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延安干部的“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活动，尤其关心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文件学习的反应。为了及时掌握延安各级干部的思想动态，1942年春夏之际，毛泽东作出决定，命令所有参加整风的干部必须写出具有自我批判性质的反省笔记，并且建立起抽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
用检查私人笔记的方法来了解干部的“活思想”，这也是毛泽东的独创，这说明毛泽东对全党能否真正在思想上接受自己的主张并不十分乐观。毛很清楚地知道，由于他不能用准确无误的语言来表示自己的真实想法，全党在思想上极有可能造成大的混乱。毛的最大困难在于，他不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相反必须对斯大林、共产国际持完全肯定的态度。毛暂时也不能将党内上层斗争的真相完全公开，用明确的语言直接批判王明、博古等，从而暴露出党的核心层的分歧，相反，毛必须维护党的核心层表面上的团结一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面，毛泽东只能小心行事，而决不可对延安干部草率处之以粗暴手段，可供选择的最佳方法就是“文攻”――不战而屈人之兵。要求干部写出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就是实现“文攻”的有效途径之一。
对于毛泽东而言，建立抽阅干部反省笔记制度至少有两大好处：第一，可以就此观察全党接受自己新概念的程度如何，以因势利导。第二，在干部反省笔记中搜寻异端，择其典型打击之，以起警戒之效，用大棒配之以胡萝卜可纠“和风细雨”思想改造之弊，使全党对新权威顿起敬畏之心。
提倡干部进行思想反省，并写出带有自我批评性质的反省笔记，对于延安的广大干部固然是一种压力，但是这还不至于超出他们的心理承受范围。因为全党对于“反省”一词并不陌生，刘少奇更在1939年作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报告中借孔子“吾日三省吾身”之说，鼓吹共产党员应加强“党性锻炼”。事实上，许多共产党员已经按照刘少奇所要求的那样去做了。中共元老吴玉章自述：他“恍然觉得我们现在的整风工作，就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谓‘克己复礼’‘正心诚意’的修养”，“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中庸》），虽然旧思想是唯心的，但他的严于自己省察，行为不苟，是可宝贵的。”①由于列宁主义的“新人”概念与中国哲学中的“内省”、“修身”并无明显矛盾，因此对于中共广大党员而言，接受这种兼顾新旧、融合列宁主义与中国传统的思想改造方法并不十分困难。
①《吴玉章文集》，上（重庆：重庆出版社，1987年），页240。
毛泽东的方针已定，下一步的问题就是如何将文件学习与反省思想加以结合并用来指导眼下的运动。1942年3月9日，经毛泽东精心修改，由胡乔木撰写的社论《教条和裤子》在《解放日报》正式发表。胡乔木在这篇社论中第一次提出“脱裤子，割尾巴”――在全党进行思想反省的问题，社论要求每个党员对照毛的讲话，勇敢地解剖自己，与旧我告别。继之，中宣部的“四三决定”进一步明确提出，参加整风的干部“每人都要深思熟虑，反省自己的工作及思想”。
4月18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和军委直属机关联合举行的整风学习动员大会上重申必须“运用文件反省自己”，并具体指导写反省笔记的方法：“内容要多写自己阅读（文件）后的心得，自己的反省。”康生并且首次宣布：“学习委员会有权临时调阅每个同志的笔记。”①
两天后，为了给秉承自己意志的康生撑腰，毛泽东亲自出马，在中央学习组召开的高干会议上，动员全党自上而下“写笔记”。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口吻说道：
中宣部那个决定上说要写笔记，党员有服从党的决定的义务，决定规定要写笔记，就得写笔记。你说我不写笔记，那可不行，身为党员，铁的纪律就非执行不可。孙行者头上套的箍是金的，列宁论共产党的纪律是铁的，比孙行者的金箍还厉害，还硬，这是上了书的，……我们的“紧箍咒”里面有一句叫做“写笔记”，我们大家都要写，我也要写一点……不管文化人也好，“武化人”也好，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新干部也好，老干部也好，学校也好，机关也好，都要写笔记。首先首长要写，班长、小组长也要写，一定要写，还要检查笔记……现在一些犯过错误的同志在写笔记，这是是很好的现象，犯了错误还要装老大爷，那就不行。过去有功劳的也要写笔记……也许有人说，我功劳甚大，写什么笔记。那不行，功劳再大也得写笔记。②
在4月20日中央学习组的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引述康生两天前在中直和军属机关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毛说：
康生同志在前天动员大会上讲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批评是批评别人，自我批评是批评自己。批评是整个的，但自我批评就是说领导者对自己的批评是主要的。③
毛泽东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点”笔记，但事实上，他只是以此作一个幌子。毛所谓“要反复研究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历史，自己现在的工作，好好地反省一下”，④完全是针对其它领导人和一般党员干部的。果不其然，5月1日，中央党校在制定学习二十二个文件的计划中作出规定，参加整风学习的学员必须“联系反省个人思想及与本身有关工作”，明确宣布中央党校的各级领导机构均有权“随时检查笔记、记录”。
①《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107。
②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③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④毛泽东：《关于整顿三风》（1942年4月20日），载《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经过约一个月的试点准备，到了1942年5月下旬，毛泽东认为将学习二十二个文件转入对照文件进行思想反省的时机已经成熟。5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一定要写反省笔记》，至此，整风进入到思想反省的阶段，调阅干部反省笔记的制度随之在各机关、学校迅速推广开来。
从现象上看，动员干部写反省笔记和建立抽阅反省笔记的制度，并没有遭到来自任何方面的抵制和反抗，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放松警觉。他完全明白，联系个人的思想与历史进行自我反省决不同于一般的阅读文件，许多干部往往会避重就轻，不愿进行彻底的自我否定。为了引导干部作出比较深刻的自我批判，必须及时推出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省标本，作为引导全党进行反省的示范。
1942年6月后，《解放日报》陆续刊出一批反省文章，这些文章大致包括四种类型。
一、犯有“经验主义”错误的中央领导干部政治表态性的反省。
所谓“经验主义”，是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给周恩来、彭德怀等中共领袖贴上的政治标签。“经验主义者”因在政治上曾经支持留苏派，或虽未明确表示支持留苏派，但曾一度与毛泽东的意见相左，因而也与“教条主义”同列，是毛整肃的对象。但是，“经验主义者”大多有较长的革命历史，在党内的基础也较深厚，所以只是处在被整肃的第二层，而毛对“经验主义者”的策略是分化他们与王明、博古等的关系，将他们争取到自己的一边。“经验主义者”只要能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而不管这种“承认”及“反省”是否表面化，毛泽东一般均放他们过关。
中共元老王若飞的反省即提供了经验主义领导干部自我反省的范例。
1942年6月27日，中共中央副秘书长王若飞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粗枝大、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的文章。王若飞在该文中以毛泽东的立论为依据，对照检查自己是多少带有陶渊明所说的某些气质，“好读书不求甚解”，“性嗜酒造饮辄醉”，这种粗疏狂放的作风每每不能深思熟虑、谨慎其事处理问题，即令自己过去曾是时时紧张的埋头工作，也常陷于没有方向的事务主义，以致工作无形中受到很多损失。严格的说，这是缺少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认真负责实事求是的态度。①
王若飞的上述反省，严格的说并不“深刻”。他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过去历史作出严厉的自我批判，更没有将批评的矛头对准王明、博古等留苏派，与此相反，王若飞甚至在作“自我批评”时也没忘了为自己评功摆好，例如，王若飞反省道：
过去我对党性的认识只注重从组织方面去看，认为党是有组织的整体、个人与党的关系，是个人一切言行应当无条件的服从党组织的决定，只要自己埋头为党工作，不闹名誉，不闹地位，不出风头，不把个人利益与党的利益对立，便是党性，并以此泰然自安。②
①《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②《解放日报》，1942年6月27日。
人们从这些话中实在难于判断王若飞“对党性的认识”究竟是属于缺点，还是属于优点。
尽管王若飞的反省只是检查自己“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工作方法，但是仍然受到毛泽东的欢迎。王若飞属党的元老，因在1926至1927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期间与陈独秀关系密切，长期遭受莫斯科与国际派的排挤。王若飞与周恩来的关系也不紧密。抗战后王若飞获毛泽东容纳，成为毛泽东核心圈外第二层的重要干部。王若飞平时对毛的态度十分恭敬，现在又在报上进行自我反省，在政治上公开表示对毛的支持和效忠，对于这样一位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老同志的政治表态，毛泽东又如何可以求全责备？
此时此地，毛泽东所要求于中央领导层干部的就是像王若飞这样在政治上表明态度。更重要的是，王若飞身为中央领导干部，带头响应毛的号召进行自我反省，其影响不可谓不大，其它干部焉能不从？
二、犯有“教条主义”错误的高级文职干部的反省。
对于一批有留苏或留日、留欧美背景，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研究院等文宣系统工作的党的高级文职干部来说，理解延安整风的真正意图并不困难。当传达了毛泽东的几篇演说和《解放日报》的《教条和裤子》社论发表后，他们很快就知道了自己是这场运动首当其冲的目标。摆在他们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或拒绝反省，最终被他们寄托于生命全部意义的党所抛弃；或遵循党的要求，彻底与过去告别，脱胎换骨，用毛的概念取代过去被他们视为神圣的俄式马列的概念。习惯于听从上级指示的文职干部几乎不加思索地就选择了第二条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平坦，首先，他们必须对自己罪孽深重的过去痛加谴责，继之又需对毛泽东的“伟大”表示心悦诚服。
1942年8月23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王思华的反省文章《二十年来我的教条主义》，就堪称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反省的标本。
担任中央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室主任的王思华原是三十年代颇有名气的左翼社会科学家，曾留学德国专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他充分领会了毛泽东发动整风的意图，在他的反省文章中，对自己以往二十年的理论研究活动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态度。
王思华写道：
我在大学和在外国留学时，所学和研究的，不是英国的亚当・斯密与李嘉图，便是法国的魁奈和萨伊……所学的是外国的，自己在大学里教的，自然也只能是这些外国的。这样做，不但省劲，而且受学生的欢迎。因为在一般的大学生中有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无兴趣，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他们从先生那里学外国。学生的这种反常心理，先生这种投机取巧的态度，普遍的存在于中国大学生，这种轮回教育不知害了多少青年！它是害了青年时代的我，而我又拿来害青年！①
王思华上述有关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弊端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是符合历史实际的。但问题在于，王思华的兴趣似乎并不在对此种弊端展开严肃认真的分析，而是企图以此作为迎合某种政治新风向的手段。为此，他不惜将纷繁复杂的现象简单化，为毛泽东的论断提供具有个性特征的注解：
十三年前，当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后，又把它“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态度上还是主观主义的。在这种态度下，还是只想懂得希腊，不想懂得中国……把马克思的一切东西当作千古不变、放之于四海皆准的教条了。②
紧接着，王思华使用了一系列羞辱性的词句进行自我贬损。他承认，教学生“啃《反杜林论》则是为了迎合学生的好高骛远的奇特心理”，③ 到延安后，“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口号之下，不得不联系到中国”，但这仅是“以资装饰门面”，自己仍“只想在《资本论》本身上来翻筋斗”。④
①《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②《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③《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④《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王恩华痛骂自己“夸夸其谈”、“不老实，企图取巧”、“只知背诵教条”、“向马列主义开玩笑”。在对自己口诛笔伐的同时，王思华竭力称颂毛泽东对发展马列主义的贡献。他表示，“为了彻底消灭‘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彻底打垮我这样根深蒂固的不正确的思想方法”，自己已决定“到实际工作中去，不仅是到实际研究中去，而且是真正变为一个实际工作者”。②
王思华的反省开创了教条主义高级文职干部自我批判的模式。范文澜、王子野等的自我反省文章同属于这一模式。
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前一阶段中研院出现的以王实味为代表的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的局面痛悔不迭。范文澜谴责自己“高唱民主，忽视集中，形成放任自流的‘领导’”，声称这是“难以忘怀的一件痛苦经验”，他对此“衷心抱疚”。③
中央政治研究室资料组和国际政策研究室成员王子野则专门检讨了自己“夸夸其谈”的“不正派作风”，痛陈自己往往仅凭“一知半解”，“凭着想当然”大发议论，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荒唐之至”。④
在毛泽东发起的劝导反省的巨大压力下，大批高级文职干部纷纷自我批判，口诛笔伐“比屎还没有用处”的教条本本，那些当年翻译马列著作的知识分子更因积极传播教条而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中央研究院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柯柏年是一个老党员，早在二十年代末就是国内闻名的红色社会科学家，曾翻译《经济学方法论》等多种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⑤但在整风之初，柯柏年并没有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我谴责的文章，于是柯柏年被攻击为“教条主义者”，罪名是曾翻译过教条本本。此事给柯柏年很大的刺激，他发誓以后再不搞翻译工作。1943年春，毛泽东根据已变化了的形势（教条主义者已被搞臭，苏联对德国已取得优势），认为有必要恢复中共的马列著作翻译工作。可是当毛泽东征求柯柏年意见时，柯柏年却向毛坚决表示，今后再不搞翻译了。⑥柯柏年以后转入到周恩来领导的中共外事系统，改行做对外统战工作，再也没回到中共马列著作编译部门。毛泽东的“反教条主义”所要达到的效果极为显著，及至1945年春，谢觉哉私下也感慨“自从反教条，有人不讲书本子了”。⑦
②《解放日报》，1942年8月23日。
③《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④《解放日报》，1942年6月1日。
⑤参见《生活全国总书目》（1935）（上海：上海生活书店编印，1935 年），页72。
⑥参见师哲：《在历史的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页247。
⑦ 《谢觉哉日记》，下，页791。
三、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高级军职干部的反省。
和党的高级政治生活毫无牵涉的军队一般高级干部，他们不是、也不可能是整风的重点整肃对象。然而整风既为全党性的运动，军队干部也不能完全置身于外，他们同样应在运动中“提高认识”。但是，对于来自不同军队系统的干部，他们所需“提高”的认识的内容并不一致。一般而言，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有必要检讨自己在张国焘“另立中央”事件中的立场和态度，而原红一方面军中的干部则只要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方法与思想方法即可。
我们以曹里怀的反省为例：
曹里怀是毛泽东创建井冈山根据地时期的老部下，他的“自我检讨”重点反省了自己的四大缺点：一、在日常工作中，解决和处理问题不细心，草率从事；二、爱面子；三、理论和知识的修养太差；四、自己的经验不能很好地整理。曹里怀给自己贴的标签是“主观主义经验主义的倾向确是浓厚地存在着”。
饶有兴味的是，曹里怀的“自我检讨”有一半的篇幅是歌颂毛泽东的内容，若将其和“教条主义者”嘴里发出的赞美相比较，具有“经验主义”倾向的军队高级将领对毛的赞美似乎更加诚挚和热烈。曹里怀径直将毛泽东与列宁并列，声称毛的著作是“活的马列主义”，言外之意其它均是“死的马列主义”：
（毛泽东的著作）告诉了我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这些著作，是完全从客观的现实出发，而又向客观实际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①
曹里怀更进一步将歌颂毛泽东与谴责国际派结合起来，他写道：
（毛泽东的）这种有高度布尔什维克原则性和极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丰富的革命内容的政策，不是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者所能办得到的。②
四、革命历史雄厚，且不掌实权的党的元老的反省。
在四十年代的延安居住着几位德高望重、受到全党尊敬和爱戴的革命老人，他们分别是林伯渠、吴玉章、谢觉哉、徐特立。除了这四老，张曙时等尽管也年届六十，但是依当时的习惯，他们尚不够“革命元老”的资格。在“革命四老”中，只有林伯渠担负边区主席的实际工作，吴玉章等大多挂个虚衔，并不掌握具体部门的领导实权。整风运动初起，吴玉章等也积极行动起来，以自己的反省现身说法，为毛发动整风的“正当性”、为知识分子必须进行脱胎换骨改造的论断提供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吴玉章写道：
中国旧时社会最坏的习惯，就是稍有聪明才智的人都变为知识分子而脱离生产，结果，小的变流氓，大的变政客，都为社会的毒害。而从事生产的广大群众则蠢蠢无知、任人鱼肉。……如果我们不自欺欺人，则我们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国家民族尽了什么责任呢？这样来一个反省，恐怕不汗颜的没有几个。我自己一反省就觉得“才无一技之长，手无缚鸡之力”，而还往往“夸夸其谈”、“哗众取宠”，党八股的余毒很深。这能免“欺世盗名”之诮吗？我虽从事革命四十余年，只有力求前进到底不懈这一点足以自信自慰，其它能力太缺乏了！③
①《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②《解放日报》，1942年7月13日。
③吴玉章：《以思想革命来纪念抗战五周年》（1942年7月7日），载《吴玉章文集》。上，页241。
吴玉章的反省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在延安的一些革命老人的共同心态。李六如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著名人物，毛泽东在青年时代即与其相识，二十年代李六如就加入了中共，延安时期曾任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秘书长。1942年李六如已经五十五岁，他对老友谢觉哉说：“以前自以为不错，自以为立场稳定，整风后才知自己政治水平低，‘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未入党’（此系毛泽东在整风中发明的名言）。”谢觉哉说，他对李六如所言“很有同感”。① 谢觉哉不仅自我反省，还在《解放日报》化名发表《一得书》短评，向教条主义发起攻击。谢觉哉指出，教条主义“如只放在案头上摆样，虽然比屎还没有用，不能肥田，不能喂狗，但狗屎自享，于人无干。若拿了去对付革命，那就为害非浅，容易把革命弄坏”。②
①《谢觉哉日记》，上，页456。
②焕南（谢觉哉）：《感性与理性》，载《解放日报》，1942年8月10日。
以上四种类型的干部反省的样本，为全党展开思想反省提供了不同的参照系统。毛泽东、康生、彭真、李富春、胡乔木、陆定一利用报纸，大力推广这些反省经验，再结合于组织措施的落实，对延安干部的心理造成了剧烈的冲击和震荡，尤其使有“教条主义”背景的干部自惭形秽，无地自容。
至此，毛泽东设计的思想改造工程的关键性步骤――清算过去的大门已经打开。下一步就是广大党员挑选适合自己的政治标签，对号入座，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依照报上发表的反省样本，如法炮制各自的反省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