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延安唯一一所工业技术学校，成立于1939年5月，原名为自然科学研究院，初期为研究单位，1940年1月改为工业技术专门学校性质，1940年9月成立大学部，设生物、物理、化学、地矿四系，后改为机械、化工和农业三个系，另附设一个由十二、三岁中学生组成的补习班，共有六百余名师生。1940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延安著名教育家徐特立为延安自然科学院院长。整风转入审干后，徐特立被调回中宣部，负责干部教育教材的撰写工作，中共西北局另派原中组部干部陈伯村⑤坐镇自然科学院，该院审干、反奸、“抢救”运动由西北局直接领导。
⑤陈伯村在1954年被宣布为“高饶反党联盟”成员，文革后得到解脱。
延安自然科学院是审干、抢救的重灾区之一，该院许多师生是从国统区前来延安的青年党员和知识分子，运动一起马上就受到严重冲击，本科生和教师中的大多数人被打成“特务”，当年在自然科学院任教的武衡（1976年后曾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就是其中之一。
自然科学院“抢救”运动的进展引起徐特立的强烈不安。徐特立为人宽厚慈祥，在延安有“革命的好外婆”之称，虽然一些中共老干部都知道他曾在长沙第一师范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是徐特立从不声张，有别人问时徐特立也不承认。但若站在毛泽东“路线斗争”的角度上来观察徐特立，他的“路线斗争”敏感性似乎并不高。整风运动前，徐特立曾去马列学院作报告，在号召干部学哲学时，徐特立说：在我们党内，真正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学通了的只有两人，一个是润之（即毛泽东），一个是洛甫。①称赞毛泽东固然无可非议，但将张闻天与毛泽东并列则犯了大忌。显然，由徐特立这样心慈的老人来领导审干肯定不合适，故有将徐特立调走之举。
运动高潮阶段，保卫机关不断到院里抓人，此时，徐特立已被调回中宣部，虽未正式免去他的自然科学院院长一职，但已不许他过问自然科学院的运动，然而他仍几乎天天步行几十里去自然科学院。有一天徐特立在前往自然科学院的路上，正巧遇上保卫机关一帮人将一个怀孕的年轻女同志捆绑走。徐特立将自己的上衣脱了下来，披在那个女同志身上，什么话也没说。事后，徐特立被指责为“同情反革命”。②
身为自然科学院院长，在延安享有崇高威望，当时已高龄六十七岁的徐特立，在审干、抢救的洪水袭来之际，虽尽多方努力，仍无法保护该院的师生。运动依旧按照它的内在逻辑疯狂运转。
入夏后，“抢救”深入到补习班（中学部），居然在这群少年中“抢救”出三十几个“特务”。到了1943年秋，自然科学院并入延安大学，相应的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也并入延安大学中学部。至1943年底，延安大学中学部又挖出三十几个“特务”，前后共有七十余人落网。延安大学中学部的有学生二百余人，分为五个班，大多为中共烈士子弟和干部子弟，以及少量从部队调入的“小八路”，竟三分之一成了“特务”。③
在延安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曾有一位被树为“特务”典型的受害者，此人即彭而宁（钱家骥），也是出自自然科学院。彭而宁被扣上“兼差特务”、“双料特务”的帽子（即“日特”兼“国特”），早在1942年就和边区银行行长黄亚光等人被康生机关秘密逮捕，1943年整风转入审干、抢救后，又被康生作为罪证确凿的“特务”抛出来，作为证明“特务如麻”的依据。④彭而宁入狱，在很大程度上是康生及其机关的独立作业，而非自然科学院审干小组所能左右。
彭而宁出身世家，其父钱来苏为同盟会会员，曾任第二战区少将参议。1939年，彭而宁毕业于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1940年辗转进入延安，被分配至自然科学院就读。整风之初，彭而宁作为非党人士，曾名列该院整顿三风委员会的常委，⑤曾在壁报报头画了一幅向日葵，康生就此诬指此画意指“心向日本帝国主义”，将彭而宁秘密逮捕，最终将其定为“日特兼国特”。
①江围：《难忘的岁月》，载《延安马列学院回忆录》，页103。
②徐干：《历久长新的回忆――永远铭记父亲徐老的言传身教》，载《徐特立在延安》（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页118。
③蒋祖林：《胭脂河畔》，《新文学史料》1993年第4期，页78-79。
④彭而宁在离休前任西北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他在1987年撰文纪念徐特立，回忆延安自然科学院，仅泛泛谈论“延安精神”和自然科学院的科研、教学活动，只字未提当年自己的遭遇，可能是不忍再触及心灵上弥久的伤痛。
⑤《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编辑委员会：《延安自然科学院史料》（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北京工业学院出版社，1986年），页119。
彭而宁遭此劫的根本原因是康生对其来历极为怀疑。彭而宁来自日伪统治下的北平，家世背景复杂，本人也无中共北方局系统的介绍，站在保卫部门“怀疑一切”的立场，彭而宁肯定是个“问题人物”。康生其人本来就极左，对来历清楚的人尚且能从鸡蛋里挑出骨头，对彭而宁这样“疑点”较多的人就更不在话下了。
彭而宁1940年从华北来延安，对彭而言也是一个不利因素。抗战爆发后的1937至1938年，从华北奔赴延安的青年不在少数，对这个时期来延的人员虽然也须经审查，但是多为组织部门经办，保卫部门插手不多，一般多能过关。但是1939年后，从华北来的青年愈来愈受到怀疑，其中不少人被控以“托派”罪名，遭到关押和处置，因此彭而宁落难实属在劫难逃。
彭而宁被捕后，紧接着又牵连到其父钱来苏、妹钱家楣及其丈夫孙静远。1943年3月，正当延安整风转入审干、反奸之际，还不知其子已被捕的钱来苏，因不满蒋介石，经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主任王世英的介绍，带着女儿、女婿秘密投奔延安，殊不知此时的延安正弥漫着“提高警惕性”的浓厚气氛。钱来苏抵延后，受到客气的欢迎，被安置在延安交际处居住，其女儿、女婿则被送往延安大学接受审查。
钱来苏素来崇仰毛泽东、朱德，一直希望能见毛、朱一面，然而，钱氏的这个愿望并未能实现。此时已非1937-1938年，当年毛泽东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广结人缘，而现在毛对钱来苏这样一位已失去影响力的失意人物再也产生不了兴趣，再加上其子已被定为“兼差特务”，见钱来苏一事简直无从说起。
钱来苏千里兼程投奔延安，尽管毛泽东近在咫尺，却难见一里。不久，坏消息接踵而至，其女儿、女婿在延安大学双双被打成“特务”遭到隔离审查。一心想报效中共的钱来苏此时真正陷入了绝境：其子、其女和女婿，全都变成了蓄意危害革命的“特务”，自己虽未被捕，但成天被安置在交际处，似乎离被抓、坐牢也不远了。恰王世英又奉命来找钱来苏谈话，劝其“交待问题”，钱来苏怒斥道：当初介绍我到延安来的是你，现在把我说成特务的又是你！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从此次谈话后，钱来苏宣布绝食，以示抗议。
从表面上看，钱来苏被勒令交待问题是受其子彭而宁、其女钱家楣、女婿孙静远“特务案”的牵连，但更深一层的缘由乃是延安上层对钱来苏存有严重的怀疑。据当年延安交际处处长金城透露，“负责整风审干运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怀疑钱来苏老先生同日本帝国主义有关系”。此人究竟是谁呢？肯定不是康生，如系康生所为，金城一定会直接点出其名。据笔者分析，此“中央领导同志”可能是彭真或任弼时。
在整风审干期间，彭真是仅次于康生的活跃人物。彭真长期在华北地区工作，对当地的“敌情”、“政情”比较熟悉。以某种审干逻辑看，钱来苏身上的疑点确实较多：钱来苏在张学良时代曾长期在东北军界活动，与日本很难摆脱干系；“九一八”事变后钱避居北平，属失势人物一类；北平在“九一八”后鱼龙混杂，北洋失意政客、军界失意人物多与日本有关联；抗战爆发后，钱来苏又到了山西阎锡山第二战区长官部。钱来苏过去与中共毫无联系，现在投奔延安目的何在，殊堪生疑。在延安负责审干的“领导同志”中，最了解华北地区的情况、最具有发言权的，除了彭真还有谁呢？
笔者提出任弼时只是一种大致的推测，因为任弼时作为毛泽东委派的中共中央指导西北局工作的负责人，对陕甘宁边区系统和西北局机关的审干、抢救运动有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个时期，他经常过问具体案件。但笔者认为，对钱来苏一案负有直接责任的人，更大的可能是彭真。
