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著作于本年初次传布到中国。
［何按：19世纪末中国思想界思潮诵动。最新的理论被同盟会会员们一批一批翻译介绍到中国。1906年1月，同盟会党人朱执信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摘要翻译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名言，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
这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取自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界利彦合译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通过此书，“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当时似乎无人会想到，这本书，这个名词会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带来天翻地覆的巨变。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或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Party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界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在中国大地产生。
朱执信于1919年去世，现在几乎无人知晓了。
最早介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是戴季陶。他将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日文版一书的前四章译成中文，译名为《马克思“资本论”解说》。全书由戴季陶和胡汉民、朱执信、李汉俊四人合译。这是中国人最早了解到的马克思《资本论》。
戴季陶在自述中说：“我对于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很想用一番研究的工夫”；“要想免去阶级竞争，只有废除阶级的压迫，只有废除阶级。阶级存在一天，阶级压迫继续一天，阶级斗争就要支持一天”。
戴季陶后来支持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右派。
胡汉民则将日文版《神圣家族》、《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雇佣劳动与资本》、《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等著作中唯物史观部分译成中文介绍给国内读者。胡汉民说：“以上所译述，最主要的为《经济学批判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纲领。马克思自称他多年研究的结论，后来的学问，都以这个为导线。信从科学社会主义的人，有拿他当做宗教上的经典一样贵重的。”
胡后来也成为国民党右派领袖。
胡汉民还断言，在人类思想史上，只是到了马克思才“努力说明人类历史进动的原因”，而唯物史观的创立，使“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主义，同时有绝大的改革，差不多划一个新纪元”。
瞿秋白1927年2月说：“戴季陶先生、胡汉民先生及朱执信先生，都是中国第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
大量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术语由日本传到中国。“社会主义”、“社会党”、“共产主义”、“共产党”、“无政府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等等词汇，都是从日本传过来的。大革命时期响彻中国的“劳工神圣”和“团结就是力量”等口号，也是日本革命者片山潜、高野房太郎等人1897年前后从美国带回来的。］
少年毛泽东为读书事与父亲争执，逃家出走。
《毛泽东自传》：
“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不敢回家，恐怕挨打。我飘流了三天以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一共走的旅程不过距家八里。”
据孟锦云回忆，晚年毛泽东曾对身边人说：“我那时才13岁，就反抗老师，反抗我的父亲。我父亲可是个严厉的人，可我有办法反抗他”。
孟问：“主席，您小的时候，就想过当领袖吗？”
毛答：“想过，小时候，我就有领袖欲。我父亲让我去放鸭，我赶着一群鸭子，好神气噢。看到一群鸭子在我的驱赶下，噗噗下水，我心里就觉得我是在指挥千军万马呢。”（据孟锦云回忆录）
秋，转读井湾里私塾（寄宿），先生毛宇居。
读《水浒》、《三国》、《西游》、《说唐》、《说岳》等书。
［毛宇居知道背书是难不倒这个记忆力特别强的学生的，便把毛泽东唤到私塾院子中央，指着天井说：“我要你给我赞井！”毛泽东却不慌不忙，围着天井转了两圈，作诗一首：“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
《毛泽东自传》：
“我刚认识几个字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要我记家账了。他要我学习打算盘，因为父亲一定要我这样做，我开始在晚间计算账目。他是一个很凶的监工。他最恨我懒惰，如果没有账记，他便要我到田间做工，他的脾气很坏，时常责打我和我的弟弟们。他们一个钱不给我们，给我们吃最粗粝的东西。每月初一和十五，他总是给雇工吃鸡蛋和咸鱼片，但很少给过肉。对于我，则既没有蛋也没有肉。
我的母亲是一个慈祥的妇人，慷慨而仁爱，不论什么都肯施舍。她很怜惜穷人，在荒年，她常常施米给那些跑来乞讨的人。不过在父亲面前，她就不能这样做了。他不赞成做好事。家中因为这个问题时常吵闹。
我家有“两个党”。一个是父亲，是“执政党”。“反对党”是我，我的母亲和弟弟所组成的，有时甚至雇工也在内。不过，在反对党的“联合战线”之中，意见并不一致。母亲主张一种间接进攻的政策。她不赞成任何情感作用的显明的表示，和公开反抗“执政党”的企图。她说这样不合乎中国的道理。
但当我十三岁时，我找到了一种有力的理由和我的父亲辩论。我引经据典，站在父亲自己的立场上和他辩论。父亲常（常）喜（欢）责（备）我不孝和懒惰。我则用经书上的话来和他相对，说为上的应该慈爱。至于说我懒惰，我的辩解是大人应较年轻的人多做工作，而父亲的年纪既然比我大上三倍，他应该做更多的工作。并且我说我到了他那样大的时候，我一定比他更出力地工作。这个老人继续“积聚财物”，在那个小村里可以说是大富了。他自己不再买田，但是他向别人押来很多的田。他的资本增加了两三千元。
当我在十三岁左右时，有一天我的父亲请了许多客人到家中来。在他们的面前，我们两人发生了争执。父亲当众骂我。说我懒惰无用。这使我大发其火。我愤恨他，离开了家。我的母亲在后面追我，想劝我回去。我的父亲也追我，同时骂我，命令我回去。我走到一个池塘的边上，对他威胁，如果他再走近一点，我便跳下去。
我不顾教师的告诫，读了《岳飞传》（《精忠传》）、《水浒传》、《说唐》（《隋唐》）、《三国》和《西游记》等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