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零年冬，我由巴黎回到北京，毛泽东巳返回长沙很久了。虽然我们经常通信，但直至一九二一年三月我才能到长沙看望他。他是第一师范附小的校长，但他大多数的活动是秘密指挥共青团（ＣＹ）的组织。
由三月至七月，我们将大部分时间花在讨论社会主义革命上，但我们谈得越多，便似乎离得越远。不过，大家以朋友相待，还不致割席，我们诚心诚意了解彼此的观点。
毛泽东对旧“新民学会”失去兴趣是明显不过的，因为它不是政治组织。
会员虽然不曾研究社会主义或其他政治制度，但当时他们大部分人都参加了ＣＹ的秘密集会，也逐渐盲目地相信在那些集会上他们的说话。ＣＹ的诞生累得“新民学会”命不久存。当我踏足长沙之际，我觉得我是回来为它送殡了。
不过，会员仍然衷心欢迎我，不待说毛泽东不喜欢这种情形，这是我跟好几个会员多次叙旧後发觉的。他害怕他们会受到我思想上的影响，使他们失去目前ＣＹ所授的对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心。我发觉他暗中要求老会员劝我回法，最後甚至亲自向我提议！他知道我要回巴黎的，他急于请我尽快离开。不过，他热切希望我接受他对俄国共产主义的信仰，同他合作，在全国宣扬这种教义，并将它付诸实现。
在长沙，有一间名叫“船山学社”的大屋，是为纪念学者王船山而设的。
有五十多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人占住了这间屋，由于毛泽东其中一分子，我也应邀住在那里。这班人雄心勃勃，希望有朝一日共产党人统治中国，年龄和经验会保证他们身居领导层的地位。
我返国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安排在法国的里昂和比利时的夏勒莱成立“中法大学”，于是我一踏足上海，便受到一流大报纸“时事新报”的记者访问，我的竟见刊在第一版。长沙的老朋友自然读到那篇特写，当我过访长沙，他们便跟我谈论这计划的事情。毛泽东赶忙利用热烈的气氛，把他们拉拢在一起，实现自己的目的。他和我提出一个主张，将“船山学社”改为“自修大学”，各人都同意，我被推为首席策画人。
对我来说，“自修大学”计画始终是近乎一种理想制度，因为它强调自修，类似中国古时的书院，没有固定的作业时间，亦没有先生。只是丰富的参考书和一间完善的实验室为不可或缺的设备而巳。主要是安排学生的聚会和讨论。我就此制度发表了几个演讲，反应极为热烈。我向京沪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徵询制度的竟见，获得一些好评。北平大学校长蔡元培和首屈一指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亲以他们漂亮的字体撰写鸿文，表示他们赞成自修大学计划。我亦接到吴稚晖的一封长函，分析自修大学的可能性，吴稚晖是着名的博学之士和改革家，又是中华民国的创建者之一。
我将这些墨宝裱在一本书里，可惜留在大陆，我又不清楚现在落在什么地方了。不久之後，我返回巴黎，“长沙自修大学”沦为梦想。
我同毛泽东经过初步讨论後，考虑设法重振“新民学会，但毛泽东和我，这时巳发觉我们的意见是无法一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