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故然是一个急需改造的文化领域。但是，当换一个角度，诸如从文化继承和发展，从繁荣文艺、百花齐放的角度来看待传统剧目的时候，有些东西就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够和有必要一刀两断的。
《人民日报》1948年11月23日题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的社论中，曾把传统剧目划分为“有利”、“无害”、“有害”三大类，认为前两类“不加修改或稍加修改即可演出”。据周扬同志说，这篇社论是在河北平山县时，他们就旧剧改革问题请示毛泽东和刘少奇之后，“主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写的。”①
建国之初，如何正确对待旧剧的问题曾引起关注。这关系到全国刚刚获得解放的几亿人口的文化生活，也是关系到成千上万戏曲艺人就业的问题。显然，任何轻率和粗暴的态度都是对戏曲事业不利的。毛泽东提出，对旧戏应该分析一下，看看哪些是无害的，哪些是有益的，哪些是有害的，区别对
②待。文艺界的有关领导又一次“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对剧目的取舍提出了三条标准，即提倡有益的，反对有害的，容许无害的。有益、有害和无害，主要是从思想内容来说的。”①
1950年11月底至12月上旬，在全国戏曲工作会议上，有人提出“戏曲要百花齐放”。毛泽东非常欣赏“百花齐放”这个提法，认为是反映了广大群众和艺人的意愿和利益，便采用了这个口号。1951年，为新创办的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辞，为全国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题辞，都用了“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八个字。同年5月5日，政务院在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提出，要“促成戏曲艺术的‘百花齐放’。”5月7日《人民日报》题为《重视戏曲改革》的社论，特别突出了政务院“指示”的这一精神，并进一步阐述道，戏曲改革牵涉到千百万人民的爱好和欣赏习惯，人民有理由喜爱自己民族传统的艺术，对此“必须尊重，不能任意加以抹煞”，要采取慎重态度，“一般地不应该依靠行政命令与禁演的方法。”1956年，毛泽东又把“百花齐放”同“百家争鸣”联系起来，作为文化艺术工作的长期的根本的指导方针，从而奠定了创造社会主义新文艺的政策理论基础，奠定了正确处理新文艺和传统艺术的关系的政策理论基础。
毛泽东对“百花齐放”在继承发展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积极意义相当看重。在和周扬等同志的一次谈话中，他特意把新中国的文化艺术政策同苏联20年代“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张做了比较和区分。他说：我们中国没有犯过象苏联十月革命后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那样的错误。他们对待过去的文化遗产采取全盘否定的虚无主义的态度，指望依靠少数所谓“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来制造“无产阶级文化”。列宁坚决地反对了这种错误思潮，认为无产阶级文化不能离开当前政治，不能割断历史传统，不能靠少数专家闭门造车来炮制。解放后，我们中国没有犯这种错误，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虚无主义态度，这无疑是正确的。①
①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②见周扬1982年2月8日在广东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引自《文艺研究》1982年第3期。①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①引自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1981年第3期。
实施“百花齐放”的难点，不在于如何看待旧剧目中的“有利”部分，如《打渔杀家》、《苏武牧羊》、《四进士》等反贪官污吏、颂民族气节，暴露与讽刺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表现急公好义等优良道德传统的一些剧目；也不在于其中明显和绝对“有害”的部分；而在于那些良莠掺杂的剧目，特别是那些既表现了一定的进步和正义的道德理想，又包含着明显的封建迷信等落后观念，并拥有大量观众的“鬼戏”。
对这类以“牛鬼蛇神”为题材的“鬼戏”旧剧目，毛泽东一度集中发表过不少看法。
那是1957年上半年，也就是毛泽东从北京一路南下，宣传“双百”方针、提倡“整风”的那段时间。为了阐述百花齐放这一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大方针，传统戏曲中的“牛鬼蛇神”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我们先集中引述几段如下。
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放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比如，过去把剧目控制得很死，不准演这样演那样。现在一放，什么《乌盆记》、《天雷报》，什么牛鬼蛇神都跑到戏台上来了。这种现象怎么样？我看跑一跑好。许多人没有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然后，对那些戏加以批判、改造，或者禁止。有人说，有的地方戏不好，连本地人也反对。我看这种戏演一点也可以。究竟它站得住脚站不住脚，还有多少观众，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①
3月8日同文艺界谈话时，有人请毛泽东谈谈继承遗产的问题，并说有人传达，说毛主席曾讲过在剧目中演出些有牛鬼蛇神的戏不要紧，不致影响农业合作社减产，因此大家对这个问题弄不清楚。毛泽东在回答中先后讲到：我并不赞成牛鬼蛇神，过去的办法是压，现在出来则害怕了，遗产中有许多糟粕。对一些传统剧目，过去我们禁了几年，别人有些反感，现在开放了，也可以批评，但批评要说理。一些牛鬼蛇神的戏，看看也可以，我们看《封神演义》，不是牛鬼蛇神吗？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目里有也不稀奇。演来看看也没有什么可怕。拿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当然很好，又拿不出来，还是让他演吧！否则，等于是不让他们演戏。牛鬼蛇神，戏是看，鬼不一定信。老百姓天旱信龙王，风调雨顺，他又不信了，雨多了他更不信。放一下就大惊小怪。这是不相信人民，不相信人民有鉴别的能力。不要怕，如果每个舞台都是牛鬼蛇神，人民不反对？！
3月12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有些同志看到这个情况，心里很着急。我说，有一点也可以，过几十年，现在舞台上这样的牛鬼蛇神都没有了，想看也看不成了。我们要提倡正确的东西，反对错误的东西，但是不要害怕人们接触错误的东西。单靠行政命令的办法，禁止人接触不正常的现象，禁止人接触丑恶的现象，禁止人接触错误思想，禁止人看牛鬼蛇神，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当然我并不提倡发展牛鬼蛇神，我是说‘有一点也可以’。某些错误东西的存在是并不奇怪的，也是用不着害怕的，这可以使人们更好地学会同它作斗争。大风大浪也不可怕。人类社会就是从大风大浪中发展起来的。”①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49页。
3月18日，在济南召开的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各种艺术，各种花，都可以开。人们就说了，这样一来，牛鬼蛇神就跑到戏台上来了。这些东西慢慢会淘汰的，现在让它演一演也可以。戏台上出现各种不正常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的多了，看戏的就少了，他那个东西就不演了。他们演那些戏，就不如让他们互相竞争，用百花齐放这样的办法比较好。
3月19日，在南京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文学作品中有些不好是可能的。上海唱的《狸猫换太子》，许多妖魔鬼怪都上来了。妖魔鬼怪，很多人没看过，我也没看过，我很想看一下这个戏，为人在世不可不看，就是不要看多了，不要天天搞妖魔鬼怪，搞一点见见世面。让他搞一个时期，会有人批评的。不必因为那些东西我们去着急。何必那么急？写了几篇小说，几篇诗歌，演了《狸猫换太子》心里就那么急，让他们经过社会评论，逐步使那些作品，那些戏曲加以适当改变，而不要用行政命令来禁止。同志们不要误会，说我在这里提倡妖魔鬼怪，我是想消灭它，消灭的办法，是让他出现一下，让社会大家公评，真理就会慢慢上升，逐步改造。过去我们用命令禁止，禁止了七年，现在搬上来了，可见禁止是不灵的，硬禁是不灵的。
4月15日，在杭州召开的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谁说要牛鬼蛇神？谁说要《火烧红莲寺》？看问题要有一个过程。问题是群众要看。普陀山仍在拜佛，基督教、天主教仍在信，我们也有迷信，脑子里有个框框，即是信佛教信回教可以，但戏台上不可以，总认为搞不得，这不也是迷信吗？为什么那么些人情教拜佛都可以，就不可以在演戏当中也拜一下、迷信一下呢？他们有观众，不能压，只能搞些好的东西，与他唱对台戏嘛！应该让群众复杂些，各种对立物都有，我们的仕务就是提高大家的科学知识，提高了，迷信就要逐步减少了。
几次谈话，中心意思大体一致。“牛鬼蛇神”这一概念，虽然有时是泛指旧剧目，有时甚至不仅仅是指戏曲现象，但主要的，特别是毛泽东用它来说明艺术的百花齐放方针对，是特指传统戏曲中的一些鬼怪剧目。很明显，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牛鬼蛇神是在戏曲艺术领域贯彻“双百”方针的一个焦点和难点。而毛泽东对此的分析，是相当有分寸的。他的一个基本认识是：传统戏里的牛鬼蛇神，作为封建意识形态中的艺术形象，有明显的毒索和糟粕，不是社会主义新文化本身应该具有的东西。从根本上说，他不希望这些艺术形象充斥舞台，并认为它们终究要退出舞台。细心的读者还不难发现，凡谈到牛鬼蛇神的剧目和演出时，毛泽东往往用一个“他们”的概念：让他们演一演，他们有观众等等，这表明他始终是把这类剧目作为“对立物”来看待的。
那么，他为什么又反复告诫人们用不着大惊小怪，甚至认为牛鬼蛇神的出现和存在有其必然性和某种必要性呢？归纳毛泽东的谈话，有这样几点。
第一，建国后的实践证明，单靠行政命令，把剧目控制得死死的，禁演牛鬼蛇神的戏，不灵。禁演了七年，现在又搬出来了。可见，在拿不出更多更好的东西来代替它的情况下，只是一味的禁，无助以解决问题，不利于繁荣戏曲艺术，等于不让他们演戏，减少了观众习惯的文化娱乐，易引起人们的“反感”。
①《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6～417页。
第二，明辨牛鬼蛇神剧目的糟粕，改造和利用旧剧目的最好方法，是百花齐放。百花齐放的实质有三条：1）是允许各种花都放出来，那怕你认为某一种花本来就是毒草。否则，人们怎么知道它是毒草呢？“许多人没看过牛鬼蛇神的戏，等看到这些丑恶的形象，才晓得不应当搬上舞台的东西也搬上来了”。毛泽东相信绝大多数观众的判断力。2）刺激人们“搞些好的东西，与他唱对台戏”，比较和竞争，并运用正确的思想立场，用说理的方式来批评那些你认为是毒草的东西。毛泽东对这种做法的成效，很乐观自信：“戏台上不正常的东西多了，人们就会说话，说话多了，看戏的就少了，他那个东西就不演了”。3）香花、好的东西、理想的艺术，总是在同对立面的比较、竞争和斗争中逐步成长壮大起来的。这是个规律，对立面的存在因此是必然的，它们构成香花脱颖而出的必要环境。
第三，从社会现实来看，戏曲中的牛鬼蛇神是过去时代人们的社会存在在观念当中的反映，也是现时代人们的落后观念和迷信心理的反映。“社会上有牛鬼蛇神，剧目里有也不稀奇”，这句话有些费解，社会上的牛鬼蛇神指的是什么？毛泽东的思维似乎在政治和艺术之间跳跃。但当他说牛鬼蛇神的戏有观众想看，有一定的群众基础的时候，则明确了：既然现实生活中有不少群众信神拜佛，而且我们也允许，那么在戏台上重演一下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在从根本上改变一些群众的现实生存观念之前，就难以彻底清除戏台上的牛鬼蛇神。一般群众信什么，不信什么，都依据他们实际的生存需要。他们天旱信龙王，风调雨顺就不信了。由此为我们提出普及科学知识、普及正确的思想信念的任务，最终要依赖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普遍提高。
第四，从戏曲艺术的发展过程和戏曲方向的倡导来看，毛泽东有自己的认识和追求。他曾经倡导过《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十五贯》，后来他极力称赞《半篮花生》、《园丁之歌》。但“问题要有一个过程”，“何必那么急”。继承和发展传统戏曲艺术，是必然趋势，但这绝不是直线的、干净利索的发展，而要有长期的艰苦的良莠掺杂的过程，以为来一个突变，“全新”的戏曲就出现了，这是不可能的。在这一过程中，《狸猫换太子》一类的剧目也不妨看看，甚至“不可不看”，他相信过几十年牛鬼蛇神会从舞台上消灭，那时，“想看也看不成了”，这些毕竟是发生过影响的艺术形象。毛泽东同时告诫人们，看牛鬼蛇神，纯不是在观念上认同，“戏是看，鬼不一定信”。他的目标仍旧是提倡更好的东西，他的眼光永远自信地对准着未来。
需顺便提及一下的是，毛泽东上述关于旧剧目、关于牛鬼蛇神的一系列谈话和分析，在当时无疑发生了重要影响。《人民日报》1957年4月27日发表的题为《大胆放手，开放剧目》的社论，虽然不能证实是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写出的，但明显是在上述谈话和分析的精神指导下的进一步发挥。社论指出，“在去年开放剧目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少数思想内容不健康的剧目，于是有人惊慌了，要求‘收’，要求‘禁’。他们害怕剧场混乱起来。其实，……目前的问题，不是戏曲剧目开放已经够了，而是‘放’的还很不够。”“应当相信在戏曲这块园地内让‘百花齐放’，是不会‘天下大乱’的了。”“发展社会主义民族新艺术，……急于求成是不行的。教条主义者便不懂得这个道理”。
不少人在关于毛泽东的回忆文章中，都认为他的谈话方式特别富有个性，特别洒脱。我想，其中的一个特点，或许就是他即兴发挥的一些话题，能给人很多启发，含蓄地打通一些思路；有时，表面看来，云山雾罩，较少逻辑贯通，但涉及到一些原则性问题，都绝非随口出之。从上面引述的1957年上半年关于戏曲舞台及牛鬼蛇神的历次谈话中，我们不难体会到这种严密和精细，即他用来概括允许“放”出来的具有糟粕内容的旧剧目的概念，始终是“牛鬼蛇伸”，而不是他在这以前和以后经常使用的“帝玉将相”。尽管这两个概念在指示一些传统剧目的不健康内容上，并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毛泽东还是微妙地做了选择。
牛鬼蛇神和帝王将相虽然都是封建意识形态在传统戏曲中的形象反映，但是，作为不同的题材类型，它们反映的侧重点并不一样。牛鬼蛇神更多地用幻想、迷信的方式体现人们的人生观、道德观和某些生存信念，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生死和因果轮回之类。它不象帝王将相的戏那样明显地颠倒历史、宣传英雄史观，而且不少剧目的主角大多是下层百姓，通过歪曲的形式，透露出他们在封建社会中的一些朴素愿望。
就以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谈到的《乌盆记》和《天雷报》来说。《乌盆记》的故事为：南阳缎商刘世昌结帐回家，行至定远县遇雨，借宿窑户赵大家里。赵见财起意，将刘用酒毒死，又将尸首烧成乌盆。鞋工张别古向赵大索要欠款，赵将乌盆抵押给他。刘世昌鬼魂诉冤，张别古代其鸣冤，包拯为其雪冤，将赵大杖毙。《天雷报》，又名《青风亭》，说的是某士人之妾受正室迫害，产下一子抛弃荒郊，婴儿被磨豆腐、打草鞋为生的张元秀拾去，取名为张继保。张继保13岁时在清风亭为生母相认，张氏夫妇忍痛予之。张氏夫妇后为老病所缠，沦为乞丐，得知张继保中状元返里的消息，前往相认，而张继保却反目不认。二老悲愤交加，双双碰死。张继保遂遭报应，被雷电击毙。
显然，这样的鬼戏与帝王将相戏不同，主要是以向善背恶、劝善惩恶的道德训诫为主题，而它所反映的道德观其及价值取向是有普遍意义的，是一般人能够接受和认同的，包括它所具有的神鬼形式。这些大体就是毛泽东说的它有一定观众的重要的心理基础。
毛泽东是封建传统的伟大叛逆者，但比较起来，他最为深恶痛绝和急于改变的，是不少帝王将相和剧目所表现出来的那些封建阶级关系和尊卑秩序，而改变象牛鬼蛇神剧目中表现出来的迷信观念等旧文化积习，他非常清楚需要有长期的复杂的过程，更何况其中也包含着劝善惩恶这样一些并非完全不可取的内容。1947年10月，他转战陕北期间在佳县白云山观赏庙会后，便对该县县委书记说过这样的话：这些都是文化遗产，不要毁坏了。你不信神，我不信神，可是后人不知道这就是神。你明天要出个布告，要保护。①这反映出他冷静客观的现实主义文化态度。
毛泽东在1957年对待牛鬼蛇神剧目的开明态度，还与党的“八大”前后的良好气氛有关。他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现象的估计很乐观，设想也科学，他的思想非常活跃，突出地表现了开放、宽容、探索、建设的特征。他提出的文化发展的战略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领导干部都能理解和认真执行。在3月8日那次同文艺界的谈话中，他甚至做过这样的估计：地区以上高级干部有一万人，其中是否有一千人赞成双百方针都很难说。他四处游说、宣传，多少有些做说服工作的意思。戏曲中的牛鬼蛇神形象于是成了他做说服工作的一个例子。
①艾克恩：《延安文艺运动纪盛》第763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1月版。
关于“鬼戏”问题，事实上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1953年，著名戏剧家马逮翎把明代周夷玉创作的《红梅记》改编为秦腔《游西湖》，让主角李慧娘一直活着来报仇，而不是象原作那样死而抗争，就引起了争论。肯定者认为是创造出新型积极的斗争方式，否定者认为是反历史主义，将鬼变成人，结果把一个非常优秀的古典戏曲，破坏得四分五裂，不真实了。1956年夏天，文化部召开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提出挖掘传统，丰富上演剧目。于是，有人提出：“有些好的鬼戏是有人民性的，可以演出”。一些报刊展开了讨论。多数论者的看法是：鬼戏的出现，是斗争在幻想基础上的继续发展，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十分自然的“结合”；“好的鬼戏”和“好的鬼”有反抗性和人民性，是人民自己的怨愤的化身：对观众起着鼓舞斗争的作用，不算迷信；鬼戏和神话戏一样，都是运用幻想中的超现实、超自然的力量，来表现作者在运用别种题村时所不能表现的东西，达到作品里只用人的现实生活远
①不能达到的目的。也有少数文章表示反对。这无疑是一场很有意义的正常讨论，而且也是对1956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的一个很好的贯彻，由此形成了毛泽东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说的“最近一个时期，有些牛鬼蛇神被搬上舞台了”的背景。
毛泽东不一定熟悉这些学术性讨论，但他的基本观点是明确的，即不赞成牛鬼蛇神，而且认为鬼戏和神话戏不能同日而语。但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他例举的一些虽不赞成但反对禁止的剧目，如《狸猫换太子》，并不属于旧剧目中的“好的鬼戏”。
关于“鬼戏”，在1963年曾在文艺界引起一场轩然大波。事情是由孟超根据《红梅记》改编的昆曲《李慧娘》引起的。原作写南宋末年太学生裴禹与卢昭容相恋，横遭奸相贾似道迫害而不能聚首，后贾似道又枉杀侍妾李慧娘，李慧娘“显魂”救裴禹，并惩罚贾似道，最后以贾似道失职误国，裴禹与卢昭容终成眷属为结局。孟超的改编，把卢昭容这个人物去掉，让李慧娘同裴禹相爱，着重写李慧娘这个受压迫而又屈死的女子，做了“鬼”也不甘屈服，同压迫者继续抗辩。
《李慧娘》于1961年秋公演。著名杂文家廖沫沙看了演出后，署名繁星发表《有鬼无害论》一文肯定此戏，并对文艺作品中的神鬼形象做了论述，认为“是不是迷信思想，不在戏台上出不出鬼神，而在鬼神所代表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压迫势力作斗争，敢于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力的迷信思想”。
对大体上属于“无害”类的鬼戏，进行一番改造，融进新的思想主题，应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探索。繁星文章关于鬼戏是不是就一定是宣传迷信思想的分析，也是有道理的。戏曲界的这一现象，在当时影响不小。周恩来在1963年2月8日文化艺术工作者春节联欢会上的讲话中，就谈到鬼戏的改编问题。他说：“鬼戏有的是迷信，有的是过去人们受了冤屈，生不能伸冤，便寄托在死后伸冤。而今天我们完全可以作另一种处理。”
1963年3月29日，中央同意并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
①参见：张庾《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文艺报》1956年第13期；张真《谈〈游西湖〉
的改编》，《文艺报》1954年第21期；曲六乙《漫谈鬼戏》，《戏剧报》1957年第7期。
请示报告》，该报告提出，尽管“戏剧界对‘鬼戏’问题的看法，目前还不一致”，但是，“事实证明，鬼戏的演出，加深了人们的迷信观念，……这是和当前我们要加强群众的社会主义教育、克服各种落后思想和落后习惯的任务相抵触的。”同年5月6日、7日《文汇报》发表署名梁壁辉的长篇文章《“有鬼无害”论》，开始批判《李慧娘》和鬼戏以及“有鬼无害论”。据江青后来在1966年11月28日的文艺界大会上说：“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从此，对“鬼戏”的批判逐步升级，戏曲舞台上也再没有鬼神形象了。
毛泽东是注意到这场风波的。就在5月7日《文汇报》连载那篇批判文章的当天，在杭州会议上谈到文艺界的有鬼无害论时，他说：是农村城市阶级情况的反映。显然，随着意识形态领域“左”倾倾向的发展，毛泽东的看法也发生了明显变化。
1964年6月，毛泽东又批示过《人民日报》、新华社的一份《工作情况简报》（第125期），让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阅。该期简报内容是“《人民日报》、新华社编辑部大会上传达主席对《人民日报》文艺宣传的批评”。据简报记载，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1961年，《人民日报》宣传了“有鬼无害论”，事后一直没有对这件事作过交持，一直没有批判“有鬼无害论”，要把这个问题讲一下。1962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人民日报》一面讲阶级斗争，进行反修宣传斗争，一面又不对提倡鬼戏的事做自我批评，这就使报纸处于自相矛盾的地位。
我们当然不能说毛泽东在1957年上半年四处讲牛鬼蛇神与百花齐放的关系，同1961年出现的“有鬼无害论”有什么内在的理论逻辑勾连，从个人认识上讲，毛泽东不赞成牛鬼蛇神戏的态度也是比较一致的。但是，从概念上讲，“鬼戏”是不是一定就属于明显带有贬义的“牛鬼蛇神”的范畴，是值得讨论的；进一步说，象《李慧娘》这样的“鬼戏”是不是“百花齐放”的方针所不容的呢？还有，“有鬼无害论”的主张者的某些阐达，是不是都没有道理？在“1962年十中全会后，全党都在抓阶级斗争，”“双百”方针受到干扰和歪曲的情势下，大多数人不会科学地思考这些问题，毛泽东也没有审慎仔细地思考这些问题，他对“鬼戏”（更不用说牛鬼蛇神戏了）、对“有鬼无害论”的主张持鲜明的批判态度，实在是情理之中。
古为今用，是毛泽东关于文化继承理论的一个最响亮的口号。有时候，为了“用”，且用之得当，毛泽东对某些传统剧目表现了更有气度更灵活的“拿来”态度。
如果说，出于贯彻“双百”方针的考虑，毛泽东在否定宣传帝王将相的剧目的同时，冷静宽容地对待一些牛鬼蛇神的剧目；那么，在此后一段时间里，出于古为今用的考虑，他在贬低一些缠绵悱恻的才子佳人戏的同时，又称赞和推荐了一些虎虎生气的武旦和刀马旦戏，即以勇武的女性为主角，情节多为战争，表演着重武打的刷目。“用”的中心目的，是鉴于紧张的国际局势，提倡全民皆兵。
1957年11月17日在天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直言告诫：我们应该做战争的准备，要武装起来，全民皆兵。前天你们唱的《泗州城》的戏，要学唱，多唱打仗的戏，少唱点《粱山伯与祝英台》。1958年8月17日在北戴河的一次会议上，他又说：全民皆兵，有壮气壮胆的作用。我就赞成唱点穆桂英、《泗州城》那些讲打的戏。《梁山伯与祝英台》也可以唱，要少一点，视英台太斯文了。女将穆桂英比较好，还有花木兰。1959年4月24日，他又特意给周恩来一封信，说：曾在郑州看过河南豫剧《破洪州》，颇好，说穆桂英挂帅的事，是一个改造过的戏。主角常香玉，扮穆桂英。可调这个班子来京为人民代表演一次。《破洪州》剧本仍有缺点，待后可商量修改。
武装起来，抗外御敌，对壮民男丁来说，是不存疑问的。全民是否“兵”得起来，关键在占“半边天”的妇女。故而毛泽东没有特别选择具有同样主题的武生戏，而是推荐穆桂英、花木兰这些几乎已成为中国人心理中的妇女英雄的“原型”的人物，以及《泗州城》中那些敢于爱、忠于爱、勇于斗，兴波动涛、水淹泗州的水母娘娘来壮气壮胆，激发全民意志，似乎别有一番宣传感染效应。换一个角度讲，这也包含了毛泽东对中国妇女的认识和期望。他历来认为，传统中国社会中妇女受压迫最深，妇女的解放是劳动人民的解放的重要标尺。他提倡宣传传统戏曲中穆桂英、花木兰这类巾帼英雄的意义，除上面说的以外，恐怕也反映了他的妇女解放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