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回忆录”说：“一九五四年……我被任命为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以后并兼任毛的医疗组组长。从此，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为时二十二年。”
这些话，在书中反复他讲，似乎他还长时期地担任“毛的医疗组组长”。
1、毛泽东的两次医疗组
毛泽东的医疗组，是在他病情危重时，根据需要临时组织的。总共只有两次，每次时间都不长。第一次是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前）毛泽东病重期间组织的，时间一年多。第二次是从一九七四年到毛逝世，共两年多。
第一次的医疗组，组长是李志绥，副组长是徐涛、卞志强、胡旭东（原为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心内科主任，后调中南海保健处做保健医生）。参加医疗组的有北京医院的心血管内科主任吴洁，外科主任周光裕，麻醉科主任高日新，医学科学院院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阜外医院麻醉科主任尚德延，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荫祥等。
周恩来很重视医疗组的工作，后来决定由吴洁担任这次医疗组的专家组组长，对保健。医疗、抢救等业务负总责。护理工作由日夜坚持在第一线的护士长吴旭君负责。毛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专家陆续回到原单位，持续一年多的第一次医疗组就结束了。
第二次医疗组，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中旬，由神经科和内科专家会诊时提出、经领导决定成立的。李志绥不是医疗组组长，他只负责医务行政方面的事务。有关这次医疗组的情况，我们访问了几位当年参加医疗工作的主要专家。
王新德（北京医院神经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至毛去世为止）说：“没有宣布过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
方析（北京协和医院副院长，心血管内科主任、教授，第二次医疗组专家成员，直到毛去世为止）说：“不清楚，没听说医疗组组长的名称。”
那末，在医疗组大会诊中，关于诊断、治疗、抢救，到底如何集中意见，如何决定治疗方案，如何进行抢救，由谁下定医嘱？
经多方了解访问后得知，情况是这样的：在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麻醉科、耳鼻喉科、呼吸管理、外科、重病护理等各科诊治、护理、抢救的综合配合下，每一科都有一二位独当一面的专家，负责把关和直接管理，如神经科是黄克维（解放军总医院神经科主任）、王新德，耳鼻喉科是姜泅长（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外科是周光裕（北京医院外科主任）、高日新（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
在以心血管内科为主的三个专家小组里，陶寿淇（阜外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教授）、陶桓乐（北京医院心内科主任、教授）、方析三位是分组组长，吴洁（曾任北京医院院长、心内科主任）也是心血管内科专家组的重要成员。总负责是陶寿淇。这些人都是第二次医疗组的专家成员。
方析对我们说：“陶寿淇、陶桓乐和我们一起商量，决定由我、陶寿淇、陶桓乐三个人各领一组人值班，三组人倒班。最后的医嘱，由陶寿淇说定，护士记录、执行。我有时在这边，有时在心电图处监护，我在主席床头右手，另外王新德、高日新等专家都在。”
专家们都没提到李志绥是医疗组组长。那末，李志绥在医疗组中起些什么作用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把自己描绘成为医疗业务的决定人与领导人。不妨再听听医疗专家们是如何评说的。
方析说：“主席的病情我们向李志绥讲，需要向外单位送查化验，或者对外面联系一些事情，还有医疗组内的分组、分工等，都由他分管。他主要管医务行政方面。在主席的医疗、抢救等业务工作上，他不起什么作用。”
陶寿淇说：“当讨论主席病情时，都是医疗组的专家们发表意见。李志绥只坐在后边，不参加讨论，不发表意见。由专家们讨论决定治疗方案与下达医嘱。”
王新德说：“凡是重要的医疗讨论和作决定的时候，或是在抢救的时候，李志绥都向后缩。毛主席心肌梗塞抢救时，李志绥又是向后缩。”（着重点是引者加的）
把这些话归纳起来看，在整个医疗组的诊断、治疗、抢救过程中，在医疗业务上，主要由各有关科的专家负责，李志绥不起什么作用。他分管的是医务行政工作。
这同李志绥在书中所吹嘘的情况就有天壤之别了。
2、毛病危时李的表现
前面讲到在毛泽东病危需要抢救时，李志绥总是“向后缩”，使我们联想到一九七二年毛病情危重抢救时，李志绥临阵逃脱一事。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二年尼克松访华之前。那年二月十二日凌晨，吴旭君正观察毛的病情，发现他突然精神不好，出汗很多，脉搏细弱，吴旭君叫他，也没有反应。
吴意识到他发生了休克，便一只手给他做穴位指针按压，一只手紧按电铃，大声喊人。胡旭东、吴洁立即跑来，吴旭君按照他们的医嘱，同他们共同进行抢救，但一直没有见到李志绥。
胡旭东回忆这一段事情的时候说：“我听见吴旭君在大声叫人，我立刻向主席屋里跑去。当我进到屋后，看见李志绥向屋里探探头，然后扭头就走了。我发现主席心脏已停止跳动，赶紧做胸外心脏按压，吴旭君、俞雅菊（原为阜外医院心内科护士长，解放军三○五医院内科护士长及门诊部副主任）配合注射药物等急救，那时吴洁也在，但自始至终没有看见李志绥进来。经大力抢救，主席很快恢复了。”
胡旭东还说：“事后听李志绥自己解释说，他当时跑去工字楼找尚德延去了。
其实，他是有意躲避的。工字楼离毛的住地有一段距离，约四五百米，李志绥要找尚德延尽可以打电话，或者派人去找一下，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为什么非要亲自跑去找呢？这且不说，那末后来尚德延也来一同进行抢救了，可李志绥还是不来，是什么理由呢？”
这次我们查阅了这一段期间毛的病历，当时医生的分析，是毛泽东原有的肺心病，在心律失常情况下，由于严重缺氧所引起的。李志绥在“回忆录”中用了十七页的篇幅，来描绘一九七二年一月十八日至二月二十一日那一段时间他如何“主持”对毛泽东重病的诊治（实际是吴洁和胡旭东主治），而对这次十分危重的抢救工作，只字不提。这并不奇怪，就是因为这一次他临阵逃脱，对抢救情况实在是一无所知。
顺带说一句，我们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看到了李志绥的儿子李大重的谈话，说在毛泽东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李志绥的名字列在陶寿淇之前，证明李是医疗组组长。我们查阅了发表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日《人民日报》上的治丧委员会名单，名单中有陶寿淇，但没有李志绥。这份报纸是很容易找到的。它说明，陶寿淇在毛泽东医疗组中的地位和作用是首屈一指的。
在平时的医疗保健工作中，李志绥又是怎样一个情况呢？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自我吹嘘了一番：在做毛的保健医生之前，“无论是首长或是普通工人，我都一样的细心认真治疗”，受到“上上下下人们的交口赞誉”，“我被任命为（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后来又担任“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主任”，等等。
这里提到中南海门诊部，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门诊部是为中南海内中央办公厅所属的工作人员做医疗服务的。它同专为中央领导人做保健医疗工作的中南海保健科（后改保健处）没有直接关系，是两码事。
李志绥在中南海门诊部工作过七年多，但没有当过主任，主任是郑学文。黄树则（从一九四三年起做过毛的保健医生，曾任中南海保健处处长、卫生部保健局局长、卫生部副部长）证明说：“当时门诊部主任是郑学文。”郑学文说：“李志绥不是门诊部主任，那时我是主任，他从来也没有当过副主任。”
李志绥在书中说：“直到一九七六年毛去世为止，我作为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无论在北京或去外地，都跟随在他身边，为时二十二年。”
“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根本就没有这个名义，而且也不通。“监护”，作为法律用语是指对未成年人、精神病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一切合法权益的监督和保护。毛既不是未成年人又非精神病人，所以不属于这种“监护”范围。
“监护”的另一含义，是指对病情危重的病人，进行密切的观察和记录，有的还应用电子仪器--监护器，随时记录和显示病人的心电图、脉搏。呼吸、体温、动脉压、中心静脉压、尿量及各种引流量，以便及时发现微小的病情变化，采取紧急治疗措施。从这个含义上讲，符合毛晚年几次病重抢救期间的情况。但是在毛病情危重期间，真正进行这种“监护”的是轮流值班的各科医疗专家，及经验丰富的特别护理组的人员，他（她）们是分秒不离地昼夜二十四小时轮流守候在床旁。
李志绥既不参加专家分组值班，也不参与医嘱的决定，更不参加任何医疗仪器的.作。当时负责临床诊治的专家们一致的印象是：在专家讨论诊治方案时，李坐在后面不发言；毛病危时，李甚至很少到床边去观察与检查，一切都靠其他专家医护人员；在紧急抢救时，李志绥不但不抢上前去，辱而向后缩。作为毛的保健医生的李志绥的这种表现，实在是使人感到吃惊！
3、李志绥被毛摒退
到后期，毛泽东对李志绥的工作已经很不满意了。在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六年很长一段时间内，毛不让他在一组工作。
关于这一段，李的“回忆录”透露出一点信息。他说：“（一九七四年九月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毛仍在长沙，未参加北京的会议。”“我想回北京。我在长沙起不了作用。我们的人手不足，万一发生突变，需要抢救，很难进行。”“胡旭东、吴洁和我于一月初回到北京。”“我留在北京，开始向几位高级领导做简报。我先找到叶剑英，希望寻求各领导人的合作。毛不肯接受治疗，我们亟需政治局的帮助。
另一方面，也该让政治局了解毛的病情。叶元帅很热心。我们聊了一会，谈到我已负责毛的医疗保健二十一年之久。然后我将外出这半年的情况详细告诉了他。”
从一九七四年底到毛泽东逝世这一段时间，吴旭君已经不在毛身边工作，其间有关毛的医疗情况，我们主要是通过访问当事人包括一些专家了解到的。
关于上面李志绥说的那些事，我们访问了当时随同毛泽东在长沙的汪东兴。汪说：“这是假的。他怎么能同叶剑英去谈？实际上是主席有病，对李志绥有意见，不满意。主席说他只观望不行动，不动手，不解决实际问题，病好不了，不要他，让他回去！”
这就完全明白了，李志绥之所以回北京，不是他“想回北京”，而是他“在长沙起不了作用”。一九七四年底李回北京后，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他基本上就不参与对毛的医疗工作。
一九七五年，毛泽东做了白内障手术。当年为毛做眼科手术的唐由之教授是著名的眼科专家，现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他对我们说：“我于一九七五年春节大约是二月份，在杭州与毛主席见面，给毛主席做眼科会诊。那时李志绥不在杭州，汪东兴要我负责准备了眼科。耳鼻喉科等有关各科的整套手术室需用的器械设备。回北京后，我住在中直招待所，和几位眼科专家选择了适当的病人做了二三十例的手术，效果比较好。几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治疗方案汇报，李志绥也没有参加。我于一九七五年三四月间住进中南海，约住了七八个月。在手术前、手术中、手术后，都不见李忐绥。”
我们问唐由之：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手术前，毛说：元朝人萨都刺写过‘天低吴楚，眼空无物’。那末做完手术，我的眼里就会有物的了”。您当时一直在毛泽东身旁，毛泽东说过这些话吗？
唐说：“没有，毛主席没有说过这些话。李志绥没有在场。毛主席只是问过：‘你准备好了？’我说：‘准备好了。’主席说：‘准备音乐了吗？’后来由秘书找来弹词《满江红》录音带放的。做手术时，周恩来、汪东兴等都在门外等候，李志绥并不在。”
李志绥真是会编“故事”。那段对话，又是他或那些参与者们发挥想像力所写出来的。
我们又问：李志绥书上说，“从注射麻药到针拨完成，一共不过十二分钟。这次做的是右眼，打算两个月以后再做左眼”。是这样吗？
唐说：“不是。手术用了七分钟，做的是左眼。毛主席说：‘明年我再请你来，为我做右眼手术。’”
一九七五年做的那次眼科手术，在当时对毛的保健工作来说，不是件小事。但就在这个重要时刻，李志绥不见了。一直住在中南海主持手术的唐由之，在七八个月的时间里没有看见过李志绥的影子。这就是自称每天都随侍在毛身边的、为时二十二年的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哩！李此时根本不在毛身边，却偏要装出他对毛的眼科手术情况十分了解的样子。于是又不得不靠编造了。既然是编造的，尽管有那么些中国通下手，也难免错误百出。
从唐由之的谈话，我们又想到要弄清楚李志绥自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离开毛泽东的保健工作到底有多久。我们向从一九七五年初起就一直在医疗组里的两位医护人员进行了访问。
俞雅菊护士长说：“一九七五年初我第二次去长沙，毛主席在长沙游泳馆游泳。
当时毛主席有皮肤瘙痒症，只有皮科医生在，我很着急，临时从湘雅医学院请了心脏科专家来值班。毛主席最后游了三次，那时李志绥肯定不在长沙。我到长沙，以后又跟随主席去杭州，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从一九七五年一月以后，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始终没见到李志绥。”
这是第一见证人的证言。李志绥却在“回忆录”里编造说什么一九七五年一月二十一**“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由北京去杭州，这全是假话。
胡旭东说：“一九七五年初去长沙时，主席对李志绥已不信任了。李志绥已走了，由我负责主席的保健。李志绥也没有去杭州，什么‘带着十二名护士和十名医生’，没那回事。从一九七五年一月直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一直不在主席处。
我主持并组织眼科手术的准备工作等。眼科手术时他也不在。”
在文章的开头，我们就根据事实说明，李志绥开始做毛泽东的保健医生不是一九五四年而是一九五七年。现在又可以说，在毛的最后年月里，从一九七五年一月到一九七六年六月，李志绥实际上已经不担任毛的保健工作了。正是在这一头一尾的两段时间里，李志绥的“回忆录”编造了许许多多的中伤、诽谤毛泽东的“故事情节”。
再说一说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平时保健工作，这个我们更清楚。平时他和毛很少照面。偶尔组织专家会诊，他不直接介入医疗业务，不承担任何责任，只做医务行政工作。毛泽东平时的防病、护理、饮食营养管理、康复等工作，常年主要是靠护理人员、卫士组、管理员、炊事员、服务员等协作完成的。
李志绥明知毛泽东日常生活中有许多不利于健康的生活习惯，但他怕和毛意见不一致，不提合理的建议。比如徐涛做保健医生时，常常劝毛戒烟，少吃肥肉，减少安眠药量，多安排体力活动，调整安排合理膳食，定期检查身体等等。而李志绥强调“习惯难改”，“（主席）多年的习惯，不可能再改变了”，“（安眠）药量，可以不改”。
徐涛原来规定对毛食用胆固醇含量高的和油脂多的食物，要适当限量和掌握，要毛少吃“红烧肉”、动物内脏一类的食物，毛最后同意了，配合得很好。但李志绥改变了这个规定，决定“饮食不再禁食鸡蛋、动物内脏等（包括肚子、肝子、腰子等）”。（按：原来只是适当限食，从未禁食。）“食物中未加特殊限制，目前食用油均为猪油”（以上都见于李志绥所写的毛的病历记录）。直到一九五九年，护士长吴旭君一再提出要搞饮食营养热量计算，要改进膳食，尤其要减少油脂，并建议花生油与猪油按比例配用等。一九五九年五月专家会诊后，也认为原来油脂过多（见病历记录）。李志绥才不得不改变他的办法，再度限制食物中的油脂类，最后毛泽东还是同意了。可见并非“习惯难改”。
吴旭君把毛的安眠药，根据需要作了调整，既保证睡眠，又不增加用量，毛也接受了，可见也不是“习惯难改”。所谓“习惯难改”，这是李志绥为迎合毛的老习惯不坚持保健医疗原则的一个托词。
根据以上所述，对李志绥这个“毛的专职健康保护人和监护人”应当怎样看呢？
我们想读者会有自己的评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