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罗敦・西哈努克，是毛泽东的老朋友，自1956年至1970年他先后七次访问中国，而每次访问，几乎都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每次接见的时间都比较长，这给西哈努克留下了深刻印象。
1956年诺罗敦・西哈努克第一次访华，毛泽东前后几次会见了他，每次谈话从未少过一个小时。初次的印象就使他觉得：在面前的是人类中的一个伟人，慈祥而富表情的面孔闪烁着智慧、沉着和坚毅。他认为毛泽东之所以多次长时间地接见他，是因为彼此间友谊建立在爱国主义和敢于反对帝国主义的勇气这一共同点上，也正是基于这一点，西哈努克对中国比对那些社会背景和形式上思想一致的国家感到更亲近，初次见到毛泽东时，就很快对他有了好感。久而久之，西哈努克与毛泽东彼此之间部有了比较深厚的感情。
1958年8月，西哈努克到达北京不久，毛泽东就接见了他，第二天又在中南海游泳池旁边的帐篷下继续会谈。后又到避暑胜地再次继续会谈。
1970年3月19日，诺罗敦・西哈努克开始到北京进行他的第七次访问，这一次访华比以前任何一次时间都长。
中国对柬埔寨的问题，对柬埔寨与邻国的关系、柬埔寨对美国在这个地区的意图的估计以及许多其他有共同利益的问题都很感兴趣。毛泽东的态度很明确，他向西哈努克阐述了中国政策的概貌，主张独立国家切实不要被别国控制，赞成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并在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关系，欢迎柬埔寨和中国做朋友，同意柬埔寨采取中立的方针，并认为中立是最好的方针。
在诺罗敦・西哈努克的心目中，中国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从来不咄咄逼人，从来不对他进行说教、训斥、警告或给予什么“友好的忠告”等等之类的东西，而且中国人在给经济援助时总是很谦虚，总是说：“要是质量更好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还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要是数量更多一点就好了，但是我们自己的生产还很有限。我们希望，随着我们工业的发展，我们能给我们的朋友更有效的帮助。”
西哈努克对中国的多次访问，中国给柬埔寨的一贯援助支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长期友谊，于是一些人就别有用心他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西哈努克洗脑筋。对此，西哈努克表示可以理解。当西哈努克提到偿还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不是军火商”，“对于某些方面的帮助，你可以把它叫做贷款，也可以记帐。可是军火除外。”
1970年5月1日，毛泽东会见西哈努克时，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中国负担很重，还给了第三世界许多帮助，而我连同我的随从人员、朋友和工作人员现在又成了额外的负担。”毛泽东则说：“我请求你让我们多负担一点。相信你的人愈多我就愈高兴。到你身边来的人越多我就越喜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让尽可能多的人来支持你。如果他们不能去战场上打仗，让他们来这里。六百，一千，二千或者更多，中国随时都准备支持他们，给他们提供一切便利。”
有一次，毛泽东在接见西哈努克时对他说：“西哈努克亲王，我喜欢同你谈话。你讲话很坦率，而且敢于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不怕把你所想的都讲出来。”并说：“你有资格当共产党。”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说真的，我不行啊。”毛泽东大笑说：“你很聪明，你又很用功。你可以学习嘛！”
西哈努克说：“我懒得去啃马克思、列宁和其他一些人著作。”
毛泽东说：“我们现在有这些著作的简写本，有选集。为了掌握他们的思想实质，你完全用不着把马克思和列宁的全部著作都读完嘛。”
西哈努克说：“主席先生，我宁愿读毛泽东的著作。”
西哈努克认为，毛泽东的著作比马克思、列宁的著作容易懂，毛泽东把马克思理论中最合乎逻辑的部分同亚洲文明与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联系在一起。毛泽东关于人性方面的思想的哲学味道比政治味道更浓，毛泽东的军事思想非常有意思。就象希诺芬的其他希腊经典战略家所写的东西至今还站得住一样，毛泽东的著作也同样会站得住，因为他的著作反映了经典的普遍真理。毛泽东能够把明确性、逻辑性和普通常识结合在一起。
在西哈努克心目中，国家领导人能够平等对待他的，只有戴高乐和毛泽东。西哈努克叹服的是毛泽东同戴高乐一样，有着非凡的记忆力。毛泽东同他会见时，可以随时准备引用历次会见中西哈努克说的原话，尤其令西哈努克惊叹不已的是，毛泽东对从与他第一次见面以来束埔寨的事态发展了如指掌。
一次西哈努克十分惊奇地听毛泽东说：“你因为在金边开设了一家国营赌场而受到了谴责。”接着说，“据我看来，开个赌场总比接受美国的援助强。我知道你开赌场并不是为了你个人发财。你的财政预算有困难，所以你开了一家国营赌场，用它的利润来增加国家的收入。反正你们国家的人都喜欢赌博。那么难道让它的利润去中饱赌场老板们的私囊却不让国家受益？从你在财政方面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起，我就看到了你必须在接受美国援助和寻找其他财源二者之间选择一样。”
还说：“他们因为你开了一家赌场为国家筹款而谴责你，看着朗诺从尼克松那里拿了成亿的美元，他又在那里干些什么？他手里美元可多啦，可是你们国家的人民却真正在受苦。开赌场说什么也比接受美国援助强。”
毛泽东对这件事了解得这样清楚，又能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核心――那是为了把赌博和腐化的部分不义之财交给国库。这使西哈努克感到十分惊讶。
这次接见后不到三个星期，毛泽东于5月20日发表了一个少有的、历史性的公开声明：
我热烈支持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斗争精神，热烈支持印度支那人民最高级会议的联合声明，热烈支持束埔寨民族统一阵线领导下的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成立。
毛泽东与西哈努克是代表两个阶级、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元首。一个是人口众多的泱泱大国，一个是地小人少的弱小国家。两人长期交往，多次会见，彼此之间能建立如此深厚的友谊，一方初次见面就有好感，并相信他的著作能站得住；一方竟相信对方有资格当共产党。这些除了世界格局的彼此的国家利益起决定作用之外，与毛泽东谈话的语言艺术有着密切的关系。
毛泽东不以大国领袖自居，而把对方视为平等的同志关系，双方的会见是平等的思想交流、感情交流，从不盛气凌人、以权压人，而是以诚相待，以理服人。这样不仅可以解除对方的防御、恐惧、紧张、对立等心理状态，而且能够点燃对方内心的自尊的火焰，产生“解剖自己”、“反省自我”的动力，使谈话产生预期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