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休战条约的签署。翌年一月初（凡尔赛和会召开），我跟随李煜瀛先生在巴黎开展华法教育会，协助勤工俭学学生编组参战华工等等工作。
我们先在巴黎近郊“嘉兰．哥伦布”买下一幢房屋，在那儿设立“华侨协社”，作为勤工俭学学生和参战华工的汇集场所。我们和其他人手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接待自华来法的勤工俭学学生身上。但我除了应付学生的工作外，还是“华工杂志”的主编，那是印傍参战华工们看的。蔡孑民校长在法国的时候，曾为这份刊物写了许多文章，该刊是我们侨居在法国的十万同胞唯一能读到的华文杂志。在都尔城有一所中文印刷所，因此在编印上也很醒目。
抵法数天後，我便写信告诉毛泽东关于我们的行动。并请他向我们家里的亲友报告一二。我将该信的一节摘引如下：
勤工俭学与华工组织极具功效，我们人力仍可应付至少多一千名的学生。
在此千人之中，应可挑选一二百名为新民学会新会员。至于参战华工，业巳超过十万名，从其中挑选一万名，谅非难事。循此，我们定能增强新民学会，使成为改造中国的坚实基础。在目前，我全力集中于华工的撰拨，因为徵求学生为会员的工作，须待蔡和森抵法国後，才能正式开始。
毛泽东的回信万分热烈，他写道：“吾等正奠下改革中国的基石！弟当努力于长沙之扩展运动，唯目前兄等在法似乎较易进行……。”
当时，我们双方都谨守新民学会的最初原则，注意会员的道德修养，主要目标是促进新民学会的成长，把它当作传播文化知识的摇篮。很多活跃聪明的学生，在半天工作的计划下，由华来法。不过我们不认识他们，所以很难邀请他们加入新民学会，这使不少人产生了忌妒心理，在当时这倒是免不了的
另一个无可避免的困难，是华法教育会的基金不够应付日益增加的勤工俭学生，许多人抵法时，只懂一点点法文，或完全不懂，要照顾所有这些青年人，为他们寻找适当的工作，绝非易事。于怨是言很多，那时经济情况不稳的学生，对我们诸多批评。
这上千上万在法国的华人……参战华工和学生，大多不懂共产主义为何物，倒是有不同程度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这很自然成为共产党宣传的对象。他们耳闻目睹俄国下层阶级取得革命成功的真相事实，至于对抽象的理论基础，有时间和能力去研究的人可说没有几个人，大部分人都是从现实的日常生活来了解马克斯这三个字，他们并非站在分析和批评的立场上去看新俄罗斯的理论，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新宗教，盲从马克斯和他的教训，恰如基督教徒信奉耶稣基督一般。但即使这些人采取这样的态度和信念，仍还是他们自己个人的、盲目的、宗教式的信奉，因为那时还没有组织性的宣传工作。
一九一九年春天，蔡和森抵法，一有机会他就发表谈话，总告诉同胞，共产主义是好东西。当时，他仍没有一个组织可以使他们加入，他也不曾研究过马克斯或任何其他的革命理论。不过，在此之前很久，和森自己巳经倡言“打倒资本主义！”的口号。他对我说：“我写了一封长信给润之，说俄人一定要遗人到中国，在华组织秘密共产党，我认为我们应该效法俄国的榜样，而且应马上进行，我们巳无时间事先研究所有的细节了。”
我清楚记得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有过的交谈。我坚持道“我们在制订任何决策之前一定要把事情小心研究，我原则上同意推翻资本主义，但我绝不盲从俄国共产主义的理论！”
“不管那是什么型态的共产主义，都没有关系。”蔡和森说：“我们越研究便越难下决策，俄国的计画现成的摆在那里，一切都详细拟订妥当。为什么还要去研究其化型态的主义呢？俄人的整个计画一色俱备，且巳写在白纸黑字上让我们读到，他们自己也实现了这个计划。我们为什么还要浪费时间作其他的尝试呢？”
“但是”我问道：“为什么中国必定要做俄国的儿子？”
他顽固不化，满腔怒火，声劫汹汹。“因为俄国是共产主义之父！”他说：“我们必须以俄为师。首先是因为它实行起来直截了当。其次，如果中国发生革命，便可依靠俄援，秘密的或公开的他会供给我们金钱和武器。在地理上，俄国和中国注定是盟友，两国间的运输也方便。一句话，如果中国共产革命成功，就必须无条件跟从俄国。我说的都是真话，也是我真正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想法”，我接着说：“但是，老兄，我们必须考虑到国家和同胞的幸福问题并非像你所谈的那麽简单，这不是我们个人的事！我们怎能让中国变成奴隶国呢，作为尽忠的国民，怎能成立有这种计画的政党？”
蔡和森坚持道：“我们一定要选择最有利的方向完成革命。我巳经写信给润之！版诉他我的想法，我肯定他会同意的。你太空想、太感情用事、太重理论、也太散漫了！”
“就算润之同意你的想法，我也不同意！”我大声说：“我不能埋没良心，我要良心清白。我绝不参与使中国成俄国奴隶的党派，恕我爱莫能助。”
“是的，我知道。”蔡和森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我们都明白你的为人，我们都敬重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跟你详细研究这入事。”
“但是，”我指出：“你不是在研究！你巳经决定了行动路线，而企图使我相信你的主意。你要我无条件接受你的原则。你恰像一名牧师，企图说服老朋友信奉他的宗教！”
“噢，哪里的话，我决不敢这样做！”蔡和森说：“除了我们的交情，我还尊重你的为人和你的竟见，我们现在不过是朋友间商量而巳。”
这次交谈发生在蔡和森抵法後两天。和他同船来的五、六十名学生，“华法教育会”决定送他们到蒙达吧中学，先在那里暂住，等待找到适当的工作，也可利用时间学习法文。蒙达吧距巴黎四个钟头路程。蔡和森走後，我们的通信频密，他有时一天写两佳信给我。但我们彼此的意见没有改变。
蔡和森向蒙达吧的朋友讲述共产主义，同时又向法国其他地方的学生写信游说。他说话的本领不，但是纸上陈述竟见却相当精采，甚至胜过毛泽东。很多人都为他的信所激动，他的热情也就传开去了。同他来法的蔡大娘（当时约五十岁）和妹妹蔡畅都很重他的意见。不过，他头一次改变别人的思想，还是他的爱人向警予，她亦是新民学会的优秀会员之一。向警予不但写得一手好文章，演讲也十分有声有色。她为人特别恳挚，同时又美丽温柔。她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共产党员，又是蔡和森的宣传助手。无论男女都受到她的影响，很多人接受她的思想，很多妇女都耐心听她讲话，被她的热诚所感动。她写了很多信给我，谈论说不完的问题。
当时抵法的另一个老友是李维汉。他亦名“和森”，我们称他为“李和森”，有时则叫“老李”。他亦是新民学会最早的会员之一，我们非常爱护他。
在长沙考入第一师范时我便认识他，对他十分喜欢。他的父亲又老又穷，无力帮助李维汉，李维汉很孝顺，我们很为他们两父子难过。李维汉为人谦逊沉着，说话缓慢。在任何讨论场合中，他很难了解别人的观点。因为他不能讲法文，所以在蒙达吧便终日跟蔡和森谈话。这两个“和森”说话投契，自然是李维汉接受蔡和森的思想和竟见居多。中日战争期间，中共派李维汉和周恩来为代表，在重庆（後来在南京）跟国民政府谈和。後来，我在报纸看到，他在北平曾任一个重大的政治会议的秘书长。现在，他在政府中身居高位。每逢我读到有关他的新闻，我都禁不住记起我们在蒙达吧的谈话，以及他尚时结结巴巴说不出话的神态。李维汉、蔡和森、向警予是致力宣扬共产主义的最热烈的三名传道者！
在一九一九年间，法共虽然注意到那一班人的潜力，但法共本身当时所进行的宣传工作，亦微不足道，且留法的十多万华工和学生之中，并无共产党的组织。但在华人聚居之地中，却有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在一九二零至二一年间，确巳招募了一些成员。对这个团体的支持，直接来自北平，间接则来自莫斯科。
俄人曾先遗派一名特务到北平，跟“北大”的急进的文学院长陈独秀和图书馆长李大钊接头，企图说服他们，在中国组织共产党。由于中国政府不会容许任何的公开的共产党组织出现，于是先作铺路工作，设立一个青年人的协会，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用两个英文字母来命名，简称ＣＹ，实即“共产主义青年团”（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Ｙｏｕｔｈ）的代称，但那些不明就里的人，当然不知道这两个英文字母的含义。为了保密的缘故。初期的中国党员依同一方式也称中共为ＣＰ（Ｃｏｍｍｕｎｉｓｔ Ｐａｒｔｙ）。ＣＰ的成员，是挑选最有前途的ＣＹ分子所组成。除此之外，同时还成立了“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的组织，又堂而皇之的开办了一所“外国语文学校”，美其名曰教授俄文。“马克斯主义研究会”甚至有一段时期公然在北京大学挂出招牌来。
如前所示，陈独秀接纳了莫斯科的建议，更重要的是，为了应付设立那些核心团体和组织的开销，他接受了俄人的金钱（以大洋支付），好几个组织和附属支部都由他直接控制。陈独秀有两个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二人都加入了ＣＹ。一九二零年尾，这两个孩子受到他们的爸爸陈独秀和“爷爷”莫斯科的指示，到法国展开共产党的组织。他们在巴黎号称“二陈”。但交付给他们的工作，後来证明他们不能胜任，于是被召回华，另指派两人接办。
那两个人是当时在法国的四川学生，赵世炎和任卓宣。赵、任这两个青年人十分能干，有责任，在法国ＣＹ中任书记的职位，努力促进中国共产主义的事义。他们所掌握的秘密名册有几百个人，服从他们的命令，但这些人都不是华人聚居地的居民。
任卓宣後来返回中国，成为湖南长沙的ＣＹ和ＣＰ的头头，他终于遭政府逮捕，判以死刑枪毙了。他的躯体遗弃在他中枪倒下的地上，翠晨有人经过，听到他的呼吸声，便送他到医院去，救回他一命。当时报纸的与论对他十分同情，于是政府没有对他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待他从鬼门关爬回来，完全康复以後，他宣布他为共产党效力巳功德圆满，这条再拾回来的性命，不拟再做一个共产党人了！他後来入了国民党，获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在台湾居住。他成为三民主义的最佳理论家，但我四十年来，不曾见过他了。
当时我所熟知的共产党人中，蔡和森、向警予现巳不在人世，徐特立则年近八十，他是我的教育学先生，後来也教过毛泽东同样的科目；他以“老学生”之名，随蔡和森赴法勤工俭学。我仍在第一师读书时，他就提拨我到“修业”任教。虽然他不是顶好的理论家，但中共仍把他当作老战士，作为党的老招牌之一。蔡畅、李维汉、周恩来、李立三、李富春、陈毅、铙漱石，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曾名列在赵世炎、任卓宣秘密名册的几百个人名之中。
就这样，留法华人中间散播下第一批的共产主义的种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