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建立不到半个世纪,在这段时间之内,就有两个人企图要推翻它,并且都成功地实现了他们个别的计谋。奇怪的是,这两人竟然都是湖南湘潭人。其中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是毛泽东。
他们二人并不相识,但我和他们都熟稔。在思想本质方面二人在基本上很不相似,但大异中有小同,谈到毛泽东少年时代的故事,杨度其人必须一提。
杨度比毛泽东差不多年长二十岁。他属于前一辈的人物,但在後来的时间中,他的政治野心确曾给他的相潭同乡毛泽东某种程度的影响。毫无疑问他们彼此之间都不以对方的想法为然,但这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
记得我在私塾读书时,便曾听人说:“杨度是具有非常天份的人”。不过当时我不知道他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杨度当时巳考中腐朽的科举制度中的榜眼,声望甚高,为全国到处所盛称。
民国在一九一二年成立後,国内政治局面并不稳定,杨度认为,除非教育能够普及发展,否则有效能的民主共和政府不可能建立。他相信,要使大众能够治理自己,必须让他们先接受相当程度的教育,在青黄不接之际,民国应该改为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度,有如当时的英国和德国一样。
一九一三年,他开始把他的想法付诸实施。他先纠集五个举国知名之士,在北平组织了一个名叫筹安会的团体,出面劝请袁世凯由民国总统而登极为皇帝。对袁世凯来说,自是正中下怀,这计划当时确获得一部分人的支持。于是民国建立仅只四年,中国又返回帝制的老路。袁世凯做了洪宪皇帝,而杨度则入阁拜相,一品当朝。
当时很多高级将领都不赞成政治制度的改变,因此,老袁只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便给以军人为核心的全国性起义所推翻。于是共和再次出现,袁世凯则在气急败坏之下,一命呜呼。
杨度的政治活动表面上虽巳失败,然而他的野心却依然如故。当时我和毛泽东仍在第一师范读书,我们带着极大兴趣逐日从报纸上注视事件的发展;我们一方面讨论业巳发生的及正在发展中的事情,也极力预测将来可能发生些什么事情。不过,我们的基本态度有很大的不同:毛泽东对杨度和他的政治行动感到极为兴奋和热切,而我对他的政治计谋感到不耐烦和漠视。我认为杨度是十分卑鄙的人物,在人格上毫无可以自傲,亦无尊严和完美可言。至于对袁世凯,由于过去他在许多事情上所表现,我感到他实在不配膺皇帝之名。
袁世凯猝然去世後,国中许多人士颇有飨以挽联者。对杨度来说,他虽是榜眼出身,但追挽袁世凯这件事亦颇为辣手。他既做过袁世凯的朝廷大官,人们便感到他是最能够写出合适的挽联的人,当时人人都等着看他的作品。杨氏挽袁世凯的挽联上联是:“共和误民国,民国不误共和,千载而还,再平此狱;”下联则是:“明公负君宪,君宪不负明公,九原可作,三复斯言。”短短三十六字,巳极尽其舞文弄墨的能事了。
一九二六年张作霖在北平开府,自号大元帅,杨度应邀出任教育总长。杨在接任之後,仍邀我到教育部帮他办事。当时我是革命分子,经常生活于随时可能被张作霖特务逮捕的恐惧之下。因此,为了在必要时能获得保护起见,便欣然接受了他的邀请。我和杨度曾经作过数次关于共产主义的长谈。张作霖当时企图对共产主义赶尽教绝;事实上,任何稍被怀疑从事此种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一旦落到他的手上,会被立时枪决。当时北平的共产党领袖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我的好友之一的李大钊。李氏後来为张作霖所逮捕,被处绞刑。在那段时期中,有很多无辜的人被杀害;他们不过被认为有同情急进份子和共产当的嫌疑而巳。毛泽东当匿居,我全无他的消息。
有一天杨度和我谈话时,警告我,说我现在处于危险的情况。我们那次的谈话如下:“子升,”他说“你最好当心点。人们说你有共产的倾向,在某些场合,有人说你是共产党的间谍。”
“这就奇怪了,”我答道:“他们为什么会怀疑我呢?”
“因为你的谈话总有急进的倾向,在大学里,据说你常常称赞共产党的学生。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你是毛泽东的好友,又常听到你说他为人有他的长处。你好像不断地为他捧场似的。”杨度警告我说。
“不错,毛泽东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我绝不会成为共产党员。”
“可是,老弟,你怎会有这样的好朋友呢?我听说他没有一点人情味!”
“我们是同学,”我解释道:“他似乎很愿意跟我接近。我们经常都喜欢讨论,时间一久,自然就成了很亲密的朋友。我承认,毛泽东的行为有时显示出他可能成为硬心肠的人,然而他们却不能说他全无情感和人情味。”
“好罢,”杨度继续说:“我看到报纸上说,他的头发在前额生得很低,他的相貌也十分丑陋。”
“那是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一点也不难看。事实上他是十分正常的人。”
“他们说他要杀死他的父亲。”杨度转述道。
“毛泽东和他的父亲相处并不好,那也是事实。”我表示同意:“但他绝无理由要杀死他父亲。”
“我还听说,他在学校的功课很坏,是否如此呢?”
“整个说来,他的功课不算好,但在国文和文学方面倒很出色,而在历史方面亦不错。”
“他能写文章吗?他的字写得怎麽样?”
“在学校里,作文永远是他最好的功课,但他的字却写得很坏。他似乎不能掌握书法的艺术。他的字总是写得很大,很不整齐。”
“他在古典文学和哲学方面有良好的基础吗?”杨度进一步询问道。
“这倒不见得有。他没有读过多少古典着作,对书本亦从不肯用心研究。
但是他长于讨论问题,并且能写空洞无物的长文章,这是很多学究的习尚。”
“这是我头一次听人说到毛泽东的好话。”杨度解释道:“但是这种话你可不能到处乱说,否则异常危险,更会增加别人怀疑你是共产党的嫌疑。”
“谢谢你的忠告,”我恳切地说:“我知道我不便随便对任何人说话,但假定我不能不说时,我也不能说谎!”
“古人说:『祸从口出』。这年头,还是少说为妙。当然,在你我之间,我们可以无话不谈。”他接着问:“告诉我,你对毛泽东这个家伙的看法究竟如何?他是否有任何真正的能力、知识、天赋,或才分呢?我的意思是,他是否具有真正的才分?”
“什么是才分?”我问:“谁是天才?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就我所知,第一、、毛泽东对他所从事的任何事情都肯花功夫去精心规划,他是杰出的谋略家和组织者。第二、也对敌人的力量估计得异常准确。第三、他可以催眠他的听众。他确实有惊人的说服力,很少人能不受他说话的影响。假定你同意了他的说法,就是他的朋友,否则就是他的敌人,就是这样简单。
我在很久之前就巳经了解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假定你说他有天份,那麽他就是天才,张献忠和李自成这两个流寇头头也都是天才。他们的天份是类似的。同样,刘邦和刘秀这两位汉朝的皇帝也是成功的人;可是,假定他们的运气差一点,那麽他们也就成为强盗了。因此,任何人皆不能自称是什么天才。你在(悼袁世凯的)一首诗中对这个意思表现得十分清楚:『成功是王候,失败仍常人。』从古代起,人们便有一个看法:英雄总是喜欢干扰别人的事情。英雄乃是世间的疯人。他永远是祸乱之根。假定没有疯子和精明的人物,天下就太平了。”
“现在先不谈哲学方面的问题,”杨度打断了我的话:“你以为共产主义可以付诸实现吗?”
“这决定于政府运行的方法,以及国家的政治能力。”我解释道:“假定对原来的政府,人民感到不安和不满足,那麽,共产主义就会很快扩展。记得当年六国如何被秦征服的情形吗?就那一段史实来说,与其说是秦的胜利还不如说是六国失败更为恰当。同样的事情可能重演。假如共产党在中国成功,那一定是由于它的对手犯了当年六国同样的错误。”
後来的事实证明确是如此,我们作上述谈话时,共产党人绝没有预料到他们会有统治整个中国的可能。
【海生注】据夏衍的文章公开证实:此杨度後来竟然成了地下共产党党员。
而杨的女婿“郭有守”在抗战时曾在四川官拜教育厅长,也是
中共的秘密党员,在巴黎替北京做了不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