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吴起镇呆了三天，在工厂里访问工人，“考察”他们的工作条件，观看他们的演出，出席他们的政治集会，阅读他们的墙报、他们的识字课本，同他们谈话――还参加了锻炼。因为我参加了在吴起镇三个球场之一举行的篮球赛。我们临时由外交部代表傅锦魁、在政治部工作的一个能说英语的年青大学生、一个红军医生、一个战士和我本人组成了一个球队。兵工厂 篮球队接受了我们的挑战，把我们打得稀烂。至少在我个人身上来说是名副其实的打得稀烂。
兵工厂的这些工人不但能投篮也能造枪炮。我在他们这不同一般的工厂里逗留了一天，在他们的列宁俱乐部吃了午饭。
兵工厂象红军大学一样设在山边一排大窑洞里。里面很凉快，又通风，用斜插在墙上的烛台扦取明，主要的好处是完全不怕轰炸。我在这里看到有一百多个工人在制造手榴弹、迫击炮弹、火药、手枪、小炮弹和枪弹，还有少数农具。修理车间则在修复成排的步枪、机枪、自动步枪、轻机关枪。不过兵工厂的产品粗糙，大部分用来装备游击队，红军正规部队几乎完全是靠从敌军缴获的枪炮弹药为供应的！
兵工厂厂长何锡阳带我参观了好几个窑洞，介绍他的工人，把他们和他本人的一些情况告诉我。他三十六岁，未婚，在日本侵华前原来在著名的沈阳兵工厂当技术员。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以后，他去了上海，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后来就设法来了西北，进入红区。这里大多数机工也都是“外地“人。其中有许多人曾在中国最大的日资汉阳铁厂工作，少数人曾在国民党的兵工厂工作过。我见到了两个上海机工师傅，和一个钳工能手，他们给我看了著名的英美商行如怡和洋行、慎昌洋行、上海电力公司的很出色的介绍信。另外一个工人曾在上海一家机器工厂当过工头。还有从天津、广州、北京来的机工，有些还同红军一起经过长征。
我了解到兵工厂的一百十四名机工和学徒中，只有二十人结了婚。他们的妻子同他们一起在吴起镇，有的当工人，有的当党的干部。兵工厂的工会会员是红区技术最熟练的工人，党员百分比很大，有百分之八十是党团员。
除了兵工厂，吴起镇还有几家被服厂、一家鞋厂、一家袜厂、一家制药厂、一家药房，有一个医生看门诊。他是个刚从山西医校毕业的青年，他的年轻漂亮的妻子在他身旁做护士。他们两人都是前一年冬天红军东征山西时参加红军的。附近还有一所医院，有三个军医，住的大多数是伤兵。还有一个电台，一所简陋的实验室，一个合作社和兵站。
除了兵工厂和军服厂以外，大多数工人是十八岁到二十五岁或三十岁的年轻妇女。有的已同上了前线的红军战士结了婚，几乎全部都是甘肃、陕西、山西人，都剪了短发。中国苏区的一个口号是“同工同酬”，对妇女据说没有工资上的歧视。在苏区的工人似乎比别人在经济上都得到优待。后者包括红军指挥员，他们没有正规薪饷，只有少额生活津贴，根据财政负担情况而有不同。
吴起镇是漂亮的刘群仙女士的总部所在地。她二十八岁，曾在无锡和上海纱厂做过工，雷娜・普罗姆的朋友，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现在是红色工会妇女部长。刘女士向我介绍了工作条件。工厂工人每月工资十到十五元，膳宿由国家供给。工人可得免费医疗，公伤可以得到补偿。女工怀孕生产期间有四个月假期，不扣工资，还为工人的子女设了一个简陋的托儿所，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一到学会走路就变成野孩子了。做母亲的可以得到她们的一部分“社会保险”，那是由从工资额中扣除百分之十加上政府同额津贴所得的一笔基金。政府并捐助相当于工资总额的百分之二的款项供工人作文娱费用，这些基金都由工会和工人组织的工厂委员会共同管理。每星期工作六天，每天八小时。我访问的时候，那些工厂都一天开工二十四小时，分三班倒――也许是中国最忙的工厂！
刘群仙
这一切规定似乎都很进步，当然与共产主义理想来说也许还有很大距离。但是苏区为求生存还忙不过来，居然能实现这种情况，这一点是的确令人感到兴趣的。至于实现的情况是多么原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们有俱乐部、学校、宽敞的宿舍――这一切都是肯定的――但是这都是在窑洞里，下面是土地，没有沐浴设备，没有电影院，没有电灯。他们有伙食供应，但吃的是小米、蔬菜，偶尔有羊肉，没有任何美味。他们领到苏区货币发的工资和社会保险金，这一点也没有问题，但是能买的东西严格地限于必需品――而且也不多！
“无法忍受”！一个普通美国工人或英国工人会这样说。但是对这些人来说并不是如此。你得把他们的生活同中国其他地方的制度儿作一对比，才能了解为什么原因，例如，我记得上海的工厂里，小小的男女童工一天坐在那里或站在那里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下了班精疲力尽地就躺倒在他们的床――机器下面铺的脏被子――上睡着了。我也记得缫丝厂的小姑娘和棉纺厂的脸色苍白的年轻妇女――他们同上海大多数工厂的包身工一样――实际上卖身为奴，为期四、五年，给工厂做工，未经许可不得擅离门警森严、高墙厚壁的厂址。我还记得一九三五年在上海的街头和河浜里收殓的二万九千具尸体，这都是赤贫的穷人的尸体，他们无力喂养的孩子饿死的尸体和溺婴的尸体。
对吴起镇这些工人来说，不论他们的生活是多么原始简单，但至少这是一种健康的生活，有运动、新鲜的山间空气、自由、尊严、希望，这一切都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他们知道没有人在靠他们发财，我觉得他们是意识到他们是在为自己和为中国做工，而且他们说他们是革命者！因此，我了解为什么他们对每天两小时的读书写字、政治课、剧团非常重视，为什么他们认真地参加在运动、文化、卫生、墙报、提高效率方面举行的个人或团体的比赛，尽管奖品很可怜。所有这一切东西，对他们来说都是实际的东西，是他们以前所从来没有享受过的东西，也是中国任何其他工厂中从来没有过的东西。对于他们面前所打开的生活的大门，他们似乎是心满意足的。
要我这样一个中国通相信这一点是很困难的，而且我对它的最终意义仍感到不明白。但是我不能否认我看到的证据。这里篇幅不许可我把这种证据详细提出来，我需要把我接触到的一些工人告诉我的十多个故事一一介绍；引用他们在墙报上的文章和批评――是刚学会文化的人用稚气笔迹书写的，其中有不少由我在那个大学生的帮助下译成了英文；也需要报道我参加过的政治集会，这些工人所创作和演出的戏，以及许许多多构成一个总“印象”的小事情。
但是我在执笔写本书时正好记得这样的一件“小事情”。我在吴起镇遇到一个电气工程师，一个名叫朱作其的很有才能但严肃认真的共产党员。他的英语和德语都很好，是个电力专家，所写的工程教科书在中国普遍采用。他曾在上海电力公司工作过，后来在慎昌洋行。最近以前，他在南方担任顾问工程师，他是个很能干的人，一年收入可达一万元。但他放弃了这样的收入，丢下家庭，到陕西的这些荒山中来，尽义务为共产党贡献他的力量。这简直是不可相信的！这个现象的背景要追溯到他敬爱的祖父，宁波的一个著名慈善家，他临死时对他年轻的孙儿的遗言是要“把一生贡献给提高人民大众的文化水平。”朱作其于是断定最快的方法是共产党的方法。
朱作其这样做是有点戏剧性的，是本着一种殉道者和热心家的精神。对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意味着早死，他以为别人也这么想。我相信，当他看到周围居然嬉嬉闹闹，大家都高高兴兴的，他一定感到有点意外。当我问他有什么感想时，他严肃地说，他只有一个意见。“这些人花在唱歌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他抱怨说。“现在不是唱歌的时候！”
我认为这一句话概括了陕西苏区这个奇特的“工业中心”的年轻气氛。他们即使缺乏社会主义工业的物质，却有社会主义工业的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