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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许配毛泽东的杨开慧






  杨先生有两个孩子:儿子名开智,女儿名开慧,开慧是年小的一个。她生就一副圆脸,身材异常纤巧。有些地方很像他的父亲,深眼窝,小眼睛;但肤色很白,完全没有杨先生的黝黑遗传。一九一二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她是十七岁,就读于长沙中学。

  从那一年起,我和两个同级同学,熊光祖、陈昌等三人,每个礼拜天的早上,例必到杨先生的家去讨论功课,和杨先生的家人同吃中饭,饭後再返回学校。同桌吃饭的,除了我们师生四人之外,还有开慧和杨师母。当她们进来之时,我们只是恭恭敬敬地一鞠躬,以此代替寒暄;我们之中从无一人开口说话。在整整两年的时间中,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在杨先生的家里吃中饭;每次吃饭都吃得很快,而且气氛肃静,连一个字也无人吐露。当然我们亦并非冷漠。我们不可能旁若无人似的坐在那里;有时我们的视线相,特别是当我们之中两个人同时在一个盘子中夹菜时,我们只有藉眉目交通,但彼此之间却绝无相对而笑。一九一八年,当我在北平杨先生的家中用饭时,我们在饭桌上的表现仍和在长沙时一模一样。

  杨先生吃饭时从不讲话,我们尊重他的肃静,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快吃。这种气氛每令人想到基督徒在教堂里祈祷时的情形。杨先生本来很讲卫生,但他不曾体验到一项事实:人们在饭桌上正常的谈笑,造成欢快的气氛,会有助于消化。

  杨太太对人很和气。她烧得一手好,每次都让我们吃得很多。我们对杨师母的菜特别欣赏。但为了避免把桌子上的菜吃光而弄到不好意思,有时我们必须自我节制。我们向杨先生表示,我们吃饭应该付若干饭费。他说假定我们愿意这样,那是可以的,因为在某些外国的大学生也有这种习实,但只能付一点点,作为象徵的费用,绝不能多。

  我们三个总是同去同回,但有一次例外,那是在民国元年,中饭过後,杨先生送我们出门之时,他忽然让熊光祖留了下来,停一会再走。于是光祖又坐了下来,我们两个人先走了。当时我猜想,杨先生一定有什么话要单独和光祖说,而不愿意让我们听到;因,对于那件事情我们从来没有再提过。

  一九一九年,我在巴黎之时,忽然接到开慧一封长信,感到不胜惊奇。在那封信中,她告诉我杨先生的死讯。她知道我钦佩和尊敬杨先生,而她深知杨先生去世的噩耗会使我十分伤痛,因为杨先生和我之间宛如父子。她信中充满了忧伤。我们彼此之间从不曾交谈过,这封信是我接到的唯一的信。在那封信的未尾,她说她正动程返回长沙,但却未告诉我通讯地址:因而,我也无法写信给她。

  一九二○年毛泽东回长沙之後,便和开慧结了婚。他们有三个孩子;其中一个曾经留学莫斯科,非共的中国都管他叫“毛王子”。不过,开慧却并非毛泽东所爱的第一个女人。在我们同学圈的朋友之中,有一位芳名陶斯咏的小姐曾为杨昌济先生认为最优秀的三个女弟子之一。陶小姐是很出色的人物。一九二○年,她和毛泽东在长沙开办了一间文化书店,然而由于思想上极不相同,後来他们终于在友好的气氛下宣告分手。陶小姐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学院”。後来她一直住在上海,直到去世时为止。她的年纪远较开慧为大。

  一九二○年,我从巴黎回到长沙之後,曾经向毛泽东询问杨师母和开慧的消息,因为我算去看看她们。毛泽东告诉我她们位在乡下,很远,但对他们的恋爱的事情却只字未提。後来却又完全告诉了我。当时,我正请杨师母的一位朋友桓太太,替我把一件小礼物交给她。我抱歉的是没有回杨开慧的信,感到罪过的是没有献议照顾杨先生的遗稿。

  一九二七年,我在南京听说湖南省政府即将逮捕开慧,因为她巳经是一名共产党员,并且是毛泽东的太太。当时我尽了一切努力,包括给具有影响力的人物写信、打电报等等,试图挽救她的生命,但终于没有成功。

  一九三六年,我第三次旅居法国,老朋友熊光祖到巴黎去看我。我们很自然地谈到过去第一师范的种种,对杨先生的家庭都不胜感伤。我们都认为开慧不应该遭到惨死。说到这里,光祖深深地叹一口气道:“是润之杀了开慧。”

  最後,我问他隐藏在我脑子里很久的一个问题:我说:“约莫在二十年前,我就想问你一件事,但从未提出来。现在我希望你告诉我,你是否还记得,有一次我们三个人从杨先生家里走出来,他又把你叫了回去的事情吗?杨先生和你说了些什么?是怎样的一件秘密?”

  他毫不犹豫地答道:“杨先生和杨师母打算把开慧嫁给你。”光祖又补充说:“开慧自己也有这个心。我当时不得不告欣杨先生,说你巳经结过婚了。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没有和你们说的缘故。”

  我现在静静地想起这件事情。我遗憾的是不曾在三十年之前知晓。杨先生巳经在二十六年前去世,而他的女儿也巳经离开人世十八年了。开慧曾经给我一封长信,而我却不曾写回信给她。那次我回到长沙之後,我甚至没有去看她一趟,而仅托人送给她母亲一件小礼物。她必定认为我是一个亮无情意和托无同情心的人。我应该负罪地说:“假定我未曾结婚,假定我接受了她的受情,她一定不会以毛泽东妻子的身分被逮捕和被枪毙。”

  有一天在日内瓦,我和我的妻子孝隐谈到杨先生的家庭,她深有感触地说道:“它是一个命定的悲刻吗?它真富有诗意!”

  我立刻拿起笔来写出下面的一首诗:

  “人生好梦最难圆,往事悲思四十年。

  未挑琴心先有意,偕飞比翼早无缘。

  灵犀曾未通胸次,宝剑无由挂墓前。

  太息无情贪霸业,害妻饮恨在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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