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写反省笔记，到填写“小广播调查表”，再到“三番五次”写个人历史自传，延安的党员干部所面临的思想和精神压力步步升级。对于毛泽东的这一系列举措，不仅1937年后入党的新党员完全陌生，即使是老党员和老干部一时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毛泽东的这一套毕竟与过去的审干肃反方式大不相同。
毛泽东的“新”，就在于融理论灌输和暴力威慑于一炉，配之以强有力的组织措施，给广大党员，尤其是知识分子党员，制造了一座强大的压力场，使其在反复震荡中蜕尽“旧我”，换上一颗全新的灵魂。
对于毛泽东的这套思想改造术，谢觉哉有十分生动贴切的解释，他援引王阳明临死前说的“此心光光地”一段话，要求共产党员遵照毛泽东的教导，把心中的一切杂念连根除掉。①谢觉哉说，改造自己就是“把自己完全变个样”。他写道，如此过程“好比生肉煮成熟肉”：“‘五个月’学习是紧火煮；‘长时期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四三决定）是慢火蒸。煮过了，并不就算‘熟’，还得长时期的熬炼，一直到要‘而今而后，吾知勉夫！’”
谢觉哉用一首诗形象地描述了如何脱胎换骨的要诀：
紧火煮来慢火蒸，
煮蒸都要工夫深。
不要捏着避火诀，
学孙悟空上蒸笼。
西餐牛排也不好，
外面焦了内夹生。
煮是暂兮蒸要久，
纯青炉火十二分。②
①焕南（谢觉哉）：《此心光光地》，载《解放日报》1942年7月3日。
②焕南（谢觉哉）：《拂拭与蒸煮》，载《解放日报》1942年6月23日。
又是“蒸”，又是“煮”，广大党员犹如进了一座思想高压炉。
压力之一，是来自个人内心的自我压力。经过对“二十二个文件”的逐字逐句的精读和反复对照检查，个人的自我意识开始分裂。随着“发掘本心”的逐步深入，学习者普遍产生了负罪意识，知识分子党员更自惭形秽，认为自己确实如毛泽东所言，除了读过一些如同“狗屎”般无用的书之外，对共产党和人民毫无价值，尤其严重的是，自己甚至还会在客观上危害革命，简直是罪孽深重！这样的自我压力有如大山般沉重，使许多知识分子党员原有的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荡然无存。
压力之二，是来自集体的压力。党公开号召党员在批评白己的同时还需揭发别人，因此每个人都必须接受来自其它人的揭发和批判，而这些都是以集体和组织帮助、关心同志的面目出现的。陇东驻军“大渡”部队政治处别出心裁，甚至发动了“小册子运动”，鼓励每人准备一个小本子，封面上写着“请为帮助同志而提上意见吧”，让持本者挨门挨户征求意见。①中央党校一学员先后征求了所在支部三十多人对他的意见。②
集体帮助的形式也有两种，一种是温情式，另一种为斗争式，在更多的情况下，两种方式交替使用。一般而言，领导同志和整风小组的骨干分子会不厌其烦，亲自登门，苦口婆心地启发、引导当事者反省自己的思想和历史问题，其态度之热情、诚恳，往往使当事者为之感动，于是将自己的“坏思想”和盘托出。如果当事者仍然冥顽不化，拒绝深刻反省，基于“治病救人”的目的，党组织立即采取下一步行动，布置小组批评会，让所有的同志，包括与当事者有同乡、同学关系的人，对你展开面对面的揭发和“同志式的斗争”：首先“帮助”你端正态度，继而批评你的“错误言行”，众口铄金，千夫所指，使你孤立无援，有口难辩，直至当事者彻底“向无产阶级缴械投降”。
在自我压力与集体压力的双重重压下，个人的灵魂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撞击，犹如历经一次漫长的心理炼狱的过程。在整风审干期间，干部们普遍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许多人因思虑过度，“头痛、失眠、减少饭量，面色发黄”，以至“旧病复发”，③更有个别人因神伤气虚，心情极度焦虑、紧张，以致“午睡遗精”。④
为了使自己的反省获得组织的首肯，绝大多数干部都竭尽全力，反复撰写有关材料，惟恐对自己的挖掘、批判不够深入而难于过关。中央党校有个学员检讨自己的“小广播”，竟写出八百多条交组织上审查。⑤中央党校二部学员的反省材料一般都“修改了三五遍”，有的学员的材料“修改了八次才完成”，少数人甚至“修改了十三遍”。⑥
与工农干部相比，知识分子干部所承受的精神压力更大。中央党校三部学员刘白羽自陈，“在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里”，他“惶恐不安，彻夜难眠”，“产生过种种幻灭之感”，后来在党校三部副主任张如心的具体指导下，竟写下“数十万字之多”的自传资料。刘白羽回忆道：
我受到审干运动的冲击，才从孤悬万丈高空落到真正平实的地面。在这个基础上，使我受益最深切、真正从精神领域进行一场自我革命的，是用整风文件精神对照重新写自传，这是使知识分子客观地认识世界，对症下药良好的方法。当时张如心同志是党校三部的副主任，由他负责对我进行了审查。我详详细细从诞生之日起一点一点严格剖析自己，对自己进行再认识。我写了一稿，自以为不错，谁知张如心同志看了却不以为然，一方面严正地指出不正确之处，一方面推心置腹耐心交谈。于是我又从头到尾写了第二稿，还是不能通过。最后写了第三遍稿，张如心同志才点头认可。⑦
①抗战期间驻陕甘宁边区八路军各部队皆有代号，如“团结”部，“澳洲”部等。参见《延安整风运动纪事》，页352。
②《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01。
③《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④《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⑤ 《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页140。
⑥《中央党校二部学风学习总结》（1944年9月17日），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2集（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页278-279。
⑦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136。
刘白羽的回忆为人们提供了一幅精神炼狱的逼真画面，尽管他没有说明为什么他的两稿自传都没被通过的原因，也没有具体描述张如心是如何指导他抛弃“旧我”的，但我们仍可以从上述文字中窥见当年审干严厉之一斑。
问题是，如此酷烈的灵魂搏杀，能否产生毛泽东所预期的效果？答案是肯定的。据刘白羽称，他就是经由审干的洗礼，“在党的热切关怀、强大威力推动之下”，才犹如一只小船，“终于漂向真理的彼岸”。①
和刘白羽的情况相类似，丁玲也经历了这种思想转变的过程。丁玲在整风运动中一度是延安文抗机关整风领导小组的组长，也曾写下两本学习心得：一本名为《脱胎换骨》，另一本叫《革面洗心》。1950年，丁玲曾含蓄地描述了当年她的那段心路历程：
在陕北我曾经历过很多的自我战斗的痛苦，我在这里开始来认识自己，正视自己，纠正自己，改造自己。……我在这里又曾获得了许多愉快，……我完全是从无知到有些明白，从感情冲动到沉静，从不稳到安定，从脆弱到刚强，从沉重到轻松……走过来这一条路，是不容易的……凡走过同样道路的人是懂得这条道路的崎岖和平坦的…… ②
不言而喻，不管是刘白羽，还是丁玲，要想“得救”，到达“真理的彼岸”，都是“不容易的”。这必须付出代价，这个代价就是“将一切对不住党的事通通讲出来”，③向党献上一颗赤诚的心，最后彻底埋葬“旧我”，走向新生。
①刘白羽：《我的人生转折点》，载《延安中央党校的整风学习》第1集，页134-136。
②丁玲的这两本整风笔记以后佚失。参见陈明：《丁玲在延安――她不是主张暴露黑暗派的代表人物》，载《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2期，页35-36。
③见毛泽东1943年6月6日致彭德怀电，载《文献和研究》，1984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