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是毛泽东和我在一九一四年发起的。最初，只是精选品格良好，和我们志同道合的学生所组织起来的团体。它的宗旨简单说来：
就是每个人自策自励，增强道德和精神的力量，切磋学问，以及改造中国等等，绝未表示任何政治主张，亦不隶属于任何政党。不过，後来毛泽东和学会一些别的会员却发展了攻治野心，接受了共产主义理论。现在北平的很多高层领袖，都是昔日新民学会的会员；而另外一些有学术兴趣富于理想的会员，则依然是自由主义者。共产主义理论在中国知识分子间引起广泛兴趣之时，新民学会便巳有这种运动的核心人物，因此，新民学会可以称得为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中国共产主义的胚胎这个称谓我认为最为恰当；虽则若干年後，另外有些不同的语词出现，然而新民学会仍然是主要的核心。
我记得很清楚，那年春天我草拟好新民学会会规，该规章仅有七款，都非常简明。 毛泽东看过之後，未加任何评论。于是我们又把打算提名为发起人的会员，对他们的品格重新审核了一番。我们都同意这些人都是一时之选。一共是九个人，再加上我们两个发起人，总共是十一人；然而在青年人的一股冲动下，我们却自命是十一个“圣人”，以实现时代使命自况！同时，也认为我们彼此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大家都能互相尊重。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们十一个人在第一师范的一个教堂中聚会，在庄严的气氛下举行了第一之会议。我把印好的新民学会规章分发给每一个人，并请与会者提出建议、问题和评论。但没有任何新的意见提出。每人交了极少数目的会费，我被撰为头一任秘书。我们决定不设会长之职；于是会议宣告结束。
如此这般，便是新民学会的创生了。虽然没有人发表演说，然而一种更密切的关联却在我们十一人之间建立了起来，我们为了从事运动，我们不知天高地厚的想法和热情，获得了新的力量。都感到从现在起，我们的双肩上增加了一种新的责任。
在会议席上，毛泽东一句话也没有说。对于我们的宗旨以及会员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都非常清楚；我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表现切合实际的作风，而不应空谈高论。新民学会的会员中，只有一个是习于为讲话而讲话者，那便是陈昌，他以发表冗长的演说着称。我们这位陈同学是浏阳人，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和我相遇，我们变成了好朋友。不过在新民学会成立大会举行时，甚至陈昌都没有发表演说。他後来成为中共早期的组织者之一，在一九二八年为国民政府所枪杀。
新民学会成立後，大约每月开会一次，我们的集会虽然不是秘密举行，但也尽可能减少别人注意。原因是，我们选择会员有严格的限制，那些没有被邀参加的人，很难避免他们不妒嫉或觉得受漠视。在那段时期中，我们必须处理的大问题，是怎样吸收我们心目中认为够标准的新会员。一个新的名字提出後，须全体会员投票决定是否接纳，如有一人投票反对，那个提议中的准会员即拒于门外了。因此，人们要取得新民学会的会籍，须得全体会员百分之百的支持。
杨怀中先生巳经知道新民学会的成立，也知道我们选择会员极为严格，有一次他告欣我，他从熊光祖和陈昌两个人那里听说，长沙有陶斯咏、任培道和向警予等三个女学生，似乎完全合于我们的规定，而且她们都是优秀的学生後来在一次会议中，我把她们三人的芳名提出来，获得全体无异议通过。
陶斯咏、湘潭乡人，是我一生认识的人中最温良、最文秀的人物之一。她在一九一四年参加了新民学会，约在六年之後，和毛泽东在长沙合开了一间书店，取名“文化书局”。他们当时深深地相爱，但由于彼此的政治见解不同，後来她终于离开了毛泽东，另在上海创办了一所学校，名叫“立达书院”。她大约在一九三二年去世。她是新民学会的第一个女会员，也是头一位反对共产主义的会员。
向警予是另一个动人而聪慧的故娘。她的文笔优美，书法亦出色，更具有天赋的讲话才能。她天生一幅动人容貌，不加修饰，美貌之极。她对朋友温暖亲，有如兄弟姊妹。在“劝工俭学”计划的资助下，她于一九一九年去了法国，在那里与蔡和森坠入爱河。她是新民学会第一个接受共产主义的女会员。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她是在汉口法租界被逮捕，当时我曾请求法租界当局拯救她的性命，但结果她终于被国民党的军队所枪毙。她虽然成为共产党员，但我对她的尊重毫不稍减；她那悲刻性的结局，曾使我深受感动。
第三位姑娘任培道，湘阴县人，是一位极不寻常的优秀人物。这三位小姐宛若姊妹。和陶小姐一样，任小姐也及时拒绝了共产主义，长沙高级师范毕业之後，她去了美国，在一家美国大学继续深造。回国之後，她担任过很多学校的教员和校长。现在她除了是台北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之外，并且在那里担任教授职位。
这三位小组成为新民学会会员之後，我曾提议也应该邀请蔡和森的妹妹蔡畅入会。但其她人，包括她的哥哥在内，都不同意，认为她太年轻，才十五六岁，刚进中学。几年之後，她去了法国，终于在那里成为新民学会会员。她是中共妇女组织的领袖之一。我们对她那种坚定的性格以及为人信诚，都很赞赏。由于我们尊重和爱戴她的母亲和哥哥，因此我们便都管她叫“小妹”。事实上，我们亦确把她当作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看待。
在我最早的照片集中，虽然失落了一千多张，但至今尚保存一部分，其中竟还有向警予和蔡畅在内，是在当时全体合摄的。
一九二○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时，新民学会的会员巳经超过百人。
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之间，我和蔡和森在法国吸收了约三十人左右，但毛泽东在长沙所吸收者竟达百人之多。他主要的兴趣在于建立坚强的组织，对新会员的道德行为和思想方面，却不甚注意；而会员的道德和理想正是运动初期我所坚持的。他当时的做法非常公开，也很积极，凡是和他有相似想法者，他都来者不拒。他没有把理论转化为行动的耐性，但却着手出版一种报纸形式的学会通讯。我有很多信都被选登在上面发表，包括我反对以俄罗斯共产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的手段那一封在内。直到那时为止，新民学会仍是一个联合体，所有会员都有充分自由表示其政治见解。
一九二○年，分裂的现象开始出现了。毛泽东所领导的那些热中共产主义的人，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秘密组织。所有非共产党的会员，除我之外，都不知道这暗中进行中的事情。因为毛泽东把有关新组织的一切都告欣了我，并且希望我也能参加。当时毛泽东蛮有信心，认为我绝不会出卖他们，虽则我对他们并不表赞同。
新组织里面的人都把我当作老大哥。由于他们都很认真地谛听我所讲的话，因此，毛泽东当时颇为恐慌，深怕我动摇了他们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但他毕竟未敢因此而向我公开抗议。当我不在那里时候，他确曾告诉他们，说我虽然是值得尊敬的人，并且是他的好友之一，但有布尔乔亚思想，我不是普罗阶级分子；正由于这样的原因，所以我不步接受共产主义云云。
有一天，发生了一件深饶趣味而且颇有意义的事，这件事显示了我们两 人之间的分歧。被我们称为“何胡子”何叔衡，比毛泽东和我约大十岁。他和我们虽然都是朋友，和我的交情似乎还较近一些，由于我们同在楚怡学校教过两年书。那天他告欣我说：“润之曾经在会员前面秘密批评你，说你是布尔乔亚，你不赞成共产主义。他真正的用意，是不让他们对你有信心，只跟随他个人走。”
後来我把何胡子的话告诉毛泽东，他听了之後，立刻承认。我问道：“你为什么说我是布尔乔亚呢？假定我说过不赞成共产主义，那麽，你知道，我所不赞成的不过是俄罗斯共产主义而巳。如你所知，我很喜欢共产主义的原则，我并且相信，社会主义亦应渐渐转化为共产主义”毛泽东一时闭口无言，何胡子却高声大笑起来，“萧胡子，”他嚷道“当你不在这里之时，润之叫我走一条路，当润之不在这里之时，你又劝我走另一条路；当你们两个都不在这里的时候，我不知道走哪条路好；现在你们两个都在一起，我仍然不知道走哪条路好！”何胡子的话引起了一阵大笑，但他所说的亦是事实。何胡子虽然是以诙谐的口吻，说明他自己的情形，但实际上他确是不自觉地做了所有会员的代言人。因为当时的新民学会，显然有一 部分人陷于歧途彷徨之中。不过何胡子是唯一坦白而诚恳地公开说破两位领袖的意见分歧，这种意见分歧终于造成以後的分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