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所从事的各种活动中，再没有比战争更充满辩证法的了。尤其战争发展到决战阶段，各个战役和战斗都特别激烈、复杂、变化多端，指挥上最不容易。所以，作战双方的指战员，对于战争中的辩证法的了解和运用，往往直接影响战争、战役、战斗的进程，甚至胜败。尤其是指挥员，头脑中多点辩证法，少点主观片面、形而上学，就会转化成强大的物资力量，就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夺取胜利。战争的指挥，也是一门艺术，是闪着刀光剑影、充满豪情和悲歌，影响所致甚至决定历史发展的一门艺术，是包含丰富多彩的辩证法的一门艺术。
优势与劣势
在三大战役决战的初期，敌人的总军力，仍有三百六十五万余人，而我军才有二百八十余万人；敌人所占地区和人口都多于解放区，又有美帝国主义在人力、财政上的大力援助，军事装备上也还比我占优势。毛泽东是如何促使这种优势与劣势的转化的呢？
充分利用有利于我军的战争趋势。敌人已由战略进攻被迫改为重点防御，江河日下；而我军为正义之师，已由战略防御变为战略进攻，日益强大。单说军事，蒋介石反动派，妄图以重点防御，盘踞东北，稳住华北，确保中原，经营江南，卷土重来。毛泽东则顺势作出巧妙的部署，把敌人分割为西北、中原、华东、华北、东北五个孤立的战场，每个战场又实行战役分割，如东北战场，把敌60余万大军分割为锦州、沈阳、长春三个地区，淮海、平津也无不如此，我又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包围、歼灭敌人的战术，所以，在战役和战斗上，就都处于优势了。这许多局部的优势，汇集起来，就造成我战略上的优势。终于打败了蒋介石，解放了全中国。
主动和被动
战争、战役和战斗，在许多因素，如军力、地域、装备等等上面，都处于优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错误，并不一定处于主动地位；而在诸多因素，如地域、财力、装备等等，处于劣势的一方，由于主观指挥上的正确，也就不一定处于被动的地位。
三大战役，毛泽东决策首故东北，便从战略上取得主动。因为东北在地域、人力、物力、军力上，我军都处于优势。若首战指向华北，则有可能遭华北、东北之敌夹击，使我腹背受敌，陷于被动。也可能促使东北之敌撤退，增援华北和华东的敌人，甚至会造成我战略上的被动。
单看辽沈战役，毛泽东决策先打锦州，便使东北战局满盘皆活。不仅攻歼锦州，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使敌人处于被歼的境地，而且可以促使沈阳之敌卫立煌派军援锦，正好又造成我攻坚打援的态势。真是一着得当，着着主动。结果是攻占锦州，歼敌十万；打援一战，又歼敌十万。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沈阳之敌被聚歼，夺取了东北战役的完全胜利，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的指挥艺术的高超。
如果先打长春之敌，把主力部署于沈阳附近的新民及其以北地区，准备打沈阳出来的敌人，即使攻歼长春之敌，但沈阳之敌却会因受我军威胁太大，而不敢出来。还可能促使蒋介石增援锦州，或促使锦、沈之敌撤出东北，那就有可能使我陷于被动了。由此看来，军事指挥员的主观的正确决策，对于取得实战上的主动，何等重要。
战略歼灭与战役分割
辽沈、淮海、平津大决战，是我军由防御转为进攻，而敌人由进攻转为防御的结果，而我军在防御阶段，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的运动战，也随之转化为反攻阶段以消灭敌人强大兵团为主的阵地战。这是个战略性的变化。可就战略上看，单说军力，敌军尚有三百六十五万余人，我军二百八十五余万人，敌人似仍占优势。除东北战场外，淮海、平津战场敌人军力上也占优势。在这种敌我军力对比的情况下，如何运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军事原则呢？毛泽东说：
我之相对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地位，是能够脱出的，方法是人工地造成我们许多的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去剥夺敌人的许多局部优势和局部主动地位，把他们抛入劣势和被动。把这些局部的东西集合起来，就成了我们的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敌人的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这样的转变，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
在三大战役的实战中，是怎样“依靠主观上的正确指导”，造成我战略优势和战略主动的呢？首先把蒋介石的数百万军队，分割在五个孤立无援的战场，然后巧妙部署，实施战略包围，使敌人动弹不得，这就把敌人抛人战略劣势和战略被动。接着对各个故场的强大之敌人兵团，实行战役战术分割，肢解体割为若干孤立部分，造成各局部上我军的优势和敌人的劣势，最后以我优势兵力，实行战役战斗上的歼灭，最终达到战略上的歼灭。
辽沈战场，敌人五十五万余人，而我军一百万余人，本处优势，又加之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造成了锦州、长春、沈阳三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以优势兵力，逐个歼灭了范汉杰、廖耀湘兵团、长春之敌、卫立煌集团，全歼东北之敌。
淮海战场，敌人六十余万人，而且实行以精锐部队为核心，猬集一起，密集防守，使我难啃难吃的战术；我军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中原野战军六个纵队，加上地方武装，也有六十余万人，并不占绝对优势。但我军实行以优势兵力歼其一部的战术，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把敌人实行战役分割、包围，在几个战役局部上，我军都居于优势地位。然后逐个围歼了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最后达到了战略围歼的目的。
华北战场，傅作义拥重兵六十余万，我华北野战军也不占绝对优势。但待我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以后，与华北野战军一起，则处于绝对优势了，加之对敌实行战役分割，造成敌人津塘、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等几个地区的孤立态势。然后，逐个歼灭，先歼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再歼天津之敌，后和平解放北平，最终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
由此看来，要达到战略歼灭的目的，就必须对敌人实行战役包围，先造成局部上的优势，然后集中优势兵力，实行各个歼灭，而且是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实现战略歼灭的总目标。
运动战与阵地战
无论进行什么性质的战争，要壮大自己，消灭敌人，攻城略地，夺取政权，运动战和阵地战，都是基本的作战形式，而且这两种形式又是以军力、财力和主观指挥的正确与错误的诸因素而相互依存，相互转化的。
在解放战争的初期阶段，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敌人占据优势，处于进攻地位，而我军暂居劣势，处于防御地位，所以只能以运动战为主，在运动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不拘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绝对不打消耗之战，不打无把握之战。
待战争发展到1948年6月，虽然敌军力数量上仍占优势，又有美帝国主义的大力援助，但从战略上看，敌人已处于战略防御，只有招架之力了。而我军却处于战略进攻、占据主动的地位了。我军也由占领农村、包围城市，转化为夺取城市，由消灭分散、孤立、弱小之敌，转化为围歼集中、强大之敌。这也就必然造成以阵地战为主的局面。即使到这时，运用两种战术形式，虽有主次之分，但仍是相辅相成的，辩证统一的。
辽沈战役中，攻歼设防坚固，又有十几万强大敌军防守的锦州是攻坚的阵地战；在塔山以近三个纵队的兵力，阻止敌人援锦的九个师，则是阻援的阵地战。而我军解放锦州，便挥师北上，迎击廖耀湘兵团，并在运动中加以围歼，又是运动战在前的阵地战。总之，东北战场，是以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而集中优势兵力攻歼锦州的运动战开始，又以围歼沈阳的卫立煌之敌的阵地战结束。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以十一个纵队，侧击、攻击、截击西撤的黄伯韬兵团，是运动战；而最后围歼黄伯韬于碾庄地区，就成了攻坚的阵地战。阻击邱清泉、李弥十二个师东援，则是防御中的阵地战。歼灭黄伯韬兵团之后，挥师包围黄维兵团于蒙城东北的双堆集地区，是运动战；最后把他歼灭，就成了攻击的阵地战了。所以，整个战役，也是以消灭黄伯韬兵团、分割包围敌人的运动战开始，而以逐个围歼黄维兵团、杜拿明集团的阵地战结束。由此看出战争发展的必然规律，也看出运动战与阵地战之间的相辅相成、辩证统一。作为军事家的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恰到好处地运用运动战和阵地战，并使这两种战法达到和谐辩证统一的极高境界。
初战与决战
在组织战略决战中，初战具有极重要的意义，因为它往往决定整个战局的方向，影响决战敌我双方的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的转化。甚至初战的胜负，会决定战争全局或战役全局的胜负。所以，必须从决战全局的高度来确定初战，从而使初战和决战取得胜利有绝对把握。
历来的军事家虽然都对初战极为重视，极为谨慎，但初战指导的艺术，还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象毛泽东那样，从理论上达到如此的成就，在实战上达到得心应手的地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初战东北，战略主动，稳操我手，为淮海、平津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而东北战役，又首战锦州，确保了“关门打狗”的战术的成功和全歼东北之敌的胜利。又如淮海战役初战歼灭黄伯韬，战役之始，先断刘峙一臂，使其成为独臂将军，完成了对淮海战场八十多万敌军的分割包围，奠定了淮海战役决战取胜的基础。再如平津战役初战攻歼张家口、新保安，绝傅作义西窜之望，接着解放大津，断其从海上逃跑的预谋，斩头去尾，使傅作义处于四面楚歌的绝境，遂使和平解放北平成功，创造了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中的一种――北平方式。
战略决战的初战辽沈，而辽沈战役的初战棉州，淮海战役的初战歼灭黄伯韬，平律战役的初战新保安、张家口和天津，都是从整个战役的全局和战略决战的全局出发的，初战与决战都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所以，初战胜利，便成势如破竹、排山倒海之势，取得各个战役、最终取得整个战略决战的胜利。三大战役和战略决战的初胜，充分体现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打胜；必须照顾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初战原则，成为初战取胜的光辉战例。
速决与缓歼
“兵贵神速”，“战贵速决”，这是兵家常识，但也不可绝对化，由于战役决战或战略决战的需要，本来可以速决的战役或战斗，也可缓决，暂时留住敌人，不予歼灭。
辽沈战役中，对锦州一战，即为速决。毛泽东命令林彪、罗荣桓：“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并且“求得尽可能迅速地攻克该城”，要“确立打你们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所以，东北野战军，便以六个纵队和一个炮兵纵队、一个但克营的兵力，围攻锦州，另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高桥地区，三个纵队配置于黑山、大虎口、彰武地区，阻击援锦之敌，确保锦州攻坚战的速决。
我军从1948年10月14日对锦州发起进攻，仅经过三十一个小时，便全歼锦州之敌，俘获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以下十余万人，解放锦州。这么大规模的战役，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取胜，其激烈程度可以想见，是为速决的典型战例。而对长春之敌则采取了缓歼的战术。开始，长春在我包围之下，完全易于歼灭，但这样打法却不利于辽沈战役全局，反有可能增加全歼东北诸敌的困难。先打淖锦州，迫使长春之敌一部起义，大部投降，不战而胜，岂不妙绝。
在淮海战役中，歼灭黄伯韬兵团，便是速决，所以，把此一战作为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并作了以六至七个纵队歼敌三个师的部署。从1948年11月6日开始，到22日结束，仅十六天时间，便歼灭了黄伯韬兵团，击毙了黄伯韬，还歼灭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的十二个师之一部。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到12月15日，我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配合，又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吴绍周，同时歼灭了由徐州西逃的孙元良兵团。这时社拿明直接指挥的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弃徐州西逃，也被围于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本易于消灭，毛泽东却命令对其缓歼，待到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同华北野战军一起完成对平津地区之敌的分割包围之后，再歼灭杜聿明集团，此又一妙着。平津战役的初始阶段，对从塘沽、天津等地到新保安、张家口等地之敌，或围而不打、或隔而不围，待到淮海战役彻底胜利，再将平津之敌斩头去尾，以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予以解决，更是缓歼的典型战例。
由此看来，速决和缓歼，全是依据战略或战役全局的需要而互为表里，不可分割。速决，不是无条件的，而是具备了战役全局的态势、敌我军力、财力等等都有利于我的条件；缓歼，不是不歼，“缓”而已，时机一到，坚决歼灭，关键是依据全局的需要，掌握好时机。一旦部署既定，有了稳操胜券的把握，最终还是要彻底解决问题的。
主攻与助攻
按照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军事原则，每战，必以我军主力歼灭敌人，而以少数军力予以配合，但也不可绝对化。毛泽东处理这二者的关系，也以实战需要，极为灵活。淮海战役中首战围歼黄伯韬兵团一战，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部署是，以六至七个纵队围黄伯韬三个师，却以一半的兵力（即五个至六个纵队）担任阻援和打援，以对付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十二个师的援助，并歼敌一部，达到顺利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对其余诸敌实行分割包围，又断敌海上逃跑的目的。
一般情况下，主要兵力应集中使用于攻歼目标上，毛泽东却在我兵力充足、敌军兵力集中、又不违背集中优势兵力以歼灭敌人的原则的情况下，采取了几乎相反的战法，创造性地处理了战役目的和手段既统一而又有区别的辩证关系，即主攻和助攻的辩证关系，灵活运用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既歼灭了黄伯韬兵团，牵制阻击了徐州敌军强大兵团的东援，又为以后各个战役阶段的胜利，如歼灭黄维兵团、最后歼灭杜幸明集团，创造了有利条件。
军事歼灭与政治攻势
任何战争，消灭敌人，都是以军事手段为主的。因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最终解决问题的极端手段。任何敌人都不会自动放下武器，立地成佛，退出历史舞台。这就象打扫灰尘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军事手段也不是消灭敌人的唯一手段，在一定条件下，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以瓦解敌军，也是重要手段之一，在处于军事优势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如汉刘邦围项羽于垓下，以“四面楚歌”的政治攻势，瓦解了项羽的军心。项羽自知大势已去，又无颜见江东父老，最后自刎乌江，留下一曲悲歌，便是很好的战例。
毛泽东的英明之处，超人之处，在于把军事歼灭和政治攻势这两种消灭敌人的方式，都科学化，一体化，艺术化了。关于以军事、政治手段消灭国内外的敌人（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印边境战争等），毛泽东有着高深的理论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并创造性地总结出游击战、运动战等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以及政治攻势的方式方法，成为马克思主义军事宝库中的瑰宝。就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敢忽视，也不敢不研究毛泽东的军事著作和战略战术原则。在三大战役中，由于我军节节胜利，国民党败局已成，敌人内部各种矛盾，都迅速扩大化尖锐化了，也为我军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提供了客观有利的条件。
在辽沈战役中，歼灭了锦州顽抗的范汉杰和自投罗网的廖耀湘之后，整个东北敌军陷于覆灭的境地。我军便运用政治攻势，瓦解敌人，遂使长春之敌曾泽生部起义，郑洞国部被迫投降，也就造成沈阳卫立煌被歼成为定势。
在淮海战役中，我军在歼灭了黄伯韬兵团之后，处于强大的军事优势，便利用政治攻势，争取了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部的起义，迫使孙良诚、赵壁光、黄子华等部的投诚。在围歼杜聿明的时候，也发出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组织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虽杜幸明拒不投降而遭歼灭，做了俘虏，但在一个月的时间内，也争取了敌人官兵一万四千余人来降。可见政治攻势的巨大威力。
在平津战役中，这两种进攻形式，运用得就更加纯熟、卓有成效。对平津之敌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方法，先晓之以理，指出敌人面临被歼和接受和平解决两条路；后动之以情，为广大人民和官兵兔遭生命财产损失，以后视敌人的不同态度采取了三种处理方式。对新保安、天津等顽抗之敌，采取坚决、彻底、干净歼灭的方式，而对北平之敌，则继续采取强大的政治攻势，讲清国内外形势，晓之以民族大义，保护古都，免遭后人唾骂；动之以深情厚谊，甚至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亲自做傅作义的工作，遂促使他坚定了接受和平解放北平的决心，使古都北平的解放兵不血刃，同时也挽救了他自己，由反革命战争罪犯，成为对民族、对国家有了贡献的“大功臣”，还通过他促成了绥远国民党残部的起义。
由此，毛泽东创造性地总结出解决敌人的三种方式：天津方式、北平方式、绥远方式。不过，运用这三种方式，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立足于军事解决，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敢于顽抗的敌人。正象毛泽东所说：“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必须首先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二是在造成强大的军事优势的威慑之后，再充分利用政治攻势，而且必须明白，这也是“一种斗争方式，是一种不流血的斗争方式，并不是不用斗争可以解决问题的。”幻想不通过各种方式的斗争，便使敌人起义、投降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不充分利用军事优势，发动强大的政治攻势，不认真地、耐心地做敌人的工作，一味地军事解决问题，也是形而上学，缺少辩证法。
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
任何战争的成败，都主要取决于这两个因素，最终取决于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水能载舟，亦可覆舟”，在战争中尤其明显。我们解放战争的胜利，便是充分调动了军队和人民群众这两大因素的积极性，并使这种积极性发挥到极至。
在三大战役决战之前，党在军队中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开展了“三大民主”、立功运动、政策教育等政治思想工作，大大激发起广大官兵的革命热情和革命主动精神，能在以后的战斗中以惊人的毅力，高度的智慧，灵活的战术，勇猛无畏的牺牲精神，完成作战任务。在群众中，进行伟大的土改运动，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鼓励其发展生产，光荣参军，支援前线，形成“前面打蒋军，后方挖蒋根”的热潮。
在三大战役中，辽沈战场上，六、七十万军队直接投入战斗，三十余万人作为后备兵源，另有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名民工，支援前线，随军行动。淮海战场上，直接投入战斗的六十余万军队，四十余万地方武装，配合作战，二百余万民工推车挑担担，支援前线，军队打到哪里，人民便支援到哪里。我军与民的比例，竟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的程度。
这就把革命军队和人民群众，军队和地方，前方和后方，全部动员起来，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无法逃脱灭顶之灾。兵民是胜利之本。所以，战略大决战的胜利，实际上是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
总之，无论是战略决战的整体，还是三个战役阶段，还是三个战役阶段的各个战斗，无不处处充满敌我双方的矛盾，无不充满辩证法，而且敌我双方，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军事与政治等等，无不依时间、地点、军力、人力、物力、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诸条件的不断变化而转化。毛泽东作为伟大军队的最高统帅，他的英明伟大在于，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胸怀和胆略，以科学的战略战术，在六亿神州的大地上，导演了一场史无前例、威武雄壮、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战略大决战，并使自己的军事指挥艺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战争的胜利！也不能不说这也是辩证法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