的问题。并授意他们给毛泽东写诬告信。不久，林彪就在一个由少数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小型打招呼会”上，把贺龙问题端了出来，他要大家对贺龙的所谓“夺权阴谋提高警惕”。
访问人：毛泽东对贺龙应该是了解的，为什么不出来说句话？顾永忠：开始，毛泽东是保贺龙的。1966年9月初，毛泽东把贺龙招进中南海，在游泳池的休息室里，把由林彪送去的吴法宪的诬告信给贺龙看，并对贺龙说：你不要怕，我当你的保皇派。我对你是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但是，后来毛泽东看了一些所谓贺龙问题的揭发与调查材料，又改变了主意，他在 1968年10月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说：我对贺龙原来是想要保的，现在看来不能保了。这实际上给打倒贺龙定了调。
访问人：所谓贺龙问题，主要是什么，是“二月兵变”吗？顾永忠：贺龙的所谓问题，主要是两个：一是所谓“通敌”问题。此事发生在1933年，由于党内“左”倾错误和不停地“肃反”，使贺龙指挥的红三军到了毁灭的边缘。蒋介石便乘机派国民政府参议员熊贡卿去游说。此人是在1925年贺龙任澧州镇守使时，他作为省府驻镇守使官邪代表与贺龙结识的。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利用红三军艰难的处境和熊贡卿同贺龙的私交，劝贺龙投降。贺龙请示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批准，先同意熊贡卿到红三军，在摸清国民党的意图后，便将他逮捕，公审枪决。湘鄂西分局将事情的经过向中共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所以，说贺龙“通敌”完全是颠倒是非，蓄意陷害。二是所谓“图谋篡夺军权”和支持军队一些单位的“篡夺军权”的问题。这完全是林彪和他亲信对贺龙的蓄意诬陷。至于所谓“二月兵变”，完全是无中生有。
访问人：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对毛泽东是怎样看的？顾永忠：贺龙被送到西山后，就失去了自由。但他还是认真学习毛泽东著作，关心形势。开始他还是对毛泽东抱有希望。他说：我相信党和人民是了解我的。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话的。并针对林彪一伙的诬蔑，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就参加南昌起义、湘鄂西肃反、枪毙熊贡卿及其他一些历史问题作了详细的如实的反映，但没有任何回音。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贺龙也越来越意识到，对他的所谓问题的看法，不只是林彪的问题了。有一天，他曾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对薛明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句话的”。可惜，贺龙生前毛泽东没有说这句话。
访问人：林彪死后，毛泽东一定想了很多事情，所以立即给贺龙平反了。
顾永忠：林彪是毛泽东指定的唯一接班人。他叛逃出国摔死后，无疑对毛泽东精神上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对过去的一些事必然要进行反思。但毛泽东不愧为一位伟人，一旦他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就能承认并加以纠正，对贺龙的冤案也是如此。1973年2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龙把他杀了。”并公开承认“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但张春桥既不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也不为贺龙平反。12月，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再次提出要为贺龙平反。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说，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1974年9月，毛泽东再次催问：“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在毛泽东再三催促下，中共中央于1974年9月29日，发出了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但因“四人帮”干扰，这次平反并不彻底； 1975年6月9日，周恩来总理抱病参加了八宝山贺龙骨灰安放仪式； 1982年10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
在这场“文革”的空前浩劫中，一代开国元勋贺龙含冤而死，这是“文革”造成的历史悲剧。
抚今追昔，我们必须明白，今天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以巨大的代价换来的，所以应该更加珍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