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诗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他不但写了不少优秀的诗词，而且还有一些精辟的诗论。他在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是对未来诗歌发展的预见，这一预见的推出，包含着这样一种思维艺术：对中国诗歌源流的追溯，对当今诗歌创作的审视，对自己诗词创作经验的总结，对诗歌与生活关系的分析，对民族风格继承与发展的思考，而这一切，都集中在对民歌这种艺术形式的重视与强调上。
民歌来自民间，植根于肥沃的泥土之中，不矫揉造作，不装腔作势，不投人所好，不借华丽的外衣。它就象开在田野上、深山中那些不知名、不显眼的野花，各有自己的风姿，自己的芳香，自己的美。它美在自然，美在朴实，美在清新，美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无穷生命力。它本身就是生活，但又是生活的升华。它本身就是人民群众的“大白话”，但又是人民群众的心声，人民的心声就是时代的最强音。从《诗经》中的“风”，到甫北朝民歌，从“五四”运动的传单诗，到“四五”运动的《天安门诗抄》，都回荡着人民群众对时代的呼号和呐喊，都放射着人民抗争时血汗的闪光。在整个诗歌的长河中，民歌应是气势磅礴的主流。世间只要有人民存在，就一定会有民歌，而且将永远是诗歌长河中的主流。
只要是真正的民歌，则都是真话。人民不喜欢听假话，哪怕是那些乔装打扮、冠冕堂皇的假话，人民群众只当耳旁风。人民群众最看不起那种谁“得势”就捧谁、谁“失势”就骂谁、按“天气预报”而写的“诗”，最看不起那种投机取巧的市侩“诗人”。民歌的灵魂是真实。有人说，好诗总离不开“啊”，其实民歌更离不开“啊”，因为“啊”最真实。的确，语言产生于思索、掂量之后，而“啊”则不同，它产生于情不自禁。在这个意义上看，“啊”对感情的表达，比任何语言都更忠实、更纯真。民歌与“啊”密切相连，不妨夸张一点说，真正的民歌和那些无病呻吟的“正统诗”，有时正区别在“啊”上。任何诗句，只要它是真正的诗，都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叹出来的，“言之不足而长言也”，此之谓也。正因为如此，所以凡是民歌，总有“啊”。有的表面上没有，但在诗句中深深地蕴藏着。古人讲，读诗要“咏”、“吟”，要拉长声儿，就是要读出字面上没有而深藏其中的那个“啊”字的意思。诗离不开“啊”，但并不是说“啊”就是诗。如果单凭一个“啊”就认定是诗，那么树上的乌鸦个个都是伟大的诗人。某些装腔作势，“啊！啊！”不断的“正统诗”，正如“由于阵痛而咆哮的大山，却只分娩出一只耗子”。真实，是民歌的灵魂；真实，又是艺术的生命。因此，民歌将具有无穷的生命力。
鲁迅在《文艺的大众化》一文中说：“倘若说，作品愈高，知音愈少，那么，推论起来，谁也不懂的东西就是世上的绝作了。”而民歌决不是这样的绝作，恰恰相反，它是人民群众都看得懂、听得懂的大众文学。出自人民之口，又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它不象旧诗词那样，格律太严，有平仄、对仗、押韵等规则，既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也不象自由诗，天马行空、无拘无束、自由散漫。它的特点是：精练、大体整齐、押韵。它一般是人民群众在生产劳动、生活斗争时的即兴之作，一旦“灵感”降临、触景生情，周围的一切都可入诗。星星、月亮、山川、大海等，可信手拈来人诗，以倾吐自己的爱与恨、甜与苦、忧伤与追求、烦闷与向往等真懦实感。这些感情随着或低沉或高亢、或舒缓或激越的调子形成了激动人心的节奏，而这节奏和生活本身的节奏是完全合拍的，官体现着艺术上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这种传统的形式美植根于我国世代人的心目中、血液中、灵魂中，是否定不了的，它只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
显然，毛泽东所说的民歌中的“养料和形式”，一是指题材的社会性，即民歌是反映人民社会生活的最直接的文学作品，从民歌可以看到历史，民歌也是时代的镜子；二是指主题的人民性，即思想内容“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三是指表现方法的艺术性，即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同时也结合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四是指形式的民族性，即语言、格调的民族色彩和中国气派。民歌在实质上而不是在现象上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主流。未来的诗歌，将是一种带有中国民歌养料和形式的、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新诗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