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还是朗朗晴空，突然飘来一块乌云，遮住了明媚的太阳，竟然间还下了几滴雨，给人一种“东边日头西边雨”的感觉。虽然它不是阴天，却给人一种别扭。这便是1929年6月22日。应该说也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一天，红四军召开了全军第七次代表大会。
天很晚了，已经怀孕的贺子珍还不见丈夫的归来。看到东边日头西边雨，她有几分说不明的纳闷来。刚刚还朗朗晴空，怎么突然下起了雨？她等到丈夫归来时已是深夜两点钟。
“今天的会怎么开得这么晚？”贺子珍迎上前去，接过毛泽东的风衣，顺手挂在墙上。
毛泽东没有回答，似有难言之隐。
“有么事你就说出来吗？不说憋在心里怪难受的。”贺子珍见丈夫愁云满面，心里更难受。
木已成舟的事，说了就说了吧，毛泽东望着妻子的一再追问，便如实讲了会议的事。
“我不干前委书记了。”
“让谁干？”
“陈毅。”
“这怎么能行啊！”此时的贺子珍也有如五雷轰顶。从表面上，她知道丈夫与朱德、陈毅都是好朋友，怎么说不行就不行了呢？尤其是与他们的妻子都是姐妹相称，亲密无间，无话不谈。这事叫人家如何看呢？此时，作为女人她才明白，男人的痛苦不是写在脸上的，而是深深地刻在心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一团迷雾在贺子珍心中升腾。
原来红四军“围魏救赵”，解围井冈山的计划不能实现，这固然是一件憾事。然而，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决定斗争方针的毛泽东，根据在赣南闽西游击过程中了解到的新情况和东固根据地的新鲜经验，抓住蒋、桂军阀混战即将爆发的有利时机，毅然决定红四军在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这时，红军党内发生了一场争论，涉及到红军乃至整个根据地党和军队建设的根本问题。毛泽东对此深感忧虑和不安。
争论的起因是要不要设立中共红四军军委的问题？红四军军委成立于1928年4月底。1929年1月红四军出击赣南后，每日行军打仗，军情紧迫，环境恶劣，常要开会讨论红军行军方向。为避免机构重叠、麻烦误事，红四军前委决定军委暂撤销，将权力集中于前委。后来，根据地不断扩大，军队和地方事情多了，前委兼顾不过来，于是决定成立中共红四军临时军委，指定刘安恭为军委书记。
刘安恭是四川人，曾入云南讲武堂，后加入共产党，并去苏联留学，1929年春回国后，中央派他来红四军工作。他不了解红军的历史和斗争情况，盲目搬用苏联的那一套做法。一上任后主持召开军委会议，做出决定，限制前委权力，使前委无法开展工作。前委是代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指挥红军及其游击区域地方工作的特殊机构，其成员和书记均由中央指定。刘安恭主持做出的决定，显然是错误的。不仅如此，他一到红四军就哇啦哇啦地乱发议论，甚至在红四军党内制造派别，矛头直指毛泽东。这就引起了许多同志的不满。毛泽东也有感觉，主张撤销临时军委。这样，围绕着要不要设立军委的争论便展开了。
与此同时，原来在井冈山时期业已存在的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随着设立军委争论的展开也开始浮出水面，甚至对党代表制度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也产生了怀疑和动摇。他们强调“军官权威”，喜欢“长官说了算”；认为“党管事多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主张“党支部只管教育同志”，“党所过问的事情是要受限制的”；并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有些在旧军队呆过的人，惯于用旧军队那套办法管理部队，动不动就对士兵打屁股、关禁闭，滥施肉刑、枪毙逃兵的事也时有发生，使官长与士兵关系紧张。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重视加强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和党的组织建设。他深深感到，红四军内部的争论不停止，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不加以纠正和解决，势必妨碍红四军所肩负的党的政治任务的完成，也妨碍红四军本身的发展。他一直在焦虑地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6月8日，毛泽东主持的红四军前委在上杭县白砂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一份书面意见，列举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担负不起自己的政治责任，请求马上更换军委书记。会议虽然决定取消红四军临时军委，但争论的问题没有根本解决，而且分歧意见有日益发展之势。
6月19日，红四军第三次攻克龙岩城。前委决定抓紧有利时机，召开全军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解决上述分歧。
“七大”会场设在龙岩城内的公民小学校，代表们公推陈毅登台亮相。他在报告中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问题，一一列出，并坦率而又客观、公正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不过，他的意见就事论事，并没有深入分析产生争论的社会历史根源，所作的结论也没有上升到理论原则的高度。对争论的双方，也是各打五十大板。
毛泽东在大会上讲了话，仍然坚持原则。他说，我们还是要根据历史的实际斗争经验，加强政治领导，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军队应该严格地置于在党的领导之下。军队要做政治工作，要打仗，要筹款，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按这个来做。他还说，会上对我个人有许多批评，我现在不说，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的。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不正确。毛泽东的讲话完全是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大会在讨论前委组织机构时，决定毛泽东和朱德仍按中央指示为前委委员，另外选举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等5人和红四军一、二、三、四纵队各1人为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于毛泽东的观点未被多数人接受，加上他对部下要求严格，常常严厉批评甚至训斥一些团、营级干部，所以落选了。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
红四军“七大”开了一天，就结束了。这次大会停止了争论，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对一些争论的问题做了结论。这是有功劳的。但是，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意见分歧仍然存在。毛泽东由于落选，心情很不舒畅。会议结束时，他再次请求离开前委，希望中央送他去莫斯科学习和休养一个时期，在未得到中央通知前由前委派他到地方做些事，换一下环境。新前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毛泽东离开前委领导岗位后，将自己的坐骑交给部队，以前委特派员身份，由夫人贺子珍和蔡协民、曾志夫妇陪同，7月8日离开龙岩城，步行前往中共闽西特委驻地上杭县蛟洋。
毛泽东虽然离开红四军的领导岗位，但他的心一时一刻都没有离开军队。他仍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军队的细微变化。把自己的真知灼见告诉前来看望他的同志和战友。这种关心大局，不计个人恩怨的作风，使周围的同志很受感动。即使是一些在红四军的七大上对毛泽东有意见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是一心为了革命的。
毛泽东到蛟洋后，适逢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他集中精力指导闽西特委开好这一重要会议。会未开完，他就患了恶性疟疾，再也坚持不了，只好退出大会。
接着，他由贺子珍陪同，到上杭、永定农村，一边治病，一边指导地方工作，人们称他为“杨先生”。在永定歧岭一个叫牛牯朴的村子养病时，他的行踪被敌发现，遭到大埔县国民党保安团和永定金丰民团的进攻。好在粟裕率一个连的红军顶住了敌人。他由当地一名叫陈添裕的农民背着，在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上跑了十几里，才脱离险境。可笑的是，国民党的报纸竟然说毛泽东已经“死”了。
毛泽东看到贺子珍的肚子一天天地大了起来，连连叹息：“我生病，你又要生产。喜事也变成了祸事，祸不单行啊！”
贺子珍道：“只要你想得开，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鹰有时候比鸡飞得还低，但是鸡永远飞不过鹰高。你说是吗？”
“说得好。”毛泽东道：“子珍，你把曾志喊来，我有话给她说。”
“好的。”贺子珍应声出了门。
片刻曾志跑过来：“毛书记，有什么吩咐？”
毛泽东笑说：“书记已经撤了，没什么书记了。咱们都是同志了。”
曾志也道：“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始终是我们心中的书记。”
毛泽东道：“有个正经事给你通报一下，子珍要生产了。请你给傅军医商量一下，我看最好是选在龙岩医院。”
曾志道：“子珍的事我包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吧。实在不行，我送子珍去龙岩。”
“那好啊。”毛泽东道：“麻烦你了！”
“我们都是好姐妹，何谈麻烦？”曾志说到：“不行，我建议你也去龙岩医院吧？”
毛泽东道：“不啦，那里目标更大。”
说话不到十天，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小宝贝顺利降生了，是个“千金”。为了减轻毛泽东的思想负担，贺子珍忍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将孩子托嘱给当地一家老表抚养，并送给老表20块银元，离开了自己的亲生骨肉，一步一回头地回到了毛泽东的身边，受到了毛泽东的夸奖：“患难情深恨别离。你是我生死患难的妻子，我没想到的你也做到了！”
这时，贺子珍也由衷地笑了，似满山红遍的映山红，好看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