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离开刘邦庙之後，我们对旅程的安排比较来的从容自在。因为我们对谈论极有兴趣，对前进途度反而淡然置之，是以在离开刘邦庙後，在路上花了好几天的时间，我们才到安化县城。一进城里，我们感到确实巳经离开家乡很远了。那里的人说话的口音和我们的颇不相同，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也感到陌生，真有点置身异乡的感觉了。
虽然我们有些同学住在那里，但我们决定不去拜访。因为恐怕他们又像何胡子家里一样，对我们殷劝招待。不过，由于我们连最後的一文钱，也早就用去了，因此在进城之後，下一步究竟应该怎样做，却是全无主意。我们成为真正的叫化子了，我们须靠机智来换取生活。
我们到达县城之时，约莫是在上午十点钟左右。由于还不曾吃早饭，当时巳饿得很厉害。走到一定茶馆门前，站在那里犹豫了片刻，望了望里面的情形，我们便昂然地走了进去，拣了靠近窗子的一张方桌坐了下来，将包袱和雨伞放在旁边，接着便叫了茶和早餐。我们的饥饿获得相当程度的抵消之後，便开始讨论如何付帐的问题。总得设法在那里乞讨，或赚些钱来，这是毫无疑问的。我提议毛泽东留在那里写日记，我则到街上去走走，看看有什么法子可想。
我走出去之後，很快就发现：安化县城的店员不肯打发叫化。我一次再次的被拒绝：“我们这里不打发叫化子！”“不要站在这里妨碍我们的生意！”
有好几个地方，他们根本不准我进门，常常会有一个人拦着我就说：“这里没有东西打发你！走你的路罢！”他话说得非常粗鄙，脸上现出一副冷漠残忍的神情。也有少数人勉强给我一两文钱，但那麽少量的钱对我们亦没有任何用途。花了一个半钟头的时间，走遍了两条街，结果我只讨到二十一文钱。于是我便放弃了这个吃力的工作，返回茶馆。
我告诉毛泽东，这个城市乞讨实在太难，走了两条街只讨到二十一文，这个数目还不足我们早餐所费之一半。我们如何付账呢？ 怎样离开这间茶馆呢？
毛泽东提议我留在茶馆里写日记，由他到另外一条街去试试；但我知道，那将是徒劳无功的。後来我终于想出了一个计划。我提我拿着先讨来的二十一文钱去买些纸来，然後像那些送字先生似的，书写若干幅对联，分别送给那些商店的店主。这是知识分子的乞讨方式，是一种间接乞食方法。不过所送对联需要自己书写，受之者则赠送少许金钱作为酬报。
“用这种方式我们或许能多弄一点钱。”我说：“你在这里把笔墨弄好，我去买纸。”
毛泽东对这个提议热烈拥护，立即开始磨黑。我在街上买纸时，顺便把沿街的若干重要店铺名字抄下来。每张纸约莫长一公尺半，宽三十公分；于是我们便把这种纸一分为二。
以我最佳的书法，谨慎地在每一幅对联的顶端写上一间大店铺名字，这是最紧要的一点。因为某一幅对联只能送给某一定，在这种情形之下，他们是不好拒绝的。我更希望，他们看到这种特定的对联之後，会感到一种光荣。我只赠给大的铺面，因为估量着它们拥有很多钱财。
在头一家店铺里，一个青年雇员接到了写给他们的对联之後，转递给三个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将它展开了看，都面对微笑，表示欣赏。他们是否真正能欣赏我的书法颇可怀疑，但至少他们巳经承认他们自己是写不出来的。
他们看看我又看看那幅对联，一再地重复道：“写得很好，写得真好！”
于是他们相互开始耳语，我猜想他们是在商量应该给我多少钱的间题。假如他们给多了，店主将会不高兴；假定给得太少了，他们又怕得罪了一个学者！他们耳语了一阵之後，仍然不能决定，于是其中一个便拿了对联到後面去见店主。立刻便有一个人面带笑容走了出来，并且伸手递给我四个铜圆。四个铜圆亦即是四十大文。
他问我从何处而来，为什么会弄到这样穷困的地步，乃一些类似的问题。
而正当我要回答他时，另外一个穿得很体面的人从後面的房间中走了出来。此人看上去约莫四十岁的年纪，很肥胖，显然是这家店铺的主人，因为他走出来之後，其他的五个人便立刻散去，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他很礼貌地问了我几个问题，接着又把先前出来的那个年青人叫了过来，问他送给我多少钱。年轻人答道：“四个铜圆。”“再多给他四枚！”那个胖子说。我向他道谢之後，便离开那个店铺。这八个铜圆巳经是我起先苦苦地乞讨的四倍了！我想到那些接待我的人之冷漠和残酷的表情，以及欢迎我写对联的笑脸，我得到了安慰。
我感到学问是怎样被人尊重呀；于是，我带着更大的信心走进第二家店铺。
然而，花不常开，月不常圆，人也并非永远都是愉快的。希望愈大，失望愈大。在第二家店铺里，店主以极不耐烦的态度挥手让我走开：“字对我有什么用？把你的对联拿去送给别人罢！”
我提出抗议道：“这是专为你铺子而写的。请你看看，你铺子的名字巳经写在上面。你纵然不愿意出钱，也请你收下。”
那店主现在开始看我的书法了，他果然看到了他店铺的名字，勉强地将对联收下，塞了两个铜圆给我，我很礼貌地谢了谢他，即转身离去。
从第二家店铺走出来之後，我想毛泽东正茶馆里等我，假定我把所有的对联送完後才回去，他势将在那里等候很的时间。于是，我仍决定先回茶馆一趟。
我们付了帐之後，乃商量下一步的行动。我们虽然并不即刻需要更多的钱，但那些写好了的对联如果不加以利用，却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我们把这些对联分成两部分，由我们两个人分头去送，送完之後，再在茶馆里碰面。我分给毛泽东去送的，只是一些写给小店铺的。因为我知道，大店铺往往雇有家庭教师，教授东主的孩子；假定他们要请毛泽东当场为他们写字，那将是很为难的事情。毛泽东不擅书法，任何人也不会把他那种又大又丑的字和对联上的字混为一谈。
第二次开始送字，头一家店铺，那店主一看到他的店名，便立刻表示接受。第二家卖茶叶的，店主是一位读过书的人，也会写字，对我的书法赞了一阵，便邀请我到他的书房，并把我介绍给他孩子的家庭教师。他们二人一再端详我所写的对联。後来店主请我为他的家庭写一幅对子，我很快便写了出来。当我请教他们写点什么的时候，他们都只是微笑。後来店主指着墙上所挂的一幅对子说，那便是教师的手笔。他的书法倒也不错，然而，我认我的却比他更好。
他们以香茗飨客。我们三个人作了一段很有趣的谈话。“学问和书法是很难的事情，”店主说：“这实在是无价的财产。在近代社会中，学者不被尊敬，确是很不幸的事情。我读过几年书，但找不到工作；因此，最後我决定开设这家茶叶庄。假定我当时继续读书，恐怕早在多年之前便巳经饿死了！”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定然不会有事可做。”那位教师补充道：“
在饿死鬼的名单上，将会增加一个读书人。”
“假定你不开这家茶叶庄，”我补充说：“我今天也无法获得和你们两位读书人畅谈的机会，另一方面，我多半面在安化城中饿死了！”
店主听了之後，哈哈大笑道：“可惜这个铺子太小，否则，我一定要请你们两位同任教席！”
“假定一个人读了书，他就有饿死的危险；但假定不读书，他就得不到文化的陶冶。那麽，他应该是怎样选择呢？”那教师问道。
“在我看来，你们的东翁似乎选择了最好的计划。”我回答道：“先读书，然後去做生意。”
“既然巳经改换了职业，我就不被称为学者了。”店主说：“但是我有三个儿子，其中的两个我决定让他们去做生意，而让第三个专心致志于读书。这样安排之後，可以保持我们家庭读书风气，也可能不致有人会饿死。”
“这样安排对你来说实在太好了，因为你有三个儿子。”那家庭教师说：
“但是只有一个儿子的人怎麽辨呢？”
“这是作父亲的计谋，”我提示说：“这是以家庭作单位的计划。但是你一定要记住，儿子并不仅仅为了维持家庭而存在。他应该获准自己去计划他的未来。他必须认识到他是社会一分子，应该为社会的幸福着想。”
他显然不了解这种观念，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巳经讨论了很长时间，因此，我觉得最好不作进一步的解释。我还需要访问其他店铺，于是我告诉他们，我们必须作别了。店主向他的辨公处走去，等他回来之後，他递了个信封给我，我向他表示谢意，作别以後，便向街上走去。我打开信封一看，发现里面是二十个铜圆！我又去送了几个地方，获得成功。于是我便回到茶馆去找毛泽东。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益阳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