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一些文章已经注意到，毛泽东是旧的传统秩序和规范的挑战者和反抗者。但是，这其中必须包含西种因素，首先，挑战的对象必须是妨碍社会发展、压抑个性意志的不合理的秩序规范；其次，挑战者本身拥有促进社会解放和发展的进步的历史思想。正是在这两种意义上，我们说毛泽东的“好斗”体现了一个真正的革命家的性格意志。
这一突出的性格意志，深刻地体现在毛泽东的诗词创作和对历代诗人诗作的品评活动中。
毛泽东自铸的艺术世界，就是他的人生和社会的理想世界，也是他部分地实现了的客观现实世界。他那奇拔的时空意识和巨人气象，绝不仅仅具有抽象的哲学意义和单纯审美的艺术意味，而总是突突地跳荡着无法抵御的意志力量，反复地展示着一个基本主题，这就是冲破一切罗网，反抗一切不尽人意的规范。在意志与对象（有时是斗争和反抗的对象，有时是理想追求的对象）之间的联结纽带上，他反复刻下了两个字――挑战！
挑战，是毛泽东走向无产阶级革命的心理起点。1919年在《民众大联合》里，他让读者注意：“我们且看俄罗斯的貔貅十万，忽然将鹫旗换了红旗，就可觉得这中间有很深的思想了。”什么思想呢？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革命。
这是毛泽东的历史观。“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人压迫人的社会是残酷的，人们就象叔本华笔下的刺猬，聚在一起就窝里斗，刺得难受。毛泽东首先接受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对阶级社会中对立的尖锐性感受得更加敏锐，所以他一反唐人杜牧那种“尘世难逢开口笑，
①菊花红插满头归。但将酩酊酬佳节，不用登临恨落晖”的人生多忧，看破红尘的驼鸟精神，一反其对紧张关系的充满压抑的消极排遣，而是进击战斗，去弯弓挥钺，那怕是“流遍了，郊原血”。在毛泽东看来，人类历史演进的美，便是压迫与反抗的冲突的美，作为挑战者，便要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激越地张扬充满斗志的崇高美。革命就是铲除旧世界草莽荆棘的铁犁，革命的战争尤如那滚滚向前掀得泥士翻飞的景象：“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这是毛泽东的革命战争观。在这壮美歌咏的诗句中，难道不牵引出一股稀世豪情？追求高尚的人总是寻求完美，追求奋斗的人总是赞美壮景，追求理想的人总是渴望变化，在雄关漫道的枪声中诞生的革命家，总是裹不住那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的浑重激越的气慨。
反抗、挑战和造反，既是毛泽东在历史观上的一个重要的认识成果，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说是他的生存观念和个性意志的本来内容。
青年时代，毛泽东似乎特别乐意向人剖析自己“性不好束缚”的本色。②他不满学校的刻板教学，认为“意志不自由”。他说自己“太富感情，中了③慷慨的弊病……总难厉行规则的生活”。他说自己为人处事上其他的错误尚
①杜牧：《九日齐安登高》。②1915年11月9日致黎锦熙信。③1920年6月7日致黎锦熙信。
④少，“唯感情一项，颇不能免”其偏激。驱逐张敬尧是毛泽东早期参与领导的一例著名政治实践，有意思的是，他把湘人驱张的功机说成是“为人格而①战”，“因为在人格上湘人与他不能两立。”总之，基于他早年“吾人应充分发达自己身体及精神之能力，……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罪莫大焉。”②的观念，毛泽东一生都以坚韧的毅力进行着紧张的反抗与挑战，来冲决一切不合理地违背和压抑个性的罪恶网罗。他青年时代熟读井深受其影响的谭嗣同的《仁学》中的下列宣言，很可以揭示他的个性精神：网罗重重，与虚空而无极。初当冲决利禄之网罗，次冲决君主之网罗，次冲决词章之网罗，次冲决伦常之网罗，次冲决天地之网罗。他运用旧体诗词这一传统形式，所集中表达的人生主题，就是“倚天抽宝剑”来冲决各色各样的网罗：“粪上当年万户候”，冲决传统利禄观之网罗；“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冲决传统词章之网罗；“更陈王奋起挥黄锁”，冲决专制君主之网罗；“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冲决化常传统之网罗；“刺破青天锷未残”，冲决天地之网罗……。
无论是出于历史观还是人生观，在毛泽东接触传统文艺的时候，都特别
③亲近和推崇“批判君恶”、“颂扬反抗”的“民主文学”；亲近和推崇浪漫主义的诗人诗作。民主的和浪漫的，本质上是互为表里的同一传统，一是就内容倾向而言，一是就风格形态而言。
从文化气质上讲，浪漫主义同先秦道家的主张颇有瓜葛。与竭力维护圣贤秩序的儒家相反，道家以怀疑派的面目出现。他们的目光从窒息僵化的现实投向广袤无限的宇宙，主张“道法自然”，追求人格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让人的意志服从于宗法社会规范的意志。他们力图用自然的本来面日来解释世界，解释历史，对儒家树立的宗法社会秩序和思想规范的楷模尧、舜、禹、汤提出非议，向传统观念提出挑战，成为当时和后代反礼教、反权威、反专制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反映在文学领域，古典浪漫主义便以怀疑作为思想基①础，以自由美、大美作为审美基础，在思想上对整个现成秩序和思想规范进行否定；在视野上，则远眺世界放眼宇宙，把人的思想从狭小的宗法社会关系桎梏中解放出来：在创作上，追求个性和创造开拓的精神；在风格上，或气势雄奇奔放，傲岸无羁，或恬淡致远，意境深邃；在题材上，或搜奇猎奇，或放浪山水；在情感表达上，或呼号怨愤，或自然适意。
毛泽东对儒家提倡的札教精神的批判，是众所周知的，他对道家文化精神的汲取，对在道家文化精神影响下出现的唐代三李诗歌的推崇，本书其他章节也已论述。就其本人的诗词创作而言，在正式发表的50首作品中，便有7首13处引用了《庄子》上的典故，其诗凤也直承屈原、三李浪漫主义气质。值得注意的是，在战争年代，当现实主义成为革命文艺主潮的时候，毛泽东曾提醒人们要认识到浪漫主义的精神气质。他说：“艺术上的浪漫主义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每每鄙视浪漫主义，因为普遍一说到浪漫主义便有点下流的意思，好象浪漫主义便只是风花雪月哥哥妹妹的东西：殊不知浪漫主义原来的主要精神是不满现状，用一种革命的热情憧憬将来，此种思潮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伟大的积极作用。一种艺术作品只是流水帐式地记述现状，而没有对将来的理想是不好的。在现状中看出缺点，同时看出将来的光明希望，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精神。”①
④1920年11月26日致罗学瓒信。①《湘人为人格而战》，1920年6月9日上海《时事新报》。②读《伦理学原理》批语。③毛泽东修改陆定一《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载《红旗》1958年第7期）加写的话。①以“大”为美，恰是庄子在美学思想史上的一个重要贡献。见《庄子》“天道”、“知北游”。
批判现实，追求理想，是毛泽东高度肯定的浪漫主义文学的两种积极精神。不过，在封建社会，浪漫主义作家所能够描绘的理想，大多是抽象的人的解放。因此，这一传统的“民主性”，主要体现在其批判精神和挑战气概方面。毛泽东曾从这个角度评价过屈原开创的骚体及其流裔汉赋。在庐山会议上，他把枚乘的《七发》印发给与会者，特意写道：“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尺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传统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王、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住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治统阶级的腐化。”没有批判色彩的为文造情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毛泽东读起来是没有兴味的。因枚乘《七发》的成功，引来一批仿作，使“七”体繁兴。但毛认为“没有一篇好的”。诸如《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君》、张协《七命》，由于“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便索然无味了。”
传统文艺中的民主文学，作为社会的一种具有解放力量的反抗性艺术，由其普遍的政治潜能，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一种变革的和激进的美。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H・马尔库塞所说的那样：“一件艺术品借助于美学改造，在个人的典型命运中表现了普遍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从而突破被蒙蔽的（和硬化的）社会现实，打开变革（解放）的前景，
①这件艺术品也可以称为革命的。”传统中的民主文学的这种革命性，使它们超越了自己的时代限定，不仅被现代革命家毛泽东从社会政治意义上给予肯定，也从审美上获得共鸣。因为这种“艺术的内在逻辑发展到底，便出现了向为统治的社会惯例所合并的理性和感性挑战的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②
在历代浪漫主义诗人中，集中体现这种挑战的感性和理性的，莫过于李白了。这恐怕是毛泽东喜欢李白诗歌在内容方面的原因。李白被排挤出长安后写的那首《梁父吟》借历史上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怀才不遇，控诉权奸当道的现实统治。但他表示，“宁差白发照清水，逢时壮气思经论”，用世进取的抱负丝毫不减。对这首政治失意后的愤慨之作，毛泽东极其喜欢，多次书写，在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又用铅笔划着直线。对李白的其他诗作，如写出“天生我材必有用”这一名句的《将进酒》，毛批注道：“好诗”。在“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安能推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忧愁”等等诗句旁，毛泽东都划了着重线，在好几本诗集中，这些句子所属的诗题前面，都划有两个、三个圈；有的书中，标题前划圈，标题后还连划三个圈。足见其反复阅读玩味，表露出特殊的倾心。毛泽东在李白诗中所体会到的，主要是强烈追求个性解放，不畏权贵，不拜偶象，执着于理想抱负的情感倾泄，和朦胧的理性意志的冲动。正是这种倾泄和冲动，适应其作品的激进审美效应。
①1938年4月28日在“鲁艺”做《怎样做艺术家》的报告。①②H・马尔库塞：《美学方面》，见《现代美学析疑》弟2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
文学史上李白等民主的和浪漫的诗人作家，虽有脱俗进击的气概，但他们的挑战对象和抱负理想，并没有也不可能逾出封建社会文化规范多少，也就是说，出于个性感性的反抗，多于社会理性上的叛逆；出于“补天”的批判，多于“捅天”的斗争。而高唱“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毛泽东所从事的挑战，则是彻底决裂，从而更见其激动人心的意志魅力，更见其诗歌的激进美学色彩。
其实，当毛泽东策动一批受压迫的“穷杆子”，拿着上枪梭镖跑到山里开始“武器的批判”时，另一位在亭子间里用自己的笔高高扬起“批判的武器”，去冲击网罗的伟人，便对毛泽东最初流传的几首讴歌战争的诗词，有了“息息相通”的体会，对毛泽东的气概做出了幽默的评价。
1934年1月，冯雪峰刚到瑞金不久，他告诉毛泽东，鲁迅读过他的《西①江月・井冈山》等词，认为有“山大王”的气概，毛泽东听了开怀大笑。他大概是觉得这个评说颇为有趣吧。“山大王”的意思，无非是占山与称王。但其历史含义却不如此简单。在封建社会，统治者总是宣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而“山大王”占山树旗，偏要称王，偏要再出一个太阳，这就是向旧的统治者及其维系的秩序造反。有意思的是，在延安的时候，针对蒋介石有关“天无二日”的讲话，毛泽东还真说过偏不信邪，偏要搞出一个太阳的话。因此，鲁迅先生在毛泽东的诗词中体会到“山大王”的气概，也不无道理。红军割据井冈山，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者分庭抗礼，不就是占山树旗的伟大挑战吗？
叛逆、挑战和造反，本身不是目的，目的是胜利，是把主体的理想化为现实，把颠倒的肚界重新颠倒过来。但历史上达到这种目的的挑战者，毕竟是绝无仅有，人们更多地看到的是失败以及失败时的不同选择。这类悲剧性命运为诗歌创作提供了绝好的主题。项羽乌江自刎这一悲壮的举动，引发历代诗人的无限情思。作为反抗暴秦的起义领袖和与刘邦挑战逐鹿中原的一代枭雄，项羽的悲剧引伸出两个人格上的课题：一是人格意志是否坚硬、进取，怎样对待失败！一是人格境界，在没有办法时，是选择玉碎还是选择瓦全。毛泽东看来，一个真正的挑战者和造反者应该既有坚硬意志又有完善境界。在延安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项羽是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也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从前有个人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
①自杀，要干到底。这无疑是推崇项羽的人格境界而批评他经不起失败的脆弱意志。
在毛泽东的生死观里，并不排除死亡，但他始终把死亡与人格意志问题联系起来评价。在主体与对象发生剧烈冲突时，毛泽东认为有四种选择，它们的价值依次如下：有人格的得生第一，奋斗被杀第二，自杀第三，屈服第
②四。第一种选择，是社会夺其希望，便自觉地与社会努力奋斗，争回失去的
①《出版工作》1986年第7期，转引自《人物》1988年第2期第94页。①1939年4月8日在“抗大”的演讲。②《非自杀》，1919年11月23日长沙《大公报》。
希望，最终得以胜利。当然，这一选择不能仅靠主观意志就能实现，还要有相应的窖观条件，如果对象实在强大，接下来的可能是奋斗被杀。这一选择也是可歌可泣的。因为“与自杀而死，宁奋斗被杀而亡。奋斗的目的，不存在‘欲人杀我’，而存在‘庶几有人格的得生’。及终不得，无所用力，截肠决战，玉碎而亡，则真天下之至刚勇，而悲剧之最足以印人脑府的了。”①很明显，第二种选择同第一种选择在目标上，在价值上，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实现，一个没有实现而已；都是毛泽东一生推崇的。他所反对的是第三种选择――自杀，最深恶痛绝的是第四种选择――屈服。
毛泽东晚年读《历代诗话》，其中有《二乔》一则，从杜牧的《赤壁》说到其《乌江亭》一诗：“胜败兵家未可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弟子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论者认为：“项羽以八千渡江无一还者，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重来决矣。”毛泽东读至此批了四字，“此说亦迂”。在他看来，彻底的挑战者应该具有韧性的战斗精神，事在人为。故而毛对杜牧诗作的感叹有深深的共鸣。在披阅浩翰的文化古籍时，他脑海里不时显出从古到今的志大志坚从而奋斗被杀的英雄：岳飞、文天祥、邓演达、瞿秋白、②方志敏、杨虎城、闻一多，说他们“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人凭意志力同对象做无尽止的拼搏，在他的感受中始终有一种审美意义。特别是反抗压迫的挑战行动，即使是玉碎而亡的悲剧，也往往转化为毛泽东特别欣赏的审美风格。史沫特莱曾告诉他，听中国人唱《国际歌》，和欧洲人不同，中国人唱得悲哀一些。毛泽东解释说：“我们的社会经历是受③压迫，所以喜欢古典文学中悲怆的东西。”艰难的挑战，总是伴随着悲壮的基调。挑战者有挑战者的坚韧，挑战者也有挑战者的自信和高傲。作为挑战者，毛泽东还时常迎接各种各样的对手的挑战，招致各种各样的批评甚至漫骂。在这种时刻，毛泽东更突出地展示出精神上的卓而不群，使一些外国人感到，“他象骡子样倔强，有一种钢铁般的自傲和坚教贯穿他的性格。……他的幽①默常因含有讥诮而显得冷峻，仿佛来源于精神孤高的深邃洞穴。”这不，在中苏论战的时候，他告诉带来一封苏共中央信件的苏联同志：别着急，笔墨之战是死不了人的。起码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证，不管你们怎么批评我们，天②照样下雨，女人照样生孩子，草木照样生长，鱼照样在河里游。晚年他回忆起：过去美国人骂我比希特勒还要希特勒，蒋介石骂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土匪，林彪骂我是秦始皇、B―52，接着便念起古代散文名句一笑打发了，“木秀于林，风必推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在应请求把这几句话书写下来后，他又附带一旬：“就是人别骂之，人不被人骂不好”。③只有中庸回滑或一无建树的人，才不致树敌遭骂，而这正是毛泽东所反对的人。只要是人民的事业，只要是代表了人民意向的选择，只要是同各种各样的敌人做坚决斗争的行动，在毛泽东看来，越是被骂，越证明它的伟大和正确。1959年9月，当他把自己的两首七律诗送给《诗刊》社的时候，他顺便写道，“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驾上半个世纪吧！究竟谁胜谁败？我这两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①《非自杀》。②读《新唐书》批语。③何其芳《毛泽东之歌》。①史沫将莱：《中国的战歌》第179―180页，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必须走自己的路――与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曹力译，《党史文汇》1986年第6期。③1975年6月7日会见外宾的谈话。
毛泽东坚韧不拔的挑战意志，还突出地表现在他有意识地自我锤炼，把所有的困难逆境视为强固主体意志的有益机会。早年读到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说的：“不幸之境遇，若失败，若坎坷，……则抵抗压制之弹力，流变不偷之气节，皆得借以研炼”，他奋笔批道：“振聋发喷之言”。晚年又告诫受到处理而降职或调动的干部：不论正确与否，都是有益处的，可以锻炼革命意志，……我自己就有这一方面的经验，得到很大的益处。不信，你们①不妨试试看。敢于直面人生，便是充满信心，便能百折不挠。对这样的挑战者来说，似乎越是因境，越能展示创造的潜能，发挥最大的才干。尤如黄河奔出撞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尤如长风回荡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吼。人格的光辉，诗情的潮流，正是在这样的撞击中获得最大限度的闪显、奔腾。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延安那相对稳定的十来年时间里，毛泽东却没有留下一首诗。在1941年写给毛岸英，毛岸青的一封信中，他说“岸英要我②写诗，我一点诗兴也没有，因此写不出。”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创作，大体有三个高潮，且都出现在最艰难的日子。
第一个高潮是大革命失败后的井冈山岁月。确切地说，是从秋收起义到1931年第二次反“围剿”。在50首公开诗作中有9首写于这段时期。在1927年春，面对风云变幻的北伐局势，毛泽东有不样的顶感：“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他说这两句诗体现当时“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秋收暴动，他的心境发生明显变化，他自信找到了一条实在的挑战道路，在农村开展工农武装割据。但远在上海的党中央并不完全理解他的选择，国民党的白军也不时重重“进剿”，在井冈山并肩战斗的一些同志也提出了“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悲凉疑问。这些难题，似乎并没有进入毛泽东的诗思。他告诉人们，“霹雳一声暴动”的前提，是“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他立志“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他要利用“洒向人间都是怨”的军阀战争间隙，来“收拾金匝一片”；他豪迈地展示在“敌军围困万千重”面前“众志成城”、“我自岿然不动”的无畏精神：他憧憬着“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的未来气象。总之，他要让人们相信充满光明的挑战前景，它犹如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尤如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己见光茫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是1934年秋到1936年的长征岁月。在50首公开诗作里有8首。可以肯定，在变幻莫测凶险异常的行军途中，那时没有什么人的脑海里会荡漾着诗意。但是毛写了，在马背上，他“哼”出了不少代表作。在毛泽东身上，艰危时势同澎湃诗情尤加互相缠绕的肌肉束，当一条肌肉屈曲时，另一条也同时被牵动着。他之所以能鼓舞起人们前仆后继
①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②《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67页。
地奋勇进击，是因为他本人首先为他奋斗的国标所激励，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是如此。毛泽东似乎不是在用笔写诗，而是用平平仄仄的枪声押韵，二万五千里的漫漫征途，是他的诗歌中最长、最壮美的一行。这里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坚韧信心，这里有”奔腾急，万马战犹酣”的壮阔气势，这里有“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的胜利愉悦。毛泽东诗词创作的第三个高潮，是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大跃进”之后的因难时期。在50首中仅1961年的便有5首。这个期间，国内经济几近崩溃，国际上中苏关系破裂进而出现了反华大合唱。用“内外交困”来形容，当不为过。毛泽东在这个别期诗歌创作的一个基本主题，是关于国际国内的政治思潮、社会理想、革命道路、世界前途这些高屋建瓴的重大问题的思考。他那枝沉重的笔也带出了严峻的气氛：“高天滚滚寒流急”，”万花纷谢一时稀”。这里有忧虑，但更有做霜斗雪的梅花劲骨，有乱云飞渡下的从容气态，有立于险峰眺望无限风光的超迈，有蚍蜉撼树谈何易的蔑视，有奋起千钧驱击虎豹的斗争意志，有借得寒冬冻死苍蝇的乐观情怀。这样的诗情，对人民来说，有莫大的鼓气作用。毛泽东一向认为，“气可鼓不可泄，人而无①气，不知其可也”。毛泽东不仅写诗鼓气，他还荐诗鼓气。1961年12月2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四首七绝，描绘在天灾人祸面前人民朝气蓬勃的劳②动精神和农村中光明一面的景象。毛泽东看到报纸后，在这四首诗的左旁，用铅笔写了十个大字：“这几首诗好，印发各同志”。当时正在召开七千人大会，这四首诗便作为会议文件用三号字印发给了与会者。毛泽东固然有天生的诗人气质，但如果他不亲身经历和领导现代中国这场充满惊涛骇浪的社会变革运动，不把自己的诗人气质融入到亿万人民的群体事业之中，他的作品将呈现出什么样的风貌呢？――不外单纯文人的歌唱而已。的确，毛泽东的诗词完全可视为一部具有高度政治军事性质的自传。但这个自传，与其说是个人的，勿宁说是革命群体的。1936年斯诺在陕北采访毛泽东请他谈个人经历时，便获得这样的感受：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客观史料了。①
这段话用来评价毛泽东一生的诗词，同样适用。他的每一首诗都同他参与其中的现代中国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重大事件有直接或间接的联系，这是他创作的基本动因和描绘的基本题村。诸如大革命的局势，红军的每一次战役，长征的挫折和胜利，解放军攻克南京，建国后某一运动的展开，以及建设一座大桥或消灭某一地区的瘟疫等等，对于这些事件，在回忆录里可能要用整章的篇幅来记叙，而毛泽东的个人反映则只需写成一首诗。他把个人的感情
①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218页。②吴研因《赏菊》二首，“不期青女忍相欺，老圃新技竟吐奇。秋色还如春色好，西风莫漫撼东篱。”“嫩
红老紫千百盆，蟠错如虬况有根。为证明年花更艳，手提诗句待重温。”钱昌照《芦台农场》：“麦苗肥壮谷登场，谁信当年一片荒？排灌齐全轮作好，芦台今日是粮仓。”《藁城农村》：“薯曝墙头菜挂檐，棉田片片麦无边。农村活跃歌声里，绿女红男夕照前。”①《西行漫记》第147页。
和诗人气质完全投入人民的事业当中。按通常的文学观念，一个人用特定的形式和生动的语言把他生活中某个激动人心的时刻表达出来就是诗：而能够激动毛泽东的心情的，就是这些群体性的事件，他通过传统形式把充满诗意的想象和注重群体实践的理性思考彻底地融合了起来。他本人也在诗歌里出现但只是作为事件的参与者、转变者和感受者出现。这些事件在他的诗歌中之所以有重大意义，似乎是因为它们体现了集体地而不是作为个人在那里创造了历史。
于是，我们不难理解毛泽东的作品为什么总是体现出那种壮烈的情怀、豪放的气势、坚韧的意志。他在群体事业中失去了有局限的“自我”，但获得了无限的“大我”。毛泽东经常使用“上帝”这一概念，他多次说过，马克思是上帝，人民群众是上帝。毛泽东终其一生都在为他崇拜的这两个“上帝”而奋斗，并力求通过自己的实践把这两个“上帝”结合起来，他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这两个“上帝”的意志的“传教士”，是实现这两个“上帝”的意志的伟大英雄。
这，就是毛泽东诗词中巨人般气象的基本支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