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抗日救国之大业，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给蔡元培写了封信，希望他能以自己的声望痛斥蒋介石，令其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全信情真意切、语调铿锵、用语慷慨、笔锋刚劲，颇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之气势和雄风，振聋发聩、感人肺腑之力量。
书信以怀旧起笔。回想起在北大课堂、旧京集会、湘城讲座时，聆听蔡元培先生的讲演所受之教益，以“不期忽忽二十年矣”结束回忆。笔锋一转，谈到今日、眼下，正值“民族国家存亡绝续之日”，不管年龄上你是“老者如先生一辈，中年者如泽东一辈，少年者则今日之学生”，也不论经济上的“贫富”、职业上的“工农商学”、思想上的“信仰尊尚”，都面临着“入于异族侵略者之手”的危险之中，“河山将非复我之河山，人民将非复我之人民，城郭将非复我之城郭”。中华民族正处在“旷古旷世无与伦比”的“亡国灭种”之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共产党有救国救民之良策，那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然而“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或则曰要缓行”，这明明是“盗入门而不拒，虎噬人而不斗，率通国而入于麻木不仁窒息待死之绝境”。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其实，统一战线也决非自共产党始，孙中山先生不是早就提出联俄、联共与扶助农工政策吗？而且从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期间，行之有效。相反，自从毁弃了孙中山先生这一政策，“内战因之而连绵不绝，外患乃溃围决堤滔滔不可收拾矣”。1936年8月25日，共产党又发表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申明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重新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虽旧策之重提，实救亡之至计”。
“先生将何以处此耶？”
这一部分，以“先生将何以处此耶”作为反复，讲明时局，阐明利害，指明出路，以敦促蔡元培先生和共产党一道呼吁国民党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抗日救国。此处运用反复手法，使语意表达层层递进，步步加深，给人一种不得不择善而从之的推动力。
毛泽东之所以要致信蔡元培呼吁国民党抗日救国，是因为蔡元培早年是光复会发起人之一，曾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五四运动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主张抗日，还因为从他发表的《新文字意见书》中的言论看，是“簇新议论”，“崭然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的议论。对于这种“簇新议论”，“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还因为他“同情抗日救国事业”经朋友和同志称述，“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这里又以“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作了反复，把蔡元培从言论到行动的抗日爱国思想，从“我一人”到“共产党”到“全民族之诚实儿女”到“无数量人”对蔡元培的崇敬，表述得清晰深刻，令人感叹。
书信最后敦请蔡元培先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持此大义，起而率先”，“不但坐言，而且起行，不但同情，而且倡导”。紧接着以一连串的述宾句，表明了对蔡元培的具体要求。“痛责南京当局”：“停止内战”，“放弃??错误政策”，“撤废??亡国方针”，“发动全国海陆空军，实行真正之抗日作战”，“恢复??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精神”，“拯救??同胞于水深火热之境”，“召集??代表大会”，“召集??国会”，“建立??国防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当然，要求不少，难度也不小，但“以光复会同盟会之民族伟人，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的地位和身份，虽说不能左右国民党，但肯定会起较大的推动作用，何况，这些也正是蔡元培一贯的夙愿，又是“照耀万世，留芳千代”的大业，而且若能成功，必将产生“买丝争绣，遍于通国之人，置邮而传，沸于全民之口”的巨大反响。这些话，既表达了对蔡元培的赞誉，也说明了全民族对他寄予的厚望。这就会有力地激起蔡元培义不容辞、义无返顾的强烈民族责任感。
总之，成功地运用反复手法，是这封信在语言表达上的突出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