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叙述，已经开始脱离“个人历史”的范畴，有点不着痕迹地升华为一个伟大运动的事业了，虽然他在这个运动中处于支配地位，但是你看不清他作为个人的存在。所叙述的不再是“我”，而是“我们”了；不再是毛泽东，而是红军了；不再是个人经历的主观印象，而是一个关心人类集体命运的盛衰的旁观者的客观史料记载了。
他的叙述越接近结束，我越发需要询问他自己的事情。当时他在做什么?当时他担任什么职务?遇到这种或那种情况，他抱什么态度?我的提问，总的说来，使得他在这最后一章自述中有几处提到自己：
“逐渐地，红军的群众工作改进了，纪律加强了，新的组织方法也摸索出来了。各地的农民开始自愿帮助革命了。早在井冈山时期，红军就给战土规定了三条简明的纪律：行动听指挥，不拿贫农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一九二八年会议以后，曾经作 了很大努力争取农民的支持，在上述三条之外，又添了八项。这八项是：
一、上门板；①
二、捆铺草；
三、对老百姓要和气，要随时帮助他们；
四、借东西要还；
五、损坏东西要赔；
六、和农民买卖要公平，
七、买东西要付钱；
八、要讲卫生，盖厕所离住家要远。
最后两项是林彪加的。这八项执行得越来越成功，到今天还是红军战士的纪律，他们经常背诵。②另外还向红军宣讲三项守则，作为主要任务：第一、对敌人要斗争到死；第二、要武装群众；第三、要筹款帮助斗争。
早在一九二九年，李文林、李韶九领导的几支游击队，经过改编加入了红军第三军。第三军由黄公略指挥，陈毅任政委。在同一时期，朱培德的民团有一部分哗变，加入了红军。他们是在一个国民党指挥员罗炳辉率领下投奔共产党营垒的。他对国民党感到幻灭而愿意参加红军。现在他是红二方面军第三十二军军长。从福建的游击队和红军正规部队骨干，又创立了红军第十二军，由伍中豪指挥，谭震林是政委。后来伍中豪作战牺牲，由罗炳辉继任。
红军一军团也是在这个时候建立的，总司令是朱德，我是 政委。它由第三军、林彪指挥的第四军，和罗炳辉指挥的第十二军组成。党的领导是前敌委员会，我是前委主席。那时一军团已经有一万多人，编成十个师。在这支主力之外，还有许多地方的独立团、赤卫队和游击队。
除了这个运动的政治基础以外，红军的战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军事上的胜利发展。我们在井冈山采取了四个口号，提纲挈领地说明了我们所采用的游击战术，而红军就是从这种游击战中成长起来的。这些口号是：
一、敌进我退！
二、敌驻我扰！
三、敌疲我打！
四、敌退我追！
这四个口号最初为许多有经验的军人所反对，他们不赞成我们所主张的这种战术。但是，后来许多的经验都证明这种战术是正确的。一般说来，凡是红军背离了这些口号，他们就不能打胜仗。我们的军力很小，敌人超过我们十倍到二十倍；我们的资源和作战物资有限，只有把运动战术和游击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我们才能有希望在反对国民党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是在雄厚得多的基础上作战的。
红军的最重要的一个战术，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进攻时集中主力，在进攻后迅速分散。这意味着避免阵地战，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红军的机动性和神速而有力的。‘短促突击战’，就是在上述战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扩大苏区时，红军一般地采取波浪式或潮水式的推进政策，而不是跳跃式的不平衡的推进，不去深入地巩固既得地区。这种政策同上面说过的战术一样，是切合实际的，是从许多年集体的军事经验和政治经验产生出来的。这些战术，遭到李立三的激烈批评，他主张把一切武器集中到红军中去，把一切游击队合并到红军中。他只要进攻，不要巩固；只要前进，不要后方；只要耸动视听的攻打大城市，伴之以暴动和极端的行动。那时候李立三路线在苏区以外的党组织中占统治地位，其声势足以强迫红军在某种程度上违反战地指挥部的判断而接受它的做法。它的一个结果，是进攻长沙；另一个结果是向南昌进军。但是在这两次冒险中，红军并没有停止游击队的活动或把后方暴露给敌人。”
“一九二九年秋天，红军挺进江西北部，攻占了许多城市，多次打败了国民党军队。一军团在前进到离南昌很近的时候，突然转向西方，向长沙进发。在进军中，一军团同彭德怀会师了，彭德怀曾一度占领长沙，但为避免遭占极大优势的敌军所包围而被迫撤出。彭德怀在一九二九年四月曾不得不离开井冈山到赣南活动，结果它的部队大大地增加了。一九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