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何胡子讨论这个问题，他对我说：“萧胡子，如果你留在长沙，不回法国，『新民学会』的老会员必在你周围结盟起来，若果你不在这儿，那我们都会不可避免地跟随润之了。我也会这样的！”
我的老友陈昌亦以同样的语气说：“我们的朋友统统巳经秘密成为ＣＹ的团员了，把他们拉回来是很难的。你知道，『新民学会』改造中国的目的是用一种抽象的方法，它既无政治观，亦无固定的行动计划。他们现在都认为，要达到实际效果的不二法门，是唯俄国的马首是瞻，竭力向外宣传俄国的主义。
没有人再去寻改造中国的其它途径。为什么呢？首先因为他们有俄国的榜样可资模仿。其次，他们向俄国献媚，获得经援和其他方面的帮助。第三，任何人都热中于鬼鬼祟祟的行动，秘密集会的诡谲气氛有某种诱惑力，没有什么办法能使他们转过头来了。我知道你有你个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由思想，我们当然不能期望每个人都赞同共产主义思想。我认为你和润之将来必定分道扬镳，但你们仍是挚友。个人方面，我觉得各走各路是好的，真理有很多方面，而统统都是可贵的。”
当我把陈昌这番话告诉毛泽东，他的意见是：“对极了！很多人都不满现状，倘若我们进行改造，便必须闹革命！倘若我们革命成功，上策便是师法俄国！俄国共产主义是最适合我们的制度，也是我们最先追随的制度。这是我们要走的唯一道路，我也诚恳的希望你同我们一起走这条路。”
毛泽东同我确有一连串的问题要讨论。在此期间，我们常常秉竹夜谈，为之废寝忘餐。有时候我们的谈论弄得很不愉快，甚至潸然下泪，因为我们找不到互相协调的基础。我不能接受毛泽东的推理，但我的答覆也令他不感满意。
多月来被这些没有结果的讨论所虚耗，但大家都没有口出恶言，更恰当的说，使我们真真正正遗憾和不舒服的根源，是我们不能完成一个共同的行动计画。
虽然我们的大前提南辕北辙，但我们还是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不过，我对毛泽东所期望的革命路线必使中华民族生灵涂炭的预感，一直是耿耿于怀的。
每一次在极度难过的情形之下，我们都互相鼓励重新展开讨论，但讨论又带来一次又一次的难过和遗憾，如此循环不断，由笑而哭，由哭而笑，好像一个永不停止的螺旋。这样耐心和不厌烦的努力说服对方，完全是看在联紧我们之间深厚的友谊份上。毛泽东深信我是只问对错，不是为个人自私自利而争吵，动机是真诚的热爱中华民族，亦的的确确为了人道本身而说话。我们讨论的重点可以简略的概述一下。有一次，我用一个比喻作开场白：“双轮呢，还是单轮呢？”
我说：“人道主义可譬之于双轮的人力车，它有两个好车轮，便一路顺利，可是，如果拿走一个车轮，它便倒下来，变成废物，不能动弹。使它独轮能动的唯一办法是用手抬起另一边，用蛮力拉它起来。这力度在车行时，必须始终保持不变和平衡。现在，人道主义的双轮，”我指出：“便是自由和共产主义。我反对资本主义，完全同意共产主义的道理，但是，如果人民受俄国共产主义的治理，人力车便失去自由的车轮，于是要藉压迫人类以维持它的平衡。
共产党领袖或者可以维持这种对人民的压迫好几年，不过，如果它一旦中止，车子便要倒下来。我说，所牵涉的道理根本是错误的。”
毛泽东十分明白我的意思，但他毫不踌躇的答道，他完全赞同使用压迫的手段。
他说：“压迫是政治真正的本质。如果你压迫得法，表示你为政不差。最後分析起来，政治的影响力十分简单，不过是经常保持压迫罢了。”
我说：“如果你是对的话，那麽我不敢再惹政治了。”另一次，我建议我们把自由和共产主义看作两条路。
我说：“我们现在处身于三岔路或十字路口，经过以前几个世纪的斗争和流血，人类终于获得某个程度的自由，自由是极其珍贵的财宝，应该小心保护。两条路都是通向死亡，每个人都不可回避的往里走。那麽，为什么我们走共产主义而不走自由之路呢？人类有两个原始的或基本的欲望，就是生存和自由，而唯有自由才能使文明兴盛。”
毛泽东的回答又是三言两语的：“移植共产主义，并不表示人民就没有自由呀。”我说：“自由有好几种，有人性随心所欲的自由，也有猪鸡等家畜随心所欲的自由。猪无所拘束，但仅限于在猪栏的范围内。鸡亦限于鸡舍里才能优游自在。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共产国家确会把自由配给人民，但那是鸡和猪的自由。俄国共产主义好像一种宗教，人必须盲目相信它的教义，永不能谈论它的对错。那是一种没有思想自由的宗教。
共产主义者说他们相信自由，但他们不容许人民自由过活。俄国没有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发表、出版的自由，这就是『人民的自由』吗？”
毛泽东用一种笼统的说法回答，其大意是说，公众必须受法律控制，即使立法专断，个人亦必须服从国家，而且，如果需要的话，人民必须为国家的幸福牺牲。
我们讨论到国家和个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关系，我说：“国家的权力太大了，它像菩萨一样无所不至，而个人在国家里好像苍蝇蝼蚁。如果国家命一些人杀害其他人，他们必须白刀子，红刀子出。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烧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如果国家想人下火锅，他们亦必须任任煮。如果国家要人吃少些食物，他们必须勒紧肚子。
如果国家要人民死，他们便死。有人认为个人比诸于国家，是微不足道的，但法王路易十四夸言『朕即国家』之际，人民对他讽笑，因为他认为国家总是至高无上的。这真荒天下之大唐！本来，民主制度巳经来临，国家权力为之大大削弱，个人增加了重要性，可是，今日的俄国共产主义却在社会主义的伪装之下重回国家的权力，完全控制俄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毛泽东对这点的答覆，是坚认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施“新民主主义”。接着，我提出第五点来讨论：新民主主义呢，还是新专制主义？在我看来：俄国共产主义制度，与其说是“新民主主义”，不如说是“新专制主义”。
我说：“我国自古以来，帝王代表了老式的专制。俄共现在不过实行一种新式的、科学的绝对专制主义！中国古时有很多帝王虽是专制君主，但却是优秀的统治者，他们实行『爱民如子』的政策。他们的治理比大多数的小柄君王为佳。今日俄共的领袖所拥有的专断权力，却千倍坏于中国的专制君主！”
对此，毛泽东答道：“如果领袖没有权力，便不可能执行计划，不能得心应手。领袖有越多的权力，做事便越容。为了改造国家，人民一定要刻苦自励，并需要牲一部分人民。”
于是，我们讨论到第六个问题，即为了国家的幸福而牺牲人民的幸福问题。我十分直率的对毛泽东说：我不同意“牺牲一部分去帮助其他部分”的原则，我不同意“为未来一代的虚空的幸福，在某种范围内牺牲个人”的那种思想。他答道：“如果我们在这些事情上太重感情，社会革命的理想在一千年内也达不到！”跟着第七点的讨论便是：一千年，还是一万年呢？
“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达成理想的社会结构，”我说：“可算十分心满意足了。即使要一万年，仍属惬意。对个人而言，一百年或一千年是非常漫长的岁月……好像无穷无尽：但对国家民族来说，也不算长；在全部人类历史里，还是很短暂的呢！辈产主义在理论上是优秀的主义，确可付诸实行，但这一定要时间。俄国的革命方法是揠苗助长，这正如古语所云：『一步登天』。”
毛泽东说：“我佩服你有等一百年或一千年的耐心。我则十年也不能等了，我要明天就达到目的！”
我们讨论的第八点问题是：要实行共产主义，应以个人标准或是以社会标准来引导的问题？我认为，如果他要明天就付诸实行，那他只是凭自己个人的标准而进行。
“这是只管干眼前认为是好的事，而不理将来後果的作法。”我说：“这就是所谓历史上英雄的行径。那些英雄爱管他人闲事，无论如何是神憎鬼厌的人。英雄思想巳经过时了，应该丢掉。像凯旋门歌颂英雄那种虚有其表的物质象徵，我们有理由说是错误的。只有像孔庙的内在理想象徵才应垂诸永久。如果改革社会的目标是诚笃的话，那麽完成目标必须一直放眼未来。永久性的进步必须让每人免费接受较好的教育，同时一步一止的增广教化。但这一切都需要长久的时间。”
但毛泽东说，改革社会必须要军事力量和政治行动去达成。
第九个问题是：教育呢，还是政治呢？
我坚持己见：“使用武力完成改革，结果只有造成暴政，但若用教育改造，就会有和平与永恒的後果。这是『和平的改革』，当然如果你要立竿见影、朝发夕至的效果的话，那它们自然不能和武力逼成的改革相比拟。”
毛泽东说：“我喜欢立竿见影的事情。坦白说，你的意见完全说不动我！
”
接着是讨论到个人的利益问题。我说：“如果你跟随俄共的领导，奋斗十年或廿年之後，你有朝一日会成功地使国家采行共产主义制度，这种成功不会特别困难，但却不是一项有价值的成就。如果有朝一日成立俄式共产主义制度，那就是中国哀鸿遍野之时！你的意见也说不动我，我若接受你的意见，我必永不安心。你记得孟子的话：『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他说的确是肺腑之言。再想到刘邦和项羽那鬼哭神号的争权吧，在基督和佛祖看来，就像两个街童为争一个苹果而打架一样。”
毛泽东叹道：“你不同意马克斯的学说，多可惜呀！”我回敬他：“你不同意普鲁东的学说，也多可惜呀！”
我们谈论理想主义和唯物主义。不停的谈天说地，但我们谈得越多，也提出越多无法解答的问题。毛泽东显然以为不需要解答，要达到成功的话，只有行动是必需要的。我反驳说：为达到目的，要作这样大的牺牲，那我宁可不干了！
我们这样谈论下去，始终是在挚友的气氛中，直到中国共产当正式成立之日。最後一晚，我们同床而睡，谈至天色发白，毛泽东一直请求我参加那个决定历史命运的集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