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常常以诙谐风趣的言谈，讲出严肃重要的道理，使气氛轻松愉快，使人接受起来自然。
毛泽东给延安抗大讲两门课，一门是哲学课，另一门是思想修养课。
1938 年，毛泽东在上思想修养课时，针对学员中存在的实际思想问题，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所谓“爬山主义”。原来抗大的早操，有一个科目是爬山。有些学生身体弱，爬山经常淖队，觉得不光彩；想请假，又怕别人笑话自己落后，于是便发牢骚：“我们来延安，为的是学习马列主义，懂得怎样闹革命，你们为什么老搞爬山主义呢？可不可以把马列主义增加点，把爬山主义减少一点？”
毛泽东说：爬山是作战的需要。我军在华北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山地是我们的依托。指战员都应该成为爬山的能手。侵占华北的日军穿着大皮鞋，爬山相当快，就是平时练出来的。动作慢了就要吃亏。练习爬山，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小事。
他左手叉在腰间，挥动一下右手，继续说：红军长征时，依靠爬山速度快，打了许多胜仗，甩掉了前堵后追的数十万敌人，胜利到达陕北。身体弱要量力而行，循序渐进。开始时掉队，不算丢面子。慢慢来，追上去，需要一段艰苦锻炼的过程。山还是要爬，不能说成是什么主义。
第二个问题是有的学生发牢骚说：“什么军政大学，干脆叫劳动大学，更加名副其实。”
对此，毛泽东说：抗大不断扩大，学员数量成倍地增加，学校要办，又缺少经费，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只有一个办法，叫做“艰苦奋斗”。不得已而为之呀！他说：你们吃的、穿的、住的、烧的、用的东西很多，大量的服务性工作由谁承担呢？可不可以调一些战斗部队回延安，代替抗大的学生担负这些日常的劳动？如果那样做，是增加抗战的力量呢？还是减少抗战的力量？办抗大是为了抗战，减少抗战力量的事情，咱们能办不能办？毛泽东的话，实话实说，入情入理，抗大学员思想上的疙瘩很快就解开了。
1939年的初秋，毛泽东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
院党总支书记张启龙、副院长范文澜让教育处长邓力群、教育干事安平生、宣传干事马洪和校务处处长韩世福去杨家岭接毛泽东。
马列学院距杨家岭十来里路，两地之间的中点有一座延河桥。当四人走到桥头时愣住了：毛泽东正从对面走来。
“学院领导派我们来接主席。”邓力群说。
毛泽东听后笑笑说：“接我？嗯，我晓得的，是怕我忘了今天有报告吧？你们放心好了，学院给我的任务，那是忘不了的。”
“是要我们来接主席的，我们来晚了，很不象话。”
毛泽东扬起手摆了摆说：“这样做有点不好，一个人作报告要四个人接，要不得！要不得！”
“哦，四个人，轿子呢？你们不是抬轿子来接我呀？”毛泽东认真他说，“下回呀，跟你们领导说，再加四个人，来个八抬大轿。又体面，又威风。要是还有人，再来几个鸣锣开道的，派几个摇旗呐喊的，你们说好不好？”大家都笑了，毛泽东自己也笑了。
毛泽东摇摇手：“那才不象活嘛，对不对？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
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既要革命，既要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得了什么？我又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的嘛！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
毛泽东在讲“爬山主义”和“劳动大学”时，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事实作辩证的分析，用中肯的语言表达出来，不拐弯抹角，不吞吞吐吐，不文过饰非，不哗众取宠，而是磊落耿直，尖锐明快，中肯实在，所以入情入理，深得人心。
而关于“抬轿子”的话，却是幽默、诙谐，寓庄于谐，使对方在笑声中明白了深刻的道理，心悦诚眼地接受了教育，受到了启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