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学会”在一九一八年六月，即刚在放暑假之前所召开的集会，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实际的开端。仅仅一年之间，便有二千多人利用这勤工俭学计划赴法，他们之中，约有二十人是北平舞台上的主要人物，诸如李维汉、李富春、李立三、周恩来、陈毅、铙漱石、徐特立、蔡畅等。
集会之後一星期左右，我接获杨怀中“老夫子”的覆信，这是一张写给我个人的明信片，他很喜欢写明信片。信文简短扼要。他说：“昨接来书，今即走访蔡孑民校长。蔡称彼乃『华法教育会会长』，今留法勤工俭学巳组成『俭学会』，汝欲赴法勤工俭学，必得偿所愿…。”
接诵之下，我自然大喜过望，马上去找毛泽东。他亦雀跃万分，他看过明信片後，笑容满脸，心花怒放。接着，我过江找蔡和森。
我把明信片交他，他大叫起来：“你看你的计画成功了！勤工俭学组织解决了一切问题！妈姆（他的母亲和妹妹就坐在我们旁边），你和妹妹同我们一起去法国吗？现在没有了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真是大好的讯息！”
我到蔡家时，蔡和森的受人向警予亦在座。当时，她静静的说：“萧先生，我也决定去法国。”开朗的微笑露出她洁白齐整的牙齿。我对他说，明日下午三时在第一师范举行集会，请他们务必准时参加。
开会的时候，各人都读了杨怀中先生的明信片。就算是一张中奖的彩票，也不能令他们这样的商兴！大家都全心全意作着赴法的美梦，以为一下子大家都可以在花都了！我说：“我们第一步必须到北平找杨怀中先生和蔡孑民校长。下星期我先回家走一趟，回来长沙以後，就可以马上动身去北平。有没有人愿意一起去，谁需要火车费？”我这样问，是因为我知道在座中只有我一人因为教书而有固定收入的。蔡和森与毛泽东，我也知道他们很想去北平，但恐怕付不出车费。
杨怀中先生到北平任教之前，由于他的潜移默化，不仅因为他的讲解论述，更因为他自己曾出过洋，无形中影响我们也考虑到出国问题。他在长沙讲学六年，最後受聘为“北大”的教授，这自然是一项重要的成就。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他曾出洋镀金的结果，因此也想跟着他的路子走。况且，如果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怎能将计划付诸实现。在情在理，我们都要对他感谢。
当年夏天的七月未或八月初，我们有十个人去了北平。毛泽东、熊光祖、张昆弟和我，是第一批抵达的。杨怀中先生热心地留我们住在他家里，即在豆腐子胡同门外後面。直到後来我们在北平大学附近的三眼井胡同租了一间有两间房的房子，才搬出来。
我们把屋内一间房子，用作读书，另一间作睡眠。卧床是一溜炕，即满洲式的炕床，用砖块做成，在下面生火取暖。冰天雪地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就睡在这张大床上，挤在一块取暖，因为我们在炕下不生火。房里只有一个小得可怜的炉子，用来煮食。任何事情我们都是通力合作来做，北京的冬天冷得厉害，我们七个人只有一件大衣，在气温特别低的时候，只有穿着它轮流外出，到了年底，大衣巳由一件增至三件，但毛泽东一直不设法为自己添置一作大衣。
国立北平大学校长蔡孑民先生由皇帝赐翰林，这是读书人可获得最高学历品位，又曾在德国研究哲学，後来还参加革命，民国成立後，成为第一任教育总长。以後再游学国外，在法国研究教育。回国後获聘为国立北平大学校长。
他是当教育界公认的领袖。他天资聪慧，识见渊博。我们拜他的时候，他恂恂儒雅的态度令我们深为感动。他真是一个伟大的学者和君子，他给我的印象永远不能磨灭。
拜访蔡家之後，当日二时，我带着蔡校长给我写好的介绍信找李煜瀛先生。李先生住在遂安伯胡同。他不在家，门房说他五点钟会回来。我五点钟再去，他还未返；佣人叫我等一会。不一刻，李先生便回来了。他约莫四十岁年纪，留着八字须。我把留法计划向他说明，问了他很多问题。他对我说：前些时，他们曾嘱咐学生要略有积蓄然後才可赴法，因为法国生活费用比日本要大些，而且要学习过节俭的生活。巳有一百多人去了，结果甚为成功。
“最近，”他断续说：“蔡孑民校长、吴稚晖先生同我组成一个留法勤工俭学团体，一切细则都厘订好了，但成员甚少。不过，勤工俭学必须推行，付诸实现。你们湖南人以刻苦硬干着称，我认为你们一定得偿所。你最好马上着手学法文，同时要学些手艺－－例如绘画，或者铸造场的一般技能，大战很快便要结束，你们到时就可启程，你们按部就班的做，一定会马到功成的。”
我一回家，便一五一十的向大家转述李煜瀛先生所说的一切。李先生的乐观意见，使他们极感兴奋。他们问我对李先生的印象如何，我说，他似乎很精明，一言一语皆经过深思熟虑。他跟蔡孑民先生完全不同，蔡校长是典型的中国君子，而李煜瀛给人的印象，是长期在外国念洋书的中国人。进一步说，蔡校长看来像大学教授，但李先生像革命家。李煜瀛鼓吹自由思想和大同主义，我赞成他的道理。
蔡和森、熊光祖和我立刻安排念法文及学做手艺的课程，预算所有“新民学会”的会员都来上课。
一日，我同蔡和森商讨大计，我说：“大战快打完了，法国将获胜。到时必会大兴土木，重建家园，这样一来，法国必缺乏劳工，不单只我们『新民学会』的会员，甚至其他诸色人等也都会半工半读的。这个运动要是展开，很多年轻人都会受到鼓舞，到法国留学。你想想有多少学生在急切的希望出洋，只是没有钱成行罢了。有了半工半读的办法，他们就统统去得成了，一千、一万人都去得了，将来他们带所学的知识，对中国是大大有利的。”
我满怀热情的谈话，使和森也兴奋起来，他说：“对啊，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由现在开始，我们尽力推展我们的运动，使更多人能去法国！”
可是，在我们动身之前，有两个重要问题仍待解决。首先，由中国赴法的旅费一定要大量减省；其次，抵法後，学生在未找到工作之前，住宿起居在在需钱，这得靠“华法教育会”加以援手。我跟蔡孑民校长和李煜瀛先生，作了好几次冗长的谈话，不厌其详的再三讨论，最後，厘订了满意的解决办法。法国轮船公司同意特价优待，把我们划为四等搭客，只付一百元中国大洋（当时普通三等客的船费亦须三百多大洋）。抵法後，“华法教育会”负责照料我们，直至我们能服当地水土，安排学生到各地进学校念法文，同时协助寻找合适的工作。学生在校的开销和入学费用由该会支付。
我们得到这项保证，便即着手加紧宣传，使留法勤工俭学引起更多人的注目。我们又进一步起草详细的组织细则。最初只有四十名学生参加北平的法文预备班，但很快的便有第二、第三班相继开课，最後学生超过四百名。
十一月，第一次大战告终，我们都想着乘船赴法为期不远了！我受聘担任、“华法教育会”的秘书。一九一九年，我和李煜瀛先生同往上海，再转赴巴黎。
当时，蔡孑民先生是“华法教育会”中国方面的会长，李煜瀛先生是秘书长。他们邀我协助处理勤工俭学的事务，还担任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的教育问题。在法华工人数超过十万名。
“华法教育会”在华的组织未臻完善，赴法学生由各省组成，所以各组人数参差不齐。例如，一组有五十人，另一组却达一百二十人。学生在国内大多未经预备训练，抵达目的地又缺乏金钱维持生计。该会要照料所有学生，实是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我们最初的工作，很多未尽惬意，但这是无可奈何的。
国内勤工俭学计划的进展，却异常良好，一年之内，便有二千多名学生抵达法国。湖南表现最佳，共占五百多人；川、粤次之，每省约三百人；江浙又次之，各占二百馀人。还有其他省份，但人数较少。这些人都分配到法国各地的学校，同时给他们大多数人觅工厂工作。
这些青年人由我们办事处安排学习。大部分返国後都担任重要的职位，诸如政府部长、驻外使节、地方官吏、大学教授、艺术家、实业领袖等。有很多是中共统治下身居政界领袖、军人之类高位的。我们“新民学会”的早期会，蔡和森和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妹妹蔡畅，和森的爱人向警予，都送入“蒙达邑中学”，该校後来成为共产党向中国留学生宣传的主要场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