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诗词中有这样一些佳句：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念奴娇・昆仑》）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沁园春・雪》）
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七律二首?送瘟神》）
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卜算子・咏梅》）
莽莽昆仑，不但会“飞”、能“搅”，而且还把“人间春色”“阅尽”；大山能起舞，高原能奔驰，还想同老无比个高低；红雨竟然有“心”，青山竟然有“意”；梅花“不争春”却“报春”，而且能在“丛中笑”??这些原本无知的自然之物，在人们眼里竟象人一样地有思维、有感觉、有情感、有性格，都使人非常动情。它们的生命从哪里来？来自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移情”的思维艺术。
“移情”，就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情感、意志、思想赋予外物，结果好象外物也真正具有这种情感、意志、思想似的。也就是“我”进入了审美对象之中，使物带有“我”的思想感情和人品性格，亦即“我”化为物。这里所说的“进入”和“化”，当然都是一种想象，是一种“恍若”的心理状态，犹如庄周梦里化蝶，只是“我觉得”、“我以为”而已，并非真的就成了蝶了。“神用象通，情变所孕”，外物实际上并没有变，变的是那与“我”的情趣、意念交融的物的表象。木石寓有生命，花鸟亦具人情，正是这种移情作用的结果。在心理学上，有人曾提出过“感情的幻象”，就是说，这是由一种感情的兴奋状态所引起的幻象，这种兴奋，使我们暂时多少有些失去理性，在现实生活中，由于现实生活的某种刺激，而引起人们的强烈感受和情绪激奋，以致在刹那间恍惚，产生某种幻象，这是常有的心理现象。文学创作上的“移情”和心理学上的“感情幻象”虽然不完全一致，但总有相通之处。毛泽东诗词中的“红雨随心”、“青山着意”、梅花报春等，实际上是把人的特点加在物上了，使这些物变成了对象化的诗人自我。这些“幻象”因其来自深切的生活感受，表现了作者的真情实感，所以能唤起读者的同感和共鸣。也正因为这些“幻象”是基于一种真切的感受，所以尽管“物皆著我之色彩”而有所变形，但物的美学特性并没有因此而被歪曲、抹杀，反而更加鲜明、突出。《沁园春・雪》中对北国雪景的描写：“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把一幅静景写动了，把一幅死景写活了。你看，远处大大小小的群山，象银蛇在起舞，北国高原又象白蜡色的象群在奔驰，它们好似要与被风雪压低了的天空比个高低一样。北国的雪景是何等的奇伟和壮丽！这是诗人通过主观情绪的“真”，反映了客观对象的“真”。由于
这些“幻象”是主客观“真”的统一，在不无虚妄的形式中包含着合情合理的内核，这就把它同那种带有极大的主观随意性幻象区别开来。人们之所以明知其为虚妄，而仍乐于接受和赞美它，原因就在这里。
物自是物，我就是我，为什么我之情能移注于物之上呢？原来，情都是由物而生、为物而发的。感情总是属于并指向一定对象的，这就决定了凡情总是可移的。又由于物通过感觉而成为“我”的表象时，本身就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和渗透性，这就决定了它可以充当感情倾注的受体。要移情于物，想象和联想则是桥梁。以我测人，以人测物，抓住二者联恰点（即可相比拟的地方），即可生发开去。例如，1935年，毛泽东在长征途中曾经登上限山远望，一眼就看到了那莽莽苍苍、巍峨高大的昆仑山，由有形的昆仑山，想到了无形的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于是用昆仑来象征旧中国，进而想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更想到了旧中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此刻，毛泽东的创作冲动油然而生，大笔一挥，写下了《念奴娇・昆仑》这首词。昆仑和旧中国的联恰点在于：昆仑山高大，中国地大；昆仑山形成于不知多少万年以前，中国历史悠久；昆仑山常给人民带来天灾，旧中国常给人民带来人祸。诗人的感情很自然地倾注于昆仑这个对象上，使这个自然之物，成为社会之灵。有“阅尽人间春色”的经历，有“搅得周天寒彻”的罪恶，诗人面对罪恶的旧社会，当然要下定决心加以改造，“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这就达到了借物咏怀的目的。很明显，移情于物，情是主导，因此，移情所造成的“幻象”，总是因人而异的，同一梅花，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写其坚贞；王冕的“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香满乾坤”，赞其高标；毛泽东的“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歌其不为名利、勇于奉献的共产主义精神。各人心目中的梅花，都是各自的情趣和品格的象征。情志不同，所造之象各异，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此话不假。
毛泽东在诗词创作中移情的思维艺术，对文艺创作有着很重要的启示作用，它给我们的启示是：移情贯串在一切审美活动的过程之中，不理解移情，就无从谈美的欣赏；不会运用移情，也很难谈到美的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