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七年整风反右以来，政治上、经济上一连串胜利，党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冲昏头脑喽！”
“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任，人人都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在内。”
“毛主席与党中央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但滥用这种威信也是不行的。”
以上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前后讲话的一部分。
长期以来，在党内形成了一个惯例：无论任何人，不管地位多高，绝对不敢指责毛泽东犯过什么错误。此乃党内第一大忌。正如彭德怀所说的毛主席“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威信之高，是全世界找不到的”。彭德怀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匙”，那还了得！难怪毛泽东气愤地说：“你骂了二十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你要怎么样？”
加上彭德怀7月14日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数万言的书信（毛泽东给这封信加上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标题），使问题的严重性更加深了。
面对这种种情况，1957年7月23日上午9时，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第二次会议上，用辟裂的嘶哑声音说：“不分什么话，无非是讲一塌糊涂。我和有些同志讲过，要顶住，硬着头皮顶住。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原因：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因为我们做了些好事，腰杆子硬。我们多数同志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蔬菜大少，头发卡子太少，没有肥皂，比例失调，市场紧张，以致搞得人心紧张。我看没有什么紧张。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
他接着说：“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去，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也会跟我去！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
“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盾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讲到这里，毛泽东哽咽了。全场一片肃静。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给我分一点，但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在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空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至于其他一些大炮，别人也要分担一点，谭老板，你那大炮也相当多，放得不准，心血来潮，不谨慎，共产共得快。说到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着欧洲革命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季诺维也夫反对十月革命，后来被杀了。马克思是否也杀呀？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否也会象一九二七年那样失败？象二万五千里长征，大部
分根据地丧失，苏区缩小到十分之一？不能这样讲。现在失败没有？到会同志都有所得，没有完全失败，是否大部分失败？不是，是一部分失败，多付了代价，刮了一阵共产风。全国人民受了教育。如讲责任，第一个责任是我。柯老，你的发明权有没有责任？（柯：有）是否比我轻？你那是意识形态问题。我是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几千万人上阵，这个乱子就闹大了，自己负责。同志们，自己的责任都要分析一下，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27日和彭德怀争吵了一通。这给毛泽东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但后来毛泽东冷静地思索了他与彭德怀的那场争吵，内心充满了愧疚。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请彭德怀到中南海住地。一见面就说：“早在等着。还没有睡。昨天下午接到你的信，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也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就来参加。周总理因为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原来毛泽东要彭德怀去西南地区，担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所以毛泽东对彭德怀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你去西南是适当的。将来还带一些兵去打仗，以便恢复名誉。”
毛泽东还特别向周围的中央领导同志说：“让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庐山会议的情况复杂，斗争激烈，毛泽东的处境也相当困难，心里千头万绪起伏跌宕。然而不论是对历史的回顾，对问题的分析，还是自我批评，都让人感到入情入理，易于接受。就是数年后对彭德怀的安排和谈话，也给人一种坦诚相见、推心置腑的感觉。真可谓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