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绥的“回忆录”写了不少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之间的事。这当中，除了从这些年来别人发表的回忆录中抄了一些之外，他造了许多谣，既诽谤毛泽东，又刻意攻击中共其他领导人。我们只举一个例子。
1、毛周之间
李志绥在“回忆录”里说：“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二百五十多万，已不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横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丝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
吴旭君对这件事十分清楚，她当时就在现场。李志绥所说的“接见红卫兵”、“北京市大地图”、“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周“跪在地图前”等等，全都与事实不符。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文革”期间，有一次周恩来和汪东兴把一个重要的建筑工程图拿给毛泽东看，并不是检阅红卫兵的路线图，地点是在中南海室内游泳池，不是在大会堂一一八厅。因为那张图太大，大约有两米多长，一米多宽，桌子上放不下，就打开摊在地毯上。屋子里光线不够亮，毛泽东、周恩来、汪东兴三个人都蹲在地图边上看。吴旭君把大厅的电灯都打开了，但光线不集中，还是看不清楚。她立即跑去值班室拿来一个手电筒和一个放大镜。吴旭君站在毛泽东的身后，打开手电为他们照亮。谁也没有跪着看。“回忆录”中说：“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着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这全是按照毛泽东嗜好吸烟这一生活习惯编织出来的，但是他们编错了。
毛泽东边看边听，一只手拿着放大镜在地图上移动着看，因为太胖，蹲着看很吃力，就用另一只手撑在地图上。当时屋内加上吴旭君一共只有四个人，李志绥不在场。李说的那些话是对周恩来的侮辱，对毛泽东的中伤。
我们问了当事人之一的汪东兴。他说：“当时给毛主席看的是一个工程图，不是路线图。由于那张图很大，桌子上摆不开，只好铺开在地毯上。起初毛主席和周总理并排坐在沙发上，随后都蹲在地图边上看，总理边指着地图边介绍，主席边听边看地图，有时看不清还用放大镜来看。我当时在场，我们都蹲在地上看，没有人跪着。李志绥的目的是为了诋毁中国领导人，侮辱周总理。”
对毛周之间的关系，我们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所看到、所听到、所亲身经历的，与李志绥说的完全不同。周恩来尊重和爱护毛泽东，毛泽东也尊重和爱护周恩来。
周恩来对毛泽东很关心，他常到中南海游泳池来开会，每次看见吴旭君几乎都要问：“主席身体好吗？睡觉怎么样，吃饭好吗？”等等。就是在“文革”时期，周恩来日夜连续工作，身体十分劳累时，仍然非常关心毛泽东的健康。一九七一年毛泽东病重，那一年第一次成立的医疗组，就是在周恩来的关心下组织的。他亲自到医疗组的住地，了解毛泽东的健康情况。
一九七二年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以后，原来的重病经过治疗已大有好转。周恩来到游泳池和毛泽东谈过话以后，看见吴旭君，对她说：“吴旭君同志，毛主席这次重病治好了。你非常辛苦，为党做了不少工作，现在我代表中央向你表示感谢。来！我们合个影留作纪念。”他就在游泳池的值班室单独和吴旭君照了相，也和其他人照了一张集体相。
毛泽东经常接见外宾，为了避免过多过强的灯光、闪光灯等对毛泽东眼睛的刺激与损害，周恩来找了新华社等有关部门研究并改进了灯光与照明，既不影响摄影时光线的亮度，又避免对毛泽东眼睛的强烈刺激。他为毛泽东考虑安排得这样细致周到，我们工作人员都很受感动。
毛泽东对周恩来一向很尊重。周恩来要来谈话，毛泽东总是立刻同意。即使他正在卧床办公或读书（这是毛的习惯），他也要从卧室里出来，到大厅内见面和交谈。毛泽东有事要找周恩来，叫吴旭君去打电话，每次都要嘱咐她一句：“先问问总理是不是睡觉了，如果睡了，不要叫醒他，等他醒了再说。”而周恩来有事打电话到毛泽东处时，每次总要先问：“吴旭君同志，主席今天睡了几个小时？”然后说：“请你报告主席，有这么一件事……”
关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王海容有这样一段回忆：“周总理和尼克松去上海进行会谈，签订《上海公报》，我也随同到了上海。尼克松离开上海以后，我接到护士长吴旭君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她说：‘你们什么时候回北京？主席让我告诉你，要组织五千人的队伍，在北京机场欢迎周总理的归来。，这一次毛主席安排了五千人欢迎的盛大场面，说明毛主席对周总理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
根据我们对毛泽东长期的接触，感到他总是以平等的态度待人，尊重别人的人格。他历来反对人有高低贵贱之分。这是毛的思想性格中的一个突出而鲜明的特征。
而在李志绥和“回忆录”的其他几位参与者的笔下，毛泽东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周恩来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毛周关系被歪曲成了什么样子？
毛泽东从来不在背后议论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向身边工作人员谈论中央的人际关系、中央领导人之间的不同意见等。他绝不可能跟李志绥谈这类内容的活，凡是身边工作人员都了解这一点。
2、撤消保健局与刘患病无关李志绥同“回忆录”的其他作者们，利用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挖空心思地编造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造了许多谣，诬陷毛泽东。我们想从保健工作这个方面谈一些重要情况。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在一九年的春夏之交的时候，保健局给刘少奇检查身体，发现有肺结核病。卫生部副部长崔义田让我先向毛透露一下刘少奇的病情，看看毛有什么意见，再写正式病情报告。毛并没有表现吃惊，说话时，他的眼光露出怀疑和一丝幸灾乐祸的神色。毛说：‘有病嘛，就休息，由医生治疗就完了，何必大惊小怪。这事不于你的事，你用不着搅进去，由他们去搞。’但刘的病反而促使毛迅速采取攻势。……毛做了一系列与高级领导的保健工作相关的批示，命中央卫生部撤销保健局，高级干部不准有专任医生，
取消保健工作。”还说：“毛一得知刘少奇患了肺结核后，便立即撤销保健工作，我奉命不得参与，也始终不清楚刘后来的治疗情形。但我知道毛真正目标其实是刘少奇。”这统统是李志绥等人捏造的。
撤销保健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同刘少奇患肺结核病有什么关系？让我们听听几位重要当事人的说法吧。
刘少奇的秘书刘振德说：“刘少奇原来就患有肺结核病，后来好了。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他出访印尼、缅甸、束埔寨、越南四国，因过于劳累，肺结核病复发。七八月间去北戴河休养了一段时间，到一九年就好了。”
刘振德还顺带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件事：“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有一次毛主席游泳，见到王光美同志，问她：‘少奇同志的肩周炎好了没有？’王光美说：‘还没有好。’主席说：‘开完会休息休息吧。，庐山会议后，少奇同志就去海南岛疗养，病情大为好转。”
顾英奇（曾任卫生部副部长）说：“卫生部撤销了保健局，但设立了直属医疗处，成立了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又称中南海保健组，这个改变并没有影响对任何一位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李志绥书上说其他领导同志的保健医生都撤销了，只有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未撤，这根本不是事实。其实中央主要负责人的保健医生都有，只不过改换为北京医院第二保健办公室。”
我们认为，毛泽东提出取消保健局，主要是着眼于医疗工作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在他看来，这是涉及中国医疗工作的一个根本方针问题。
吴旭君记得，有一次毛泽东问她：“我的医疗关系归哪里管呢？”
吴说：“你的公费医疗关系归北京医院。”
毛又说：“听说李敏、李钠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就不对啦，北京医院是为我们这种‘老爷，看病的，我的孩子们有病也去北京医院看，这不是搞特殊吗？连她们吃饭，我都让她们到东八所你们那个大食堂去。我看这个问题得解决！”
我们的理解，毛泽东那时是强调不要搞特殊化。他有几次不高兴地提到过应把北京医院改名为“老爷医院”。还说过“保健工作不要学苏联那一套”，“北京医院应该向群众开放”。
汪东兴说：“毛主席对医疗卫生工作曾发表过多次谈话，他的精神是对医疗卫生工作不断改进，使它面向大众，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绝不是针对哪个人的。李志绥的这些话是造谣。毛主席对人从来不是那样。对有病的同志无论是中央领导，还是身边工作人员，总是关心和同情的。”
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撤销保健局同刘少奇的病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一个是在一九年，一个是在一九六三年，而且一九年刘少奇的病已经好了。李志绥生拉硬扯地把它们搅在一起。有了知情人的证言，用不着多说什么了。
第七章 “回忆录”中对毛泽东会见尼克松一事的情节编造从“回忆录”上看，在毛泽东会见尼克松这个重大的政治事件过程中，李志绥好像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他先是“等在大厅”迎候尼克松。见了尼克松，跟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随后陪着尼克松去见毛泽东。会见结束，毛又问李志绥谈得如何，并向李讲了一大段对尼克松的看法。
这又是一段编造得太离奇的“故事”。它是真的还是假的，恐怕稍有常识的读者也很容易分辨清楚。
对这次会见的一些情况，吴旭君记得很清楚。那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刚一睡醒，就叫吴旭君立即去了解美国总统尼克松到达北京的具体时间。
吴前后打过五次电话，总机都迅速接通。最后了解到总统座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告诉她说：“你给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吴打电话给周恩来时， 周正在路上。到了钓鱼台国宾 馆后，周一得知毛要立刻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等吴旭君打完电话，毛就要起床。那时，他因病已有七八天很少起床久坐了。
起床后，吴安排他坐好，就一路小跑地去告诉张玉凤，因为会见时由她负责搀扶毛。又跑去告诉周福明（毛的卫士），去给毛刮胡子、理发，把会见大厅（也就是毛的书房）和茶水准备好。吴又跑去值班室，通知毛的近身警卫李连庆，叫他通知汪东兴、张耀祠、徐业夫（秘书）和门卫，又通知了管理员吴连登（他做毛泽东的生活管理员多年，毛病重时，他对饮食、生活物品供应等都十分尽心）准备点食物，因担心毛在会见时有可能出现低血糖。吴又跑去医疗组，告诉他们毛要立刻会见尼克松，请专家们待命。
吴赶回毛的卧室，把他扶到会见大厅让他坐好，再到医疗组所在的地方，再一次检查了医疗器械和急救用物。那时看见李志绥也在那里。李一直没有去游泳池门口，尼克松和周恩来到底几点几分才能来到游泳池，他根本就不知道。他的“回忆录”却说：“尼克松与周恩来乘坐的红旗车抵达时，我已等在毛书房外的游泳池大厅。”这是不可能的。这次外交会见与李志绥毫不相关。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还说：“尼克松总统进门时，我点头打招呼，并领他到毛的书房。”
我们又问了当时在场的汪东兴。他说：“毛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照李志绥的说法，好像他从头到尾都参加了。没有那回事。尼克松来到主席住地门前，周总理在门口迎接，周总理让我也在门口，负责安全警卫，李连庆（毛的住地警卫）站在另一边。尼克松车子过来时，周总理指示让尼克松的警卫陪同人员不要来。我立即通知我们的警卫，让尼克松的警卫人员等在怀仁堂休息。李志绥当时不在。尼克松来到时，是周总理陪同尼克松进入毛主席书房的。礼宾司有韩叙、王海容，翻译是唐闻生。我在大门口，连我都没有进书房，李志绥怎么能陪尼克松进去呢？去他的吧！”
我们还访问了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都是在场的第一见证人。
王海容，曾任外交部礼宾司副司长、外交部部长助理、外交部副部长，现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有关基辛格秘密来访和尼克松正式访华的许多事情，周恩来都是直接交给她办理的。当时毛泽东会见外宾，她一般都在场。她回忆说：“当时，周恩来总理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门口迎接尼克松总统，并陪同他进入毛主席的书房。
礼宾司由韩叙（礼宾司司长）和我陪同会见，还有外交部的翻译唐闻生。我协助唐闻生的工作，为会谈作记录。汪东兴同志在门口负责指挥安全警卫工作。李志绥不在场，谈不上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
唐闻生回忆说：“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当时我担任英文翻译。尼克松一行到达中南海毛主席的住处游泳池的时候，中共中央办公厅汪东兴主任和张耀祠副主任在大门口迎候。周恩来总理陪尼克松进入大门，经过走廊和值班室，再进入毛主席会见外宾的大厅。我和王海容随同进入。主席身边工作人员张玉凤扶他站起来迎客。我当时看见吴旭君和周福明站在值班室门口，但是没有看到李志绥。”
毛泽东会见外国国家元首，外交部礼宾司有一整套接待规格。按外交礼节，只有周恩来总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去迎接对方国家元首，这是基本常识。当时，毛泽东大病初愈后，第一次进行外事活动，体质很弱。宦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起来，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作为保健医生的李志绥，此时此刻也只能在医疗组所在地一起待命。可是照“回忆录”的描写，他却置本身职责于不顾，而去做不属于他的工作范围的、不应当也不可能由他去做的事情--到大门口迎接外国国家元首，向尼克松“点头”、“打招呼”、“领他到毛的书房”。“回忆录”这是胡诌了一些什么呀！
李志绥的“回忆录”中说：“书房和内走廊只以筛幔相隔，因此我听到了所有的谈话内容。”
这只能欺骗不了解实际情况的读者。其实，游泳池同会见大厅之间有一个五六米宽的内走廊，一侧不但有筛幔相隔，筛慢后还有厚墙和关闭的房门，另一侧还有一道高大结实的金属框玻璃墙。关上玻璃墙上的门以后，李志绥在游泳池的这一边，根本不可能听到大厅内的声音。李志绥就是想去偷听也不可能，因为当时还有严格的警卫和外事保密纪律。
王海容说：“毛主席不喜欢对话的人说话声音过大，他曾批评过我：‘你说话的声音能不能小一点？，所以那天与尼克松会谈时，毛主席的声音、翻译的声音都不大。我也知道大厅外面有个走廊，放了乒乓球台，再过去还有游泳池的玻璃门，李志绥说他在外面听到了‘所有的谈话’，那是不可能的。”
毛泽东与尼克松会谈时，除规定在场的人以外，没有任何人敢在附近偷听。当时只有吴旭君为了了解毛的身体情况，曾经隔着会谈大厅的大门从缝隙去观察过四次，看毛的神情、体态、语音等，以防有意外变化，在房里根本没有看到过李志绥的影子。
李志绥在“回忆录”中又说：“送走尼克松以后，毛十分高兴，换上睡袍，坐在沙发上。毛主动伸手让我测量他的脉搏。脉搏洪大有力，搏动规律。毛问怎么样。
我说，脉跳得很好。毛问我：‘你听到我同尼克松的谈话了吗？，我说，我一直坐在书房门旁，听到了。……毛说：‘我很喜欢：尼克松这个人。……’”下面紧接着的还有李编造的毛的讲话，共三行，这里从略。
毛泽东和尼克松会谈结束，客人要走的时候，吴旭君在场。为了避开摄影摄像镜头（这是多年来的工作纪律，除非因工作无法躲开，一般都要想尽办法远离镜头），她站在旁边。由张玉凤搀扶毛泽东送走客人，然后她和张玉凤一起把毛送回座位，把会见厅里用不着的灯光都关了，让他休息。
这次会见，从下午两点四十分开始，原定十五分钟，后来毛决定延长到一小时零五分。会谈结束时已经是将近四点钟了。毛确已十分劳累，吴、张让他在沙发上休息了三十分钟，然后请他上床休息。在这段时间，一直到上床以后，他绝对地需要安静与休息。
“回忆录”的作者们，为了抬高李志绥的身价，强化这本“回忆录”的政治性，凭空捏造出会见后毛、李的一大段对话。这难道是可能的吗？这难道是合情理的吗？这是不可能的，是既不合情也不合理的。
当时李志绥根本没有和毛泽东见面，吴旭君和张玉凤一直在旁照顾着毛。毛会见外宾后，从来不会向身边工作人员去询问谈得怎么样，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个习惯。
所谓毛泽东对尼克松的那段“评论”，就同书中其他许多内容一样，统统都是凭空编造出来的。看过这本书的读者们是不是会想到，事情竟然是这个样子的！
文章就要写完了，但我们总觉得言犹未尽。对李志绥“回忆录”所制造的谣言，应当戳穿和批驳的实在大多太多了，真是驳不胜驳。我们这篇文章里所说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些。
李志绥这个人，我们过去同他相处的时间不能说不长，对他的了解，也不能说很浅。他的缺点和毛病大家也是知道的。
李志绥做毛的保健医生也有十几年，尽管他不是真正在第一线直接值班，虽然他不常和毛泽东见面，但多年来他是处于听班待命状态，做了一定的保健工作。但是万万没有想到，他一跑到国外，就堕落到这个份上，确切他说，是他的彻底自我暴露。他伙同几个外国人，搞出这么一部“回忆录”来，专门造谣，作假，诽谤人，诬陷人，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这能叫回忆录吗？不能。有什么价值吗？没有。
当然，那些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的人们，以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宝贝”，把它用来打人。但是，一旦这本书的谎言被戳穿，他们就会落得一场空。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伟人，是在中国革命洪流中造就出来的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民族英雄。他根本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对世界的历史进程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来自人民，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我们长期在毛身边工作，看到的毛泽东是廉洁奉公，敏而好学，生活俭朴，贴近人民。他的精神、思想、学识、智慧、骨气、品德，为世人所称道。
当然，在李志绥等人的笔下，毛泽东的这些根本方面和本质特点，是见不到的。
他们刻意向世人宣扬的，是用谣言编织起来的攻击和诽谤毛泽东的种种荒诞无稽的故事。
若要问我们对李志绥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怎样评价？我们只有三个字：“不可信！”
我们这篇文章，讲述的事实和引用的证词都是有根据的，是对读者和历史负责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